基本介紹
事件概況,詳細經過,
事件概況
“今天下午我們將上交54.18萬元的訴訟費，辦完這個手續，案子就正式立案進入庭審程式了。”2013年3月27日上午10點，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獨子、78歲的季承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辦媒體通氣會，正式通報了其訴北京大學返還遺產案的最新進展情況。
詳細經過
2012年6月，季羨林的兒子季承委託他的私人律師、北京民正律師事務所律師卞宜民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北京大學，請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還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點保管季羨林文物、字畫577件”。
至此，已故的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的遺產糾紛，歷時3年後，終於進入到尋求司法解決的階段。
但讓季承和卞宜民沒想到的是，在與北大糾纏了3年之後，他們又遭遇了法院“不立案”的困擾。
7月16日，卞宜民仍然沒有等到法院立案與否的答覆。而北大則在7月9日稱自己並未接到法院關於此事的通知。此後，記者就再也聯繫不上黨委宣傳部及其發言人蔣老師。
截至法治周末記者發稿時為止，記者多次撥打北大方面的聯繫電話。蔣老師的手機第一次接聽後無人應答，之後就與宣傳部的電話一樣無人接聽。
2012年7月10日上午，卞宜民頂著烈日再次來到北京一中院。
“請問我6月14日向貴院遞交的起訴書立案了嗎？”
“提交的還是郵寄的？”工作人員問。
“郵寄的，特快專遞。”卞宜民說。
“喔，季羨林那個案子，你等會兒。”屋裡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員起身走了出去。
很快，一位法官走了進來。
“卞律師，你那個案子我們還需要進行合議，等合議結果出來我會通知您。”法官說。
“那你們通知北大了嗎？”
“還沒有，我們要先進行合議。”
“需要我們聯繫一下高院說一下嗎？”
“不需要。”
“那大概什麼時間能有結果呢？”卞宜民問。
法官遲疑了一下，“很快了，您也別總往這兒跑了，天挺熱的，有了結果我會立刻通知你。”
此前一天，7月9日，法治周末記者聯繫了北大黨委宣傳部，宣傳部的蔣老師告訴記者，北大沒有收到一中院關於訴訟的通知。
“其實我們上個月就先到北京高院起訴過，可是高院不受理，答覆說他們不受理一審民事案件，讓我們去一中院起訴。”走出一中院大門，卞宜民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之所以說要聯繫一下高院，就是覺得這個案子他們可能要向高院匯報。”
儘管認為這577件文物價值“逾7億元”，季承和卞宜民還是按高院的要求去了北京一中院起訴。
可是一中院這邊收下起訴書後卻遲遲沒有回音。為了保存證據，卞宜民在6月14日通過郵寄方式向法院寄送了起訴書。
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12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訴狀或者口頭起訴，經審查，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並通知當事人；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抗訴。”
“顯然已經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7天了。”季承說。
而在找到法院之前，季承已經跟北大為此糾纏了3年。
2011年是季羨林先生100周年，季承本已打算年底起訴解決此事，但因為2011年8月22日，朱善璐接替閔維方擔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新書記來了，我們想跟新書記談談，聽聽他的意見。”於是季承把起訴的事又緩了下來。
楊河從2008年就負責此事，這樣一個安排，與之前並無變化。而且，“我們約了個時間和楊河再談，我們提要求，他說：‘好，我們研究研究’。北大任何方案都沒有，我們提方案，它不置可否。面談連半個鐘頭都沒有，這還怎么談？”季承問。
“北大希望能本著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則進行友好溝通協商，處理過程和結果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3年了，他們就老念這個經。”季承輕輕“哼”了一聲。
因此，季承最終還是選擇了起訴。
可令他沒想到的是，一個多月了，還立不上案。
這一最初撲朔迷離的遺產糾紛，在各路媒體3年間不斷地報導、調查之後，事實也已逐漸明晰。
一切緣起於2001年7月6日季羨林與北京大學簽署的一份關於捐贈自己圖書、手稿、字畫等物品的協定書。協定書寫明，季羨林自願將所藏書籍、手稿、照片、古今字畫及其他物品捐贈給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接受了上述捐贈。
然而，2008年11月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山東大學教授張衡卻披露季羨林收藏的數十幅名人字畫，從2007年開始分批流向拍賣市場。同時季羨林則稱：“我並不需要錢，也從沒委託任何人拍賣我收藏的字畫和其他物品。”
3天后，北大調查組公布了調查結果：楊銳保管的季老藏品並未外流。張衡拍得的字畫都是假的。
但由於北大拒絕公布調查組組成人員和調查經過，張衡也拒絕向媒體出示藏品，誰真誰假，尚無結論。
隨後，2008年12月5日，季羨林手書“有幾件事情在這裡聲明一下：一、我已經捐贈北大一百二十萬元，今後不再捐贈；二、原來保存在北大圖書館的書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從來沒說過全部捐贈……”
卞宜民認為，依據繼承法第17條2款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註明年、月、日。”
根據這項規定，自書遺囑的要求是：(1)須由遺囑人親筆書寫遺囑內容並簽名；(2)須由遺囑人親自用筆書寫遺囑全文；(3)必須註明年、月、日。
法律並未要求自書遺囑上需要寫明“遺囑”二字，那么依據法律規定，這份委託書就是最後的自書遺囑，所以季承就是遺囑繼承人，而且，北大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份委託是遺囑。卞宜民說。
卞宜民還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曾經有一位法律人士提出質疑：你們說這是遺囑，那是不是季先生自己的意思說這是遺囑？被李小軍反問，季先生已經98歲了，哪個人敢拿去問：這是你的“遺囑”嗎？
繼承法第20條規定：“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牴觸的，以最後的遺囑為準。”
據此，季承和卞宜民認為2001年的捐贈協定已經失效。
但北大並不這么認為。
2012年4月25日北大校長辦公室給季承的復函中稱：“學校始終堅持認為，2001年7月6日季老與北大簽署的《關於季羨林先生向北京大學捐贈個人所藏圖書、手稿、字畫等物品的協定書》是合法有效的……”
而在2011年10月13日的復函中，寫著“至2008年年底，季老從未對捐贈協定提出異議，從未表示要撤銷捐贈協定……”
對此，卞宜民反問：“2008年年底是截至到31日嗎？還是12月5日呢？那之後呢？是否就撤銷了呢？”
季承說，2009年1月16日，北大黨委副書記楊河和紀委書記來到我父親病房，他們說，季老，您願意捐就捐，不願意就不捐，我父親說我不捐了。當時他們將2011年簽訂的捐贈協定退給我了，我的理解就是到此結束了。
我跟他們要一份目錄清單，當時他們同意，說馬上給我複印。但從那之後到現在，一直沒有歸還。“文物清單一直都沒給，退回來的捐贈協定書在我這。”季承說。
那么，北大為什麼遲遲沒有明確的說法呢？
《華夏時報》在今年4月的報導中提供了這樣一個說法：北大沉默拖延的原因，據知情人士爆料，北大其實是希望以訴訟解決此事。因為過去幾年，北大領導層多有變更，在自己負責期內讓季羨林先生遺產脫離北大的實際掌握，是許多負責人不願看到的。所以季承與北大的糾紛法律層面解決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如果北大因為敗訴而不得不將遺產交還季承，相關負責人也就不用落埋怨承擔責任了。
卞宜民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這與他的推測不謀而合，他在之前代理國有企業案子的時候就注意到，後任法定代表人對於前任的事情，一般是推(脫)的。
季承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北大此前負責此事的副書記楊河曾經對季承說：“季先生，我們都成了朋友了。”季承回答：“是啊，都打了3年官司了。”楊河說：“你看我，頭髮都白了，何必呢？這事，何必呢？”季承認為，楊河的意思就是在說何必一定要在他的手上解決這件事情。
法治周末記者於7月9日分别致電楊河書記的秘書熊先生和北大現在負責此事的俞俊主任求證此事。熊秘書在記者表明身份後稱其不清楚此事，讓記者撥打另一個電話，但記者數次撥打，該電話無人接聽；俞俊則表示他接受採訪需要北大宣傳部來安排。
但北大宣傳部的蔣老師沒有等記者把問題說完，即稱他需要先請示領導，現在不能答覆。當記者問什麼時間再詢問時，蔣老師依舊說，這個事情我還不清楚，所以我需要先請示領導。我現在沒法答覆你。
現在，季承終於決定將父親文物的歸屬訴諸法律的裁斷，卻遭遇了“不立案”。
季承告訴記者，這一發生於2009年的案件，至今仍未宣判。
不僅如此，今年4月，季承得知兩位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審。雖然檢察官和法官跟他說取保候審絕非意味著案件性質有任何改變，但法官答應他加速審判卻至今也沒有進一步的訊息。
卞宜民推測，“季羨林故居被盜案”遲遲未下判決，可能就是因為判決一旦作出，就需要講明涉案財物的所有權，就形成一份文字的結論了。
“可無論怎么樣都得給立案吧，至於說誰勝誰敗，怎么解決，法院可以做主。但你不能不受理啊！”說到此，季承有些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