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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地位漸獲改變 女性撐起“半邊天”
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變化。85歲的馬喜文是見證者，也是親歷者。
馬喜文生於上世紀20年代末，這位土生土長的河北老人，雖年事已高，但仍精神矍鑠，聲音洪亮。
“我的父親母親是標準的‘包辦’婚姻，婚後的家庭里，父親主導一切，母親則是典型的家庭主婦、賢惠媳婦。”馬喜文說。
雖然性別平等的討論已經在她父輩的那個年代出現，但這樣的風潮對她的小村莊來說，還是件稀奇的事情。
隨著社會的進步，馬喜文和老伴婚姻“包辦”的意味不再那么濃。
“我們是同一個村裡的，我和老伴之前也見過幾面，雖然不是青梅竹馬，但也可以說彼此都有意於對方。”馬喜文說。
然而，讓老人最津津樂道的事情，並非她婚後在村子裡的安逸生活，而是隨著丈夫“闖關東”的經歷。
1962年，已是3個孩子母親的馬喜文“留守”在家鄉，而她的丈夫則在遼寧做挖煤工人。兩人分開半年後，馬喜文帶著3個子女坐上了北上的火車。三年後，夫妻倆從東北回到家鄉，在縣城開起了飯店，如今她的家族已是四世同堂。
對於女性地位變化這個宏大的命題，自稱“文化程度不高”的馬喜文告訴中新網記者，她不會用精闢的話語去總結，但自己一生的經歷或許就是很好的見證。
“和父輩相比，我的家庭已不再是老伴一人支撐，作為女人，我撫養了八個子女，家裡的每一筆收入都有我一半的汗水在裡面，我能撐起家裡的‘半邊天’，這就是我的簡單理解。”馬喜文說。
性別平等要求更趨全面 女性遭多方壓力
在馬喜文的大家庭里，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走出了性別平等的第一步，但隨著社會發展，女性對性別平等的要求已不簡單局限於經濟參與，而要囊括政治參與、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等多方面。
對此，馬喜文的小女兒李秀英表示贊同。李秀英出生於1967年，是河北某縣的一名基層公務員，她向中新網記者談道，對於性別平等問題，自己更重視參政機會和生活質量，“在性別平等的框架中，應該包括這些方面，女性應該更重視自己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李秀英告訴記者，和同齡人相比，中專畢業的自己，雖然受教育水平較高，但她對自己的職業發展和生活質量並不滿意，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一直忙東忙西、過著‘熱心大嬸’的生活”。
“我給自己的家庭打80分，但有些問題是不能忽略的。結婚以來，我要邊上班邊照顧家庭，壓力倍增，每天忙裡忙外，很少有清閒的時候。在這方面，女性的付出和回報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李秀英如是抱怨。
“另外，與男性同事相比較，我的升職機會要小很多。”李秀英的這一說法，代表了多數中國職場女性的心聲。
李秀英的這一感慨，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3年度世界性別平等報告書中可見一斑。在該報告考察的136個國家中，中國性別平等度的綜合得分位列全球第69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健康醫療水平、受教育程度較為落後。
2011年公布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也顯示，2.2%的在業女性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為男性相應比例的一半；高層人才所在單位一把手為男性的占80.5%。
性別歧視仍存女性權利需多重保障
中國女性完成了“靠男性生存”到“與男性平起平坐”的蛻變。撐起“半邊天”的她們，甚至被網友戲稱在家中“一手遮天”。
然而，在上述可喜變化的背後，性別歧視、重男輕女等不正確的觀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其中就業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尤為突出。
對於上述問題，結合自己半年來的求職經歷，北京某高校的應屆畢業生梁慧表示已司空見慣。
梁慧告訴中新網記者，雖然國家明文規定不允許用人單位在招聘中有性別歧視，但在和用人單位的交流中，能明顯發現這樣的行為。
“很多公司在招聘規劃中表示男女員工都招，但實際上還是男生‘吃香’，很多公司在面試中會刻意問我戀愛狀況和婚育計畫。”梁慧說，“如果女性說要在兩年內結婚，就很難通過面試。”
全國人大代表徐曉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緩解女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狀況，需要社會重塑男女性別平等新觀念，消除企業重男輕女的用人觀。
而除去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剩女”現象、生育“重男輕女”等隱形歧視讓中國女性感到焦慮。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委戴秀英表示，中國性別平等的機構和機制亟需完善，國家採取措施提高婦聯組織在決策體系中的位置，同時還應建立性別統計制度，對各個部門相關政策進行性別分析，有效防止性別歧視政策的出台，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執行力度。
全國人大設立發言人以來的首位女性發言人傅瑩在2014年3月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亦表示，社會上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存在，其中最嚴重的是家庭暴力，全國婦聯一直希望能夠對反家暴能夠專門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