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是一個漢語辭彙，拼音是shē mí，意思是揮霍浪費錢財，過分追求享受。出自宋· 司馬光《訓儉示康》“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 奢靡
- 外文名：extravagant
- 拼音：shēmí
- 注音：ㄕㄜ ㄇㄧˊ
- 含義：指生活奢侈,揮霍無度
- 出處：《漢書·地理志下》等
基本解釋,引證解釋,社會學名詞,勞動就業,資本流通,財富分配,社會進步,
基本解釋
[extravagant] 指生活奢侈,揮霍無度。
引證解釋
亦作“ 奢糜 ”。奢侈靡費。
1、《漢書·地理志下》：“嫁取送死奢靡。”
社會學名詞
勞動就業
明清學者把奢靡現象與勞動就業問題聯繫起來講，是與當時社會存在大量的失去土地的遊民有關。遊民的增加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如土地兼併、人口增加等，土地兼併是導致明代中後期遊民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人口因素在清代表現得尤為明顯。清初朱澤沄在《養民》一文中說：“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閒民十之三，窮荒州縣之閒民十之六，有無田之閒民，有無業之閒民，有有田而無田、有業而無業之閒民。”[1]這些遊民只能從事一些手工業以及其他服務行業。在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傳統政策與觀念的支配下，與農業生產無關的產業或行業多被貶斥，甚至被稱為奢靡事業，政府的禁奢行為對這些人的影響最大，明清學者正是從這一社會現實出發，來審視奢靡現象的。
明代陸楫（1515—1552）對奢靡的積極作用曾做出詳細的論述，最受當代史學家的重視。陸楫當時的居住地大致是今天的上海地區，他以江南，尤其是蘇州、杭州為例，來說明奢靡對解決就業問題所起到的作用：“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2]顧公燮批評乾隆三十二年蘇州因荒年禁奢，他說：“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
這類違背經濟發展要求的行政禁令，只能奏效一時，最終導致失業增加，社會動盪。雍正也不得不承認，“如蘇州等處酒船、戲子、匠工之類，亦能贍養多人，此輩有遊手好閒者，亦有無產無業就此覓食者，倘禁之驟急，恐不能別尋生理，歸農者無地可種，且亦不能任勞，若不能養生，必反為非，不可究竟矣。”[6]乾隆年間，不斷有大臣建議以法律為手段禁止奢靡之風，乾隆最終並沒有採納，乾隆認為不宜將社會生活用一個固定的框架套死，如果對違制者繩之以國法，更是勢所不能。乾隆皇帝1765年（乾隆三十年）南巡揚州時寫過這樣一首詩。
詩云：“三月煙花古所云，揚州自昔管弦紛。還淳擬欲申明禁，慮礙翻殃謀食群。”詩末自注則說：“常謂富商大賈出有餘而補不足，而技藝者流藉以謀食，所益良多。使禁其繁華歌舞，亦誠易事。而豐財者但知自嗇，豈能強取之以贍貧民？且非王道所宜也。化民成俗，言之易而行之難，率皆如此。”[7]乾隆所說的“流藉以謀食”的技藝者正是針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遊民而言的。可見，雍正、乾隆都明確認識到奢靡對勞動力就業、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雖然明清時期許多學者看到了奢靡對解決就業的正面價值，但也不是大力鼓吹，提倡奢靡之風。陸楫說：“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8]可見，他所說的奢靡主要是指社會上富有階層的消費，並非提倡整個社會大興奢靡之風。乾隆時《吳縣誌·風俗》編撰者說：“四民之內，今之為遊民者無業可入，則恐流而入於匪類之中，幸有豪奢之家驅使之，役用之。揮金錢以為宴樂遊冶之費，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以取其財。即遊民亦得沾其餘潤，以丐其生。此雖非根本之圖，亦一補救之術也。”[9]不難看出，在當時學者眼中，奢靡只是為解決就業問題所採取的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根本不是長久之計。
資本流通
奢靡現象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歸有光在分析明代奢侈現象的根源時說，奢靡之風“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16]這是說奢靡之風是從“衣冠之家”即社會上層波及到城市，然後由城市波及整個社會，實際歸有光把奢靡之風主要歸咎於官僚階層的奢侈腐化。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明清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商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對奢靡之風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是明清時期奢靡之風有別於前代的一個重要特徵。
清代學者早已經指出了奢靡之風與商業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許承堯說：“數十年前，雖富貴家婦人，衣裘者絕少，今則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飾，亦頗奢矣，大抵由商於蘇、揚啟其漸也。”[17]蘇州、揚州是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奢靡之風也是全國有名。實際上，陸楫正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論證他肯定奢侈的立場：“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18]陸楫所說的“勢”實際就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他認為奢靡之風盛行的地方百姓之所以容易生存，其原因就在於“俗奢而逐末者眾*_*，所謂的“末”，指的就是手工業以及服務行業，後者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第三產業。
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的流通問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引起人們的重視。《金瓶梅詞話》五十六回評論金錢說：“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好靜的，曾肯埋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一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好動不好靜”正是對資本流動性的一個形象描述，在《金瓶梅》中卻成為奢侈消費的藉口，但它卻生動地反映了明代社會中人們對資本流動的認識，這種觀念在民間的普及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是密不可分的。
有的商人從這一角度反思傳統崇儉黜奢觀念。道光時黟縣商人舒遵剛教育後進時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求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於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之過而不知吝惜之為過，皆不明於源流之說也。”[19]他雖然不提倡奢靡，但他敏銳地指出了儉與奢同樣會影響到商業資本的流通，從而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晚清時期的思想家對資本流通和奢、儉關係問題也有探討。譚嗣同說：“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養，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已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濟眾之功。”[20]譚嗣同認為，只要充分利用資本、創辦企業，就會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資本流通，這樣根本用不著提倡節儉觀念。
針對《史記·貨殖列傳》中“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這一觀點，梁啓超加了以下按語：“然則富人而驕奢淫逸以自奉者何如？曰：無傷也。……於彼雖有大損，然為全局計則流水之行，則無所於礙，曾何傷乎？所最惡者，則癖錢之奴，守財之虜，朘削尖兵他人之所有以為己肥，……猶且以是市儉名於天下，雍全國之財，絕厘市之氣，此真世界之蟊賊，天下之罪人也。”[21]梁啓超也認識到，尚儉阻礙了資本流通，對經濟的發展有消極影響，他自覺地從傳統思想資源中找到批判崇儉黜奢觀念的武器，其目的與譚嗣同是一樣的，都是希望中國迅速富強起來。
財富分配
儒家歷來把分配問題作為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來對待，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大學》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些都是為了說明社會財富的分配趨於均衡、分散對於穩定社會有利，這樣才符合分配正義。此外，傳統的分配觀念與“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的價值觀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有趣的是，同樣是“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的觀念，明代以前學者都把它作為崇尚節儉的前提，即強調自然提供給人類的自然資源以及人類自身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在整體上是有限的，因而不能暴殄天物，奢侈浪費；而明代以後的學者也是從這一觀念出發，來說明奢靡對調整有限資源的分配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就是說，既然財富的總量一定，那么，奢靡可以使財富從富人流向窮人，從而使社會財富的分配趨向平均。
明清學者從均衡社會財富分配的角度對比分析了奢靡與節儉對社會整體所產生的效果。陸楫認為：“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他敏銳地觀察到，奢靡對個人與社會所起的效果並不一致，對於個人、一家而言，奢靡可能是有害的；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卻有利於財富的重新分配，他所說的“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就是這個道理。清初的魏世效（1655-？）與他的觀點如出一轍：“奢者之靡其財也，害在身；吝者之積其財也，害在財。害在身者無損於天下之財；害在財，則財盡而民窮矣。……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弔詭的是，正是在傳統分配正義觀念的推動下，陸楫、魏世效在奢靡與節儉之間作出了十分功利的選擇——如果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免於受害，那么，與其讓多數人受害，不如讓少數人受害。晚清的譚嗣同反對禁奢時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說：“夫豈不知奢之為害烈也，然害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譚嗣同是否受前人的影響未可知，思想史上“閉門造車，出而合轍”的現象屢見不鮮，此或為一例。
平均意識在明清學者的奢靡論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清代中期法式善（1753——1813）引《推篷寤語》云：“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為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為治之道也。”《推篷寤語》的作者和陸楫都把“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作為理論出發點，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引語中明確提出奢靡能夠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表明作者是從均衡社會財富的角度對奢靡持肯定態度。魏源也是從均衡社會財富的角度反對禁奢，他說：“車馬之馳驅，衣裳之曳婁，酒食鼓瑟之愉樂，皆巨室與貧民所以通工易事，澤及三族。……如上並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但魏源對奢靡的社會群體作出了明確的界定。他說：“儉，美德也；禁奢崇儉，美政也。然可以勵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訓貧，不可以規富。”他認為對上層統治者和下層勞動者來說，應當強調節儉，反對奢侈，而對“有田富人”（指中等地主）和“無田富人”（指中等商人）來說，則不該要求他們節儉，而是應該鼓勵他們奢侈。魏源鼓勵社會上富有階層奢靡消費的觀點與陸楫是一致的，他從清代中期社會從上到下普遍盛行的奢靡之風中，認識到統治階層的奢靡行為只能導致腐敗叢生、殃及百姓；普通百姓的奢靡行為只能導致傾家蕩產、民風墮落，這就比魏世效的觀點全面、深刻。
社會進步
晚清時期，公羊學大興，其三世說所凸顯的社會進步觀念與西方社會傳入的社會進步觀念給中國的思想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社會與西方工業社會的強烈對比又加強了這一觀念，進步觀念成為一種流行的思維模式，這樣，這一時期的奢靡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譚嗣同根據中國落後的社會生產狀況與西方工業社會的對比，認識到社會財富隨著社會形態的進步是不斷增加的，他認為，社會越進步，奢靡之風就越盛，他說：“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饔飧不給，短褐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22] 社會進化論的觀點與“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這種靜態社會觀念顯然是不相容的。正是從進化論的角度，他對傳統的“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的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譚嗣同又說：“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因之勢然也。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軸繁而懸鶉之衣絕，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故私天下者尚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尚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23]這句話表明，譚嗣同對儉奢的價值評價是與不同的社會制度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私天下”的制度與“尚儉”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公天下”的社會制度是與“尚奢”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譚嗣同的觀點在今天看來無疑是偏頗的，但在當時，他是在西方工業社會繁榮景象的刺激下才發出這樣的呼聲。梁啓超結合他對西方社會的理解，也從進步觀念的角度對奢靡現象進行評價。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今義》中說：“《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西人愈奢而國愈富，貨之棄於地者愈少。故說與黜奢崇儉為美德，此正與《禮運》孔子之言相反也。”[24]譚嗣同、梁啓超把崇儉黜奢作為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學術上的論斷，而應該從他們要求變法的政治主張中去理解，即他們都主張走工業化的強國之路。
不僅改良派的思想家如此，革命派的章太炎也是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待奢靡現象的。他認為，隨著人類對滿足物質生活需要的不懈追求，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必然導致對自然界的開發，從而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因此，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顧勢也，浸久而浸文明，則亦不得不浸久而浸侈靡。”[25]章太炎又說：“侈靡則日損，損則日競，競則日果，是兵刃之所以復，而自拯之道也。”[26]這是從競爭的角度來審視奢靡，把它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章太炎甚至把奢靡作為手工業產生的原因：“是故侈靡者，百工之所出也。”[27]章太炎的說法也不無商榷之處，但他的確道出奢靡與手工業發展的內在聯繫。
嚴復也曾明確批評過崇儉的觀念，他說：“中土舊說，崇儉素，教止足，故下民飲食雖極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嘗以為不足也……民食愈菲者，其國愈益飢。蓋藏雖裕，業作雖巨，無益也。”[28]但嚴復只是針對崇儉觀念的消極面作出批評，並沒有將節儉一概否定，更沒有走向另一極端，把奢靡作為發展的動力。嚴復明確批評譚嗣同與梁啓超的觀點，他指出：“道家以儉為寶，豈不然哉！乃今日時務之士，反惡其說而譏排之，吾不知其所據之何理也。斯密言，儉者，群之父母。雖然，但儉不足以當之也。所貴乎儉者，儉將以有所養，儉將以有所生也。彼不養不生，則財之蟊賊而已。烏能有富國足民之效乎！或又雲，奢實自損，而有裨民業。此目論也。奢者之所裨，裨於受惠之數家而已。至於合一群而論之，則耗而不復，必竭之道也。”[29]嚴復強調，尚儉觀念本身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它對社會群體的存在有保護作用，但是，如果節儉只是為了把財富藏起來，不用它創造財富，那就起不到富國足民的作用，反而對社會有害；奢靡只是對社會上少數人有利，對整個社會而言是不利的，因為它損耗了維持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嚴復的奢靡論涵蓋明代以來奢靡論的積極因素，又借鑑了西方思想家斯密的思想，從而做出了科學的評價，可以說是對傳統奢靡論的總結。
綜上所述，明清時期的奢靡論是與明清社會的發展以及傳統價值觀念的轉變有著密切的聯繫，儘管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他們的思想很零散、不成系統，甚至很幼稚，但這是歷史“當事者”的聲音，他們對奢靡現象的嚴肅思考、對當下社會的深切關懷以及對傳統觀念的大膽質疑，永遠值得人們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