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道經
- 外文名：Avenue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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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
大道經
老子可以說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孤獨的思想家，——他沒有孔子那樣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有一批批學生圍繞，也沒有釋迦牟尼、耶穌那樣得到眾多信徒的虔誠傳教，——這位“周守藏室之史”，他就是一個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給全世界奉獻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一部無與倫比的經典。
老子的《大道經》，在中國和世界的所有經典中，可以說是文本最簡潔、文字最優美、內容最豐富、思想最深刻而又最玄妙、最富啟示意義、隨著時間之流而越顯其是影響最深遠的經典。
在世界所有“世界性”的宗教和哲學之中，只有老子的《大道經》是唯一一部能夠超越、並且能夠溝通各種世界性宗教、哲學的經典。
不僅如此。我認為，老子的思想，就是、或者說應該是未來“世界哲學”的靈魂。
觀念
兩千六百多年前所謂“軸心時代”——猶太人信仰的“一神教”、希臘哲學、印度的佛教、中國老子與孔子的學說等等，可以說是不約而同都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這個“軸心時代”形成的基本觀念，造就了人類現在各種文明的“基因”，逐漸發展成為源遠流長、具有較大影響乃至世界性影響的宗教與哲學。
世界性的哲學與宗教的最顯著特徵，便是都有一個最高的、或最基本的觀念作為立論的邏輯始點，而且根據這個觀念，能夠自圓其說地解釋一切。
別小看了這個“最高觀念”。
作為個人，也許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存在，或者認為它的存在與否對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但它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卻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人類文明之所以在兩、三千年前產生飛躍，形成所謂“軸心時代”，就在於人類開始有了“最高觀念”的意識。
——它引導人類自我超越，追求崇高；
——它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的根本標誌；
——它是一切良知的源泉；
——它是人類社會的交往能夠從狹小的原始部落向現代的民族國家、乃至未來全球化“世界大同”發展的燈塔；
——哲學的思考、真理的追求、宗教的建立和傳播、道德的規範、政治與法律權威的合法性、文學藝術的靈感、科學研究的熱情與興趣、人生的意義、生存的智慧、民族的融合以及世界的和平等等，都離不開它的啟示和影響。
這個“最高觀念”，在我看來，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就是“軸心時代”形成的三個不同的表述，——即佛學的“空”、宗教的“上帝”、而在哲學，就是“道”。
“空”，強調的是這個最高觀念的“超越性”；
“上帝”，強調的是這個最高觀念的“權威性”；
而“道”，強調的是這個最高觀念的“哲理性”和“邏輯必然性”。
這三大概念，在我看來，都是人類思維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的“同一個頂點”，
但是正如《金剛經》所說的“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由於思想家各自的社會條件、各自生活體驗不同，對這個“頂點”就產生了不同的認識、理解和闡述，正如由同一頂點出發形成不同的射線，因而形成不同的宗教和哲學。
首
在關於“世界有沒有一個開端”問題上，佛學的“空”與宗教的“上帝”，似乎形成不同的兩極。
佛學的“空”，一切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強調是超越一切既定名相的“無上菩提”，是超越任何終極概念的“最高觀念”。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事物、包括我們自己，都有一個“成、住、壞、空”的變化過程，只有一定的“因緣”形成“一合相”作為相對意義上的開端，而沒有一個絕對意義上的、終極的開端。
而宗教的“上帝”，則是世界的“創造者”，是一切事物的終極原因。
那么，“道”呢？
在關於“世界有沒有一個開端”問題上，老子認為，可以說“無”，也可以說“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他認為，這是同一個“最高觀念”的不同表述，“此二者同出而異名”。
如果必需有一個開端，正如研究需要一個“邏輯始點”、坐標需要一個“原點”、人需要一個“誕生”一樣，世界也需要一個開端，——總之，無論宗教信仰、哲學思考、或科學研究，只要需要一個開端“一”，那么，老子就強調應當“道生一”。
“道者萬物之奧”，——“道”也是所有“終極原因”的終極原因，是所有“最高觀念”的最高觀念。
“道”這個字，以往所有解讀者都首先注重從它的所謂本義“道路”來釋義，然後引申為“規律”、“邏輯”、“必然性”、“道理”、“真理”等等，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我也很贊成這樣解讀。但我不滿足於僅僅這樣解讀。我覺得老子之所以那么重視“道”，就這個“道”的文字本身，應該還有特別吸引老子的魅力的深意在。
“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所謂諸子百家無論哪一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似乎自古以來所有著者、解讀者以及字典的解釋者，對這個“道”字字形本身卻都熟視無睹，真是黑格爾所說的“熟知非真知”的一個典型例子。
老子之所以說“（道）象帝之先”，是否與“道”這個字的字形有關？
只要直觀、正視這個“道”字，其實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它是由“首”、“之”所組成。
“首”，有“首腦”、“首先”、“首要”等涵義，“之”，有“引導”、“可行”、“遵循”等涵義。可見倉頡造字時對“道”字所蘊藏的豐富內涵就有極高的悟性。
縱觀世界思想史，“道”實在是“首之”即第一重要的“最高觀念”的概念。
這才是老子心中的“道”。
上帝與道
《聖經·約翰福音》開頭一段的中文翻譯：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英文版此句是這樣的：
Before the world was created, the Word already existed; he was with God, and he was the same as God.
這樣一句“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翻譯，特別是“道就是上帝”，真是神來之筆，意義非凡，——
它把中西文化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實現了水乳交融：西方“上帝”中國“道”。
但是，非常遺憾，這樣的翻譯是不可逆的。
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道”，卻至今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英文或其他外文的相應的翻譯。“the Word”、“the Way”等等都難以表達“道”的豐富內涵，如果把“道”翻譯成“God”，無論西方人或中國人，有誰能接受？——西方“上帝”中國“道”，應該和而不同。
迄今為止，“道”的英譯，唯一的辦法，只能無可奈何音譯：“Dao”或“Tao”。
在這裡我想，根據對“道”是“‘首’‘之’道”的理解，是否可以對“道”作這樣的英譯？——
“The First”或“The Firstway”（可簡化為“The Firway”）
——似乎這樣翻譯，比較傳神。
黑格爾說：“哲學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的對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唯理的神學。”
這一方面是西方哲學從“神學的奴婢”地位剛剛解放出來，還沒有勇氣張揚自我獨立的旗幟表現；另一方面也說明，黑格爾作為西方哲學的集大成者，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哲學的對象應該是可以與“上帝”等同的最高觀念，應該是“唯理”的“上帝”，但是，他始終沒有找到這個最高觀念的恰當表述，——他的“絕對理念”並不能等同“上帝”，只能孤零零局限在他自己的邏輯體系中演繹。
黑格爾可以說是一位純理論哲學家，他可能缺少一定的“宗教體驗”和修養，也沒有認真研究、在當時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翻譯文本讓他認真研究過東方哲學、特別是老子的思想——他對他所十分不了解的東方哲學卻表現得十分傲慢，竟認為“在東方人那裡，我們只看到枯燥的理智”，他不明白、不理解、也許是不願理解，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對他所意識到的哲學的對象應當是“唯理”的“上帝”，已經作了明確的表述：“道”。
宗教的“上帝”，超越於一切人之上，居高臨下，令人敬畏，教人遵從道德戒律，教人“愛上帝、愛人如己”，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這樣的教導，能使人超越家庭、部落、民族、黨派、國家等等局限性，從而形成世界性的宗教。問題在於，宗教強調“信仰高於一切”，這樣，儘管大家都承認上帝是“唯一”的，但是，不同的宗教、或者同一個宗教的不同教派，對上帝、對教義的理解卻是千差萬別、甚至根本對立，——誰都認為自己信仰的才是“唯一正確”的，其他都是“異教”或“異端”，這樣，不同的信仰，就難以調和，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是非、善惡、矛盾、衝突甚至戰爭，都與此相關。
怎樣解決宗教文化的矛盾和衝突？
老子說：“神得一以靈”。我想，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各種宗教、各種教派，應當在我們各自的信仰的“最高信仰”其實是“同一個上帝”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上帝之道”，尋求對“上帝之道”的共識，才能化解歷史的恩怨和現實的具體的矛盾。
老子化胡
“老子化胡”，在中國佛教與道教的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引發爭論千年的故事，而在我看來卻是一個很有趣、很有內涵的傳說。
《老子化胡徑》是公元300年前後、西晉時的道士王浮所作，主要觀點是講老子西出陽關之後，並不是到什麼地方隱居了，而是西渡流沙、入天竺，化為佛陀，教化胡人，創立佛教。
其實，在王浮之前，便有“老子化胡”傳說——如“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後漢書·襄楷傳》）；“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略·西戎傳》）。
傳說難以為據，而王浮的書白紙黑字，佛教認為此書是一部偽書。於是觸發了佛教與道教的長達千年的關於此書真偽問題的爭論，北魏孝明帝、唐高宗、唐中宗、元世祖時僧人與道士之間還為此進行過好幾次很激烈的宮廷辯論。
這些辯論毫無意義，所以只能不了了之。但是，這個問題本身，其蘊藏的內涵，就是老子思想與佛學可以相通，這對於佛教無論是一千多年來在中國大化流行還是在現代條件下的新興，卻都很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
老子的思想在許多方面與佛學都是可以相通的，例如：
老子講“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與佛學的一切皆空，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老子講“道生一”，這與佛學講事物都是一定“因緣”緣起產生的“一合相”，也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老子講“聖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這與佛學講“普渡眾生”也是完全相通的。
老子講“致虛極、守靜篤”、講“玄德”，講“修之於身其德乃真”，這與佛學講“禪定”、講“清淨心”，也是完全相通的。
佛學的“空”，一切皆空，著重於自覺和超越、特別是對自我的超越和對世俗生活的超越，追求心靈的清靜、追求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因而，佛教比較“出世”。
而正因為比較“出世”，所以佛學對世俗社會的現實苦難、對於“治國平天下”，似乎也就不太關心，對如何在現實社會中“普渡眾生”、建立“人間佛教”，也缺乏“具體的理論和辦法”。而老子的“聖人”學說，既可“出世”自隱無名，也可“入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道立天下”——在“入世”這方面，老子思想正可以“補”佛學之不足。
“佛”的本義是“大覺者”，而老子無疑是一位大覺者。在這個意義上，老子就完全可以“化胡”成“佛”。
《金剛經》講“一切法都是佛法”，佛學的新興或新興的佛學，我想，是否應該把老子的《大道經》也作為自己學習的經典呢？
而對於道教來說，“老子化胡”似乎可以、而且應該有全新的內涵。以老子為“教主”的道教本身也應該有適當的改革，——請道教界的朋友深入思考“為什麼尊老子而不是尊黃帝為教主？”——在學習和弘揚老子思想方面更應當有新的建樹，應該有全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道與哲學
“道”是哲學和科學的“最高觀念”或“最高範疇”，也許有一些哲學家、科學家會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在古今中外各種哲學和科學中，對各自的“最高觀念、概念或範疇”有種種不同的表述、有各種各樣的“名”，例如上帝、天、自然界、太極、虛無、存在、本體、本原、本質、邏各斯、絕對理念、絕對律令、命運、主義、基本規律、真理、定理、公理、天理、邏輯始點、以及宇宙大爆炸假說的“奇點”等等，都是一定的人在自己的思想研究或信仰中形成的“最高概念”。
試以這些概念與“道”作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某某可以說是道，但某某不等於道”。
例如：
我們可以說“邏輯是道”，或者可以說“道是邏輯”，但是，顯然，“邏輯不全等於道”。
我們可以說“真理是道”，或者可以說“道是真理”，但是，顯然，“真理不全等於道”。
我們可以說“規律是道”，或者可以說“道是規律”，但是，顯然，“規律不全等於道”。
我們可以說“道就是上帝”，同樣，也可以說“道就是‘世界觀’、‘人生觀’、‘太極’、‘本體’、‘本原’、‘絕對理念’、‘命運’或‘某某主義’”等等，但是，顯然，它們之中每一個都“不全等於道”。
至於“天”、“自然界”、“存在”、“虛無”等概念，也都是如此。例如，老子第一章所說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就對它們作了令人非常感嘆 而又絕妙的概括。
只有“道”，才能成為哲學（包括科學）無可爭辯的“最高觀念”，是人類能夠認識到的所有“最高觀念”之中的“最高觀念”——
是否承認這一點，期待越來越多的哲學家、科學家的沉思、體驗、頓悟和思辨。
哲學定義
什麼是哲學
哲學可以為一切學科概念提供有關“定義”的邏輯方法，但自己竟然除外。誰也想不到，哲學的定義，即“什麼是哲學？”居然成了哲學家的世界難題。
世界上竟然沒有什麼學科，比得上“哲學”那樣難以定義，——哲學家眾說紛紜，從來就沒有過什麼公認的“哲學”，有的只是某某哲學家的“哲學”、或某某主義的“哲學”。
什麼是哲學？曾經擔任牛津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的哲學家安東尼·昆頓在為《現代思想詞典》撰寫的“哲學”詞條這樣感慨：“這是一個若用一個簡單界說加以定義就不可能沒有爭議的術語”。也許正因為哲學是一個“不可能沒有爭議的術語”，《不列顛百科全書》乾脆不設這個條目，只是在“西方哲學史”條目之下設了“哲學的本質”這樣一個子目。它說：“在各種各樣的界說中，很難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種共同的因素或為‘哲學’找到某種中心含義，以它作為一種普遍的、全面的定義。”
既然有許許多多可以稱作“哲學”的東西，那么，它們總有相通之處吧？
黑格爾說：“無論哲學派別如何分歧，卻至少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哲學。”在他看來，各種哲學正如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個櫻桃、蘋果、葡萄，都是“水果”一樣。
這句話似乎說了等於沒說。問題仍然還在：什麼是哲學？
從這個“眾說紛紜”事實，可以得出哲學兩個最基本的特徵：
“自由”和“自覺”。
儘管我不贊同黑格爾哲學的定義——，但是，我很欣賞他說的這段話：“真理只有一個——這乃是理性的本能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直覺和信念。”（同上22頁）他還說：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哲學的目的就在於認識這唯一的真理，而同時把它當作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規律，生活和意識的一切現象，都只是從這源泉裡面流出”。
這些話簡直就是對老子“道者萬物之奧”的翻譯和解讀。
無論各種哲學是如何的不同，無論它們如何的對立，它們之所以能夠稱為“哲學”，是因為有一點共通的東西，那就是對“真理”的自由而自覺的追求，——我認為，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對“道”的自覺追求。
正如哲學的定義眾說紛紜一樣，哲學的著作浩如煙海也沒有公認的經典。如果要推選一本“哲學”的權威經典，那么，我認為，《老子（大道經）》，當之無愧，——隨著世界性的哲學研究和交流，我相信，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會形成這一共識。
為什麼哲學
哲學既不是生產的必需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為什麼哲學？
我想，哲學就是“為‘為什麼’”。
當你開始“為什麼？”的時候，可以說，你就開始了哲學——哲學就是“愛‘為什麼’”即“愛智慧”而產生。——一個人如此，一個古代氏族部落如此，整個人類，也是如此。
即使最簡單的“為什麼”問題，都可以引導你追求知識和智慧、去進行無窮的探索。
例如，1+1=2
為什麼1+1=2？ 可以有不同答案嗎？
可以 1+1=10 為什麼？二進制。
為什麼一般情況下用十進制？
如果可以說“1個蘋果+1個蘋果=2個蘋果 1個蘋果+1個雪梨=2個水果”，那么，“1個蘋果+1個雞蛋=？ 1個男人+1個女人=？” 能不能相加？為什麼？為什麼抽象的1和1可以相加，而具體的1個東西和另1個東西卻不能隨便亂加？
人類為什麼會產生抽象的1、2、3、這些數字？等等，等等。
儘管如此，我們一般都對1+1=2 習以為常——因為，這樣的算術運算的大前提“十進制”我們已經習慣成自然，早已在此基礎上“安心立命”。
如果我們需要 1+1這樣的算術運算，我們就需要建立“十進制”、“二進制”或“三進制”、“十二進制”等這樣的運算共識或大前提來“安心立命”。
而當我們思考“世界為什麼這樣”、“人生為什麼活著”這些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們也同樣需要一個賴以“安心立命”的大前提——即所謂“世界觀”和“人生觀”。
在我看來，所有哲學和宗教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們“安心立命”。只不過，由於我們自己的自覺或不自覺、因循或選擇某一種宗教或哲學而各安其心、各立其命罷了。
大約一千年前，宋代張載說，哲學家、思想家的歷史使命，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哲學家、思想家，可以說是最自覺安心、但又確實是人類中最難安心的人。人生、社會、世界似乎總有無窮無盡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需要他們沉思冥想。
歷史上的不少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確實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雄心壯志，他們的寶貴思想，不僅是他們那個時代“時代的精華”，而且是影響久遠的、人類重要的精神財富。他們自覺覺他，如兩千六百年前所謂“軸心時代”的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摩西、釋迦牟尼等等，便是這樣真正的“大覺者”。需要特彆強調一點的是，他們講“普渡眾生”，絕不是用強迫手段，而主要是靠著書立說、“言傳身教” 啟發、引導人們“自覺”，簡言之，就是通過教育來實現的。
但有些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一些理論、不是為了首先能“安下自己的心”，就往往熱衷於以自己的理論“標新立異”，以為自己的理論“唯一正確”，可以“救世”、甚至以為可以用來強迫為別人“洗腦”、可以“改變世界”了。
老子對年青孔子所說的語重心長的話——“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一方面，可以說是老子自己的人生經驗之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對所有哲學家、思想家的忠告。
說“安心”，似乎很簡單、很容易。人們相互之間也常常說，碰到困難、疾病或不如意的時候，要“安心工作”、“既來之，則安之”或“隨遇而安”。
但是，究竟起來，我們的心實在是很不安、很難安的。為什麼呢？每個人的“心”里，或多或少總有一些欲望、希望、利益或理想追求，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問題需要思考、需要解決。特別是在變化迅速的現代社會，似乎信息越多，知識越多，我們的欲望卻也越強越多，人們的心越難安。
就“安心”來說，哲學與宗教有什麼區別呢？
我認為，哲學主要特點是個人的思想，努力尋求自己安心立命、解釋世界的學說。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哲學不同於其他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統一的哲學，而只有一個個以某某哲學家命名的哲學。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能獨立思考人生問題，你就是一個哲學家。
宗教的特點是群體的信仰，是幫助人們安心。對把大多數時間忙於謀生的芸芸眾生來說，他們很難有閒暇去思考什麼哲學問題，他們確實需要一個宗教，或者一個有著類似宗教關懷的社會團體組織，使他們的心靈有所寄託。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我認為，就其藥用或積極方面來說，是非常準確的。宗教，確實有安慰、鎮定或淨化人們心靈的社會功能和作用；而人們對於他們所信奉的宗教，也往往產生相當程度的依賴感，“宗教生活”成為他們習慣的生活方式。
對宗教問題，可以進行哲學化的思考，這便形成了各種“神學”；而把某一哲學作為獨尊的官方或公共的意識形態，則可以說是把這一哲學“宗教化”了，這對於一個國家或社會“安心立命”、對於形成社會共識，有相當大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相類似的宗教功能。
在過去幾千年里，人類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崇尚暴力”、“崇尚強權”、“崇尚神權”、“崇尚金權”、“崇尚民權”的時代，而老子主張“以道立天下”，——我認為，大道朝天，各人自便，才是真正的“讓世界的哲學成為哲學的世界”，讓“大道”哲學成為全世界所有人的自然、自由並自覺“安心立命”的共識和基礎。
哲學
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
恩格斯又說：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是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創世說的人，組成唯心主義的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這個基本問題或最高問題的提出，本來只不過反映了一個歷史事實：原先作為“神學婢女”的歐洲哲學現在要向宗教宣告獨立和解放，並且要在“認為不信宗教的只是一種怪物”的社會信仰氛圍中，割掉宗教的臍帶。所以，恩格斯所謂“哲學基本問題”或“最高問題”，僅僅只是針對“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才尖銳提出來的.。
恩格斯在寫了上面這段話之後，似乎有所預感、馬上作了補充說明：“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的意思，它們在這裡也不能在別的意義上被使用。……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義，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恩格斯似乎預感到的“混亂”還是以遠遠超出他的想像可怕的發生了。
這個哲學的“基本問題”兼“最高問題”，困擾了我們很多年。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它似乎成了劃分哲學家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是非標準，甚至是恐怖的是否“反動”、“反革命”的標準。
這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歷史事實，說明西方哲學“一個埋葬一個”的傳統、與中國歷史“獨尊某學罷黜百家”的傳統，可以異曲同工或異工同曲。中國的哲學家幾乎全體“皈依”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所謂中國傳統哲學也幾乎全部被埋葬。
在這場對歷史和現實的所有哲學家進行認真的、如今看來又非常荒誕的“唯物還是唯心”分析評判過程中，老子在那些似乎所向無敵的“哲學家”眼中成了唯一一個使他們無可奈何的、最典型的“不倒翁”,《大道經》成了他們無法迴避、只能在山腳自相爭吵、卻難以逾越的一座高峰。
關於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的提法，這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幾乎所有哲學家都熟視無睹的問題：它們是同一的嗎？
“基本”與“最高”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問題。
全部哲學基本問題，毫無疑問，確實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
那么，哲學的最高問題是什麼呢？並不是一般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而是追求儘可能高的“存在之道”。
歐洲哲學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似乎一直沒有深入思考“宗教教會”和“上帝”的區別，其實，束縛他們思想的是教會的權威，而並不是上帝的權威。他們慶祝自己的解放，把教會的束縛和上帝一起拋棄。
歐洲哲學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甚至爭論得你死我活，主要就是雖然拋棄了“上帝”，但沒有形成哲學上的能夠對宗教的“上帝”取而代之的“最高觀念”。無論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尼采的“超人”、唯物主義者的“自然界”——“沒有上帝的上帝”等等都無法取代“上帝”的權威。
在這方面，老子的《大道經》所論述的“道”，在不久的將來，無疑一定會對西方哲學產生巨大的影響。09 “哲學是科學”，還是“科學是哲學”？ 歐洲哲學家從宗教教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拋棄了“上帝”，並沒有使自己真正獨立，而是從從前的“神學的婢女”變成了現代的“科學的隨從”。
許多哲學家把自己哲學，定義為“……科學”。
例如黑格爾就是如此：“哲學應當是一種真正的科學”；“是關於真理的客觀科學，是對於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學”；“是認識具體事物發展的科學”。《哲學史講演錄》21頁、17－18頁、32頁）
非常有趣的是，當偉大的科學家牛頓提出萬有引力理論時，同時代的著名科學家萊布尼茨、惠更斯等，指責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卻是“形上學”，是“非哲學”。理由是，力從一個物體傳給另一個物體，必須通過接觸，而萬有引力竟然在相距非常遙遠的天體之間發生傳遞作用，這只能是“形上學”。——請注意：這裡的“形上學”，恰恰是“哲學”的別名；而指責萬有引力理論是“非哲學”，便是不承認它是“科學”的意思。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涵蓋科學，後來許多哲學家、科學家，也習慣把科學稱為“自然哲學”，而現代的許多哲學家卻把自己的“哲學”定義為“是什麼什麼‘科學’”了。
究竟“科學是哲學”還是“哲學是科學”？
在我看來，科學和哲學在本質上都是對“真理”、對“道”的追求，它們的區別，主要在於研究對象或範圍的不同。一般說來，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具體的、有限的、可以實證的東西；而哲學的對象，由於“道在萬物之中”而顯得包羅萬象。因此，每一科學就它的基本理論、基本概念來說，尤其是它立論的“邏輯始點”來說，其實都可以說是“某某科學之哲學”。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科學新興”時期，——真正動搖教會權威的確實是可以“實證”為“真理”的科學。
燦爛輝煌的現代“科學”成了“真理”的代名詞。
於是，科學不僅在一般人們、而且在哲學家心目中，具有極大的權威。哲學家在科學家面前顯得自卑起來，以至當代物理學家霍金先生認為現代哲學家已經喪失了對整個宇宙世界的解釋能力，這“宇宙世界的問題”只能由他這樣的物理學家來承擔了。
我非常敬重霍金先生，霍金這樣的物理學家的努力，對人類認識宇宙世界無疑有極大的貢獻，也對宇宙哲學的認識無疑有極大的幫助——或者他們自己無意之中成了哲學家。正如牛頓在萬有引力等物理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後，他就為“第一推動力”的問題困惑不已而去深入研究宗教神學即哲學一樣。
我認為，“哲學”在“科學”面前，無須自卑。在所有“科學”最基本的理論方面，都必然是、依然是“哲學”，或者，需要求助於哲學。“哲學”不僅無須自卑，相反，應該為“科學”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感到由衷的高興——“科學”的發展，就是“自然哲學”的發展，實際上就是為整個“哲學”的發展披荊斬棘、開闢道路。
在“科學”方面，我想，也不要因為“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過於驕傲陶醉。當前，在量子力學、統一場論、基因科學、病理學、醫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等的研究方面，都出現了似乎難以解決的困境或“滯脹”狀態。
這些科學方面的基本理論的深入研究，也許能從老子對“道”的論述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啟示。
政治與哲學
哲學的對象是整個世界。人類社會無疑是這個世界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政治則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內容。
人的存在，既是個體的存在，又是社會化的類存在。個體的存在，使人傾向自然的自由；而社會存在，使人必然傾向“政治”。
亞里士多德說得非常乾脆：人是政治動物。
黑格爾說：
社會和國家正是自由實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維護國家的東西。而這種感情乃是每個人都有的。生存於國家之中，對每個人都是絕對必要的。（《法哲學原理》）
而毛澤東更是強調政治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他說：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正如“什麼人”當軍隊統帥一樣，我們可以追問是“什麼政治”當國家的“統帥”？
這不能不是哲學問題——在相似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什麼人”、他的“什麼樣的哲學”決定什麼樣的政治。
所以，哲學是政治的靈魂。
如果說，老子所說的“以道佐人主”。可以說就是承認“政治是統帥”；那么，老子所說的“以道立天下”，就是認為“哲學應當駕馭政治”。
而柏拉圖則認為：哲學家應該為王。否則，國無寧日，世無寧日。
從“哲學是政治的靈魂”觀點看 ，以往許多解讀者認為老子《大道經》，就是講“君人南面之術”即“帝王術”，是很有眼光的。但是，他們看重的似乎只是與韓非所謂“法、術、勢”、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所謂“既是獅子、又是狐狸”、 尼采所謂“權力意志”差不多的什麼“陰謀權術”，卻完全不懂老子“以道佐人主”和“以道立天下”是何等光明正大的聖人政治！
這裡，與“軸心時代”其他聖賢相比較，老子的獨特之處在哪裡呢？就是“究天人之極、類萬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變”，其目標指向，主要是“治大國”乃至“天下大治”的“大政治”思維。
釋迦牟尼出生於古印度一個小國，雖是王子但立志出家，不問政治，也就沒有什麼興趣研究政治了。
古代猶太也是中東小國，生存條件比較惡劣，且是單一遊牧民族，難以安居就難以談安定的政治思想，支撐他們的精神支柱就是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古希臘是地中海邊的眾多城邦小國，商業貿易比較發達，所以城邦居民比較崇尚自由和民主，古代哲學、科學以及政治理論就在他們之中產生；儘管有許多深刻的論述，但是，在古代交通、通訊都不大方便的條件下，他們畢竟有“小國”的局限，缺乏大國的視野和“天下”的思維。古希臘的哲學家，還缺少“大政治思維”的大氣象。柏拉圖的“理想國”，就只能是一個“小城邦”。
孔子與老子同一時代，生活在一個有好幾百年歷史、從輝煌走向衰落“禮崩樂壞”的周末春秋混戰時期，他雖然有大國“大政治”的思維，但是，他所謂“吾從周”，也就是局限在周朝體制之內，強調“仁義禮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 比較偏重於社會倫理秩序方面。所謂“刪定六徑、述而不作”，則主要是文獻知識方面的整理，孔子的“儒學”，主要是“君子”之學，“為臣”之學，也因而比較缺乏原創精神。老子所講的則是“聖人”之學，“聖王”之學，完全超越周朝局限，提倡的是“致虛極、守靜篤”，是沉思冥想，如何實現撥亂反正、“以正治國”、如何實現理想的“以道立天下”的天下大治？
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主要就是政治文化——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指”中所說的：《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我非常贊成“儒道互補”，不僅“儒道互補”，而且應該寬容百家——正如司馬談所說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補充一點的是，在現代，更應該虛心學習西方政治哲學、並善於吸收其精華。
要強調說明一點：上面所說的是古代“小國”，自然不具備“大國”那樣複雜的社會政治系統，因而難以產生“大政治思維”。但是，這絕不是說現代世界也是如此。由於現代世界各國的人們的交往、交通、通信都可以“全球化”了，所以，現代的“小國”，一樣可以“大政治思維”，——聯合國的制度一個絕妙的設計，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必須從“小國”產生。011 聖人是人類社會的星星、月亮和太陽 哲學家應當追求成為“君子”和“聖人”。
聖人是“最高觀念”的“人格化”。
人類社會需要聖人來“平衡”。
在現代民主社會尤其需要老子所說的“聖人”來“歙歙然為天下渾其心”。
古希臘哲學家早就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
費爾巴哈說：近代哲學的任務是將上帝現實化和人化，就是說：將神學變為人本學，人乃是理性的尺度。
馬克思說：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總是圍繞它旋轉，只有從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結論出發，人的解放才具有可能性。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所有制、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揚棄人的異化，才能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因為西方文藝復興反對了“神本主義”之後，“人本主義”權傾一時，似乎沒有什麼哲學家質疑這些話，人怎么能夠圍繞自身旋轉？“人本身”怎么是“人的最高本質”呢？人要怎樣的“徹底解放”？
曾被馬克思、恩格斯讚揚為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培根在《論無神論》一文中，就這樣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說：
否認上帝的人，就是毀滅人的高貴。因為，人的肉體與禽獸沒有多大差別，如果人的精神方面不能趨向上帝，那么，人就是一種卑污下賤的動物。
無神論可以不承認“神”，但是無法否認具體的之人中存在的“神性”，無法否認存在品德高尚的“聖人”。
伏爾泰在他的《哲學通信》中說過：
在一個著名的集會上人們爭論這樣一個陳腐而繁瑣的問題：愷撒、亞歷山大、鐵木爾（即成吉思汗）、克倫威爾這些人，哪一個是最偉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說，最偉大的人不是這些人，而是牛頓。
這個人說得有道理。因為假如偉大是指得天獨厚、才智超群、明理誨人的話，那么，象牛頓這樣千年才出現一個的傑出人物，才真正是偉人。至於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個世紀都不缺少，不過是大名鼎鼎的壞蛋罷了。我們應當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是認識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爾泰推崇牛頓，我想，正是推崇牛頓“追求宇宙自然之道與上帝之道”的精神。
而伏爾泰所說的“憑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我認為，無疑就是聖人。
我認為，人並不能成為人的尺度。因為，每個具體的人是千差萬別的。種族、出身、職業、地位、財產、性別、文化、道德觀、價值觀等等，究竟以人的什麼尺度來衡量具體的個人？
這應當是一個社會需要界定的“法律底線”、“道德底線”。
一般地說，能夠遵守“法律底線”是現代“人之為人”或“公民”的標準。
而能夠遵守社會或宗教“道德底線”的，可以說就是“有道德修養的人”、“虔誠的宗教徒”或“君子”。
正如人類數學水平只能由數學家水平來衡量一樣，可以說，聖人是衡量人的最高尺度。
一部人類史之所以能夠形成“軸心時代”，充分說明，人類社會需要聖人。聖人對人類社會影響之大，就如星星、月亮和太陽。
聖人
人類社會中的“聖人”當然為數極少。
老子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因此，他也非常感嘆“知我者稀，則我者貴”。
在《金剛經》里，釋迦牟尼就說得非常直率：這部經典就是為“發大乘者說、發最上乘者說”。真正能夠理解這部經典，“當知是人，甚為稀有。”
但是，也許正因為“甚為稀有”，反而使許多人知難而進。《金剛經》如此，老子《大道經》也如此。
我認為，聖人的出現不僅有著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而且有著每一個人都存在的“人性”基礎。
中文的“性”，在我看來，實在又是一個很奇妙的字——左邊是“心”，右邊是“生”，合起來，竟然可以有兩方面內涵非常豐富的解讀：一是“生心”之本，二是“心生”之升華。
“生心之本”，就是“食色，性也”的“性”。這是人與動物都具有的生命存在的“本能之性”，說難聽點，就是人都有一定的“獸性”。
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呢？哲學家、神學家和科學家有種種解釋，我認為，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人有動物所沒有的“人性”。
當傳說的人類祖先“亞當、夏娃”第一次用無花果葉或獸皮來“遮羞”之日，我認為，便是“人性”產生之時，人類從此形成了對動物性的超越。人類的文明，可以說，就是從“遮羞”開始。因為人類特有的“遮羞”行為，才有與此相關的性的禁忌與倫理、性的神秘與幻想、婚姻與愛情、靈與肉等等人類特有的“性”的問題，也逐漸形成了更是人類特有的各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抒情的詩歌和文學。
不僅如此。“遮羞”，也使人類的“性慾”得以節制而升華，性的能量得以向精神方面的轉移升華，使人類大腦獲得了空前發展，短短几千年，便形成了人類社會特有的豐富多彩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形成人類特有的“感性”、“理性”、“悟性”等等。
人類社會基本的法律與道德規範，便是一個社會對“人性”的基本規定。
人類社會，或者說世俗社會大多數人，雖然表面上“遮羞”，但是內心卻充滿各種欲望和追求。真的能對這些欲望自覺地加以一定的節制並使之升華，便是對一般“人性”的超越；超越的最高境界，便是“神性”或“佛性”。
“神性”是通過信仰、祈禱“神”的拯救而獲得的超越性。
而佛性，則是通過人自己本身的修行而獲得覺悟的超越性。
“神性”或“佛性”都是“人性”，都是在“人性”基礎上的升華。
正如佛教認為每個人心裡都有“佛性”一樣，在基督教中，每個人的心裡都有“聖靈”——所以，我認為，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為聖人。
聖人的社會基礎，是社會追求自由而自覺的思想者。如果說，自由思想需要“閒暇時間”的話，那么，現代科學技術將人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理論上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享有越來越多的“閒暇時間”，所以，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富於“求道精神”，成為“追求自由而自覺的思想者”，在這樣的社會，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科學家、哲學家、“現代的君子”乃至“聖人”。
當然，正如人人都可以下棋或登山一樣，真的成為超一流的棋手或登上頂峰的人，都是極其稀少的。但是，儘管如此，喜歡參與下棋、登山的人，不是越來越多嗎？
我認為“聖人”並不是神秘、高不可攀的人物，我心目中的聖人是這樣一些人，——也許他們身上有著這樣那樣的瑕疵、不可能十分完美、圓滿，但是，暇不掩瑜——
哲學家如古代中國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現代的康德、恩格斯等等；
宗教家如佛教的釋迦牟尼、慧能，基督教的摩西、耶穌，伊斯蘭教穆罕默德等等；
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等；
政治家如古代中國堯帝、舜帝、漢文帝、耶律楚材，現代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傑斐遜、解放黑奴的林肯、提出創立聯合國的羅斯福、提出“幸福指數”的不丹國王旺楚克等等；
主張非暴力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南非實現種族和解的曼德拉等等。
美國的如馬歇爾等等大法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們就是美國的“聖王”。
文學家如法國雨果、俄國托爾斯泰、索爾任尼琴、中國曹雪芹等等。
企業家如最近提倡“私人財產不再由子女繼承”的比爾·蓋茨等等。
社會上還有許多“自隱無名”、品德高尚、樂善好施的人；各種宗教、科學、藝術、各行各業都不乏追求各行各業之“道”的“聖人”的存在。
013 古希臘－西方哲學：“解剖”哲學
大浪淘沙。
蘇格拉底披著舊長衫，在各種場合向人們拷問各種問題：什麼是正義？你們所說的光榮、道德、愛國心，是什麼意思？你們所說的“我”，什麼是“我”？什麼是最好的國家？等等。這個“蘇格拉底的方法”促使了希臘哲學的發展——注重概念、定義、邏輯推理、思辯和批判。
“爭論”、“雄辯”似乎是希臘哲學乃至現代西方哲學的偉大傳統。
他們深信：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
於是，這也注定了古希臘——西方哲學家的命運。
黑格爾曾經描述過儘管“膚淺”但“不可否認”的哲學史的事實——哲學史所昭示的，不過只是分歧的思想、多樣的哲學的發生過程，這些思想和哲學彼此互相反對、互相矛盾、互相推翻。全部哲學史這樣就成了一個戰場，成了一個死人的王國。一個殺死另一個，並且埋葬了另一個。一種新的哲學出現了，它便斷言所有別的哲學都毫無價值，或自詡有了它，以前的一切哲學不僅被駁倒了，而且它們的缺點也被補救了。但是，正如《聖經》所說的：“看吧！將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腳，已經站在門口了。”（《哲學史講演錄》22－24頁）
黑格爾自己也超越不了這樣的命運。
自從公元前六世紀形成所謂“軸心時代”以來兩千五百多年，世界上有過許許多多思想家、哲學家。他們無疑是他們所處時代的精英人物，他們的思想，無疑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精華。
長江後浪推前浪。在歷史滾滾奔流的長江里，他們都成了哲學史上的人物，他們的思想也成了哲學史上的“資料”。
黑格爾所說的這種“一個埋葬另一個”的哲學史本來並不適合東方哲學。例如中國的儒、道、釋各家之間，儘管也有爭論，也有政治“獨尊”的強制干預，但是，總的來說，卻沒有你死我活，而是“和而不同”地長期共同存在，並行不悖。
然而，在“西學東漸”且漸成主流的二十世紀，似乎整個東方哲學也都被西方哲學“埋葬”了。
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老子，經歷了無數歷史上的和現代的暴風雨洗禮，他的思想，以“不爭之德”超然於各種哲學和宗教之上，化作永恆的“哲學之靈魂”。
——老子不僅僅只是黑格爾所評價的“東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而且是整個世界的精神代表者。
就哲學形成一個學科或體系而言，古希臘－西方哲學作出了極其偉大的貢獻。今天，我們幾乎所有的哲學概念、術語，都是古希臘－西方哲學所一再“解剖”、深入研究的成果。但是，惟獨對“哲學”本身，卻缺乏窮根究底的思考，尤其是對活生生的哲學的“靈魂”，既缺乏西方的虔誠的宗教感情，也缺乏東方哲學特有的“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的感悟。可以說，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哲學重的是“知識”，而缺少的是“智慧”。因此，西方哲學家鮮有聖人——西方的聖人大都還是宗教徒，而很少是自由主義、唯物主義、存在主義、或後現代主義哲學家。
關於
現代西方世界流行“後現代主義”哲學。
“後現代主義哲學”是相對於“現代主義哲學”而言。
所謂現代主義哲學，一般是指歐洲文藝復興之後形成的、從笛卡兒、康德、到黑格爾、馬克思所代表的哲學。
其實，既然包括“古希臘哲學復興”的所謂現代主義哲學，在我看來，就是“傳統”或“正統”、“主流”哲學。
現代主義哲學的主要特徵是：——
人是宇宙的觀察者、自然的解釋者；
人的主觀自我是認識的主體。
人們可以通過科學認識、並改造世界；
哲學的任務和目的是尋求“絕對真理”，從而為一切知識奠定理性基礎、為人生奠定行為準則、為社會建立普遍的共識。
“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則強調他們——“終結現代主義的霸權”，要“摧毀、解構形上學”，否認有“公認的理論基礎或共識”、他們“致力於意義、同一性、中心、統一性、總體性的消解”，他們否定有所謂“本質”而“重視身邊的表面現象”，研究的重心不再是“大樹”（笛卡兒把人類知識比喻為“大樹”）的樹根、樹幹或樹枝，而是落在地上的“零碎的樹葉”。他們認為，“偉大的航行、偉大的目標”已經通通消失，人們已經不再相信那些歷史性的偉大主題和英雄，哲學尋求終極真理的願望“根本上是烏托邦”，哲學不再是“科學之王”或“科學之科學”，哲學應該“終結”了。
後現代主義似乎可以從現代科學——愛因斯坦“相對論”、量子力學家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數學家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等等——找到支持他們反對現代哲學關於“總體性”、“體系性”、“基礎性”、“絕對真理”或“本質”的根據。
同時，後現代主義似乎還從現代社會出現的難以解釋的許多社會現象——世界大戰、冷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恐怖主義、信息爆炸、網路世界、經濟發展和危機、國際關係、人際關係、各種社會問題、心理問題等等——使人的“存在”或“非存在”成了嚴重問題，似乎普遍的“理性”、“人性”、“價值觀”、“信仰”，“倫理道德”都出現了分裂、四分五裂、甚至支離破碎。
有一位哲學家R.H.麥金尼精闢地指出，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爭論的根本問題是“一和多”的關係問題，他說：現代主義者是樂觀主義者，他們期望找到統一性、秩序、一致性、成體系的總體性、客觀真理、意義及永恆性。而後現代主義者則是悲觀主義者，他們期望發現多樣性、無序、非一致性、不完滿性、多元論和變化。
後現代主義極力反對“總體性”，認為它必然導致“極權主義”。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都熱烈地“我行我素”，傾向絕對的個人自由，以自由的捍衛者而自豪。他們善於否定性的、解構性的社會批判，而不善於建設性的、具體解決社會問題。
在這方面，可以說他們只能是蘇格拉底式的“牛虻”，而不可能成為、或者他們壓根兒就不願成為柏拉圖理想的“哲學王”。
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把他們的哲學成為“非哲學”，我認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這使我想起《金剛經》里的一句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並且，套用《金剛經》的“三段式”：佛說哲學，即非哲學，是名哲學。
後現代主義哲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類似佛教的禪宗。他們否定經典的權威，有如佛教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他們注重“身邊的現象”、注重“零碎的樹葉”，也如禪宗主張的注重“當下”、在挑水砍柴、吃飯睡覺之中感悟“平常心是道”。他們主張“非一致性”、“多樣性”、“多元化”，也如禪宗主張“法無定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他們主張“拒斥整體、陶冶個性”，也如禪宗之“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但是，他們缺少禪宗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明心見性”，就是“禪悟”。
後現代主義領軍人物維根斯坦把自己的名著《邏輯哲學論》的全部意義歸結為兩個命題：“命題一，凡可以說的都可以清楚地說。命題二，對於不可說的東西必須沉默。”他批評哲學家“企圖談論那些我們不可能知道的東西”。——正是“那些我們不可能知道的東西”，才需要我們去沉思冥想，需要禪宗大化流行的“禪定”，需要老子所說的“致虛極守靜篤”，需要“究天人之極”才能“通古今之變”。
後現代主義哲學的興起，一方面說明西方現代哲學，確實遇到了實實在在的挑戰，也在遭遇“被埋葬”的命運；另一方面，也說明西方哲學正在發生似乎有一種向古代東方哲學尋求智慧的趨勢——我希望，“中國文藝復興”能夠與之積極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