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軌理論

大轉軌理論是由康曉光 2014年4月29日提出的有關於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轉軌理論及中華民族復興戰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轉軌理論
• 發現時間：2014年4月29日
• 發現者：康曉光
• 核心問題：政治發展問題

理論提出

大轉軌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轉軌理論及中華民族復興戰略

康曉光 2014年4月29日

概念界說

何謂“轉軌”？何謂“大轉軌”？

所謂“國家轉軌”指一國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所謂“國家發展模式”指一國的基本制度、運行機制以及發展目標、發展戰略和發展軌跡。具體說來，“國家轉軌”指一國的基本制度、運行機制以及發展目標、戰略和軌跡的全面而深刻的轉變。

“轉軌”同樣發生在全球層面。所謂“世界轉軌”指世界的基本秩序、運行機制、主導價值、發展軌跡的全面而深刻的轉變。

所謂“大轉軌”，既指轉軌之全面、深刻以及影響之深遠，亦強調轉軌非一次完成，而是由一連串節奏緊促的轉軌構成。真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轉軌，必然在國家和世界兩個層面同時進行，而且或早或晚必將把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捲入其中。

中國的轉軌及其困惑

中國近代以來的轉軌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發生了連續的國家轉軌，如今又處於新一輪的轉軌之中。早期的外部衝擊迫使中國告別古代進入近現代。近代以來，兩種國家發展模式在中國展開了殘酷競爭，國民黨領導了以西方右翼為榜樣的資本主義轉型，共產黨領導了以西方左翼為榜樣的社會主義轉型。二十世紀末期，通過改革開放，鄧小平又啟動了新一輪國家轉軌。

與此同時，同步進行的是世界轉軌。世界由前資本主義時代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又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法西斯主義運動。法西斯主義稍縱即逝，社會主義此刻進入了低谷，資本主義再次席捲全球。實際上，中國近代以來的轉軌受制於上述世界轉軌歷程。

當下中國的核心問題——政治發展問題

經過三十多年的變革，中國的經濟領域的基本秩序已經確立；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尚未完全定型；但是，政治、社會、文化領域中不確定的部分是相互關聯的，不可能獨立演變，必然是協同變化，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是政治。可以說，政治是“綱”，“綱舉目張”。因此，本文將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鎖定為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政治發展問題就被提出來了，而且至今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每當面臨重大轉折時刻，這一問題就凸現出來。如今中國再次處於歷史轉折關頭，老問題又再次浮現：

中國“將要”或“應當”向何處去？

政治變革“需要”經歷哪些階段？

每個階段“應該”怎么走？

目前“正處於”哪個階段？

從激進自由主義到新權威主義

對於上述問題，經典馬克思主義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中期，激進自由主義當道。它主張中國應建立自由主義憲政，而且應立即實行政治民主化。激進自由主義在現實中受到重創，需要在理論上做出調整。於是，八十年代末期，新權威主義興起。新權威主義的終極目標也是“全盤西化”，它與激進自由主義的區別是更加講究策略性，提出了分階段西化策略，即先市場化，再民主化；相應地，政治變革階段表現為由極權主義而權威主義再自由民主主義。該理論主張，在權威主義政府的領導下實行市場化，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再實現民主化，最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憲政中國。可以說，新權威主義屬於理論上更加成熟、策略上更加老道的自由主義。

新權威主義的困境

當下中國，市場已經建立，而且不可逆轉；但是，民主仍然沒有到來，而且趨勢並不樂觀，民主的正當性受到越來越深刻地質疑，民主的有效性受到越來越嚴峻地挑戰，民主化的風險或代價受到越來越理性地審視。與此同時，權威主義政府明確拒絕西方模式，宣稱要開創自己的理論、制度和道路。新權威主義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它所預言的緊接著市場化而來的民主化並未出現，而且它為中國規劃的政治藍圖希望渺茫，也無力為中國指出下一步的行動戰略。

新權威主義的現實困境源於其理論上的致命缺陷、對中國文化生命力的嚴重誤判，以及缺乏構建終極目標的足夠的想像力。這意味著，中國需要一種超越新權威主義的全新的國家轉軌理論。

國家轉軌理論概要

“經濟—政治”二元論

黑格爾開創了“市民社會—國家”分析模式。馬克思批判地發展了黑格爾理論，提出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分析模式，並確立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歷史唯物主義核心命題。

馬克思進而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簡而言之，經濟基礎的變化直接帶來政治制度的變革。這是馬克思揭示的國家轉軌邏輯。

實際上，可以將黑格爾—馬克思創立的“經濟—政治”二元論視為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基礎。新權威主義據此提出了“先市場化，後民主化”的“兩步走”戰略。

“經濟—文化—政治”三元論

葛蘭西發展了黑格爾—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及國家轉型理論，其最大貢獻在於確立了“文化”的重要性。

葛蘭西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屬於“完整國家”。所謂“完整國家”包括“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統治集團在政治社會中實施“統治”，在市民社會中實行“領導”。葛蘭西所謂的“政治社會”相當於“傳統的國家”。在傳統的國家理論中，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外，並且與國家對立。藉助“文化領導權”概念，葛蘭西拓展了傳統的國家概念的疆域，把市民社會引入國家範疇之中。葛蘭西深刻地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非常高明，它不滿足於“政治社會中的統治”，還要追求“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以實現對被統治者的道德和知識的領導，即讓被統治者認同有利於統治者的價值觀、道德規範、科學理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從而實現對被統治者的精神控制。

基於完整國家概念，葛蘭西創立了國家轉型理論。他指出，國家的轉型從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分裂中產生。國家危機首先表現為“領導權的危機”，統治階級喪失文化領導權導致市民社會的背叛，而市民社會的背叛導致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對立，於是政治統治權的危機也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在國家轉型的第一階段，新興勢力首先在市民社會中爭奪“文化領導權”。文化領導權易手之後，原有的統治者和統治秩序喪失合法性。第二階段，新興集團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推翻舊政權，奪取政治社會中的“統治權”，並著手建立自己的新政權。至此，一個新的完整國家建立起來了，而舊的完整國家則成為了歷史。

從表面上看，葛蘭西似乎僅僅關注文化和政治，僅僅關注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對國家轉型的意義。實際上，葛蘭西完全接受馬克思的核心論斷，將經濟制度視為國家結構的基礎，將經濟轉型視為國家轉型的基礎。可以說，這是葛蘭西國家理論及國家轉型理論的不言自明的邏輯前提。葛蘭西專注於建立有效的無產階級革命策略，而他所關注的無產階級革命發生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國家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條件或經濟基礎已經具備，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討論爭奪文化領導權以及緊隨其後的政治革命。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建立“經濟—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據以探討現代國家結構及現代國家轉軌。

“經濟—文化—政治”三元論的戰略涵義

根據“經濟—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現代國家轉軌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經濟領域為主戰場，核心任務是變革經濟制度；第二階段，文化領域為主戰場，核心任務是重建文化領導權；第三階段，政治領域為主戰場，核心任務是重建政體和國體。簡言之，現代國家轉軌邏輯為：經濟基礎轉變 → 文化領導權轉變 → 政治制度轉變。

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國家，而且其經濟實力已經足以左右世界，因此必須考慮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可能性及其對世界秩序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所以本文還要考慮中國的全球戰略。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中國轉軌的第四階段，在這一階段，以世界舞台為中心，核心任務是建立人類世界新秩序。

顯然，新理論的轉軌邏輯與新權威主義主張的“經濟 → 政治”轉軌邏輯不同，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新權威主義忽視了“文化”，而新理論將文化與經濟和政治並列，並將其視為連線經濟變革與政治變革的中介環節。

國家轉軌過程中的政治合法性

沒有永恆不變的、超越歷史階段的政治合法性依據，政治合法性來自對歷史規律的順應和對歷史使命的承擔。因此，國家所處的轉軌階段不同，其政治合法性依據亦不同。具體說來，在國家轉軌的第一階段，政治合法性來自建立應有的經濟制度；在第二階段，政治合法性來自建立應有的文化領導權；在第三階段，政治合法性來自建立應有的政治制度；在第四階段，政治合法性來自建立應有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說，處於某一轉軌階段的政府，只要致力於完成該階段的核心任務，同時鞏固前一階段的核心成果，並且能夠正確地把握前進的方向，那么它就具備政治合法性。

韋伯對政治合法性的內涵沒有界定，只要政府能夠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同或自願支持即被認為具有政治合法性。當代西方學者和政客極為重視政治合法性的內涵，而且把憲政民主視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體，並且把一時一地的東西說成是永恆的、普遍的東西。大轉軌理論強調政治合法性內涵的歷史性，認為政治合法性的內涵將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因轉軌階段不同而不同。

中國轉軌戰略概要

運用上述國家轉軌理論，探討中國的轉軌戰略，既是探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大計”，也是構建人類世界的“世紀宏圖”。

第一階段戰略

當下正在進行的轉軌從毛澤東時代起步。第一階段的核心戰略是對西方世界開放，在經濟領域實施市場化轉型，以市場經濟制度取代計畫經濟制度。對外開放和經濟基礎的變化，自動地帶來社會的自由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這一切又帶來了政治的巨變——極權主義轉變為權威主義。

可以說，中國已經成功地走完了國家轉軌的第一步。

第二階段戰略

根據大轉軌理論，繼經濟轉型之後，第二步是文化轉型，而不是新權威主義預言的政治轉型。

作為一個固有文化異常豐厚的國家，中國的文化現代化的軌跡不會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U字型曲線，也就是說，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化不會一路西化下去，直至全盤西化，相反，在硬力量膨脹之後，西化趨勢將終結，而本土文化將復興。亨廷頓預言，主導未來中國的將是儒家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

有鑒於此，該階段中國文化重建的基本戰略是“返本開新”。

在第二階段，權威主義政體仍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這種合法性是有條件的：第一，它必須繼續鞏固和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它必須積極推動以儒家文化復興為核心的文化建設，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領導權。

第三階段戰略

根據大轉軌理論，文化轉型之後是政治轉型。

左右中國人思考自己國家發展軌跡的是西方確立的範本。按照這一範本，中國演變的“標準進程”應該是：自由市場經濟 → 自由主義文化 → 自由民主政治。然而，中國的演變路徑不會遵循這一範本，分歧在第二階段就發生了，並將影響後續階段。

第二階段的本土文化復興將造成中西文化分途，文化分途將造就中西在文化上的根本性差異。這意味著，中國注定要在本土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探索並實現政體再造，或者說，中國將在與西方範本相似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儒家文化）下解決政治轉型問題。

考慮到文化的重要性，考慮到文化對政治合法性的決定性影響，考慮到政治合法性對政治制度的生存與演變的重要性，未來中國的政治制度一定會帶有鮮明而深刻的中國文化烙印。甚至可以大膽地預測，在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前提下，未來中國政治秩序將具有“中體西用”屬性，其政治哲學將是以儒家道統為主體的、吸納了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和資本主義憲政理論的新型政治哲學，其政治制度將是以儒家道統為憲法原則的、吸納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自由主義憲政的新型政治制度。也就是說，從目前的權威主義出發，政治演變的歸宿不會是自由主義憲政，而將是儒家社會主義憲政。

第四階段戰略

儒家社會主義憲政，既堅守了中國文化本位立場，也吸納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從而化解了中西之間尚存的核心衝突。業已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使中西之間在經濟領域中的根本對立不復存在。而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雖有差異，但並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共存，而且還可以通過互補達到共榮。這一切為中國領導世界建設一個普世性的新文明創造了可能性。

成功完成國家轉軌的中國，不僅可以憑藉其硬力量，改變現有的全球權力分配格局；還可以憑藉其獨特的軟力量，改變人類世界的發展方向和生存秩序。這意味著，這一輪中國轉軌，其影響完全可能超越國家疆界，引發並支配世界層面的轉軌。而且，這一次角色轉換了，中國不再是被支配者，相反，中國將支配世界。貫穿二十一世紀，將以中國產生世界性影響始，以中國再造世界秩序終。世界曾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中國也將有力地改變世界。

大國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就是作為大國的中國對於人類世界的歷史責任！

大轉軌理論承認政治合法性的內涵具有“歷史性”，但是承認“歷史性”不等於接受價值相對主義或價值虛無主義。大轉軌理論以“仁”為政治合法性的終極的內在的規定，階段性的合法性內涵必須受到“終極內涵”的約束，也就是說，某一階段的合法性內涵是終極內涵在該階段的具體表現，而各個階段的合法性內涵的順序展開將導致終極內涵的最終實現。

中國轉軌的動力

與近代以來中國的歷次轉軌一樣，這一輪轉軌的“外部動力”來自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外開放為“世界霸權”干預中國變革創造了條件。

在轉軌的第一階段，最強大的“內部動力”來自市場化。市場化改變了經濟基礎，進而改變了階級結構，新興階級打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在此過程中，階級鬥爭構成了轉軌的直接動力。

在接下來的轉軌階段，“文化”躍升為轉軌的“主角”。首先，文化領導權重建是第二階段的核心任務。其次，第二階段的“文化重建成果”將直接影響第三階段的政治制度重建和第四階段的國際秩序重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文化還是貫穿始終的推動轉軌的“內部動力”。概括說來，在中國轉軌過程中，文化肩負著為轉軌指引方向、為制度再造制定準則、為行動者提供動力的多重功能。

中華文化為中國轉軌提供了最內在、最深厚、最持久、最強大的動力。中華文化賦予中華民族偉大的抱負。中華民族始終堅信自己負有偉大的使命，堅信自己應該也能夠領導人類達到至善。這種雄心壯志源於對輝煌歷史的記憶，源於對民族文化的熱愛，源於對天道的信仰。而且，這種自信百折不撓。這種頑強的自信使得中華民族在數千多年的歷史中，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崛起，而且每一次崛起都會“更上層樓”。這種永遠不死的生命力，這種不斷超越自我的創造力，這種同化一切挑戰者的包容能力，這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恆久信念，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固有品格。正是這樣的文化已經並將繼續激勵中華民族開創並完成這一輪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大轉軌。

時局判斷

本文提出了一種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激進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等理論不同的當代中國發展理論——大轉軌理論。

大轉軌理論主張，在對外高度開放、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建立、硬力量發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條件下，繼續在權威主義政體庇護下，在文化領域確立儒家文化領導權；在此基礎上，以儒家為體，憲政為用，建立儒家憲政，從而終結權威主義體制；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為基地，以中華文明為軸心，建立人類世界新文明。

根據大轉軌理論，當下中國處於國家轉軌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以復興傳統文化為使命的權威主義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這一權威主義政府的核心歷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領導權，為建立儒家憲政創造經濟和文化條件。

目前，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紛紛拋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激進自由主義一如既往地要求立即實行政治民主化；新權威主義再次登場，老調重彈；極左派表達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但又拿不出有競爭力的整體方案；近十年異軍突起的新儒家則提出了儒家憲政藍圖和“陣地戰”策略。

當政者自有一套主張：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積極維護官方意識形態，同時大力推動儒家文化復興；強化權威主義政體；與此同時，大刀闊斧整治各類不法精英。顯然，當政者拒絕了各派的完整主張，但又接受了各派的部分主張，以我為主，兼收並蓄，做了一個“拼盤”。這個拼盤自有章法，既是回應各種訴求的權宜之計，也順應了中國轉軌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總的來看，與各派民間勢力的主張相比，當政者的主張和作為更為周全，也更為符合大轉軌理論的階段性要求。由此可見，當政者的作為庶幾可謂“基本恰當”。

作者簡介康曉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 、“國家與社會關係” 、“儒家憲政”、“非政府組織”。

代表作為《儒家憲政論綱》、《仁政》、《行政吸納社會》、《起訴》。論文發表於《戰略與管理》、《社會學研究》、《中國軟科學》、《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開放時代》、Moder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ocial Resear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兩次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