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生產運動
- 時間：1941年
- 類型：民眾運動
- 開展：農業生產
時間界限,開展目的,開展背景,歷史意義,所處經濟形勢,發展過程,初步發展,艱難時期,進展時,廣泛開展,豐碩成果,陝甘寧邊區,其他抗日根據地,不利因素,
時間界限
從狹義上講，大生產運動僅指1943年至1945年的生產高潮期；從廣義上講，延安大生產運動始於1938年留守兵團開始農幅業生產、部分解決生活用品起，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撤離延安止。前後長達九年。
大生產運動的口號
大生產運動的口號開展目的
大生產運動達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共度難關，既進行革命，又進行生產自足的目的。
史料顯示，“解放區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掀起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動手開荒種菜，學習紡紗，更加激勵了解放區軍民生產的熱忱。1943年春，延安勞動競賽中，中央警衛團的戰士杜林森在一次開荒比賽中，創造了一天開荒6.3畝的好成績，毛主席接見他時說：“你的功勞很大，一天開荒六畝多地，稱得起勞動英雄。大家都叫你‘氣死牛’，我看你還是氣死人，氣死蔣介石。”1943年，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成績，僅晉綏、北嶽、膠東、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區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陝甘寧邊區機關和部隊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達1500萬公斤。邊區許多部隊糧食、經費全部達到自給，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陝甘寧邊區已建有公營工廠82個，合作工廠200多個，公營工業職工達萬人，並能煉鐵、煉油、修理機械、製造某些軍火。農業得到了大發展，1943年有80%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糧食產量為181萬石，除總消費量162石，可餘22萬石；棉花生產自給率達50%。這樣，缺衣少食的邊區呈現出一派豐衣足食的景象。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湧現出了許多先進典型，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鋒模範作用。全旅指戰員開荒20.1萬多畝，把野狼成群、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五穀豐登、牛羊成群的“陝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給，並每年向政府交納1萬石公糧,創造了古今中外建軍史上的奇蹟。1943年9月，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他們取得的成績，非常興奮，他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那時，他們沒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還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王恩茂在南泥灣
王恩茂在南泥灣開展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命令，將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標誌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南京國民政府不僅承認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軍的軍餉由國民政府供給。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之後，日本開始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其主要的侵華軍事力量轉向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幾次會戰損失巨大，雖然遲滯了日軍的大進攻態勢，徹底打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導致中國社會各黨派各階層中普遍存在著對抗日前景悲觀失望的情緒，國民黨積極抗日的政策至此也開始出現動搖，在日本軍國主義誘降分化政策的影響下，於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會後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反共檔案。為配合其反共政策，國民黨不斷向陝甘寧邊區周圍增加兵力，加強軍事封鎖。1939年，直接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北線有第22軍、新編第1軍、第4軍等3萬人；西線有第42軍、第57軍、第11軍、第12軍、第81軍等10萬人；南線有胡宗南的第1軍、第3軍、第16軍、第17軍、第36軍、第90軍、第93軍等近18萬人。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1939年11月，國民黨又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行把“政治限共為主”改變為“軍事限共為主”的政策，並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製造反共摩擦。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斷製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在陝甘寧邊區周圍製造了大小几十次軍事摩擦事件，較為突出的是：隴東分區的兩次事件；關中分區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綏德警備區的國民黨專員何紹南的叛亂事件等。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使邊區的面積由129608平方公里減少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萬減少為約150萬。
1940年蔣介石調集以嫡系胡宗南部為主的大批部隊（最多時總兵力達50萬人），分駐在邊區周圍各縣，形成北起府谷、橫山，西至寧夏、甘肅，南接涇水，東到黃河的五道包圍封鎖線（北邊二道，南邊三道）。在這幾道封鎖線中，靠近邊區周圍的封鎖線特別嚴密，不僅含野戰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離，依靠地形築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規軍把守。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4，500多個，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6，300多個。僅洛川至黃陵間80華里的地段，就有518個碉堡。還在邊區周圍增修了20多個飛機場。為了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國民黨政府在進出邊區的大小路口，設立哨卡，嚴密監控，切斷了邊區同外界的一切聯繫，並採取各種辦法干擾和破壞邊區的財政經濟。他們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又以法令禁止國統區的物資，特別是棉花、布匹、糧食、藥品、火柴、電訊器材等物資進入邊區，為者以“走私”論罪，物資沒收，貨主法辦。他們還在邊區附近組織邊幣與法幣兌換的黑市，利用兌換差價影響邊區的物價，引誘走私，擾亂金融市場，破壞邊區財政。
國民黨的軍事封鎖、軍事蠶食、經濟封鎖，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歷史意義
大生產運動起到了支持長期抗戰，戰勝困難，渡過難關，繼續堅持長期抗日的目的；緩解了軍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和扼殺中國共產黨革命力量的企圖。同時，“通過參加生產，提高勞動觀念，增強官兵關係、上下關係，減輕農民負擔，密切軍民關係，軍政關係，保證我們軍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指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它不僅支持了艱苦的抗戰，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幹部，使他們不僅會進行革命戰爭，也學會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實現自我發展。從現實意義上講，大生產運動為當代人帶來豐富的精神財富，帶來了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在經濟發達的今天，要使國家發展壯大，主要還是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例子，說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永遠是當代人工作學習、生活、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所處經濟形勢
1937年至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形勢是：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的經濟政策，使陝甘寧邊區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另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在製造反共摩擦、對邊區進行軍事封鎖的同時，還對其進行經濟封鎖。至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使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
財政依賴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陝甘寧邊區財政，除取之於敵（即在戰爭中奪取敵人的輜重、糧秣和資財，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以充實抗戰經費）外，主要是依靠國民政府撥款以及外援與捐獻。
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
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60萬元（法幣）左右的軍餉，當時法幣的價值較高，1元可兌銀元1元。另有海外華僑及各方進步人士捐款給八路軍，這兩項就占邊區1937年至1940年財政收入的70%左右。
國民黨政府對八路軍的發餉數目，是根據協定對八路軍三個師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其中生活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5萬元，醫療補助費1萬元，米津貼補助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等，至完全停發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減。軍餉的領取，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軍需局領取。
國民黨對八路軍發餉，一般情況下尚能遵守協定發放軍餉。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國民黨就對八路軍停發軍餉。事件平息後，經中共方面據理力爭，八路軍在1940年4月份又領到拖欠了半年的軍餉。
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從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收到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計16405340元（法幣），（張揚：《陝甘寧邊區是怎樣“休養民力”的》，載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編：《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平均每年在400萬元法幣左右。
陝甘寧邊區，1938年11—12月，香港匯款50萬元法幣，孫夫人宋慶齡匯款6萬元法幣，重慶轉來匯款8萬元法幣，西安1939年1—2月匯款59.0948萬元法幣，其他匯款7萬元法幣，5個月之間，捐款達到130萬元法幣。（賈康、趙雲旗《論抗日戰爭初期的財政政策與方針》，載《預算管理與會計》2005年第8期。）從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共收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捐款法幣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占當年邊區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占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年，755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餘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這幾項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資料。1939年稅收65.8萬餘元；沒收款9.5萬餘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的9.17%。1940年稅收196.4萬餘元，企業盈餘42.7萬餘元；公產收入0.5萬元，寒衣代金42.7萬餘元，罰款28.5萬餘元；雜項29.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餘，如1938年餘10.3萬元，1939年餘8.4萬元。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萬餘元。
1941年前後發生財政經濟困難的原因
（1）1938年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對邊區封鎖較鬆懈，邊區內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武漢失守後，伴隨軍事摩擦、軍事蠶食和封鎖，經濟封鎖也加緊了，邊區與國統區貨物流通幾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藥、鐵等都禁運邊區，邊區的土產如皮毛、甘草、毛織品都以各種辦法阻止運出，比如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等。
1940年9月，國民黨又曾一度停發八路軍的軍餉。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徹底停發，同時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鎖而停止匯兌了。
（2）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陝甘寧邊區，1937年脫產人員僅有14，000餘人，1938年為16，000餘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為61，144餘人，到1941年則高達73，117人，占到邊區總人口的5.37%。隨之而來的是，老百姓公糧負擔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負擔1升；1938年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負擔1斗5升。（《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頁。）這樣，人民民眾自然會有不滿情緒，1941年6月發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軼聞的發生便是個證明。
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徵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占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個百分點。
（3）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國際形勢變化，多次組織會戰失利，各黨派、階層自發抗日力量日益壯大之時，國民黨必然會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限制，乃至扼殺。
儘管陝甘寧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經濟外援並不可靠，但是當時黨內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級領導人在內，重軍事而輕經濟，都有依賴外援的思想，沒有切實做好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
毛澤東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4）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睏乏。薄弱的工商業經濟無力給邊區政府增加更多的財源。
發展過程
初步發展
發展經濟是解決陝甘寧邊區經濟財政困難的最根本途徑。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及其控制的陝甘寧邊區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國民政府的軍餉，以及中共在國內外籌集的捐款維持。
大生產運動初步發展階段：時間從1938年12月到1940年。
1938年，留守兵團的一部分部隊在戰鬥和訓練之餘，從事農副業生產，種菜、養豬、打柴、做鞋襪等，從而改善了部隊的生活。毛澤東當時對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廣到留守兵團的所有部隊。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在一些會議和公開場合中，曾多次反覆闡述了必須通過“自己動手”來克服物質困難的道理。
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他說，武漢、廣洲失陷以後，敵人還要繼續進攻。他們那時還有一點錢，還有小米飯，但以後會有那樣一天，沒有錢，糧食困難，那怎么辦呢？第一個辦法是餓死，第二個辦法是解散回家，這兩個辦法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第三個方案，就是靠我們自己動手”，“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毛澤東：在抗大幹部晚會上的報告．1938年12月12日）。
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民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此次參議會還通過了高克林等提議的“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交付邊區政府實行。
1939年1月26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討論邊區生產問題，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邊區的生產工作。
1939年2月2日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闡明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提出了發展生產的具體計畫，號召全體軍民，努力生產，克服困難。
之後，毛澤東發表講話，號召邊區黨政軍民學開展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線上的鬥爭”，以此來解決邊區全體人民的生活問題，並且“用實際行動作為全國的榜樣”。
1939年4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民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號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邊區今年的生產運動是認真進行了的。須繼續總結經驗，達到解決困難之目的。”並明確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反投降提綱》）
他又指出：開展生產運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個根據是人類幾十萬年來都是自己搞飯吃，全中國的農民都是用自己的手來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同樣是人，為什麼不能靠自己的雙手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呢？況且，就部隊來說，全體都是勞動者，年富力強，怎么還會有餓飯的事情呢？第二個根據是留守兵團的農副業生產取得了成績，既然部分的生產運動有成績，為什麼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個根據是邊區地廣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點雨下來，就可以耕種。
他對抗大的幹部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1939年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抗戰以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通過了《關於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號召邊區人民，“繼續發展邊區經濟，使邊區全體人民豐衣足食，使邊區能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過程中奠定克服困難與自給自足的基礎”。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這標誌著大生產運動的開始。
當時華北等地連年遭受自然災荒，致使各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都發生極大困難，軍隊供給瀕於斷絕，陷入沒糧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經費的困境。
而在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又派遣重兵對陝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封鎖、軍事蠶食、經濟封鎖；
1940年，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貿易實行統管，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政府完全停發軍餉，並禁止外界匯款匯往邊區（見前述）。
而自1940年開始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及附近地區連年遭受自然災害，使邊區的經濟困難更加嚴重。據不完全統計：陝甘寧邊區1940年遭受水、旱、風、雹的侵襲，受災面積4298，312畝，損失糧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災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災面積603，558畝，損失糧食47，035石，受災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災面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邊區政府民政廳：《陝甘寧邊區社會救濟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災情損失統計表”。]尤其以1940年的災情最為嚴重，致使當年的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民眾生活艱難至極，邊區的糧食供應陷入極大的緊張和恐慌。
由於抗戰開始後，黨內外普遍存在著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加上種種內外原因，導致當時推動生產運動的成效和影響並不大。但邊區的生產運動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是農牧業生產有較大發展。1939、1940年，全邊區開荒170餘萬畝，糧食產量和牛、驢、羊數量都有較大增長。1940年，部隊已可自己解決一個半月的口糧，並解決了部分裝備補充。機關學校也投入生產運動。從中央和邊區領導人到勤務員和青年學生，全體動員上山種地。與農牧業發展的同時，邊區的工業建設也邁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1938年12月到1940年這個階段，一方面是邊區自身開展了生產運動，另一方面邊區也還有一定的外援，即國民黨政府尚給八路軍發放一定數額的軍餉和國內外募集的捐款。
艱難時期
1941年到1942年，由於長期戰爭的消耗，日軍的殘酷“掃蕩”與國民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非生產人員的大量增加，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回顧這時的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黨和毛澤東主席號召邊區軍民更加努力地開展生產運動，以使邊區的財政經濟由半自給轉到完全自給。陝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由此進一步發展起來。
困難形勢也迫使機關、學校不得不下決心自己動手，從發展農工商中求得財政供應的自給，生產勞動的任務極其艱巨。為了自己動手，共渡難關，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採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驟，比如整頓領導生產業務的組織，成立中央直屬財務處，後勤經濟處，邊區財經處等，加強對生產自給的組織領導。同時，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種類，從前一階段的以農業為住，轉到以工商業為主。雖然缺乏經驗，經過艱難的探索歷程，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1941年，後勤機關學校種菜地1，801畝，收穫各種蔬菜87.9萬斤，做到自給蔬菜4個月。中央直屬機關種菜地2,329畝，收穫各種蔬菜71.5萬斤，自給5個月。邊區中央局140人，種菜收穫2.8萬斤，自給打到9個月.1942年，中直、軍直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商業收入占自給總收入的68%。邊區政府秘書處與民政、財政、建設、教育4廳合辦兩個農場，共派0個管理人員與2戶移民伙種，共收入約25萬元。中央各機關學校，配備種菜人員40名，在388畝川地1941畝山地上種菜，收穫各種蔬菜74.5萬斤，平均自給蔬菜5個月。全邊區各機關學校的蔬菜自給在600萬元以上。此外，飼養家畜解決肉食也取得相當的成績。“1941年上半年後勤各機關餵豬得肉56，814斤，照當時市價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約植35萬元。”“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養豬265頭，10個月共賺23，330餘斤大秤的豬肉。合邊鈔70萬元。”“全邊區機關學校飼養牲畜一項生產，照此計算，總價值當在400萬元以上”。（《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總之，這一階段邊區機關學校的工商業經營是有成績的，1941年生產自給1，500萬元，1942年約達5，000萬元。不僅供應了日常經費的大半，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財政困難，而且奠定了進一步發展自給經濟的基礎。
其中，359旅開發南泥灣的成績尤為突出，為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當時，自1939年秋從華北調回陝甘寧邊區擔負保衛黨中央和保衛邊區任務的第120師第359旅駐防於綏德，邊區的糧食本來就很已經緊張，作戰部隊的到來使吃飯的問題更加突出出來。
1940年5月，朱德總司令奉命從晉東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也看到“財政經濟建設雖有某些成績，實在入不敷出，以致幾月來未發一文零用，各機關、學校、軍隊幾乎斷炊”。在軍委機關，朱德看到許多幹部都因長期營養不良而面色蒼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礙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屯田軍墾的政策，“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密切軍民關係，同時幫助邊區的建設，也改善部隊本身的生活。”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團率先開進了南泥灣。不久，其他各團及三五九旅旅部也進駐了墾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各直屬單位隨後也來到南泥灣參加墾荒。一時間，在南泥灣掀起了一個開荒生產的熱潮。
經過三五九旅廣大指戰員辛勤地勞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1941年，他們開荒11200畝，收穫細糧1200石，糧食自給率達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種面積達到26800畝，收穫細糧3050石。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對1938年以來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情況與經驗，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論述了黨領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及1943年10月1日為中共中央所作的黨內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等文，共同構成了當時領導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
進展時
1943年初，黨中央提出了“豐衣足食”的口號。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電報中說：“邊區在渡過財政難關的基礎上，今年決定大力發展農工鹽畜生產，提出豐衣足食口號，如不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這是黨中央對邊區生產運動的一個新的部署。1943年5月1日，朱總司令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建設好“革命家務”，在工業生產方面，“爭取一二年內首先做到黨政軍學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給，並照顧將來穩健的向前發展。”對朱總司令“建設革命家務”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贊成。他風趣地發揮說：“國民黨以前不是常說我們竄回老巢嗎？過去我們並沒有巢。在陝北這個地方，靠著橋山山脈的確可以建立一個又深又好的‘巢’。敵人不能去，裡面有工農商學，有牛羊雞犬，有好娃娃，有生產班。這裡好好計畫一下，要如朱總司令所講的好好的搞一個革命家務。”經過一年的努力，黨中央提出的“豐衣足食”的號召基本得到實現。
1943年，由於大生產運動，以及自然災害的好轉，邊區獲得極大豐收，糧食產量不僅可以達到自給自足，還有餘額可供出口。邊區各種手工業製品也有了增長，基本達到了經濟的自給自足。
廣泛開展
機關、學校的生產勞動 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下進行的。大生產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號召機關、學校“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張聞天要求每個共產黨員做“勞動的先鋒”。李富春提出了機關、學校生產的種類“以農業生產為主，分別進行農工商運輸及畜牧業”的原則。他們的生產運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38年至1940年為休養民力，準備自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總的說，機關、學校堅持了農業為主、大家動手的正確方向，初步掀起了生產熱潮，取得了一定成績。1941年至1942年是渡過難關，爭取自給的階段。
大生產運動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直屬機關和學校經濟工作人員會議，李富春在會上作了《豐衣足食，為改善物質生活而鬥爭》的報告，提出了943年生產自給的目標。中央要求各機關、學校進一步開展生產運動，在這一年裡達到豐衣足食。在“豐衣”方面。除管理局規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給標準外，各機關、學校要在自己生產中解決一雙草鞋，多發1條手巾，多補充1套襯衣；辦不到的，至少要補充1件背心，1條短褲，同時靠個人勞動，每人自己要織1件毛衣以至1條毛褲。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一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發的1.5斤肉外，各機關、學校自己要解決1.5斤肉，保證每人每天1斤蔬菜、6錢到7錢油。還規定要增加工作人員、勤雜人員必須的學習用具，建立俱樂部。生產勞動成績超過標準的給以表揚、獎勵，達不到標準的要批評。
延安廣大師生的辛勤勞動，結出了豐碩之果實。魯藝1939年開荒地433畝，1940年開荒地616畝，實現蔬菜完全自給。延大1943年開荒地700畝，收穫糧食50石，值3，2500元。收穫各種蔬菜42，4100斤，不但實現了全年自給任務，而且超額8000斤。工商等行業也都盈得不少利潤，補充和資助了學校的各項費用支出。抗大總、分校1944年共開荒地近2萬畝，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開荒山地10，777畝，水稻田324畝，收穫糧食5，650石，足供全校師生半年口糧。各單位還開豆腐坊、逢衣廠、酒精廠、鐵木工廠、印刷廠、商店貨棧，挖小煤井等。全校養豬1，300多頭，羊1，100餘只，牛100多頭。其中第一大隊第六對達到了4人1頭豬，3人1隻養，10人1頭牛，人均1隻雞，真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同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還在生產勞動中磨練了意志，歷練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進步，情感脆弱、身體虛弱的愛國者，變成了意志堅強、身體健壯、不畏任何困難的無產階級英勇戰士和革命的脊樑。
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
大生產運動中，邊區留守部隊的指戰員們，堅決回響黨中央“屯田”號召，提出“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的戰鬥口號，分別到南泥灣、槐樹莊、張村驛、大風川、小風川、豹子灣等地軍墾屯田，一面開荒生產，一面保衛邊區。其中尤其是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的生產自給搞得最好，為邊區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旗幟。
工農民眾的大生產運動
陝甘寧地區是經濟落後的農業區，所以人民民眾的大生產運動首先以發展農業為重，在農村就是發動和組織農民發展農業生產，依靠農民支持革命戰爭。而當時邊區的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有些還受著地租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實行減租減息之後，“把民眾組織起來”，即組織農民實行生產勞動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要求邊區各縣大力開展互助合作，促進農業生產。毛澤東1943年11月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也作了《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號召邊區軍民用協作互助的勞動方式開展生產建設。
邊區各地廣大農民積極回響黨和政府號召，創造了各種形式的變工隊和扎工隊等勞動互助組織。這種互助組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舊社會“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但“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卻“成了農民民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當時邊區農村中湧現出許多模範互助組織。如淳耀縣白源村變工隊，他們把三個自然村72家戶農戶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組織起來，在全年各種生產活動上實行互助合作。他們按不同季節和農活，分為若干搭工組，各組既獨立勞動，又密切合作，充分發揮不同人員的積極性和勞動能力，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這個變工隊代表了當時邊區農村勞動互助合作發展的新方向。安塞縣馬家溝變工隊，把全村14戶15個全勞動力、10犋牛、10頭驢組織為四個組，全年變工，沒有牲畜的農戶用人工變牛工。延安縣吳家棗圓變工隊則組織全村22個勞動力主要進行開荒活動，同時又按勞動力強弱及相互關係分成3個小組，從開荒、鋤草到秋收全年變工隊不散。他們為當時組織半勞動力或牛犋還有困難的農村找到了一種互助合作的好形式。還有著名的同宜耀後殿子村的唐將班子（扎工隊）。他們不僅取消包工頭抽空頭、扣工人工錢及高價出賃工具等一系列舊辦法，而且廢除了包工頭壓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習慣，代之以讀報、教唱新秧歌、公開帳目等文化娛樂活動和民主生活。參加這個扎工隊的人數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勞動力。他們成為全邊區扎工隊學習的榜樣。
在這些模範互助組織的影響和帶動下邊區各縣農村的生產互助合作運動迅速、普遍地開展起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合理的調劑了農村勞動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一般情況下，實行變工、扎工以後，可以提高生產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縣變工開荒，每人7天可開一垧，不變工則要10天。綏德縣變工鋤地，每人每天可鋤一垧半，不變工最多只能鋤一垧。農民勞動互助極大地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據統計，在實行變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糧食產量，比沒有實行勞動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長50%以上。例如，延安縣吳家棗圓，1942年的產量是141.5石，1943年達到256.75石，增長了81%。安塞縣馬家溝村，1942年共收糧食83.7石，1943年達到160石，增長了86%。
邊區在重點發展農業的同時，還積極發展了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與商業。主要是通過在工人民眾中開展學習趙占魁艱苦創業精神的“趙占魁運動”，掀起了工業生產的熱潮。這項運動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邊區工人民眾的勞動熱情，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改變了他們的勞動態度。他們更加自覺地愛護自己的工廠，積極主動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如中央印刷廠的排字工人，由21人擔任過去24人的工作。他們抓緊每一分鐘時間進行生產，沒有一個人把時間浪費在閒聊中，有時打來的開水都忘記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數量，我得質量”。廣大工人自覺遵守勞動紀律，不僅無故遲到早退現象大為減少，而且許多人還自動要求增加工時和義務工。例如工藝實習廠1946年6月有54人主動增加工時549小時，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時812小時。各工廠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開始轉變，好吃懶做被看成是恥辱，勤勞進取被是視為榮耀，愛廠如家、自覺勞動、不怕艱苦的廠風開始形成。趙占魁運動的開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質量，節約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邊區工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比如難民紡織廠的產品數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產土毛布552匹，6月生產650匹，7月生產908匹，8月生產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數及生產工具反而比過去減少10%，使用機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廢紗等方面也大為減少，這樣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減少到2斗1升。新華化學廠的肥皂生產也是產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卻由過去的每100條折合小米1石2斗4升減少到9斗2升。八路軍印刷廠年度生產量平均增長30%至50%。中央印刷廠排字部生產率提高了30%，機器部提高了59%，成本顯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見趙占魁運動運動中激發出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為了使邊區大生產運動持續開展並向縱深發展，邊區黨政軍在大生產運動中舉辦了舉辦了農業展覽會、工業展覽會，開展了生產競賽、勞模運動，以及改造“二流子”運動等。通過這些活動，湧現和樹立了一批批先進集體與英雄模範人物。比如在領導幹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幹會議表彰的359旅旅長王震、385旅旅長王維舟、三邊司令員賀晉年、保全司令員王世泰和關中地委書記兼專員習仲勛等22位生產工作模範。在人民民眾中也湧現了張治國、郝樹才、胡青山、趙占魁、武生華、馮振增、馮國玉、吳滿有和馬杏兒等著名英雄模範人物。1943年冬，召開了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表彰獎勵了先進。1944年春，各縣又先後召開了勞動英雄大會，除表彰獎勵先進個人外，還表彰獎勵了模範村、模範鄉，這樣不僅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而且促進了邊區農村其他各項事業的開展，改變了鄉村面貌。
豐碩成果
陝甘寧邊區
陝甘寧邊區機關和部隊每年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達1500萬公斤。邊區許多部隊糧食、經費達到全部自給，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
農業方面，由於貫徹執行了正確的農業生產政策，使陝甘寧邊區耕地面積迅速增加，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積由1941年的1213.2169萬畝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萬畝，比1938年更是擴大了7成；全邊區1940年改旱地為水地2.3558萬畝，1944年水地面積達4.1109萬畝。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41年為45.586萬石，1943年達181.2215萬石，實現了自給有餘，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除糧食生產外，邊區的棉花產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邊區原來不產棉花，經過大生產運動，植棉面積迅速擴大，1941年3.9082萬畝，1942年9.4405萬畝，1943年15.0287萬畝，1944年30萬畝，1945年35萬畝.棉花產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萬斤（皮棉），1942年140萬斤（皮棉），，1943年173萬斤（淨花），1944年300萬斤（淨花），足夠邊區軍民穿衣之用。在糧棉增長的同時，邊區的畜牧業也有相當的發展，牛的數量從1939年的15.0892萬頭，增加到1943年喔2.0781萬頭，羊、豬等的數量也有較大的增長。
農牧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邊區原來的工業只有清朝時開辦的一個延長油礦，經過大生產運動，到1944年則辦起了11個造紙廠、2個肥皂廠、12個被服廠、8個工具廠、4個印刷廠、3個陶瓷廠、23個紡織廠等77個公營工廠，職工達12，000多人。在公營工業發展的同時，私營工業也迅速發展。比如私營紡織廠，1938年只有5家，年產布1，260匹，1943年則發展到50家，年產布1.2萬匹。私營造紙廠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產紙張1，295令，1942年發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產紙張1865令。另外，私營煤炭和鹽業等也都有相當的發展。由於公私工業的發展，至1943年，邊區的棉紗、布、鐵、紙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給。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與市場的活躍。邊區政府曾先後成立了光華商店、鹽業公司、南昌公司、土產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組織土產輸出，換取必需品輸入，以保證對軍民的供應，穩定邊區物價和貨幣。同時，公營商業、合作商業與私人商業組成了遍布城鄉的商業網點，方便了軍民的生產與生活。抗戰前，延安只有店鋪123家，1943年即發展到473家。位於延安城南關的新市場，成為繁榮的商業中心，被時人稱為延安的“列寧格勒”。各種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運輸隊的成立，公路、馬車路的修築與管理，客店、騾馬店的開設，大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總之，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農業、工業、商業相互推動，共同發展，城鄉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其他抗日根據地
與陝甘寧邊區開展生產運動同時，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等各抗日根據地，都根據不同情況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敵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以陝甘寧邊區軍民為榜樣，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方針，在頻繁艱苦的反“掃蕩”鬥爭中，一面戰鬥，一面生產。1943年，僅晉綏、北嶽、太行、太岳、膠東、皖中6個根據地，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部隊和機關生產的糧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個月的自給，蔬菜作到全年自給，達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目的。
總之，軍隊積極參加生產，改善了物質生活，許多部隊實現了糧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給，由於軍隊努力生產，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負擔也大大減輕。
大生產運動使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勝利地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為支持敵後長期戰爭，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毛澤東指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並把它與1942年整風運動一起稱為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兩個環子。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減輕了人民民眾的負擔，也帶動了人民民眾的生產，使解放區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粉碎了敵、偽、頑的封鎖，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密切了黨政軍民關係，樹立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同時也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工作幹部，這是不能拿數字來計算的無價之寶。
不利因素
但是，由於在大生產運動中投入了過多的固定建設基金，導致了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膨脹率一度達到每年2000%，後經陳雲大力整頓，到1944年方才避免了金融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