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起因,發展,結果,影響,評價,
背景
遼國滅亡渤海國之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便對渤海國王室貴族們，採取了“民族贖買”政策，在渤海國地盤上建立了東丹國，讓皇太子耶律倍擔任東丹王；渤海國王室舊族出任左右大相。
遼東京道
遼東京道在經濟上，遼國規定，東丹國每年向遼朝進貢十五萬匹棉布、千匹馬。東丹國遷到遼東地區之後，遼朝便不再讓東丹國進貢了。直到遼國景宗時期，遼東渤海人仍享受優撫待遇，很少徵收稅賦；不輕易判刑入獄；撫恤鰥寡孤獨；舉薦有才學的賢人任官職。所以，近百年以來，遼東地區一直安居樂業，相安無事。作為渤海國王室後裔的大延琳，也被舉薦入遼朝為官，當上了舍利軍“詳穩”（將軍）。
然而，儘管渤海國王室成員可以入遼朝為官，但一直不被重用，渤海人與遼國契丹人存在著難以彌合的隔閡。遼國聖宗晚期，以往遼朝給予遼東地區渤海人的優惠政策遭到破壞，取而代之的，是遼朝地方官吏貪婪的巧取豪奪，酷吏的嚴刑苛法和高壓政策，最終導致遼東地區矛盾重重，人們怨聲載道。
遼朝在聖宗、興宗時期，雖然基本上實現了封建化，但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奴隸制殘餘，並且各地的封建化程度很不平衡。遼代的重要地區東京(今遼陽)地區，由於歷史原因，早已進入封建社會。但隨著部族制和頭下軍州制(部族制是遼統治者在遊牧民族聚居地區，把契丹族在內的各族人民重新改編以後實行的地方統治制度。頭下軍州制是契丹統治者仿照中原地區州縣制的形式，把打仗俘虜來的人口轉為農奴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特殊的封建統治形式)的建立，落後的生產方式，又在這一地區實行。這就使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同時使遼代社會的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更為錯綜複雜，遼統治者對各族勞動人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也不斷加深。
遼聖宗耶律隆緒
遼聖宗耶律隆緒起因
遼代初年，對東京地區的貿易、煮鹽、制酒等業徵稅較少。遼東京地方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以來，沒有實行酒專賣和關於鹽稅等方面的法令。但到了遼中葉太平年間，東京戶部使馮延休、韓紹勛相繼按照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縣)的稅法徵收。這實際上是把外地徵稅之法引進了渤海人聚居之地，並苛征暴斂，民不堪命。1029年(遼太平九年)，燕京地區發生大災荒，東京戶部副使王嘉獻計，強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運者，把遼東的糧米運到燕地，賑濟那裡的災民。當時是從海路運糧至燕地的。而這條海路艱險難行，常有海難發生，造成船沉人死糧損的後果。老百姓雖然如實向官府秉告這種情況，但主持此事的官員並不相信，還拷打驅逼民眾，繼續進行這種危險的海上運輸，導致“民怨思亂”。早在公元1021年(遼開泰元年)，貴德、雙、遼、同等遼東州縣已經開始徵收商稅。據《遼史·食貨志》載：“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 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勛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約，其民痛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從這段記載可知，引起人民反抗的原因不僅僅是依燕地平山之法在遼東征商稅，而主要是反對韓紹勛等依燕地之例向遼東地區各族農民徵收土地稅。因此，大延琳起兵後，先殺掉在東京首先征農業稅的韓紹勛和主張運遼東糧去燕地的王嘉，“以快其眾”。韓、王二人加重了對農民的盤剝，引起農民的不滿。
發展
大延琳在東京起兵之前，有較為詳細的行動計畫。他曾與東京副留守王道平商議起兵事宜，主要內容是，大延琳自己控制遼東京城，並以此為基地和依託，再向四面發展；並秘密派人到北方與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的黃翩聯繫，去保州(鴨綠江東岸)聯絡渤海太保夏行美，意在約他們起義回響，共同起兵，反對遼朝。後來事實證明，這只是大延琳的良好願望而已，均都落了空。大延琳錯誤地估計了黃翩及所派使者的政治態度。黃翩時任黃龍府(今吉林農安)兵馬都部署，這個都部署衙門，是遼控制東北方邊境以內各民族的一個重要軍事機構，黃翩是這個機構的主要長官。黃翩在擔任此職之前，曾率兵深入女真地區，俘獲許多人口和牲畜。可見他是效命遼廷的人物。黃翩在就任兵馬都部署後，又在渾同江及疏沐河之間，建立城堡，加強了對女真的控制。這說明，黃翩擔任著主要官職和管轄著重要地區。如果他能像大延琳所構想的那樣參加起義，就會使地位次僅於東京的黃龍府控制在起義軍手裡。同時也會使在黃龍府控制下的女真族擺脫遼廷，乘勢進行反遼鬥爭。這就形成了從南、北兩面夾擊遼朝的態勢，無疑是有利於東京起義軍及整個反遼鬥爭的。但出乎大延琳意料，王道平夜間越城出去後，與派往黃龍府的使者一起，到遼聖宗駐把黑嶺(時遼聖宗正於此處打獵)告變。大延琳聯絡黃翩的計畫終成泡影。由於遼廷得到了大延琳起事的情報，立即徵調諸道之兵，準備鎮壓。在這些軍隊未到之前，因遼國舅詳穩肖匹敵之駐地接近東京，便命他首先率本營之兵與家丁，搶占要害之地，防止大延琳西進，威脅在東京西方的遼朝都城上京。
公元1029年(遼聖宗太平九年)八月初三日，大延琳起兵占領東京後，殺了戶都使韓紹勛、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囚禁了東京留守駙馬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並自立為帝，國號興遼，年號天慶。
遼代武士
遼代武士大延琳占領東京城後海州(今遼寧海城市)、寧州(今遼寧熊岳城西南35公里處)、祿州(今吉林臨江縣)等地起義回響。南、北女真皆提前起義。但由於東京起義軍之東、西方要衝皆被遼軍控制，這就影響了起義軍的發展和進勢。大延琳為解決東方遼軍之威脅，想得到高麗的支援，曾派大府丞高吉德前去離麗國，告訴對方大延琳巳興遼建國，望對方給予援助。高麗派兵攻鴨綠江東遼軍，戰敗而退。起義軍在東部戰線無進展，威脅未有解除。
起義軍在東、西兩路均無進展的情況下，大延琳決定向北方進攻，攻擊的目標是遼軍占據的瀋州(今瀋陽)。當時，瀋州（瀋陽）節度使蕭王六剛剛到任，不熟悉瀋州（瀋陽）情況。於是，瀋州（瀋陽）城的防備重任，便落到副節度使張傑肩上。
眼見得聲勢浩大的大延琳起義軍兵臨城下，張傑不禁暗自叫苦。因為，當時的瀋州（瀋陽）城內駐防遼軍毫無作戰準備，實在無法抵抗如潮水般湧來的起義軍。立即向遼朝求援，但時間已來不及，遠水難解近渴，局勢萬分危急。情急之中，張傑心生緩兵之計，遂派人出城給大延琳送信，謊稱準備投降獻城。大延琳不知是計，便下令暫緩攻城，一心等待張傑投降獻城。可是，等了好幾天也不見張傑投降獻城，大延琳這才醒悟過來，驚呼上當，急忙命令起義軍攻城。然而，這時的瀋州（瀋陽）城內駐防遼軍，已經做好戰鬥準備。起義軍攻打不下瀋州（瀋陽）城，只好返回東京（遼陽）。
《遼史·聖宗紀》記載了此次攻沈之戰：“其節度使肖王六初至，其副將張傑聲言欲降，故無急攻。及知其詐，而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這次戰鬥，由於起義軍中了守城遼軍的緩兵之計，未有戰果就返還。
這樣，東京起義軍在東、西、北三個主要方向軍事動作均無進展，只好採取守勢，退保東京，固守孤城，很快陷入被動局面。而遼廷則採取了攻勢。“及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嬰城固守”(《遼史·聖宗紀》)。
同年十月一日，遼廷以南京留守肖孝穆為都統，國舅詳穩肖匹敵為副都統，奚六部大王肖蒲奴為都監，率領包括皇帝侍衛在內的精銳部隊，兵分三路圍攻起義軍。
諸道官兵陸續到達，會聚一起，兩軍進行交戰。起義軍與遼軍先戰於蒲水(今蒲河)，起義軍擊退對方中軍。但卻受到肖匹敵、肖蒲奴所率的左、右兩路軍的夾擊，戰敗潰退。得勢的遼軍得以控制大延琳義軍通往女真、高麗的交通要道，阻止了外地的增援。義軍退至手山(即首山，位於遼陽城西南7.5公里)之北，再次與遼軍交戰，又失利。退入東京城中，“深溝自衛”。首山之戰失利，是大延琳起義軍迅速走向失敗的轉折點。遼軍遂進兵東京城下，並包圍了東京城。遼軍還在城的西面五里處修築重城，建起高台，坐困義軍，使城內人不能與外界相通，得不到人員與物資的接濟。因為遼軍在進攻起義軍之前，已派兵“據高麗、女真要衝，使不能求援”。在遼軍圍攻東京城時，遼廷又派肖蒲奴圍剿遼東各地起義軍，“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堅守不敢出”(《遼史·肖蒲奴傳》)。東京城內的守軍已孤立無援了。
遼軍作戰圖
遼軍作戰圖大延琳率起義軍堅持守城，因無柴可燒，起義軍只好以拆屋之木料當燃料用。到1030年(太平十年)二月，由於守城者放鬆了警惕，竟使囚禁在城中的遼東京留守肖孝先及其妻，穴地出城逃走。南陽公主走在後面，被城上守衛者發現，捉回。
結果
1030年(遼太平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據《遼史·聖宗本紀》記載：“東京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東京城被遼軍攻占，大延琳被俘。海州城起義軍，堅持戰鬥一年多，在得知其他地方的起義軍首領皆戰敗被俘後，也投降了。至此，大延琳領導的東京起義失敗了。節度副使張傑因保衛瀋州（瀋陽）城有功，被擢升為節度使。
影響
大延琳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它嚴重地打擊了遼廷在東說道地區的統治，處決了遼朝的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酷吏，粉碎了遼朝在東京道的盤剝計畫，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東京道人民生活上的苦難。大延琳起義，也震驚了遼廷，迫使遼廷採取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統治措施。在遼軍攻克東京城後三個月，強行遷徙渤海人，對渤海貴族進一步實行分化，以利於遼廷的統治。
儘管大延琳起義軍以失敗告終，卻給遼朝聖宗皇帝敲響警鐘。聖宗皇帝改任蕭孝穆為東京（遼陽）留守，賜予“佐國功臣”稱號。蕭孝穆到任之後，吸取前任酷吏的經驗教訓，採取了“拉攏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他一方面建議聖宗皇帝，啟用曾有功勳的渤海舊族才俊；另一方面，將參與大延琳起義的渤海人及其家眷，相繼遷到上京北部，分別安置在易俗縣、遷遼縣、渤海縣，以防他們再度聚眾鬧事。蕭孝穆任職東京（遼陽）留守兩年多，遼東地區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社會矛盾有所緩解。遼朝興宗皇帝即位後，遼東地區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
評價
大延琳領導的東京起義，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沒有充分地發動、組織和領導參加起義的民眾。當時，在遼廷重壓下的渤海族、女真族和漢族人民，都處於因苦之中。但這次起義卻僅限於東京地區的渤海人和女真人。這說明，起義的領導者大延琳並沒有發動各族民眾，特別是漢族民眾。使起義在民族上和地域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起義後，南、北女真族雖然回響，但終未形成較大和較強的反遼力量。使遼廷雖處於被動地位，卻仍能採取應變措施，圍剿起義中心地區東京。而且大延琳只將各縣的渤海族起義人員中的謀勇之士徵調到身邊，而未將各縣的渤海起義民眾匯聚到一起，致使他們只能各自為戰，力量單薄，最終被遼廷各個擊破。歷史地看，沒有充分發動、統一組織起義民眾是這次起義失敗的比較重要的原因。
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從東京起義領導集團的成員上看就有問題。與大延琳密謀起義的遼東京副留守王道平，以及派往黃龍府聯絡黃翩起義的心腹之人，都是泄露起義機密之人。另外，起義領導人缺少軍政幹才，制定不出正確的軍事計畫和戰略策略。他們不積極匯聚起義力量，幻想遼將反遼。進攻瀋州未有識破對方緩兵之計，坐失攻占瀋州的良機，貽誤戰機。退守東京後，一籌莫展，坐以待斃，甚至連幾個重要囚犯都看押不住，等等。都說明，起義軍領導者中缺乏將才、帥才，領導力量薄弱。
當時遼廷尚有相當實力。從力量對比看，不利於起義軍。大延琳起義之時，正處於遼中葉，遼國還是比較強盛的。在軍事方面，優勢明顯在遼廷一方。而起義隊伍始終沒有聚在一起，力量分散，只能在各地單打獨鬥。加之所占地區較小，財力物力有限，起義一方的力量始終處於劣勢。特別是由於大延琳錯誤地估計了遼朝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把民族矛盾視為主要矛盾。起義一開始，立刻宣布建國稱王，滿足於恢復渤海王國以實現其個人稱王的欲望，把一次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幾乎轉變為民族鬥爭，這無疑會影響各族人民起義的積極性和對起義的支持力度，影響了起義軍力量的增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