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報丁,商族人,商部族的傑出首領、
商朝開國君主
成湯的曾祖父。據
司馬遷《
史記·
殷本紀》記載,報丁是商的開國君主湯的五代祖先,他的父親是微,微死後,報丁成為商的首領。但
王國維根據出土
甲骨文糾正了這三代世系,現在普遍認可的世系是
報乙為
上甲微的兒子,
報丙為報乙的兒子,報丁是報丙的兒子。
家族發展
代表研究
中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郭沫若,1928年在日本從事中國歷史研究時,曾在東京一家私人圖書館裡,借到一本《
觀堂集林》。閱讀後,他為這本書作者的淵博的知識、踏實的精神所震動,對這本書和它的作者十分敬佩。十八年之後,回憶這段往事,他讚嘆地說:“《
觀堂集林》和它的作者在史學上的劃時代的成就使我震驚了”。
《
觀堂集林》的作者是誰,為什麼這本書能給郭老這么大的影響?
《
觀堂集林》的作者是
王國維,他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具體運用者,是二十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立場和史學成就背道而馳,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
1877年12月3日,
王國維出生在浙江海寧縣一個中等地主的家庭里。他生活的年代是我國社會大變動的年代,一方面是舊式的封建經濟在解體,另一方面是新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成長。政治上風雷激,盪,繼“戊戌變法”之後,又爆發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滿清皇朝。思想界也隨之產生了巨大動盪。一大批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封建學術,產生了懷疑。他們用新眼光對中國過去發生的一切提出了問題,進行分析、批判、探討。在史學領域,他們利用當時大量出土的漢、晉木簡、壁畫,六朝和唐人的寫卷,安陽
甲骨文,古代器物,來考核古代史。這些都給青年時代的
王國維以很大的影響。他討厭學習刻板的高頭講章,在幾次鄉試不中後,毅然離開了海寧,跑到上海謀生,他那時只有二十一歲。不久,他到
黃遵憲、
汪康年創辦,
梁啓超任主編的《時務報》館擔任書記、校對。《時務報》是宣傳變法,宣傳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重要陣地,
王國維決定來這家報館工作,說明了青年
王國維的思想傾向。在
梁啓超等人影響下,他也開始考慮“
人生問題”。不幸的是,半年之後,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家報紙被迫改刊。他離開報館,來到
羅振玉主辦的上海東文學社任庶務,邊工作邊學習。
羅振玉擅長考古,具有豐富的金石文字知識,在北京、上海兼做古董生意,家裡藏有豐富的甲骨、金石等器物,在治學上也有一套辦法;但政治上極端保守,是清封建王朝的忠實衛道士,個人品德上極端利己,是個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創辦的上海東文學社,名義上是培養翻譯人材,實際上是為了撈取名譽,以為進身之階。
王國維進入東文學社,他的刻苦好學,聰明才幹,很快得到
羅振玉的賞識,
王事羅以師禮,從此,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國維學術上的成就和
羅振玉的資助有很大關係;王國維在政治上日趨保守,羅振玉也有決定性影響。
1901年秋,羅振玉推薦
王國維到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
王國維白天學英語,晚上攻數學,很有成績。半年後得了嚴重的腳氣病,只好回國。回國後,
王國維先後在江蘇南通和蘇州師範學堂教哲學、社會學。不久
羅振玉推薦他當了清政府學部(類似於現代的教育部)總務司行走。後來又
到京師圖書館和名詞館等文化學術機構工作,從此
王國維拋棄了青年時代改革政治的熱情,政治上逐漸趨於保守。甚至在辛亥革命浪潮襲來,舉國歡慶封建王朝的覆滅時,他卻追隨
羅振玉流亡到了日本,從事起中國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學的研究來了。
在日本,他利用
羅振玉提供的方便,集中精力研究
甲骨文、
金文和漢簡。同時又協助
羅振玉整理甲骨,使羅振玉在
甲骨文研究上獲得了成功。據說用
羅振玉名字發表的《殷墟書契考釋》,實際上是由
王國維編寫的。為了深入研究
甲骨文,
王國維在日本寓居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上海。因為上海英籍猶太人
哈同掌握了一批甲骨,為得到研究的機會,他又到哈同辦的倉聖明智大學任教。教課之餘,他借用哈同藏的甲骨,編印了一部很有價值的《戩(jiǎn)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在掌握大批
甲骨文資料的基礎上,他把它們和古文獻相對照,用來驗證古文獻的正確和錯誤,考釋了殷代的王朝帝系,寫出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不久又發表了《續考》。這兩篇著作的發表,是我國
甲骨文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
殷是目前知道的我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朝代,留下了大批
甲骨文。所謂
甲骨文,是指當時的巫,在占卜後刻在龜腹甲或牛胛骨上的文字,因為記錄的是占卜時的言辭,所以也叫卜辭。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由清國子監祭酒(清代唯一的一所大學的校長)
王懿榮在偶然的機會中發現的。
王國維文章中的“先公先王”,就是祖先。《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就是用卜辭中的材料來考證殷王室的歷代祖先。
王國維用卜辭驗證了殷的十多代國王,證明了殷代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以後,他又發現
羅振玉藏的一片甲骨和
哈同藏的一片,破碎的斷紋有些類似,文字好象相通,連線起來竟然是完整的一片。這一發現不僅給
甲骨文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境界,而且從這片甲骨文中讀出了殷王朝的帝系。
王國維用它和《
史記·
殷本紀》有關部分對照,除證明《殷本紀》的帝系基本可靠外,還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
如《
史記·
殷本紀》記載的殷商帝系是:“微卒(死了),子報丁立(當了國君)。報丁卒,子
報乙立。
報乙卒,子
報丙立。
報丙卒,子
主壬立。主壬卒,子
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而上述綴合一起的
甲骨文的記載是:“……上甲十,
報乙三、
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口大丁十、大甲十”。這一段卜辭後的數字十、三,都是祭祀先王時所用牲口的數字。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祭祖先上甲用牲口十隻,
祭報乙用牲口三隻,祭
報丙三隻,祭報丁三隻,祭示壬三隻,祭示癸三隻,祭大丁十隻。古代祭祀祖先是一個莊嚴的典禮,先後
輩分的排列不能有半點差錯。甲骨卜辭是殷祭祀祖先時的現場記錄,祖先
輩分的排列次序是上甲、
報乙、
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大丁。而《
史記·
殷本紀》中的排列次序是上甲(名微,所以上甲即為微)、報丁、
報乙、
報丙、主壬、
主癸,顯然是《
史記》錯了。但是《
殷本紀》上殷先王的名字和
甲骨文是一致的。
王國維根據卜辭,一方面證明了
司馬遷所記的殷代世系是可靠的,《
史記》是一部可信的歷史著作。另一方面又糾正了《
殷本紀》中排列的先公先王的位次。《
史記》有錯誤,不足為怪。因為
孔丘在研究殷的歷史時,已經發出三代文獻不足的感嘆,那時離商殷滅亡只有五百多年。
司馬遷又比孔子晚了四百多年。所以在文獻不足情況下出差錯是可以理解的。但
司馬遷這一錯誤,卻被比他晚兩千多年的
王國維糾正了。同時,
王國維又根據對
甲骨文的考證,進一步指出辭卜中的,即史書的帝嚳,即史書中的契。即史書中的相土,即
上甲微,可即
報乙,即
報丙,即報丁……。用
甲骨文一一驗證了《
史記·
殷本紀》。這是多么了不起的發現!所以郭老在讀了
王國維的文章後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
殷本紀》和《帝王世系》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他們的訛傳……我們要說,
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
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算過分的。”
以後
王國維又寫了《殷周制度論》,考證了周所建立的一套不同於殷的制度,如建立長子繼承的宗法制度,同姓不能通婚的制度,等等。從而肯定殷周時期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大變革的時代。
他把這些研究歷史的重要文章和其他研究商、周歷史地理、邊疆少數民族史、古代碑刻、古代音樂、古代文字、古代音韻、古籍考訂,以及有關經學的論文二百三十多篇文章收集在一起,分為《藝林》八卷,《史林》十四卷,因為他的號叫觀堂,所以就把這兩部分合而為一,起名為《
觀堂集林》,在1921年出版。《
觀堂集林》是王國維一生學術研究的精華,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和古代史學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書籍。由於這些成就,
王國維成了清末民國初年我國著名的學者、國學大師。他在1922年任北大通訊導師,1925年任清華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在國外也很有影響。
不幸的是,和他學術上取得的重大成績相反,政治上,在
羅振玉影響下,卻一步步墮落了。他從日本回國後,仍以清朝遺老自居。1923年,我國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浪潮在全國日益高漲,他卻逆潮流而動,在羅振玉的引薦下,跑進故宮,接受了已經被全國人民唾棄的清廷的徵召,當起清宮南書房行走,給廢帝溥儀當先生。清華學校設立研究院,擬請
王國維當院長,他以“時變方亟,婉辭謝之”。後來,溥儀親自勸他就任,他才接受聘請,作了教授。這不能不是
王國維個人歷史上的悲劇。最後,他在自身和時代潮流的極端矛盾中,感到清室復辟的幻想已經破滅;便跳入頤和園昆明湖自殺了。時間是1927年6月24日,死時只有五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