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義或基本教義派，也稱“原理主義”、“基要主義”或“基要派”，是指某些宗教群體試圖回歸其原初的信仰的運動，或指嚴格遵守基本原理的立場。
他們認為這些宗教內部在近代出現的自由主義神學使其信仰世俗化、偏離了其信仰的本質，因而作出回應；一般提倡對其宗教的基本經文或文獻做字面的、傳統的解釋，並且相信從這些闡釋中獲得的教義應該被運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都存在“原教旨主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原教旨主義
- 外文名：fundamentalism
- 出現時間：19世紀最後10年至一戰期間
- 釋義：描述當代各地的一些宗教政治運動
概念,來歷,主張,理論,對話,興起因果,原教旨主義,
概念
英語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義這個概念最早以基督教為背景。一戰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稱為保守的神學家，為反對現代主義，尤其是反對《聖經》考證學，形成了這一神學主張。《大英百科全書》認為原教旨主義有兩層意思：（1）它是一種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期很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或現代主義的神學傾向；（2）它是一種有自己的組織和機構的保守運動，旨在宣傳原教旨主義的五個基本要點。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它們是構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中國學術界將Fundamentalism一詞用於基督教時，稱為基要主義；用於伊斯蘭教時，稱為原教旨主義。由於其他宗教也出現了Fundamentalism的宗教現象，故國際學術界和傳播媒介把這種宗教現象通稱為原教旨主義。
比較宗教學家埃里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書里總結原教旨主義：在傳統的最高權威受到挑戰時（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權威），第一階段出現的反映是拒絕舊方式和舊權威，具有適應和樹立新權威的願望；第二階段是作出種種努力，使舊權威適應新權威；第三階段是回復原狀，原教旨主義就出現在這一階段。各宗教中出現的原教旨主義基本上都是這種情形。
總之，原教旨主義是指這樣一種宗教現象：當感到傳統的、被人們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權威受到挑戰時，對這種挑戰毫不妥協，仍反覆重申原信仰的權威性，對挑戰和妥協予以堅決回擊，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軍事手段進一步表明其態度。所以，原教旨主義有極強的保守性、對抗性、排他性及戰鬥性。
來歷
原教旨主義最先在美國基督教新教中出現，時間是20世紀20年代。其觀念形式在神學中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對現代主義的批判。19世紀最後10年至一戰期間，達爾文主義廣泛傳播，影響到社會各領域。它嚴重衝擊了傳統觀念和文化，尤其是對《聖經》構成了直接威脅。人們對《聖經》和道德提出了懷疑，教會於是分裂成兩派，一派是自由主義，20世紀早期稱此思潮為“現代主義”。它對基督教教義進行了調整，用現代哲學、歷史和科學知識對傳統教義和《聖經》重新解釋，目的是調和基督教教義和現代科學之間的矛盾。另一派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聖經》是神的啟示，是絕對真理。
主張
其核心主張是五要點：（1）承認《聖經》字句無錯誤；（2）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基督就是神；（3）耶穌是童貞女馬利亞所生；（4）基督為人類的罪惡而受難；（5）基督將復活且會以肉身再臨人世，那時人類將接受神的審判。這批原教旨主義者的活動持續了很多年。後來，它的活動趨向狹隘和僵化，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低落。到了70年代，美國新聞界突然發現原教旨主義在美國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於是，它再度引人注目。1976年，吉米·卡特在總統競選中的成功表明原教旨主義是一種強大的、神秘的政治力量。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農村人和山地人的信仰。今天，它是一種進取的、自信的、政治上保守的宗教運動，以求對抗自羅斯福執政以來被自由主義占領了的政府、家庭和教堂。
原教旨主義概念雖然源於西方，卻不限於西方。它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世界各地。今天，它可以指猶太人中的強硬正統派、錫克教中的分裂主義和民族主義、斯里蘭卡泰米爾的解放運動和印度反對外國傳教勢力的印度教組織。但它更多地是用於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
理論
原教旨主義理論上的共同點是反對現代主義、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對現代主義的解釋因人而異。在宗教界，現代主義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一種神學思潮，它提倡對宗教解釋的革新，對宗教教義執行上的寬容以及容納世俗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簡言之，即宗教思想和實踐對現代化的適應。原教旨主義就是要在現代社會中重建其意識體系中的基本原理。它與現代主義衝突的最典型例子是“猴子審判”一案。1925年，美國田納西州得通城中學教師施科普斯給學生講授達爾文進化論，於是他受到信奉原教旨主義的教會人士指控。原教旨主義者迫使法庭判施科普斯違反州內法案罪，施科普斯被迫離開學校。美國出現的復興運動也是抵制盛行於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的和道德上的寬容性，是對極端自由思潮的反應，也是對新教內圍繞基督化身和復活而展開爭論的反映。
“基要主義”一詞對應的的英語“Fundamentalism”源於美國長老會，相信基督教《聖經》是神的啟示、是無誤的，相信上帝如《創世記》所記載的那樣創造世界，相信神跡存在，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也是神，相信末日，相信審判，相信永生，相信信耶穌的人去天堂、與神和好、直到永遠。
由於他們確信聖典是神的啟示，原教旨主義者認為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是神聖的，他們所展示的智慧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許雙關語和留有餘地。他們反對知識的相對性，反對懷疑、猶豫和現代主義的推論。他們宣布其道德規範為宇宙性的、永恆的。為此，原教旨主義者否認其他信仰的真實性。原教旨主義者認為知識的獲得如同考古過程，是去挖掘已包含在經典中的真理，而不是去發掘那些不知道的或已經知道的世界。由於人們拒絕或沒有去深入理解宗教經典中的知識，所以無法理解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安拉賜給他們兩本書：《古蘭經》和大自然。這是一種古老的伊斯蘭教對知識的觀點。這些年，印度教也有類似看法。今天，原教旨主義者就是用這種知識觀點來反對現代主義的觀念。
原教旨主義者相信其宗教經典的絕對可靠性，這構成了原教旨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義都認為他們的存在和世界觀合理合法，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源於經典，並相信經典的真實性構成了檢驗真理的基本原則。原教旨主義以此為依據來解釋他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新原教旨主義十分強調《聖經》的進步性。對猶太教原教旨主義來講，拉比法律被認為是對《托拉》絕對正確的發展。對錫克教宗教領袖來講《聖書》象徵並包含著“活的宗教導師”的權威。對斯里蘭卡泰米爾的濕婆信徒來說，阿加米克法規是和《吠陀》一樣神聖的東西。在穆斯林看來，《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是他們的理論基礎，為他們提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依據，他們以此建立了律法。在他們看來，宗教經典的正確性超越時空。對宗教法規的共同認可激發了信徒的排他性。其信仰越是與眾不同，信徒與外界的界限就越分明。中東和南亞日益高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以此為標誌來區別穆斯林與其他人。錫克教原教旨主義者由於完全效忠於某一位神賦予才能的領袖，這位領袖宣誓維護信徒的榮譽、統一和平等，於是他們有了共同信仰，並以此與別的派別相區別，他的追隨者們隨時準備為重建其宗教的神聖秩序而犧牲生命。
這種排他性不僅表現在教義方面，而且體現在實踐中。出現的一個原教旨主義組織認為埃及實行的不是真正的伊斯蘭，鼓勵其成員不與其他信教者一起生活和禱告，把他們與世俗社會的脫離看作是同先知離開墮落的麥加城一樣的舉動。英國復興主義者有時所稱呼的“王國的人們”也由於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排他意識。這些信徒有時甚至能占領整個街道，互相提供各種實際的和專業性的服務。在猶太教群體中，也有同樣傾向，他們構築了空間和文化的界限，使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分隔開來。
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想把其宗教經典當作逾時空的、永恆的、絕對的真理。通過保護其經典中的永恆真理，原教旨主義隱含了一種不顧歷史發展的觀點，或是持與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歷史觀。原教旨主義者希望回到原始道德時期，他們認為歷史本身是一個從最初的理想狀態向後退化的過程，是對基本原則的背叛。美國原教旨主義的新基督教左派認為：當它遵守上帝律令時，美國是那么偉大；但由於世俗的人文主義對其政府機構的控制，美國已開始衰落。因此，最初的完美狀態只能通過回到聖典中的基本教義才能重新獲得。
當代原教旨主義的社會運動。原教旨主義有時被描繪為出土文物般的東西，如同生活在久遠的過去，與周圍環境完全脫離；原教旨主義者被看成是固執地依戀過去並頑強地、非理性地抵制正在變化著的文化。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原教旨主義也是對當代世界潮流作出的一種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沒有脫離現代生活。它不是不能理解的復活或重現，而是對當代社會問題一些症狀的反響，因而它深深地捲入了當代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
在當代世界中，原教旨主義的參與意識十分強烈。早期出現在美國的原教旨主義，是對20世紀初期現代主義所帶來的文化變遷、一戰引起的道德上的革命及國際危機造成的社會大變動尤其是1919年至1920年間“紅色恐怖”時期在美國出現的布爾什維主義和無神論的反應。原教旨主義者把這一切看作是聖經文明在美國結束的標誌，於是掀起原教旨主義運動，宣傳基督教的基本信仰。20世紀70年代，美國原教旨主義重新抬頭是因為當時美國社會墮胎、棄嬰嚴重，婚前性生活、同性戀和吸毒等現象泛濫。原教旨主義興起的目的在於抵制這些墮落現象，是針對這種道德倫理的變形，其最關心的就是倒轉當代的這種潮流。對今天美國的道德問題，多數人的主要焦慮就是父親權威的下降。這是由於婦女在經濟中的地位上升了。下降了的男性權威只能通過把掙工資的婦女從勞動市場趕回到家庭中才能恢復。原教旨主義者呼籲對那些養家餬口的男性的收入做出調整，讓它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他們希望復興傳統，保存家庭中的性別差異，強烈反對《平等權力修正案》。按他們的觀點，婦女應重返家庭，置於以男性為主體的家庭中。
今天，伊斯蘭世界局部地區的“原教旨主義”運動經常被理解為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經濟、意識形態侵略所作出的反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反對歐洲殖民者，對其文化影響持敵對態度。同時，他們也反對納賽爾（1918-1970）的民族主義政權，認為該政權世俗、不敬神。霍梅尼反對伊朗國王，不僅是因為伊朗國王與美國勢力聯合，以美國為後台，還因為霍梅尼強有力地證明了需要建立一個由溫和的法律學者領導的共和國，以代替王公貴族的統治，反對國王巴列維所謂的“白色革命”（即西方化）。與土耳其共和主義意識形態相關聯的土耳其原教旨主義，直接與這一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受到威脅有關。構成此威脅的是秘密的伊斯蘭狂熱組織、政治上持異議的左右翼及充當外國勢力代理人的少數民族集團。原教旨主義者對這一威脅的反應是採取堅定的民族主義態度。
由於新左派的支持，美國原教旨主義組織已越過美國國界，不僅插手基督教福音的傳播，也對建立在國外的正統教的傳統霸權提出了挑戰。如在拉美，這種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好幾個美國當局支持的拉美政權都積極地與其相配合。這可以理解為試圖削弱天主教勢力，因為天主教堂的許多神父都公開呼籲政治和社會改革。在南亞，原教旨主義公開反對新教教會和團體支持的普世性的社會福音。
印度原教旨主義開始崛起，因為信奉印度原教旨主義的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指責“世俗”政黨奉行了對少數民族姑息的政策。他們反對變革和西方化，要求恢復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回歸印度教之源，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印度教的國家。印度教開始具有較大的對抗性，有人認為它變得像它所反對的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蘭教了。錫克教原教旨主義在印度次大陸的發展曾經十分迅猛，並擁有一定的武器。為此，印度中央政府於1984年採取了以“藍星行動”為代號的措施，並於同年6月正式出兵錫克教聖殿金廟，抵抗者被打死，從而導致英·甘地總理被殺和大規模的教派仇殺。由於錫克教農民被限制充分利用旁遮普豐富的水資源，對在那個地區進行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利益分配不滿意，以及錫克教青年就業機會的減少，這些因素導致了錫克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發展。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這些是由新德里非錫克人的壓迫引起的，也與錫克教內部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派別有關係，因此要求按照錫克教的教義教規來行事。
出現在英國的來自斯里蘭卡泰米爾印度教徒移民中的原教旨主義，在動盪的歷史時期變得引人注目。戰後，在複雜的權力鬥爭中，泰米爾人要求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在此過程中，印度教徒感到他們在南亞是一個受到威脅的少數民族，需要運用忠於印度教的虔誠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儘管參與的性質和程度不一，但在任何地方，原教旨主義總是有力地參與了當代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運動，只不過他們所持的政治態度多種多樣。他們或者企圖顛覆現政權，或者是最熱心的支持者，或者僅保持中立。原教旨主義者的觀點有時互相矛盾，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聲稱其觀點中包含有所謂“伊斯蘭社會主義”成分，但他們的“社會主義”反對者則給他們貼上“法西斯”的標籤。在同一教派內，原教旨主義者也會隨時間不同而發生變化。美國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者把福音主義當成是在對人類自我肯定的內在根源提出懷疑，但當宗教成為現有社會秩序的保護者時，其觀點突然轉向其反面。一戰前，美國原教旨主義者傾向於政治自由化；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卻又採取了左翼態度。
原教旨主義在各教中沒有一個世界統一性的組織。在美國，原教旨主義曾經是愚昧貧窮的少數人的社會寄託和精神依靠，但卻與對經濟不景氣有不滿情緒的中產階級聯繫起來。英國原教旨主義一度是工人階級所熱衷的觀念，但的好幾次運動都顯示出它對中產階級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首先對有良好教育的階層更有吸引力，在馬里首都巴馬科，儘管瓦哈比運動越來越多地是從城市青年中吸收新成員，但在相當長時間裡，主要是商業界的中產階級認為這種觀點對他們有益、有支持作用，而埃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義運動影響的階層卻廣泛得多，有知識型的學生、教師、工人、小店員和手藝人。這些人一般容易捲入反向性的政治運動中。但農民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貧民只零星地參與並支持他們的活動，一般都被排除在這些運動之外。錫克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略有不同。如人民黨主義想重建包括農民在內的平民百姓的權力機構，以反對社會上主要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原教旨主義者不僅積極參與現代社會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並採用現代科學技術。在實行政教合一的沙烏地阿拉伯，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成就被廣泛套用到工廠、企業的生產部門，其海水淡化廠、計算機、空調、汽車套用已使人們的生活大為改觀。原教旨主義組織在武裝衝突中大量使用先進武器。他們根據工業化的需要，大量採用現代技術並進行經濟改革。在傳播方面，原教旨主義者很快利用了現代化的大眾通訊網路。美國有不少RT電視頻道、成百的廣播電台專用於宗教宣傳，無數的福音組織使用了世俗的商業電台。在南亞，好幾個原教旨主義組織也用了先進的錄音和廣播技術，以吸引和保住他們的追隨者。
總的來看，原教旨主義從神學思想的視角，恪守傳統宗教聖典，認為它們是逾時空的、永恆的，是不容變更的絕對真理和科學基石，因而強烈排斥對聖典種種自由化或現代性的解釋。從宗教政治學、宗教社會學視覺考察，原教旨主義一方面反對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同時它又與各國家、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鬥爭緊密相連。在各個歷史時期，各教派提出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的重點不同，其所運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始終與國家、民族和宗教的命運相連，特別是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出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已成為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最高目標，從而成為當代宗教運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綜上所述，原教旨主義起源於歐洲基督教社會，最後被廣泛套用於描述世界各地的宗教極端主義活動！
對話
“REDBACK，什麼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為什麼他們這么瘋狂？”我早就聽說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這個詞近些年幾乎和恐怖份子劃上等號。但我在中國見到的穆斯林都很溫和，並非向報紙上說得那樣窮凶極惡。這幾年雖然我們接觸過數次伊斯蘭獨立運動武裝，但規模並不大。所以大家也從沒細問過都是管鐐不管埋。今天弄出這么大地事情，證實我們以前確實小看了這些傢伙。也激動了大家對這種極端的信仰地好奇。
“原教旨是對教義的一種保守的信仰。”REDBACK談起宗教便來了精神，從我肚子上抬起頭，坐正向邊上看來的其他人解釋道：“與所謂保守主義不同的是：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必須強制制止別的信仰，用暴力推行自己的‘教旨’。換言之，原教旨主義的本質與其說與某種‘教旨’，不如說與其推行教旨的方式有關。原教旨主義的實質並非‘宗教保守主義’，而是宗教強制主義或神學極權主義。”
“一般人認為宗教只是個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只涉及精神修養。宗教不應涉及公共事務，宗教只是個人道德或是一些崇拜儀式，朝聖，或做一些慈善事業而已。”REDBACK拉出十宇架接著說道：“但是伊斯蘭認為宗教不單只包括精神，靈性，個人私生活，還包括了一般的社會事務，生活的整體，真主的意旨並不局限於精神方而，還指引了人類的行為和操守。”
“所以，伊斯蘭並非是一個宗教那么簡單，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包含了一套信仰和崇拜的方式，它是一個博大的，互相銜接的法律系統，也是一個政府，指示人民的生活方式。”牧師拿著水杯坐到人群中間接著REDBACK的話說道：“所以原教旨主義者用暴力推行的‘教旨’中也包括了強制的法律，凡是不合他們教義的都是有罪的。”
“一般人要殺人放火，尤其是不分青紅皂自的屠殺無辜者，除了面臨法律的壓力外，首先難以逾越地就是道德與良心的譴責。而原教旨主義卻以所謂‘信仰’的理由摧毀了良知的堤防，要人相信為‘信仰’而殺人不是作惡而是行善，為了推行教旨殺人者不是罪人而是英雄。”我有點了解他們所說的話了，“怪不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一直到處殺人，原來他們是在傳教。”
“沒錯！不過原教旨主義並不是專指伊斯蘭教，伊斯蘭信徒也並不全是原教旨主義者，而且原教旨主義也是違背伊斯蘭的教義的。基督教中也有原教旨主義，十字軍東征就是原教旨主義的最好例子。即使到了現代，基督教中也仍然有原教旨主義，1925年田納西州戴頓城中學教師斯科昔斯在課堂上講授這爾文進化論，竟被該州原教旨主義者以違反《聖經》中‘上帝造人’教旨的罪名告上法庭，並以強大地宣傳壓力迫使法庭判處斯科昔斯違犯該州法律而有罪。可笑吧？”牧師站起來看著窗外遠處仍然有青煙升起的原世貿中心處說道：“所以，原教旨主義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也存在，在南亞，連續暗殺了非暴力主義者聖雄甘地和英迪拉拉吉夫甘地母子兩代總理的是印度教。錫克教極端分子和在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也是為‘信仰’而殺的原教旨主義者。不僅宗教文化中有，甚至無神論中也有原教旨主義災難的問題……”
“無神論中也會出現原教旨主義？”所有人這時都看向了我，因為中國是現今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而共產主義和無神論也是劃著名等號的。就連我也頓時好奇心大起。
“原教旨主義不是宗教，只是以宗教為藉口的暴力。所以沒有必要僧恨所有的穆斯林，那並不是他們的錯！這是為私慾而宣揚這種恐怖思想的少數人的錯。”我終於明白REDBACK為什麼在涉及到伊斯蘭教義時，並沒有像我想像中那么激進。雖然她的信仰和伊斯蘭教完全不同甚至有牴觸，但互相的尊重是雙方都倡導的。寬容和愛才是所有宗教的精髓。
摘自《狼群》（刺血）
興起因果
過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現象。到目前為止，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掌權的國家，已經有伊朗、蘇丹、阿富汗；正在發動著反對當地政府或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有埃及、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
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評價也眾說紛雲。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義，所以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在原有政府一邊去反對它；也有左翼認為它代表進步的反帝力量，所以應當支持它。
原教旨主義不是鐵
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拒絕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現代科技嗎？伊朗的例子進一步說明問題並非那么簡單。雖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權嚴厲執行伊斯蘭教教規，但是不久之後就逐漸放寬。塔利班政權以伊斯蘭教之名堅決反對，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務員已經占三成（相當於“伊斯蘭革命”前）；女性戴面紗的規定已經大為放寬；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議員)。
伊朗的例子說明，同奉一本可蘭經，並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為當代社會已經不是公元七世紀的牧民與行商的社會。資本主義越發展就難以避免吸納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同其它民族國家的競爭以至鬥爭也常常迫使統治者重新解釋教規。就連霍梅尼在生時，他的最親近門徒也一再反對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後者不讓自己的女兒受教育誠屬無知，拒絕利用電視、電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僅穆斯林不一定是恐怖主義，就連原教旨主義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屬性。在原教旨主義那裡，從極右到極左，從親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說，社會上有多少個社會集團，就有多少個伊斯蘭教。有屬於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廟宇及土地的教士的伊斯蘭教，也有經營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的阿拉伯資本家的伊斯蘭教。當然也有廣大的窮人、小資產階級和學生的伊斯蘭教。不同人可以對可蘭經各取所需（宗教語言的特點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說教的，所以更容易這樣），結果就是有各種政治立場的穆斯林。
伊斯蘭現代化曲折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樣的伊斯蘭教教派當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敵人。過去廿年，在許多伊斯蘭教國家，這種反動教派都有長足增加。這種“宗教狂熱”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與經濟原因的。雖然二戰前後許多伊斯蘭國家都爭取到獨立及進行工業化，有一些甚至開始了世俗化及建設了形式上的議會選舉，但是這些國家統治階級由於本身的落後性，而及始終依附於由帝國主義操縱的世界資本主義，所以始終無法實現其完全現代化的承諾。民族獨立已經完成了，但構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基礎的土地革命，卻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爾及利亞那樣曾經產生過激進左翼政權的國家，八百萬農村人口中只有二百萬獲得一點土地，其餘大部份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是繼續留在農村過著赤貧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極難找到的工作，而且其農民身份始終被城市居民視為異鄉人，鄉下佬。反觀那些西化的統治精英，口說流利法語，占據了國家統治機器的職位，雖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卻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在這種強烈對比下，越來越多破產的農村個體戶被貌似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吸引，也就不難明白了。本來，這種教義過去首先吸引地主階級，但是，由於不少農民對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們開始轉向，尋找新出路。而這時教士們向他們解釋，他們的苦難來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讀可蘭經。經書不是教富人要對窮人慈悲為懷，繳納濟貧稅嗎？不是教窮人要尊重富人財產嗎？如果富人窮人都能遵此訓誨，又怎會有社會動盪、貧窮及戰爭？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為它背離了教義，使窮富之間發生戰爭。國家之所以危機處處，則是因為統治精英為西方文化所敗壞。所以，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教黨的綱領就是反對工人罷工，反對土地革命。它雖也反對國家統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它著重的是從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對：反對在伊斯蘭國家說法語（阿國從前是法國殖民地），反對播放西方電影與音樂，強迫婦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紗。在統治精英所推行的現代化走投無路之際，原教旨主義者就靠一種“回到從前”去尋找安慰。
其它伊斯蘭國家都或多或少經歷這一過程。原教旨主義可說是以小資產階級為主、但包括其它階層的人民，對統治階級的強烈而又思想混亂的抗議；抗議他們既未能成功擺脫帝國主義的間接操縱，又未能成功使國家現代化、卻又只知殘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蘭革命”，埃及總統薩達特因展開與美國及以色列的和平談判而被激進穆斯林剌殺，阿富汗從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後的長達卅年的內戰與動亂，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關係。
沒有出路的青年學生擁抱原教旨主義
但原教旨主義的最主要政治力量來自青年學生。這裡有兩方面因素。第一，是因為青年學生在衰敗的資本主義與半封建主義的混合經濟中，地位最不穩固，前途至為暗淡。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需要，許多伊斯蘭教國家都大力發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專學生。從前大學生大多來自西方精英階層；但是，過去幾十年越來越多城市小資產階級、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機會晉升大學。這些子弟較少西化，較多保存傳統宗教信仰及習慣，而且往往因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擠而更自覺地強化原來的“傳統”身份。連一些女大學生也以戴面紗為榮。另一方面，這些學生在畢業後卻不容易找到較好工作。在阿爾及利亞，由於好工作往往被說法語的上層階層所壟斷，原教旨主義成為不少只說阿拉伯語的中下層學生的鬥爭旗幟。貶法語而揚阿拉伯語，不僅是宗教問題，而且首先是經濟利益的問題。
此外，還有一大批沒能升上大學的中學生。他們更陷於一種進退維谷的境界。但是，成為原教旨主義溫床的，首先得數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般的宗教學校。許多伊斯蘭教國家都無法為人民提供起碼的基本設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間，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設施只增加6.9%。外資的湧入使農村破產加速。許多人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時候，許多原教旨主義者借著財雄勢大（許多人都有從事毒品買賣），在巴國及其它伊斯蘭教國家建立了許多宗教學校。在巴國，這種趨勢還得到當年統治者齊亞將軍的贊助，為的是拿原教旨主義者來反對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間宗教學校，但是到了齊亞將軍統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間，還有另外25000間沒註冊。這些宗教學校成為窮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機會，而且學校還往往提供住宿飲食，所以極受他們歡迎。這些學校教士往往以極嚴厲校規整治學生，包括以鐵鏈鎖住犯規學生，長年禁止外出，沒完沒了的誦經。許多學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讓見到女性，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成長有多大害處實在不難了解。事實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詞，原意即為宗教學生。而許多塔利班人都是從巴基斯坦的宗教學校畢業的。這種封閉而野蠻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熱、專橫、缺乏獨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們對這個世界，對婦女以至對人類，仇恨心理可能比愛護心理更強烈。
美蘇與伊斯蘭世界
不過，如果沒有英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培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的恐怖主義傾向就不會發展得那么快。在戰後印度尼西亞，美國中情局一直與右翼軍人合作培植反共的伊斯蘭教黨。伊斯蘭教黨在1965年的政變中幫助了蘇哈圖屠殺了一百萬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國也都是這樣。拉登本人更是美國中情局刻意培植來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蘇軍。（請參閱同期有關此題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沒有蘇聯共產黨及其一眾中東共產黨的叛賣，以及此一叛賣所最後導致的蘇聯的自我崩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不會在九十年代迅速發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東（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連一些中高層軍官也因此親蘇左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納塞爾），甚至想模仿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本來呢，史達林本人不見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實，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國，儘管這違反了阿拉伯人民意願。但是，在冷戰時期，蘇聯畢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願意忘記史達林的罪惡。可是，史達林死後及其往後幾十年，蘇聯官僚統治者那種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國人民的利益作為同美國討價還價的棋子的陰險做法，只有變本加厲，而無真正減少。早在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中，當埃及人民奮勇反擊英、法、以侵略之時，蘇聯代表卻與美國代表在聯合國一起投票要“雙方”停火，卻不包括要以色列撤出占領區。這種背叛使整箇中東都爆發民眾示威，“蘇聯佬出賣了我們！”的口號響徹雲霄。往後幾十年，“蘇聯佬”依舊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於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誠然，後來的親蘇政權進行過一些進步改革，但是功不補患。廿世紀歷史早證明，用槍桿子是建設不起社會主義的。所以，蘇聯在阿富汗的一敗塗地，實際上也預兆了蘇聯自己的命運。連蘇聯自己也日益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且日益親美。難怪以蘇為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左派，雖然在中東火紅過一段時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經是強弩之末了。蘇聯崩潰之後，就更加信譽掃地。而中、俄兩國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擊伊拉克（中國代表在安理會中只投棄權票，不投反對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從中東到印度尼西亞，從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會及經濟危機，另一方面，原來吸引過無數熱血青年的社會主義左派（斯毛版本），卻又喪失了吸引力了，這種思想真空遂使“回到從前的教義”反而成為“新出路”。
不過，原教旨主義將比蘇聯式社會主義更快破產。畢竟，原教旨主義在反對什麼上還比較清楚，但是在支持什麼政治、經濟立場上就非常混亂模糊。這本是很自然的，因為一部可蘭經無法為當代社會提供什麼認真的指導。所以，在伊斯蘭的共同旗幟下，事實上存在各種矛盾以至敵對解釋及派系。而不論哪一派，都沒能在依附性的落後資本主義之外尋找新出路。即使已經完成“伊斯蘭革命”的國家伊朗，情況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國主義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後的今天，仍然是一個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國家。左翼及共產黨給教士們摧殘淨盡了；在當年殺了100多個“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戀者）之後，人民的生活習慣也“淨化”了許多了。但教士們也終於承認，畢竟市場經濟是最好的調節器。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是紋風不動。而伊朗經濟結果怎樣呢？它還是陷入了一切開發中國家所陷入的那樣的死胡同：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之欠發展。國家仍要依賴石油作為主要的換匯商品，但是油價的持續下滑使換匯日益困難，因而也使入口先進設備日益困難。基本生活品物價飛漲，外債高達三百億美元。為了償債，統治者接受世界貨幣基金會的貸款，但要以實行私有化、開放市場給外資為代價。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過頭來還得在經濟上向帝國主義出讓經濟主權。這就是為什麼前幾年伊朗發生了人民騷亂及學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沒有九一一事件的衝擊，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義同樣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後資本主義之外找到新出路。
這當然不是說，原教旨主義會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還沒有找到，各種非理性的“激進”思想就會始終具有吸引力。（許由）
原教旨主義
原教旨主義提倡對其宗教的基本經文或文獻做字面的、傳統的解釋，並且相信從這些闡釋中獲得的教義應該被運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從這方面來說，原教旨主義的概念並不只局限於宗教，而應該擴延到對傳統思想和文化的極端恪守以及對現實中出現的與其所恪守文化的書面教條不符內容的極端仇視。對中國歷史來說，主要表現為儒學的原教旨主義和近現代出現的圍繞馬克思主義等共產主義理論體系所出現的原教旨主義。
儒學的原教旨主義
儒學自出現以來就以其高度的入世思想區別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其他佛道兩派，但凡儒門弟子都懷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抱負，以天下為己任，這種入世思想使儒學從一開始便刻有深刻的政治色彩。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學便一步步成為中國政壇所必須遵守的唯一信條，成為中國唯一的政治經濟理論，後來更是壟斷了中國的思想、教育領域以至於深入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文化當中。不是說儒學本身內涵並無精華所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對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生活等各方面的過多介入嚴重束縛了古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步入近代以後，面臨社會各領域千年不遇的巨變，晚清一些極端官員和知識分子出於對聖賢書的教條理解和極端恪守，仇視國內外的一切變化，甚至包括與思想文化無關的實用科技的傳入，最終變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最保守的頑固派，鬧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嚴重拖慢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如：
清末理學家倭任反對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認為這樣就會使“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誤入歧途，在同洋務派的爭辯出喊出了“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的名言。
以“儒俠”自居的劉錫鴻的“精神火車”：劉錫鴻任駐外公使期間，一位波斯藩王對他說：“余聞西國前進百步，而我等僅數步，固覺瞠乎其後，勢利遠不及耳。”劉答：“絕跡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顛隕之虞；緩步而行者，人苦其遲，而不知無傾跌之患。”波斯藩王驚詫之餘，又問：“貴國何以不造火輪車？”劉答道：“大清國正製造大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一日行駛數萬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又告訴他：“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里，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劉錫鴻似乎自己被自己的這番妙論給折服了。在日記中得意地寫道：“（波斯藩王）聞之亦大笑。余自到倫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燾）與偕，未嘗向人稍伸辯論。此次每一答駁，波斯藩王必點頭不已。語畢辭去，王曰：今日領教殊快，無怪是中國有名人。”
晚清歷史上，洋務派每嘗試在國家近代化進程上邁一步便會收到頑固派來自於道德層面上的打擊，而在晚清官場背景下的洋務派亦只能想辦法從四書五經上還擊，使洋務運動從表面上更符合儒學的教條理論，這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近代中國有很長時間浪費在了這種毫無意義的道德辯論上，而同期正是西方列強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向第二次工業革命邁進之際，本來就已經很大的差距被拉得更大了。等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開國早於日本的中國在軍事、工業、交通、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進程上卻遠遠落後於日本，最終導致那場斷送掉洋務運動、也斷送掉大清朝國運的戰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