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恰科夫斯基完成於1975年的5卷本長篇歷史小說，1978年有葉雯、江峨的中譯本出版。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論恰科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圍困》
- 作品別名：沙漠迷城
- 創作年代：1975年
- 作品出處：《當代蘇聯戰爭評論》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作者：陳敬詠
簡介,評價,
簡介
《圍困》反映的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保衛戰為主要內容，展示圍困的慘酷與反圍困艱苦卓絕的戰鬥歷程。在德軍兵臨列寧格勒城下的900個日日夜夜中，該城軍民團結一致，堅守崗位與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並最終粉碎敵人妄圖攻陷這座英雄城市的陰謀的故事。以“盧加防線”、“普爾科沃子午線”、“列寧格勒節拍器”和“火花”四個城市保衛戰的高潮為圓心，真實而又藝術地刻畫了眾多不同身份、不同年齡、性別的人物的英雄形象。《圍困》並不單純表現列寧格勒保衛戰，它還與其他的主要戰役聯繫起來，從戰略的高度上表現該戰役的作用和意義。再現了史達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諾夫、朱可夫以及希特勒和他的大本營的眾多高級將領的形象，以及他們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
評價
論恰科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圍困》
作者：陳敬詠
(摘自《當代蘇聯戰爭文學評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5月版；原文載於《文藝百家》1979年第1期，成書時有修改)
1975年，蘇聯熱烈慶祝衛國戰爭勝利30周年。此時，恰科夫斯基在《旗》雜誌上發表了長篇小說《圍困》的最後一部分——第五卷第四部。小說最初問世於l968年。雜誌每刊出一卷，蘇聯評論界就發表大量文章進行評論，全書出齊後，更是獲得一片讚賞之聲。《文學問題》雜誌主編В·奧澤洛夫認為它是近幾年蘇聯戰爭文學的3部優秀作品之一(另兩部是西蒙諾夫的三部曲(《生者與死者》的第三部《最後一個夏天》和邦達列夫的《熱的雪》)。《圍困》全書尚未完稿，蘇聯電影界已為它趕拍了多集影片。最初兩部片子《盧加防線》和《普爾科沃子午線》，終於在1975年5月初衛國戰爭勝利30周年前夕，與小說全書同時問世。 1978年，《圍困》榮獲蘇聯最高文藝獎“列寧獎金”。
這部小說之所以特受蘇聯黨政各界的讚許，並立即成為暢銷書，是有其政治、歷史背景的。60年代蘇聯領導大力號召文藝作品寫“愛國主義題材”。蘇聯軍界領導人也親自出場宣傳動員。如1964年，蘇聯組織了蘇軍領導人同文藝界人士的會見。當時，蘇聯國防部長Р·馬利諾夫斯基和蘇軍總政治部主任А·葉皮謝夫聲稱，藝術創作“應當特別注意反映戰鬥功勳，武裝力量戰鬥史”，“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題材是如此迫切和重要，它應當在書籍和歌曲中，在電影和繪畫上，得到更鮮明的、令人信服的和更有成效的反映。” 1970年，蘇聯元帥И·科涅夫、В·崔可夫等10名軍人在《訊息報》上聯名發表呼籲書，明確要求文藝作品寫衛國戰爭。在這之後，蘇聯作協、影協等協會召開了聯席會議，專門討論創作“軍事愛國主義”題材作品的問題；共青團中央和俄羅斯聯邦作協，聯合召開“軍事愛國主義文學會議”，蘇聯作協回響科涅夫等人的呼籲，召開各加盟共和國、莫斯科、列寧格勒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主席會議，進行動員組織。他們設定軍事文學作品獎金和獎章；組織作家訪問中亞、遠東等邊防地區；訪問駐東歐各國的蘇聯部隊；大量出版宣傳“軍事愛國主義”的文集和歌曲集。正是在這樣的大力宣傳和組織下，出現了一大批軍事題材的作品。
軍事題材作品之所以大量出現，這裡還有個前因。50年代後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蘇聯出現了一批全盤否定史達林的文藝作品，這激起了廣大人民民眾的不滿，迫使蘇聯領導對史達林的功過作出新的評價。1966年蘇共二十三大前夕，一批高級軍官聯名寫信給蘇聯當局，要求“部分恢復史達林的名譽”。同年，蘇聯元帥К·羅科索夫斯基等4名高級將領聯名發表公開信，指責一些作家“過分醉心於描寫個人迷信”，“企圖懷疑蘇聯歷史”，“混淆視聽”。[《紅星報》，1966年4月21日》。] l967年初，《真理報》發表評論戰爭回憶錄的文章，批評“不久前的某些回憶錄”，“片面化評價統帥部和最高統帥史達林的活動”。[《真理報》，l967年1月4日。] 接著，蘇聯將帥一個個連篇累牘地發表戰爭回憶錄，如С·М·什捷緬科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1968）、Г·К·朱可夫的《回憶與思考》（1969)、А·М·華西列夫斯基的《畢生的事業》（1973）等。短短几年內，幾乎沒有一個衛國戰爭時期的著名將領不發表自己的回憶錄。這種勢頭至今猶未衰退。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當初只是個不知名的旅政委)，也於1978年發表了一本戰爭回憶錄《小地》。有些回憶錄描寫了一批衛國戰爭期間的黨政軍領導人物，包括後來被赫魯雪夫全盤否定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衛國戰爭的真實進程，以及蘇軍統帥部、各方面軍、集團軍的戰略戰役活動。在描寫史達林的活動時，部分地肯定了他在戰爭中的功績。這些回憶錄，對蘇聯六七十年代的戰爭文學(包括恰科夫斯基的《圍困》的創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它們既為作家提供了創作素材，又對關於衛國戰爭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法西斯德國的突然襲擊和戰爭初期蘇軍敗退的責任問題，史達林在戰爭中的功過問題，對史達林的評價問題)定下了基調。
六七十年代在蘇聯出現的一大批戰爭小說，這些作品都力圖從各個方面來再現衛國戰爭的歷史畫面，越寫篇幅越長、人物越多、場面也越大，蘇聯評論界給了這類作品一個新的名稱：“全景文學”。這是繼50年代後半期出現在蘇聯文壇上的以寫“戰壕真實”為標幟的“新浪潮”之後，又一個戰爭文學“新浪潮”。長篇小說《圍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寫成，並成為六七十年代蘇聯“全景文學”的代表作。
《圍困》全書近200萬字，其故事情節，從衛國戰爭的前一年——1940年春蘇芬戰爭結束後不久開始，到1943年初列寧格勒圍困被突破為止。作品描寫了列寧格勒被圍的日日夜夜，真實地表現了列寧格勒保衛戰的一些實況。作者在描寫這次保衛戰時，還把該戰役和莫斯科戰役、史達林格勒戰役聯繫起來寫；並且把戰場上的軍事鬥爭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外交鬥爭交錯縱橫、上下穿插起來寫。這樣既突出表現了列寧格勒保衛戰的歷史過程，又描繪了整個蘇德戰場上雙方決鬥的廣闊畫面；既敘述了蘇聯最高統帥部和希特勒大本營各自的戰略思想和謀劃，又表現了蘇聯外交鬥爭的某些斷面。所以，小說的地點，時而從列寧格勒轉移到莫斯科，移到克里姆林宮最高統帥部，時而又從最高統帥部移到希特勒的大本營——“狼穴”。作品中除了許多虛構人物之外，還出現了幾十個著名的歷史人物。反法西斯戰爭中敵我友3方面的代表人物——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史達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貝利亞、米高揚等，以及一大批蘇軍將領；法西斯營壘中的頭目：希特勒、戈林、希姆萊、里賓特洛甫、戈培爾、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以及在蘇德戰場上的德軍其他高級將領；同盟國的代表和使節：羅斯福特使霍普金斯、哈里曼，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以及英美駐莫斯科大使等。《圍困》是蘇聯“全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如此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作品。這是它成為蘇聯近年暢銷書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描寫廣闊的歷史畫面和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兼而有之這兩個方面來看，在“全景文學”的幾部代表作中，《圍困》最為典型。《最後一個夏天》只寫一個白俄羅斯戰役，《熱的雪》只寫了史達林格勒大戰中的一個外圍阻擊戰。這兩部作品所寫的歷史人物，除史達林外，都不高於集團軍司令員一級。對史達林的描寫，也只是穿插在個別章節之中而已。而《圍困》對歷史人物的描寫則占有很大的比重。與《圍困》相近的，只有蘇聯影片《解放》和美國小說《戰爭風雲》。雖然《圍困》、《解放》與《戰爭風雲》在描寫對象的側重點上和評價人物的觀點上都不一樣，但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歷史畫面廣闊、歷史人物眾多，在結構上也比較相似。這3部作品都是從政治、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同的是，蘇聯作家只寫蘇德戰場，突出蘇軍威力和蘇聯元帥朱可夫的功績；而美國作家則為美國與蘇聯抗衡、爭奪霸權的鬥爭服務，因而著重寫歐洲戰場，突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活動，以宣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業績。
列寧格勒保衛戰，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史上堪稱光輝的一頁。在英勇的保衛戰中，列寧格勒人民在以史達林為首的聯共(布)領導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抗擊了希特勒侵略軍在蘇德戰場上的三大主力之一北方集團軍群。在被圍困的日子裡，幾十萬居民死於炮火或飢餓。但是列寧格勒人民發揚了光榮的革命傳統，堅持了鬥爭。亞歷山大·恰科夫斯基，作為列寧格勒前線的軍事記者和列寧格勒城被圍情景的親歷者，在《圍困》一書中，對列寧格勒人民的鬥爭事跡作了真實的反映，描寫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其1944-194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
《圍困》一書中有不少關於工人、知識分子、黨政幹部捨生忘死堅持生產、工作和戰鬥的動人場面。基洛夫工廠在大部分職工東遷內地、缺乏電力的情況下，仍堅持生產，修復坦克和大炮。在離工廠4公里的敵前沿陣地上，德國軍官通過望遠鏡看到一輛輛坦克從工廠大門口開出，不禁失驚；列寧格勒廣播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饑寒交迫，步履維艱，剛登上3層樓，就暈倒在地，但是廣播大廈的7層樓上卻繼續播送著戰報和節目；在冰冷昏暗的列寧格勒音樂廳里，管弦樂隊的樂師們，冒著隨時都會遭到轟炸和炮擊的危險，戴著剪去指頭的手套，奏起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在風雪瀰漫，嚴寒刺骨的拉多加湖上，勘測隊踩著薄冰，冒著沒頂之災的危險，為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列寧格勒人開闢“生命之路”而日夜奮戰……
在描寫列寧格勒人民英勇鬥爭的背景上，作者突出描寫了工程兵少校茲維亞金采夫、基洛夫工廠老工人科羅廖夫、科學院院士瓦利茨基等人的形象。
茲維亞金采夫是小說的主人公。作者力圖通過這個形象表現紅軍指揮員的優秀品質：高度的思想覺悟、忠於職責、精於業務、善於在任何艱難條件下完成任務……總之，茲維亞金采夫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正面人物。遺憾的是，這個形象在藝術性的完整上還是稍有欠缺。需要指出的是，“全景文學”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有個突出的特點，即虛構的中心人物或主要人物往往起著串聯和評價歷史真實人物的作用。例如，在邦達列夫的《熱的雪》里，中心人物炮兵排長庫茲涅佐夫3次會見集團軍司令員的場面，把別宋諾夫這個人物與情節主線聯繫起來；別宋諾夫被任命為集團軍司令員的情節，又引出史達林接見別宋諾夫的場面，並通過別宋諾夫的眼光和感受來描寫史達林。在《圍困》中，茲維亞金采夫的活動則串聯著一系列歷史真實人物：史達林、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等等。可是茲維亞金采夫不過是個工程兵少校，作者卻安排他到克里姆林宮，在伏羅希洛夫主持、史達林親自參加的總結蘇芬戰爭的高級軍事會議上出場表演。他在會上慷慨陳詞，指責某些高級將領只談對芬戰爭的勝利，不談為勝利所付出的重大代價，指責部隊因缺乏足夠的技術和裝備而遭到無謂的犧牲。正如蘇聯讀者所指出的，一個少校軍官在這樣的會議上發言根本就不可能。但恰科夫斯基本人直言不諱地說：“我需要讓能夠講出我們備戰中的缺點的人在會上發言。”[《文學問題》，1973年，第8期，第142頁。] 可見，茲維亞金采夫在這樣的軍事會議上出場，以及作者把他寫成令人注目的英雄人物，是不完全符合現實邏輯的。再看作者為突出這個人物而設計這樣一些情節。他筆下的少校，不僅在中央高級軍事會議上敢於面對現實，直言不諱，而且在列寧格勒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發出關於戰爭即將爆發的正確預見，接著他又到斯莫爾尼宮會見日丹諾夫，發表對戰區形勢的看法，如此等等。茲維亞金采夫的活動貫穿於5大卷小說的始終，這個青年軍官經歷了將近兩年的戰鬥歷程。可是，我們只看到他在軍階上的陡升，卻看不到他在思想上一步步的成長。正是由於作者通篇布局的主觀“需要”，使茲維亞金采夫形象的藝術完整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相反，作品中有些次要的虛構人物，由於跟歷史人物在情節結構上不發生直接的聯繫；或者他們雖與歷史人物同時出現，但作者並不賦予其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這樣讀者就可以從這些虛構人物形象中，看到恰科夫斯基在史達林時代創作的作品（如《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我們這裡已是早晨》等）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寫實主義。在《圍困》中，對自覺堅持鬥爭的老工人科羅廖夫形象的描寫，對經過戰火和圍困的考驗，終於轉變了思想和生活態度的老知識分子瓦利茨基形象的描寫，都能給人以更深刻的真實感。
作者在基洛夫工廠老工人科羅廖夫的身上，體現出經歷過十月革命、國內戰爭的列寧格勒老一代工人的某些優秀品質。科羅廖夫言語不多，處處以身作則。他“對自已也從來沒有說過像‘職責’啦、‘神聖的義務’啦這—類響亮動聽的話，而只用簡單的兩個字在心裡稱之為‘事情’，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交給他辦的‘事情’卻從來沒有不完成的”。在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緊急關頭，他拿起武器，組織民兵師的隊伍，開赴城郊構築工事。在被圍困的艱難歲月里，飢餓威脅著列寧格勒人民，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病餓交迫的親人，而是要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書中對科羅廖夫回家探視妻子的場面寫得頗有感染力：他邁著艱難的步子走訪好幾天沒有上班的老工人戈巴廖夫，以通過對往昔革命鬥爭的崢嶸歲月的回憶，來喚醒精力衰竭、準備臥床等死的老戰友。在這之後，他才帶著節餘下來的一部分口糧回家看老伴。到家時老伴已經死去，鄰居克謝尼婭·伊利尼奇娜告訴他，是兩小時前死去的。小說中寫道：
突然，他腦海里閃過一個十分清晰的念頭；“她是在6點10分死的，那時我正在戈巴廖夫家。要是我不到他那裡去，直接到這裡來，那就……”
克謝尼婭·伊利尼奇娜好像看出他心裡在想什麼似的，說：
“要是你早點來……嗯，早一點兒……”
“不行”，科羅廖夫厲聲回答，“有事情”，而且像在說服自己似的更嚴峻地重複一句：“不行！”……
他攥緊了拳頭，聽到麵包乾的碎裂聲。他用被子把妻子的臉蓋了起來，走到桌邊，張開手掌，把麵包乾的碎屑倒在桌土。然後他輕聲叫道：“克秀莎！”
等她從黑洞洞的走廊里進來，他說道：
“喏……一點麵包乾……拿著吧。你吃吧。我明天來下葬。”
在《圍困》里，作者描寫了衛國戰爭中蘇聯黨政軍數十個歷史真實人物。其中有些是被放在突出的地位上的。他們的活動與列寧格勒保衛戰密切相聯。他們是史達林、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朱可夫、費久寧斯基、霍津、戈沃洛夫、華斯涅佐夫(庫茲涅佐夫)。這些人又可分為兩組，相互對照。一組是史達林、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中心人物是史達林；另一組是朱可夫，霍津、費久寧斯基、戈沃洛夫等人，中心人物是朱可夫。史達林和朱可夫是被放在整個蘇德戰場的大背景上加以對比刻畫的，他們是作者的主要描寫對象。
我們都知道自50年代末期以來，蘇聯人民領袖、蘇軍最高統帥史達林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作用，一直是赫魯磽夫當權時期一些蘇聯史學家和文藝家“重新評價”的主要對象。這是因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史達林的重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領導蘇聯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要全盤否定史達林，當然就得抹殺史達林在衛國戰爭中的歷史作用。但這樣一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勢必也被貶低。而所謂“部分恢復史達林名譽”，這首先表現於再次“重新評價”史達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對赫魯雪夫的全盤否定史達林作了“修正”。這一變化，從60年代中葉開始大量出版的蘇聯軍界人物的回憶錄里普遍地反映出來。其中，1968年出版的朱可夫回憶錄《回憶與思考》影響最大，觀點也最有代表性。朱可夫在回憶錄中肯定史達林在整個戰爭中“實行了堅強的領導”，說史達林是“人民的真正領導者”，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朱可夫還指出史達林工作作風上的一系列特點：史達林“善於聽取那些有真知灼見的報告”，也能“傾聽爭辯者的意見”，“完全不是那種不允許別人提出尖銳問題，不允許別人同他爭論以至堅持己見的人”。史達林本人說話“中肯扼要”，“思維明確”，“語言簡潔”，也要求別人發言簡單明確，“他從不裝腔作勢”而是“平易近人”，[Г ·К·朱可夫：《回憶與思考》，三聯書店，l972年版，第497、471、496、490、466、493頁。]等等。但是回憶錄作者朱可夫在談到具體事件時，揭示了史達林在一系列重大決策上的失誤，以及史達林為人方面的不足。朱可夫這部回憶錄為蘇聯“重新評價”史達林，定了一個基調。這一時期出現在蘇聯文壇上的“全景文學”，在史達林評價問題上的態度，與朱可夫書里的觀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圍困》也是如此。在恰科夫斯基筆下，衛國戰爭爆發前夕，史達林並沒有“高枕無憂”，蘇聯並不是“沒有準備”，相反地，在克里姆林宮的軍事會議上，正是史達林發出了蘇德戰爭不可避免的警告，正是史達林提出應該更好地為未來的戰爭作充分準備。戰爭爆發後，史達林作為最高統帥也並不是關在屋子裡“靠地球儀來指揮作戰”的 [蘇共二十大期間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說：“...要知道史達林是按地球儀計畫戰役的”]，而是充分估計敵我友三方力量，在外交上堅持原則，進行鬥爭，建立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軍事指揮方面，在組織後方生產方面，都進行了巨大的工作。恰可夫斯基在描寫衛國戰爭的勝利時，也指出“在贏得這個勝利中，作為最高統帥的史達林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圍困》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品那樣指桑罵槐污衊或是指名道姓地謾罵史達林。恰科夫斯基是按照《回憶與思考》等一批回憶錄的基調來給史達林畫像的，當然，其中不乏藝術虛構的成份。朱可夫在回憶錄里談到史達林在戰爭初期的“錯誤”時說：史達林“在判斷德國法西斯軍隊可能發起進攻的時間上”犯了錯誤，在戰爭中，“只有一次，我見他有點泄氣。這就是指l941年6月22日凌晨(指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對蘇聯發動進攻那天——本書作者注)”。[Г ·К·朱可夫：《回憶與思考》，三聯書店，l972年版，第467頁。]《圍困》中關於6月22日凌晨的事件是這樣描寫的：當史達林在床上被叫醒，在電話中得悉德機轟炸蘇聯城市挑起戰爭的時候，他一反常態，幾乎經不起這個打擊，他“撲在電話桌上，衣服只穿好一半，覺得好像有一個巨大的重擔，壓得他越來越往下縮”。史達林受挫了，被壓倒了”，最後，“低了頭，弓了背”回到孔策沃的房子裡去。接下去，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只好”憑“猜測”去寫了。他詳細地描寫了史達林在別墅家中痛苦的反省，以及後來接見自己的老友巴卡尼澤時的悔過。
在描述戰爭進程中史達林的活動時，作者把史達林擺在朱可夫的對立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描寫朱可夫與史達林在戰爭形勢分析、戰略指導思想、戰役計畫和作戰部署等等方面的分歧。戰爭爆發前夕，從投誠的德國士兵口中得到關於法西斯德國將在拂曉發動戰爭的情報，總參謀長(即朱可夫)肯定“投誠的士兵說的不是假話”，史達林對這一情報卻持半信半疑態度。直到12小時後，德軍發動了進攻，史達林還認為“這可能是一次挑釁”，總參謀長就再次斷然否定了這個推測。最後，莫洛托夫接見德國大使，證實了史達林的錯誤。基輔之戰開始，朱可夫因建議放棄該城而被史達林撤掉總參謀長職務，可是最後基輔還是放棄了。列寧格勒保衛戰中，朱可夫估計德軍將從西北方面採取迂迴戰術進行新的衝擊，而史達林懷疑朱可夫的判斷，只是在日丹諾夫的敦促下，才勉強同意。仗打響後，朱可夫的預見得到證實，史達林錯了。莫斯科保衛戰中，朱可夫認為西線宜守不宜攻，而史達林則主張主動出擊，作者以諷刺的筆調寫道：“現在，當敵人已兵臨莫斯科城下的時候”，史達林不能像基輔之戰那樣“用命令來解決問題”，而是以“既有命令的口氣又有祈求的語氣”來說服朱可夫，然而戰役結果證明，史達林又錯了。這樣，作者似乎把史達林描繪成了一個在重大戰役的重要時刻總犯錯誤的統帥。
此外，他還指出史達林的“矛盾性格”，即“創造性的因素和教條式的因素相結合的性格”，以及史達林“經常打擊自己人的殘忍行為”和對待部下的粗暴無禮，等等。
《圍困》曾不止一次地描寫了史達林的外交活動。值得注意的懸，作者寫史達林軍事指揮活動時，常常強調史達林的主觀、固執、多疑、缺乏遠見等等。這些個性特點往往使紅軍陷於被動。可是在寫史達林的外交活動時，卻又強調史達林的深謀遠慮、英明果斷、目標明確、堅持原則。作者告訴人們：“雖然史達林在判斷戰爭可能爆發的時間上無疑犯了錯誤，因而使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在國際事務上，他顯然是個很有遠見的政治家”，“表現出他在達到既定目標中素有的果敢和鍥而不捨的精神”。作品描述史達林在接見英美代表時，雖然蘇聯在戰場上處境困難，而史達林卻充滿信心，鎮定自若，反應敏銳，洞察一切。他的一舉一動幾乎是無懈可擊的。這使羅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不覺肅然起敬”。在蘇英談判時，史達林識破邱吉爾政府的狡詐，提出簽訂承認戰前蘇聯邊界的議定書。英國老練的外交大臣艾登因而“張皇失措”，“感到無力應付這個場面”，最後終於被迫表態說：“我們不會反對確認1939年的蘇聯邊界”，如此等等。在作者的筆下，史達林作為軍事家與外交家判若兩人，史達林的性格被寫成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表現的矛盾的性格。
小說把朱可夫完全作為“正面人物”加以描寫。這個形象的刻畫，在全書中雖然所占篇幅遠遠不如描寫史達林的篇幅，但是作者總是在關鍵時刻讓這個人物出現。哪個戰場形勢危急，朱可夫一到立刻就化險為夷。這樣，朱可夫被寫成一個在統帥部里一貫正確，在戰場上從不吃敗仗的傳奇式的將帥。比如：l941年9月，列寧格勒瀕臨失陷的時候，朱可夫親臨前線，在3周之內扭轉局面，迫使德軍改變戰略，從奪取列寧格勒轉為封鎖包圍列寧格勒。1941年冬，莫斯科吃緊，史達林又把朱可夫從列寧格勒調回，使莫斯科保衛戰取得了勝利。史達林格勒戰役打響，朱可夫又被派往前線協調各方面軍。列寧格勒突圍戰開始前，史達林又把朱可夫從史達林格勒戰線調往列寧格勒。果然，朱可夫馬到成功，突破了德寇對該城的圍困。作者以頌揚的筆調說：“不管最高統帥把朱可夫派到哪裡，伴隨著他的總是勝利。”應該指出，朱可夫參加過這些戰役的確是歷史事實，但從戰爭開始到列寧格勒突圍歷時一年半之久，朱可夫參加過的軍事活動遠不止於小說中提到的這些。朱可夫的軍事活動，有成功的，同樣也有失敗的。以基輔戰役為例，極力美化朱可夫的奧·普·錢尼在《朱可失》一書中也曾指出：“朱可夫幫助計畫的墓輔戰役是在9月份上半個月進行的，最後以紅軍慘敗告終。[奧·普·錢尼:《朱可夫》，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l32頁。] 而1942年冬天由朱可夫親自製定和指揮的一場代號為“火星”的大規模進攻戰役，其結果是蘇軍付出了慘重傷亡代價卻沒能達到戰役的目標。 可見朱可夫根本不是一貫正確、常勝不敗。
在小說中，作者還把朱可夫與伏羅希洛夫進行對比。這主要表現在對朱可夫接替伏羅希洛夫的北方方面軍司令員職務一事的描述上。1941年德軍兵臨列寧格勒城下，伏羅希洛夫作為最高統帥部的成員，負責列寧格勒戰線的指揮。這時德寇利用突然襲擊造成的暫時有利條件，驅兵北上，妄圖一舉攻占列寧格勒。最高統帥部為了防止列寧格勒陷落，對整個北方戰線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措施之一，是對某些軍事領導人做了調整。這原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何況伏羅希洛夫與朱可夫在衛國戰爭間都是最高統帥部的成員，經常受史達林的委託，到各戰線擔任領導或協調工作。在瞬息萬變的戰爭中，他們指揮的戰線都不是長久不變的。關於這次調動，朱可夫本人在回憶錄中以記事的筆調一帶而過：“9月10日我正式就職接管指揮列寧格勒方面軍。К·Е·伏羅希洛夫則於9月11日飛往Г·И·庫利克元帥的第54集團軍，執行史達林賦予的任務。” [Г ·К·朱可夫：《回憶與思考》，三聯書店，1972年版，第548頁。] 而恰科夫斯基為突出朱可夫，貶低伏羅希洛夫，卻精心設計了一個交接職務的場面。朱可夫接受了委任立即飛向列寧格勒，一小時後，他已在斯莫爾尼宮出現在由伏羅希洛夫主持、日丹諾夫參加的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他把史達林寫來的便條轉交給伏羅希洛夫，兩人在地圖上籤了字，朱可夫已是北方方面軍司令員了。作者接著就寫他怎么改變軍事委員會的議程，怎么對形勢“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怎么堅決果斷地下達命令，“明確”、“絕對地”部署工作，新司令員所表現的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讚嘆”。從表面上看，朱可夫和伏羅希洛夫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是，歷史事實並非如此。當時在場的方面軍工程處處長Б·В·比切夫斯基在回憶錄《城市——前線》中寫道；“新方面軍司令員純屬作戰性質的決定和命令，跟過去的那些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顯然也不可能不同。主要的要求還是和過去一樣，‘不間斷地進行反擊’——從敵人手上收復頭一天丟失的村落、車站或是高地。”[轉引自奧·普·錢尼：《朱可夫》，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l43頁。] 比切夫斯基的回憶說明關於這些判斷、部署的描寫與歷史事實還是有些出入的。接著，恰科夫斯基筆鋒一轉，以對比的手法描寫朱可夫突然出現在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時，伏羅希洛夫的尷尬姿態和內心世界。一貫對部屬真摯平易的伏羅希洛夫，為了掩飾自己的軟弱無能，居然以橫聲惡氣的口吻叫喊：“端椅子給司令員！”嚇得“司令部的一個幹部一躍而起，衝到牆旁的空椅子那裡，端起一張連忙送給朱可夫”。但事實也並非如此，這是作者的虛構。連蘇聯的一些評論家也不得不指出：“這些揚面，這些言談，事實上都不曾有過。”[И·科茲洛夫：《傾聽時代之音》，蘇聯《十月》雜誌，l974年，第11期，第210頁。] 恰恰相反，對下屬蠻橫無禮，對同事盛氣凌人的，倒是朱可夫。可是恰科夫斯基把朱可夫寫成一個完美的，為人“爽直”，辦事“堅決”、“果斷”，具有“精確作風”的“富有極大統帥才能”的人。
[關於朱可夫的粗暴，Б·В·比切夫斯基有一段回憶：一次，比切夫斯基本人因把一條防線的透明圖誤交到集團軍參謀長手裡而沒有交給集團軍司令員費久寧斯基，朱可夫就大發雷霆，用拳頭敲桌子，威脅說，“要像對叛徒一樣在斯莫爾尼宮前槍斃”比切夫斯基。這場歇斯底里大發作，只是由於日丹諾夫出面講話才算了結。回憶錄作者寫道：
“日丹諾夫皺了皺眉頭。他顯然不贊成司令員的這種口吻。日丹諾夫不會罵人，也不愛聽罵人話。為了在某種程度上沖淡朱可夫的粗暴無禮，日丹諾夫對我說：
‘比切夫斯基同志，你不會知道在哪裡能找到費久寧斯基，他剛剛接管集團軍。應進入到防線的安東諾夫的那個師最近才組成。如果德國人在白天發現他們在哪兒，就會轟炸這個師。這問題你現在明白了嗎？’
很明顯，我確實是愣住了，到現在我才明白他們召我的意圖。”
(轉引自奧·普·錢尼所著《朱可夫》，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149—150頁。)]
列寧格勒保衛戰是小說《圍困》的中心內容。因此，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英勇的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直接領導者日丹諾夫的形象，在小說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作者一開始就通過一系列的細節描寫，突出了日丹諾夫與史達林的特殊關係。在茲維亞金采夫應召到斯莫爾尼宮時，日丹諾夫初次登場。當茲維亞金采夫走進軍事委員辦公室時，日丹諾夫給茲維亞金采夫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多么像史達林的打扮”。日丹諾夫說話“聲調平穩，從容不迫”也使人想起他像史達林。日丹諾夫第二次出場是在列寧格勒軍事委員會會議上，作者不無諷刺地這樣概括日丹諾夫與史達林的關係：“日丹諾夫與史達林的關係是友好的，甚至是親密的，史達林的意見和決定，日丹諾夫總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對史達林的消極一面，或者沒有發覺，或者從來不認為這是消極的。日丹諾夫永遠以史達林為榜樣。一切都以史達林為榜樣。”顯而易見，作者是把日丹諾夫作為史達林的陪襯加以刻畫的。
日丹諾夫是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直接領導者，所以作品以相當的篇幅描寫了他領導列寧格勒軍民抗擊法西斯德寇的繁重而緊張的活動：動員成千上萬黨員和民眾構築工事，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定量供應糧食，研究列寧格勒保衛戰的重大決策，組織敵後游擊隊等等。日丹諾夫與史達林的親密關係這一事實，又決定了這一人物被刻畫成具有史達林那樣矛盾的性格。作者一面寫他怎樣帶病堅持工作，說他“對己對人的要求都是極端嚴格的”，甚至當史達林關心他的身體健康，主動建議他留在莫斯科黨中央工作時，日丹諾夫想到列寧寧格勒人民的鬥爭，就一口拒絕說：“要這么做豈不也是背叛……對犧牲在列寧格勒的人是背叛……對目前還在保衛列寧格勒的人也是背叛。另一面，又把日丹諾夫與列寧格勒戰線的一系列指揮員(費久寧斯基、霍津等人)，進行對比，寫他在許多重大的軍事決策上，無視現實，主觀片面，固執己見，而費久寧斯基等人則能深入部隊，了解軍事形勢，堅決果斷地做出決策。
[И·И·費久寧斯基(1900—1977)曾任勃良斯克方面軍副司令、列寧格勒方面軍第二突擊集團軍司令等職。曾策劃1962年的“新疆邊境大逃亡”。蘇聯把《圍困》搬上銀幕時，費久寧斯基當上了攝影組的顧問。]
不僅如此，作者還把他與市委書記華斯涅佐夫進行對比，寫他謹小慎微，老於世故，缺乏黨性，而華斯涅佐夫則能深入民眾，克服偏見，積極主動地做好工作。市委書記華斯涅佐夫與日丹諾夫一樣，也是作為黨的工作者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但他卻是作為日丹諾夫的對立面出現的。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描寫華斯涅佐夫在列寧格勒被圍期間進行的軍事、生產、宣傳等各方面工作。在列寧格勒前沿陣地、在基洛夫工廠、在區軍事委員部、在醫院、在廣播電台、在科學院院士瓦利茨基的家裡，到處可以見到這個消瘦不堪但因精力充沛被人們稱為“彈簧人”的華斯涅佐夫。華斯涅佐夫是日丹諾夫一手培養的，他從團市委書記被提拔成為市委書記。但是作者對這個形象的刻畫還是另有意圖的。當時在黨內，上下級關係有嚴格的界限，下級不能過問“最高領導職權範圍內的事務”。而這與華斯涅佐夫的整個性格是相衝突的，這種衝突就使華斯涅佐夫不同於日丹諾夫的唯唯諾諾。比如戰爭年代史達林的錯誤，絲毫不能改變日丹諾夫對史達林的看法，他“仍然無限信任”史達林。而華斯涅佐夫則不同，他對史達林的信任動搖了，法西斯德寇對蘇聯的進攻，打破了華斯涅佐夫關於“戰爭不會突然爆發的信念”，而這種信念是由於華斯涅佐夫的潛在意識里“歷來就有一個史達林萬能的想法”。蘇軍潰退，史達林沒有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法”，於是華斯涅佐夫也就對史達林的“科學預見的才能”產生了懷疑。華斯涅佐夫與日丹諾夫的對比，在等待收聽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實況的場面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當辦公室里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時，華斯涅佐夫猜想史達林將作報告，他脫口對日丹諾夫說，只能由史達林作報告。日丹諾夫雖有同感，但是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具有擔任領導工作的豐富經驗，非常了解發表關於史達林個人的任何意見，應當如何小心謹慎”。日丹諾夫一再迴避華斯涅佐夫關於史達林的話題。當抵擋不住華斯涅佐夫的執拗，而被迫表示自己的看法時，立即“心裡卻在責備自己還是加入這場談話了”。華斯涅佐夫的坦率、無畏，日丹諾夫的拘謹、世故，形成鮮明的對照。
[華斯涅佐夫是虛構姓名，其原型是А·А·庫茲涅佐夫。恰科夫斯基在《文獻、虛構、形象》—文中說：起個虛構姓名是為了在刻畫這個人物時，能夠自由地處理，但是寫到後頭，發現根本不需要“偏離”，小說中華斯涅佐夫即現實生活中的庫茲涅佐夫。戰後，庫茲涅佐夫與柯西金、當時蘇聯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合稱為“列寧格勒三駕馬車”。l948年日丹諾夫突然死亡後，柯西金被降職，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被槍決。1988年蘇共中央為庫茲涅佐夫等3人全面平反。]
綜上所述，作者對日丹諾關與費久寧斯基、華斯涅佐夫等人的態度是涇渭分明的。朱可夫的副手費久寧斯基、霍津等人以及庫茲涅佐夫(華斯涅佐夫)，都被寫成聯繫民眾、大公無私、英勇善戰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同仇敵愾、團結一致。日丹諾夫作為聯共(布)領導人之一、史達林的親密戰友、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總負責人，與他們相比，則相形見絀。在作者的筆下，他在軍事鬥爭上毫無創見，對朱可夫、費久寧斯基的戰略思想，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加以反對。目丹諾夫被寫成一個遲鈍、頑固，對上級唯命是從、缺乏生氣的黨的領導幹部。
作者這樣處理歷史人物，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寫費久寧斯基、華斯涅佐夫等人的幹練，是為了反襯日丹諾夫的無能，而寫日丹諾夫又是為了從反面烘托史達林，並進而以此達到抬高朱可夫，貶低史達林的目的。小說里對其他蘇聯將帥和黨政工作人員的描寫，也多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圍困》對上述這些真實人物的描寫，基本上反映出六七十年代蘇聯領導和輿論界對這些人物的評價。
在當前蘇聯文學中，恰科夫斯基的《圍困》比“全景文學”的所有其他作品都更為引人注目。原因是除了它具備“全景文學”篇幅長、場面大、人物多等一般特徵外，“全景文學”藝術手段上的某些特點在這部作品中也比較突出：
一、真實人物和虛構人物相結合
五六十年代盛行於蘇聯的寫“戰壕真實”的作品，一般是寫一個連或一個排控制的無名高地或橋頭堡，即描繪所謂“一寸土”上戰火紛飛，屍橫塹壕的血淋淋場面。但10年前興起的“全景文學”，卻是著重描寫在廣闊的戰場上集團軍、方面軍，甚至幾個方面軍聯合作戰的歷史畫面，因此小說的人物不再限於連長、排長和列兵(“戰壕真實”作品偶爾也有師長、團長)，而是從列兵、連排長直到集團軍司令、方面軍司令，甚至最高統帥。出現了真實人物描寫與虛構人物塑造相結合的特點。“全景文學”的這個特徵在《圍困》中表現得最為鮮明。西蒙諾夫的《最後一個夏天》中，主要人物是虛構的集團軍司令謝爾皮林和他的副官辛佐夫，同時也寫到史達林，但是史達林沒有直接出場。邦達列夫的《熱的雪》的主要人物，是炮兵排長庫茲涅佐夫和集團軍司令別宋諾夫。別宋諾夫這個人物的塑造與史達林格勒戰役中近衛坦克第二集團軍司令、赫魯雪夫時期的國防部長Р·Я·馬利諾夫斯基有關。但是小說中主要還是把他作為虛構人物加以刻畫。《圍困》里虛構人物多，歷史人物也多，僅直接出場的歷史人物就有100多個。它是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批歷史人物的作品。所以它對蘇聯讀者，尤其對青少年（占全蘇人口一半)讀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曾有評論家這櫸寫道：“我所詢問過的大學生們則回答說：書里描寫了史達林、朱可夫、沙波什尼柯夫、庫茲涅佐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以及我國廣大官兵；還描寫了敵人，上至希特勒和他的同僚。這一切都是叫人感興趣的。”[А·奧夫恰連柯：《70年代現代藝術散文》，《莫斯科》雜誌，1975年，第2期，第203頁。] 這些眾多的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在政治鬥爭、軍事鬥爭、外交鬥爭、思想鬥爭的廣闊舞台上，展開活動，發生錯綜複雜的關係。作品中聯結虛構人物的紐帶是兩個家庭，一個是工人之家：老工人科羅廖夫，科羅廖夫的女兒——助理軍醫薇拉·科羅廖娃，上校科羅廖夫；另一個是知識分子之家：建築科學院院士瓦利茨基和他的兒子阿納托利·瓦利茨基。歷史人物則聚集在克里姆林宮、斯莫爾尼宮以及希特勒的大本營。借華斯涅佐夫、茲維亞金采夫和法西斯軍官丹維茨這幾個人物，把兩個營壘中的歷史人物及虛構人物聯結起來，形成比較完整的形象體系。作者把以史達林為首的蘇聯一方，與以希特勒為頭目的法西斯一方進行對比，著重描寫一系列著名歷史人物的思想、心理和活動，表現了反法西斯戰爭中廣闊的社會圖景，表現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生死鬥爭，從而突出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犧牲和光輝業績。這一點是《熱的雪》和《最後一個夏天》所不及的。
二、文獻性與臆測虛構結合
《圍困》的文獻性表現在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嚴格按照歷史進程的順序進行，事件的發生往往都標以明確的地點和準確的日期，作者為加強作品的歷史真實性還引用了大量的文獻材料，如：演說、命令、電文、手條、外交信函等等。歷史事實與藝術虛構相結合，本是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的普遍原則，其成敗關鍵在於藝術虛構是否合乎歷史規律。假如藝術虛構、藝術加工不違背歷史發展的可能性，不違背人物性格的邏輯，史實與虛構相得益彰，則可以收到應有的藝術效果。如《圍困》關於史達林的外交活動，作了多方面的描寫，這種描寫基本是真實可信的。例如史達林接見羅斯福全權代表哈里曼和邱吉爾全權代表比威爾布魯克的場面：1941年9月29日下午，英美代表早就會集在英國大使館，準備傍晚6時前到克里姆林宮去。預先約定6時整接見。當時，莫斯科形勢危急，他們等到5時多，話題就轉到能否按照預約受到史達林的接見。兩個特使、兩個大使，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了懷疑。因為按常理，史達林作為最高統帥在這樣的危急時刻，除了“指揮軍隊外，未必會做別的什麼事情”。接見、談判，完全可以委託莫洛托夫夫進行。但是，“傍晚5點40分，兩輛黑色‘吉斯—l01’型小汽車開到英國大使館……9月29日史達林接見兩國代表可見之於歷史文獻。這樣文獻性與藝術虛構相結合，既表現了史達林臨危不懼、從容鎮定的非凡氣度和蘇聯政府不為暫時失利所困擾、說話算數的外交信用，也為急轉直下的情節，增添了歷史事件敘述的生動性。
也有些描寫史達林活動的實例則說明，虛構的意圖更多地在於“既肯定又否定”中的“否定”一面，如書中有這樣一個場面：1941年9月9日列寧格勒形勢危急，史達林派朱可夫到列寧格勒去的同時，召見了海軍人民委員庫茲涅佐夫，商討一旦不能根本扭轉局勢，就要炸毀波羅的海艦隊。這一場面的描寫，完全是以Н·Г·庫茲涅佐夫本人的回憶錄《艦隊聞警》一書中的敘述為依據的。回憶錄關於史達林與庫茲涅佐夫之間的對話這樣寫道：
“擬一封電報，命令做好一切準備，必要時炸毀軍艦。”
“我不能簽發這樣的電報”，我出人意料地脫口而出。
史達林對這樣的回答顯然感到意外，停住腳步，驚異地瞧了瞧我。
“為什麼?”
“史達林同志!……”我一如往常地開了口，報告說：“艦隊在作戰方面是歸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指揮的。因此給它下達指示只能由您簽字。”接著我又補充說：“下達這樣重大的任務，需要特殊的權威，光有海軍人民委員的指示是不夠的。”
小說中這一段描寫(參見第三卷第二章)與回憶錄相去無幾，有的地方甚至一字不差。這可謂“忠實”於文獻吧？但是作者並不就此擱筆。作者接著描寫史達林叫庫茲涅佐夫與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擬定命令並簽字。庫茲涅佐夫驅車到總參，沙波什尼科夫與庫茲涅佐夫為史達林的命令是否正確和簽字的責任問題糾纏了半天，最後他們擬定了命令，兩人又到史達林那裡，說服史達林，要史達林本人簽名。
史達林聽完沙波什尼科夫的話，好一陣子沒有作聲。接著只講了一個字：
“好。”
沙波什尼科夫和庫茲涅佐夫都等待著史達林馬上在電報上籤字。可是史達林又向放在桌上的紙掃了一眼，看了看時鐘，接著在室內踱了幾步，又走回來，走過正站在那裡緊張地等待的沙波什尼科夫和庫茲涅佐夫身旁，低聲說：
“把電文留在我這兒。”
經過作者這么一番臆測虛構與描繪，最高統帥似乎變成一個只會下命令，不敢負責任的人了。
三、政論和寫實相結合
蘇聯評論家也把長篇小說《圍困》界定為“政論性小說”，作者對此表示同意，並進而聲稱，他的小說“具有論戰的性質”，“應該承認，我在本書中不僅想以編年史家的面目出現，而且想以士兵的面目出現。正因如此，在作品的許多章節里迴蕩著公開論戰的音調、政論的音調”。[А·恰科夫斯基：《文獻、虛構、形象》，《文學問題》雜誌，l973年,第8期，第l30、127頁。] 這種“論戰的音調、政論的音調”主要表現在小說中舉不勝舉的作者的議論上。作者常用的手法是，先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生動的細節描寫，並且著意渲染一番，以便喚起讀者的真實感，然後，借題發揮，開始政治論戰。《圍困》中政治論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除了作為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些爭議的歷史問題的論爭手段外，還可用以評價、褒貶蘇聯歷史上的一些人物，又可作為諷刺、醜化法西斯頭目的手段。
恰科夫斯基寫《圍困》，最初只是想寫一卷本的長篇小說。由於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尤其是在戰爭初期蘇軍暫時失利和史達林的責任問題上，大費周章，在安排情節時枝節旁生，評價歷史人物時進行大段的褒貶，致使小說越寫越長，寫完第三卷，才寫到圍困的開始(1941年9月)。寫完第四卷，這部編年史小說也才記敘到l941年ll月，即列寧格勒被圍困的900天剛剛寫完1/7。餘下的6/7隻好急急收場。第五卷把1941年ll月到l943 年1月的許多歷史事件都囊括在內。全書結尾也只寫到列寧格勒圍困被突破，這時離900天圍困被徹底打破、圍城德軍被完全擊退還相隔一年。因此，這部全景戰爭文學作品在內容上過於龐雜、在結構上前松後緊也就不足為怪了。
（完）
——摘自“俄蘇風情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