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國際關係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主要研究國際體系中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制約的關係。它有多個維繫。
歷史背景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於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
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於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衝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係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係，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於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衝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於這些20世紀後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貨幣危機
國際貨幣危機發展概況
1916年A.J.格蘭特等人編著的《國際關係研究入門》一書,首先使用“國際關係”這個名詞,以後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一直是戰爭與和平問題，國際關係學等同於國際政治學成為學術界的一種見解。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A.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問世，改變了古典經濟學以政治與經濟兩者相結合的傳統研究方法，國際經濟學著重純理論地分析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長期以來，國際關係中的政治與經濟分別屬於兩個獨立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20世紀60～7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日益加強的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以及仍以主權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國際關係體系兩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歷來影響決定國際格局的軍事力量逐步讓位於經濟力量；全球性的貧困、發展、生態平衡和人口控制等成了國際關係的重要問題。面對上述問題，西方傳統的經濟學、政治學、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因學科分立，很難解答。1944年，匈牙利裔英國經濟學家K.波拉尼在《偉大轉變》一書中以資本主義統一市場的興起和發展為主題，分析了英國在維也納會議後所謂“百年和平”期間的對外政策，提出了研究國際關係的均勢、國家、市場和金本位制等 4個方面，力圖克服國際關係研究中學科分立的缺陷。他被稱作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先驅。美國麻薩諸塞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C.P.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金錢：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是一部融合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論述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著作。1970年 6月，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討會。以後，美、英各大學的政治系先後開設了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分類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一個新興學科領域，它的研究焦點是全球範圍內的國家與市場關係。本文以方法論為標準對西方主要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的歸類與評介，評述了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和世界體系論以及歷史主義下的考克斯與斯特蘭奇的理論的內容和特點。
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分兩大類：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分析其國際層次的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以國際體系或把世界政治經濟作為整體進行分析。後者並不完全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係學的一個分支，而認為它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一種方法。其中較有影響的代表有J.高爾頓的結構主義學派和I.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學派。他們引進了社會學、心理學、社會經濟史和K.馬克思、..列寧'" class=link>..列寧關於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學說的若干方法，擴大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前者是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流，以美國國際關係學的新現實主義學派為主要代表。他們繼承現實主義學派的國家利益概念，認為國家間權力關係的本性是對抗的，但世界經濟的發展，卻加強了國家間的相互依存。政治的對抗和經濟的依存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題。他們認為國際關係仍以民族國家為主要行為體，但必須包括跨國公司，各類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等，要研究它們的互動過程和由此產生的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的政治含義。他們提出了“霸權穩定論”和“霸權後合作論”。代表作有美國學者R.基歐漢和J.奈的《權力和相互依存》(1977)，基歐漢的《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1984)，S.克拉斯納的《國際體制》(1983)。這一學派的刊物是美國的《國際組織》雜誌。
社會經濟史
社會經濟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不同流派在方法論上各有其特色。共同之處是為研究國際關係引入了新角色、過程和問題，努力解答傳統學科不易分析的新的國際問題，明確了要研究的特定對象。但主流派的理論基礎基本上仍是西方國際關係學的國家利益概念和政治經濟學關於國家和市場相互關係的觀念。結構主義和世界體系學派雖吸收馬克思主義若干分析概念，但它要論證的卻是資本主義不會有危機。
研究路徑
由內而外：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市場經濟成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係；最後，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繫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繫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範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國際市場
國際市場早期的IPE代表理論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複合相互依存理論”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繫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係。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並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係，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後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樑。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係。
由外而內：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國際關係和國內結構：工業已開發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係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巨觀經濟政策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