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基於國有企業多任務異質委託的理論背景,同時結合國有企業改革的現實情境,從核心治理機構中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和管理層結構入手,分析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內部治理結構對於國有企業雙重任務的影響,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建議。
作品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治理結構與雙重任務的理論分析 第三章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與雙重任務的實證分析 第四章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董事會結構與雙重任務的實證分析 | 第五章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管理層結構與雙重任務的實證分析 第六章 有限理性行為假設下的多任務委託—代理模型拓展 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
創作背景
國有企業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骨幹力量,追求經濟績效與社會責任的雙重任務明顯,這種雙重任務需求成了國有企業發展為具有全球競爭力企業的重要背景基礎。與此同時,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會資本加快了國有企業從行政型治理到經濟型治理的轉變。但由於股東的異質性,可能會形成社會股東與國有股東的利益爭奪,導致在企業決策、任務選擇的偏好以及對董事會、高管團隊等業務管理層的干預,影響效率。此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目標在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雖然多年改革,但國有企業“內部治理外部化”的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如何理順並有效發揮股東、董事會和管理層等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關係和作用刻不容緩。基於此,《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與多任務溝通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作品思想
該書基於股東的異質性,釐清了由國有股東、外資股東、機構股東和個人股東構成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對雙重任務的影響特徵。研究發現:國有股東憑藉其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基本上能夠兼顧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績效的追求;外資股東憑藉規範的管理理念能夠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但其投資的特殊性和利益輸出性仍然存在,進而會造成對經濟績效的短期喪失;機構股東和高管股東的“逐利性”和“經濟人”特徵相對更加突出,表現出對經濟績效的重視和對社會責任的排斥;股權混合程度的增加則主要削弱國有股東的作用,並逐漸體現出“重經濟、輕責任”的作用與干預。該研究結論不僅釐清了四類異質股東對於國有企業雙重任務的直接影響,而且探明了每類股東在混合股權結構作用下的變化和偏差,更為全面和準確地解答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對企業的深層次影響。
該書基於國有企業董事的特殊經歷與背景,一方面從資源視角考察董事社會網路資源對於國有企業雙重任務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多樣性切入判斷董事會的不同功能偏好在異質股東與企業雙重任務的中介作用。研究發現,政府官員型董事的社會網路更加偏重對社會責任的影響,而企業家型董事的社會網路則純粹促進企業經濟績效的提升;董事會的運營決策功能偏好相比監督管理功能偏好而言在股東與雙重任務之間更能起到中介作用,即偏好運營決策功能的董事會承擔有更多的股東代理人戲份。該研究結論將高階理論、社會類化理論與國有企業現狀相結合,明確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董事會結構下的董事資源、功能特徵對於企業任務與決策的偏好,為國有企業董事會的選聘與設定提供了思路。
該書進一步挖掘管理層結構的特徵,分析具有不同業務職能類型的高管團隊對於國有企業雙重任務的作用力度,同時,從經濟激勵與非經濟激勵兩大類入手,綜合判斷高管激勵方式的效果。研究發現:生產技術型高管團隊只重視對經濟績效的實現,而管理服務型高管團隊能夠更為全面的促進雙重任務實施;高管的任期和聲譽激勵偏好以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適當兼具對經濟績效的追求,而高管的薪酬和在職消費則基本只注重對經濟績效的實現。該系列結論不僅從業務功能角度給出了高管團隊設定安排依據,而且給出了根據企業任務偏好而合理選擇高管激勵手段的方案。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於文成,1990年出生,男,山東青島人,國家公派聯合培養管理學博士,套用經濟學在站博士後,現為青島農業大學經濟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