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雖然出現很早，但被廣泛套用則是在清末民初。但是，原有的“國學”概念存在缺陷，容易引起歧義，所以需要重新定義：“國學”是“中國學術簡稱，是研究中國學術之源、流及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進步和發展為目的的科學。而“國學家”則是指專門從事“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研究，並具有相當高的造詣，獲得業內人士和有關部門廣泛認可的佼佼者。近現代的“國學家”主要有梁啓超、章太炎、陳寅恪、錢穆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學家
- 領域：中國學術的研究
- 廣泛套用：清末民初
- 代表人物：梁啓超、章太炎、陳寅恪、錢穆等
- 時期：近現代
- 定義：中國學術研究突出者
- 又名：中學、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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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
一、原有釋義及其缺陷
以往對“國學”的釋義，大致有以下幾種：
1、“國學”即“中學”
這一釋義與清朝大員、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等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關。但因有“西學”一說而提出與之對應的“中學”並不周全，因為與“中學”相對應的概念應是“外學”，而“西學”則僅僅是“外學”中一部分，並不能涵蓋日學、印度學等等所有“外學”。另外，因世界各國學校一般都有大、中、國小之分，用“中學”這樣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誤解。
2、“國學”即“國粹”
這一釋義，是針對“中學”提法太籠統、寬泛而另提出的。
但顧名思義，“國粹”即國家學術文化之精粹。“國學”與“國粹”不論外延或內涵其實都不一樣，硬把兩者等同起來，無疑與事實不符：因為“國學”並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國學”與“國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實，要么等於把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以外的內容排斥在外，又因人們對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之理解不盡相同，自然就很難使“國學”的內容及其解釋規範化。而在實際操作上，這樣的釋義也行不通。主張這一說法的人，實際上認為中國傳統學術一切皆“粹”，因而把傳統學術一籃子兜進了“國學”的筐子裡。
3、“國學”即“國故”
這一釋義，是針對“國粹”一說太籠統，又鑒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並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這種提法曾經被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所認可。“五四運動”時期的“舊派”、“新派”“國學”家們，幾乎都使用過“國故”一詞。1919年初，新舊文化激烈交鋒，北大較保守的學者創辦《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雜誌撰文，針對“抱殘守缺”、“追摹國故”的傾向而提出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整理國故”。所謂“整理”，並非限於考證、訓詁，還包括了評判價值、探尋因果。他們既以現代觀念發掘、闡揚古學，又強調清理“國渣”，打倒“偶像”。
曾經將“國學”、“國粹”和“國故”並用、互換的章太炎，後來覺得“國故”比“國粹”妥帖，便把其闡述“國學”的第一部著作名之為《國故論衡》。甚至有人用“國故”取代“國學”，並發起了“整理國故”的運動。
4、“國學”即“即中國固有之學，系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亦即“中國學”
這一釋義，是針對“外國學”而言的。
這一釋義，起初當以章太炎和鄧實等表述得比較明確。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並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他認為：“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又說：“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為最宜，有獨立之文辭，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於其一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苟不爾，則不能立於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
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並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了。對此，《國粹學報》主編鄧實表述得更加明確：“國學何者？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
“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其愛國，無不知愛其學也。”
既然“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而中國是個有諸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國固有之學”理解為“中華民族固有之學”，似更妥帖。
“國學即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這一釋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成為“國學”的通常定義。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國學”一詞的解釋就是沿用了這樣的定義：“稱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
這可以說是自清末民國初至今，一直沿用下來的比較通用的定義。
張岱年先生在其所編纂的《國學通覽》所作的序中，這樣寫道：“國學，亦稱中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簡稱。”
張先生既沿用了百年來通常的說法，卻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鑒於《國學通覽》所涉及的內容比人們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層次較深之故。但張先生在應序中又使用了“中國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統之一”，“現代的中國人應對於傳統文化有比較明晰的認識”這樣的用語，說明張先生並非排斥“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文化”一說。
通觀上述原有關於“國學”的釋義，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國學”與“中國學”等同，並視為“中國學”的簡稱，容易引起歧義：因為“中國學”既可以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為研究對象，也可以以整箇中國為研究對象，尤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和社會令世人矚目的發展，以整箇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在海內外勃然興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國學”來泛稱“國學”。
其次，“國學”的原有釋義是從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談不上“定義”，只不過是一種通常的說法，就好比把張家的物件說成“張家物”，把中國的學術說成“中國學”，再簡稱一下罷了。從外延上來界定、釋義“國學”，由於把“國學”的研究範圍或對象與其定義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時導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編目排序，那么，“國學”著作汗牛充棟，實難盡述，無論對於研究者和學習者而言，無異等於作繭自縛；而若擇其要者闡釋，則見仁見智，很容易導致眾說紛紜，難於體現一個學科（學說）的嚴謹性；
第二、若按歷史順序來講述或闡釋中國的學術文化，則冗長不說，更重要的是難於同哲學史、思想史等釐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導致見仁見智、掛一漏萬等弊端。
因此，現今廣為流行和講授的某個學說，很少再有這樣釋義，而幾乎都是從內涵上予以釋義。所以，必須改變從外延上對“國學”釋義的傳習，而宜從內涵上另加釋義。
二、 重新釋義“國學”
鑒於上述缺陷，有的學者嘗試從內涵上重新釋義《國學》，如宋定國教授在其《國學三部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這樣的闡釋：
“國學”是“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的國內簡稱，是研究中國即中華民族之傳統學術文化之源、流及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為目的的科學。
這一釋義明確了以下幾點：
1、“國學”作為“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之簡稱，不僅包括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導地位的、為各個民族所共有的傳統學術文化，還應包括漢、滿、蒙、回、藏等各個民族所特有學術文化。這樣，就與清末民初所談論的“國學”區別開來：當時所說的“國學”不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學術文化，而且提倡“國學”最積極的“國粹派”，還有強烈的排滿情緒。同時，這一釋義也與海外所稱謂的“漢學”區別開來：海外人士所說的“漢學”有時泛指中國學術文化，正如他們把“漢文”泛指“中文”，把“漢醫”、“漢藥”泛指“中醫”、“中藥”一樣。
2、“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源、流；
3、“國學”所著重揭示的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
4、“國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的進步和發展。
這一釋義所揭示“國學”之內涵，剔除了原來僅從外延上加以釋義之局限性。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釋義有違“國學”提出之初衷。
“國學”當初提出時確實沒有面臨像今天這樣的形勢，甚至可以說大相逕庭：當時所面臨的“滅種滅族”的危機，與今日所面臨的“和平崛起”的形勢，恰成鮮明的對比！因此，以這樣的釋義來突破其初衷，則正是適應了時代進步和形勢變化之需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學”突破原來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用一個“籃子”一股腦兜起來的簡單作法，而引導人們不僅要用一個籃子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兜起來，而且著重研究籃子裡所兜的東西的源、流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並使人們在了解其規律的基礎上，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所以，這樣做不僅不是、也決不會貶低“國學”，而且恰恰相反，把“國學”置於本該置於的恰當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類的學林中占有本應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基本介紹
“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研究，並對於該領域之研究具有相當高的造詣，取得相應豐碩的成果，獲得業內人士和有關部門之廣泛認可者。按照科學之一般分類，“國學”屬於人類科學即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範圍，而“國學家”則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現代國學家
梁啓超
梁啓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著名思想家、活動家、國學大家。“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早年師從康有為，一起發動“公車上書”運動，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著《變法通議》，為變法製造輿論，成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領袖之一，失敗後流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他表示支持並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君主立憲；爾後“政聞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一度宣揚“虛君共和”，想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後袁稱帝野心暴露，便與蔡鍔策劃武力討袁；袁死後依附段祺瑞，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內閣被迫下台，他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他赴歐考察西方社會，發現弊端，回國之後宣揚西方文明已破產，主張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隨即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及著述。
梁啓超被公認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敢於創新，推動了“史學革命”，並在革新文章風格方面，一馬當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發明了一種介乎於古文和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不僅像“中華民族”這樣的稱謂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經濟”、“科技”、“組織”、“幹部”等等辭彙，皆始於他的筆下。
梁啓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不乏真知灼見。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飲冰室合集》中，分《飲冰室文集》16冊（45卷）和《飲冰室專集》24冊（104卷），共109卷，1000萬字。該書之中華書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裝訂成12冊，共11094頁。1-5冊是《飲冰室文集》，6-12冊是《飲冰室專集》。
通過《飲冰室合集》篇名詳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範圍而言，從時評、政論、變法、維新，到學術文化的諸多領域，幾乎都涉及到了，在哲學、文學、（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響最大）、史學、經學、法學、美學、倫理學、宗教學、書法藝術等領域，均有建樹，尤以史學研究領域為最。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年），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國小、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髮，立志革命。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復會。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1911年上海光復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並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討袁，為袁禁錮，袁死後被釋放。1917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誌。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內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思想上漸趨頹唐。
在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很大，但文字古奧難解。國學著作主要有《國故論衡》《國學概論》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國小答問》《儒術新論》《訂孔》等。
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被譽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說是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詩人陳三立，因而被譽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是唯一同時兼任跨越兩個學科即中文和歷史（一說兼任中文、歷史和哲學三個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譽為“教授之教授”（一說因為當時許多教授也常去聽他的課，因而被譽為“教授之教授”）。（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清華大學出版2000年版）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一說能背誦《十三經》）；1902年隨其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就讀於上海吳淞復旦公學；而後留學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國二十多年，掌握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種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國學”基礎，使其得以溝通中西、融匯中外，從而在學術領域多有振聾發聵之見，為國內外學人所推崇（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認為，陳寅恪通曉的文字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國文字自不必說，像蒙古文、滿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已經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黃延復：《清華傳統精神》，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陳寅恪回國後，被剛不久改制的清華大學聘用。“國學研究院”成立後，該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稱“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梁啓超也向人介紹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1926年6月，陳寅恪與梁啓超、王國維和趙元任一起被聘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導師”。（同上）
1929年，陳寅恪應學生之請為王國維紀念碑撰文，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治學宗旨。1930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陳寅恪改任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義憤絕食而逝。治喪完畢，陳寅恪即隨校南遷至長沙任教；南京淪陷後，又隨校遷往雲南，先到蒙自、後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首席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之職稱（為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漢學教授），邀請其赴英就職兼治眼疾。他於是舉家離昆明到香港，擬搭英輪轉赴英國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聯大中文、歷史兩系合聘為教授。
1940年暑假後，他再次舉家赴港以備擇機赴英，出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香港淪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儘管生活十分困難，常將衣物換食物，但拒食日本憲兵隊奉命送給的麵粉；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也被他嚴詞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請他到已淪陷的上海授課，又被其拒絕而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5月，趁一暴風雨之夜，攜家逃離香港抵桂林。“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發，當時遺恨已千秋。”（《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將其故丘歸死之壯烈，紙上刳肝之豪邁，不惜殺身成仁的凜然正氣耀然於筆端。之後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當時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活動，勸他參加，被他拒絕，並在《癸未春日感賦》中，以“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之詩句，以示嘲諷。
1943年，陳寅恪受聘為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教授，兼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並於當年舉家從廣西經重慶至成都，生活異常艱苦，到1945年春，終因得不到必要的營養致使雙目幾全失明。這對於一個視讀書、寫作為生命的學者而言，無疑是巨大創痛。“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表達了他的這種心境（《五十六歲生日三絕》，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簽字投降，陳寅恪既為日寇投降而高興，同時又為內戰一觸即發而憂心：“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讎已雪南征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同上）。
此時英國皇家學會再約他赴英治療目疾，陳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機至昆明，再經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到1946年4月，其雙目全部失明，遂辭去牛津首席漢學教授之職，欲赴美就醫，後得知美醫亦無良策後，於絕望中回國，仍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1948年平津戰事吃緊，陳寅恪搭飛機南下，應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至該校任教；1950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陳寅恪於是移教於中山大學，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僅據業已出版的《陳寅恪集》（三聯書店2009年版）、《陳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書局1979年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寒柳堂集》，包括《論再生緣》《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韋莊秦婦吟校箋》等，另附有《寒柳堂紀夢未定稿》和《寒柳堂紀夢未定稿（補）》等；《金明館叢稿初編》，包括《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韓愈》《從史實論切韻》等；《金明館叢稿二編》，包括《李棲筠自趙徙衛事》《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辯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與佛教》《讀洛陽伽藍記書後》《大乘義章書後》《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在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等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包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詩集附唐篔詩存》《書信集》《讀書札記一集》《讀書札記二集》《讀書札記三集》《講義及雜稿》等，就可以看到其著述範圍至少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至於其學術建樹，陳寅恪被公認為是一位對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卓越學者，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的精湛研究，均達到很高的境界，具有開拓和奠基的意義。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的最後20年》）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錢穆
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齋號素書堂、素書樓；9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國小。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錢穆居北平8年，先後授課於北京、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名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錢穆答應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亞洲文商學院出任院長。1950年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在錢穆一生的著作中，“國學”始終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如《中國學術通義》（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年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版）、《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學生書局1977年版）、《朱子新學案》（巴蜀書社1986版）、《陽明學述要》（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4年版）、《中國歷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文化學大義》（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版）、《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另有《論語文解》、《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王守仁》、《劉向歆父子年譜》、《惠施、公孫龍》、《老子辨》、《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文化與教育》、《中國文化史導論》、《孟子研究》、《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中國社會演變》、《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歷史精神》、《莊子纂箋》、《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四書釋義》、《人生十論》、《黃帝》、《中國思想通俗講話》、《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莊老通辨》、《學龠》、《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湖上閒思錄》、《民族與文化》、《中國歷史研究法》、《孔子論語新編》、《中國文學講演集》、《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中國文化叢談》、《中國文化精神》、《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理學六家詩鈔》、《孔子傳》、《孔子與論語》、《孔子略傳<論語>新編》、《靈魂與心》、《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人生三步驟》、《雙溪獨語》、《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史地理論叢》、《中國文學論叢》、《宋明理學三書隨札》、《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國史學發微》）、《新亞遺鐸》，等等。單從這些書目來看，國學的主線地位就一目了然。他就堪稱國學名家。
錢穆終生熱愛祖國，正像他熱愛國學一樣，逝後，家人依照其遺願，於1992年1月，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2009年7月11日)，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 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留學。曾師從印度學家E.瓦爾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語言。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設新育國小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複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準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國留學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著作已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曾被“2006年感動中國”獲獎人物之一
季羨林，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散文家.東方文化研究專家。他博古通今，被稱為“學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
1934年畢業後，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交換研究生，赴德國留學，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文。
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
2009年，去世。
饒宗頤
饒宗頤，1917年生，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是我國當代的文化明星，其對於歷史、考古、文學、經學、教育、書畫等不同領域均有涉獵，又是傑出的翻譯家。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引用余秋雨的話說：“香港如果出了一個饒宗頤，就不會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為饒先生可以與季羨林齊名，並稱之為“南饒北季”。幼耽文藝，18歲續成其父所著《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以後歷任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大學等教授。饒教授於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饒教授學術範圍廣博，凡甲骨學、敦煌學、古文字學、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中外關係史、音樂、詞學、經學、潮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目錄學、簡帛學等，均有專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種（其中專著逾60種），發表論文1000多篇，詩文集十餘種，書畫集45種。藝術方面於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摘自《饒宗頤書畫》之簡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