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光與嚴子陵釣台》是《杭州全書》之《錢塘江全書》系列叢書之一。主要介紹了嚴光的身世，嚴光與帝王王莽、劉秀的交情，在當時西漢末年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曠世奇才的嚴光能夠洞察世事，預測未來，做出明智選擇，隱居富春山，以及富春江垂釣的景色秀美的隱居環境，和後世文人雅士對嚴光的仰慕和吟誦。作者董利榮、繆建民在最後一章收集了文人雅士頌揚嚴光高風亮節的若干祭文、論、贊、辭、記，並配以“古文今譯”，以方便今人誦讀鑑賞。
基本介紹
- 書名：嚴光與嚴子陵釣台/杭州全書錢塘江叢書
- 出版社：杭州出版社
- 頁數：151頁
- 開本：16
- 作者：董利榮 繆建民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嚴光身世
第一節 出生嚴家塢
第二節 娶妻梅李佗
第三節 求學長安城
第二章 嚴光與王莽
第四節 王莽其人
第五節 嚴光與王莽
第三章 嚴光與劉秀
第六節 劉秀其人
第七節 同窗好友
第八節 嚴光屢拒做官
第九節 客星犯帝座
第十節 客星山將軍廟
第四章 隱居富春山
第十節 隱居不仕原因考
第十一節 終隱富春山
第五章 身後美名揚
第十二節 以“嚴”易州名
第十三節 後裔遍全國
第十四節 各地嚴光遺址
第六章 富春江與富春山
第十五節 錢塘江·富春江·新安江
第十六節 富春山與桐廬
第七章 東台與西台
第十七節 東台——嚴光垂釣處
第十八節 西台——謝翱哭文天祥處
第八章 嚴先生祠堂
第十九節 范仲淹重建嚴先生祠堂
第二十節 嚴先生祠堂祠田案
第二十節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第二十一節 今日之嚴先生祠堂
第九章 嚴子陵釣台其他名勝
第二十二節 嚴陵瀨
第二十三節 天下第十九泉
第二十四節 其他名勝
第二十五節 退庵金先生的罔仆之義屏銘磅碑
第二十六節 各地嚴光遺蹟
第十章 山高水長子陵風(古文今譯
第二十六節 祭文
第二十七節 論
第二十八節 贊
第二十九節 辭
第三十節 記
第一節 出生嚴家塢
第二節 娶妻梅李佗
第三節 求學長安城
第二章 嚴光與王莽
第四節 王莽其人
第五節 嚴光與王莽
第三章 嚴光與劉秀
第六節 劉秀其人
第七節 同窗好友
第八節 嚴光屢拒做官
第九節 客星犯帝座
第十節 客星山將軍廟
第四章 隱居富春山
第十節 隱居不仕原因考
第十一節 終隱富春山
第五章 身後美名揚
第十二節 以“嚴”易州名
第十三節 後裔遍全國
第十四節 各地嚴光遺址
第六章 富春江與富春山
第十五節 錢塘江·富春江·新安江
第十六節 富春山與桐廬
第七章 東台與西台
第十七節 東台——嚴光垂釣處
第十八節 西台——謝翱哭文天祥處
第八章 嚴先生祠堂
第十九節 范仲淹重建嚴先生祠堂
第二十節 嚴先生祠堂祠田案
第二十節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第二十一節 今日之嚴先生祠堂
第九章 嚴子陵釣台其他名勝
第二十二節 嚴陵瀨
第二十三節 天下第十九泉
第二十四節 其他名勝
第二十五節 退庵金先生的罔仆之義屏銘磅碑
第二十六節 各地嚴光遺蹟
第十章 山高水長子陵風(古文今譯
第二十六節 祭文
第二十七節 論
第二十八節 贊
第二十九節 辭
第三十節 記
文摘
光武帝來到嚴子陵下榻的北軍賓社，嚴子陵知道皇帝御駕親臨，就翻身向里，假裝睡熟，不予理睬。光武帝見嚴子陵如此模樣，心中暗笑，隨即以故舊老朋友的身份坐到嚴子陵的床沿上，撫摸著嚴子陵的背脊，說：“子陵，我今天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看望你，你難道仍不予理睬嗎？”嚴子陵聽到劉秀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看望他，當即翻身起來。劉秀又說：“我的老朋友，你難道不肯留在朝中相助於我嗎？”嚴子陵對此未予回答。過了好一會才說：“過去有唐堯這樣德行遠聞的帝王，也有巢父、許由那樣洗耳不從的高士。士各有志，何必相迫呢！”劉秀只好嘆息而已。
第二天，光武帝把嚴子陵請進皇宮，論故道舊，敘談整日，極為投機。白天講不完，又作徹夜長談，向嚴子陵請教治國良策。談至深夜，按皇宮規矩，掌燈之後即禁止進出，嚴子陵只好留宿宮中。光武帝提出兩人同榻而眠，邊談邊睡。誰知嚴子陵本性疏狂，睡相不好，竟然將一雙腳擱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光武帝為了不弄醒嚴子陵，就任由他擱著。誰知道第二天早朝時，即有太史官稟報，說是“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說皇帝身邊有危險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倒是光武帝寬宏大量，笑著說：“這是我的老朋友嚴子陵與我同榻共眠，他把腳擱在我身上了。”由此之故，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話，並由此把嚴子陵當作客星下凡。
我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生產要求人們精勤地觀測天象的變化。在上古時代，古人的天文知識是相當普及的。顧炎武曾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予卒之作也。”“龍辰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又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由於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當時的學者不僅以觀測天象的變化來確定季節的變換，而且，往往由自然的天象變化聯繫到人事的因果，“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易》)。認為天象的變換，“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韌之二宿，傷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凶吉”。尤其到漢代，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天道結合起來，提出“大一統”學說，以“天人感應論”作為它的理論基礎，把天體的運行說成是一種道德意識和目的的體現。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對策》)認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召》)按照陰陽五行和天象的變化可以占驗吉凶禍福，了解天意。只要觀測天象，就能夠預決吉凶，把天象、政事、人事牽連在一起。光武帝劉秀即以圖起兵，當他登上皇帝位後更是崇信緯，宣布圖於天下。自此之後，不僅不軌之徒多假託天象符命惑眾謀利，而且舉國之內，上下妄談天命，人人以符命為行動的規範。對“客星犯帝座”，內中同樣蘊藏著極深的政治陰謀。
對“客星犯帝座”一事的最早記載，當推東漢時劉珍的《東觀漢記》，它記載：“光武與子陵有舊，及登位，望之。陵隱於孤亭山，垂釣為業。時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日：“嚴子陵耳。”訪得之，陵不受封。”東晉時史學家餘姚人虞預在《會稽典錄》中也提到此事：“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征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日：“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臥耳。”范曄的《後漢書》歷來以嚴謹者著稱，他以前人記述漢史事跡的眾多史書為依據刪繁補缺，成就此史。如事出無因，范曄是不會隨意地在短短392字的《嚴光傳》中，浪費筆墨而去專門寫上這一傳聞之辭的。所以說，“客星犯帝座甚急”必然事出有因。
“客星”乃妖星的別名，因而對客星的出現，古人是極為注意的。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客星出天庭，有奇令。”《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八次，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之後，均記錄有相應的凶災戰亂事件發生。《後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十五次，也是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後發生相應的凶災事件。自漢初至宋末，客星共出現五十餘次，每次出來後必有兵喪篡弒的記錄。在上述記載中，人事中的凶災是作者依據天人感應所說歸附上去的，當然不可相信。但從中可明確的是，客星是作為預兆凶災的妖星來看待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凡出現客星，均不是好兆頭，引發人們一種將會發生災禍，需要小心提防的心理準備。正因為客星是預兆凶災的妖星，自然給有心之人造成借用客星來附會人事的條件，以達到不可言告的目的。按常理來說，嚴子陵朝見光武帝，並作徹夜長談，這是故友相得，君主納賢的大好事，理因出現大大好兆。可掌管天象的太史卻偏偏來奏告“客星犯帝座甚急”。奏語中不僅有“客星”，還用“犯”字，而且加上“甚急”，這不是有意將嚴光當做星災造禍的妖星，給嚴光難堪么？這完全是一出假借天象來離間光武帝與嚴子陵之間關係的惡作劇。
按《會稽典錄》載，光武帝下詔征嚴子陵人京留宿事件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查《後漢書·天文志》，這一年恰恰沒有“客星見”的記錄，這是作者有意為尊者諱，還是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客星，難以臆測。如果是為尊者諱，為何又在《嚴光傳》中透露訊息？如果這一年實際不曾有客星出現，這就更說明這是一場假借星象進行離間活動的政治陰謀。
是什麼人對嚴子陵行離間之陰謀？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是回思—下《後漢書·嚴光傳》中的文字。在這段傳文中，嚴子陵所言“阿諛順旨要領絕”是挖苦，也是忠告，就足以構成他和侯霸之間的隔閡。侯霸又將嚴子陵口授的書信封奏光武帝，足見侯霸對嚴子陵的不以為然。聯繫皇甫謐《高士傳》中嚴子陵問使者“日：‘君房(侯霸字)素痴，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使者名)日：‘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徽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看來，嚴光是很看不起侯霸的，所以會故意當著使者的面對侯霸進行一番譏諷、挖苦。當侯霸知道這一情況後，自然要對嚴子陵施行報復手段了。P21-23
第二天，光武帝把嚴子陵請進皇宮，論故道舊，敘談整日，極為投機。白天講不完，又作徹夜長談，向嚴子陵請教治國良策。談至深夜，按皇宮規矩，掌燈之後即禁止進出，嚴子陵只好留宿宮中。光武帝提出兩人同榻而眠，邊談邊睡。誰知嚴子陵本性疏狂，睡相不好，竟然將一雙腳擱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光武帝為了不弄醒嚴子陵，就任由他擱著。誰知道第二天早朝時，即有太史官稟報，說是“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說皇帝身邊有危險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倒是光武帝寬宏大量，笑著說：“這是我的老朋友嚴子陵與我同榻共眠，他把腳擱在我身上了。”由此之故，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話，並由此把嚴子陵當作客星下凡。
我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生產要求人們精勤地觀測天象的變化。在上古時代，古人的天文知識是相當普及的。顧炎武曾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予卒之作也。”“龍辰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又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由於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當時的學者不僅以觀測天象的變化來確定季節的變換，而且，往往由自然的天象變化聯繫到人事的因果，“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易》)。認為天象的變換，“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韌之二宿，傷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凶吉”。尤其到漢代，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天道結合起來，提出“大一統”學說，以“天人感應論”作為它的理論基礎，把天體的運行說成是一種道德意識和目的的體現。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對策》)認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召》)按照陰陽五行和天象的變化可以占驗吉凶禍福，了解天意。只要觀測天象，就能夠預決吉凶，把天象、政事、人事牽連在一起。光武帝劉秀即以圖起兵，當他登上皇帝位後更是崇信緯，宣布圖於天下。自此之後，不僅不軌之徒多假託天象符命惑眾謀利，而且舉國之內，上下妄談天命，人人以符命為行動的規範。對“客星犯帝座”，內中同樣蘊藏著極深的政治陰謀。
對“客星犯帝座”一事的最早記載，當推東漢時劉珍的《東觀漢記》，它記載：“光武與子陵有舊，及登位，望之。陵隱於孤亭山，垂釣為業。時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日：“嚴子陵耳。”訪得之，陵不受封。”東晉時史學家餘姚人虞預在《會稽典錄》中也提到此事：“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征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日：“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臥耳。”范曄的《後漢書》歷來以嚴謹者著稱，他以前人記述漢史事跡的眾多史書為依據刪繁補缺，成就此史。如事出無因，范曄是不會隨意地在短短392字的《嚴光傳》中，浪費筆墨而去專門寫上這一傳聞之辭的。所以說，“客星犯帝座甚急”必然事出有因。
“客星”乃妖星的別名，因而對客星的出現，古人是極為注意的。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客星出天庭，有奇令。”《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八次，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之後，均記錄有相應的凶災戰亂事件發生。《後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十五次，也是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後發生相應的凶災事件。自漢初至宋末，客星共出現五十餘次，每次出來後必有兵喪篡弒的記錄。在上述記載中，人事中的凶災是作者依據天人感應所說歸附上去的，當然不可相信。但從中可明確的是，客星是作為預兆凶災的妖星來看待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凡出現客星，均不是好兆頭，引發人們一種將會發生災禍，需要小心提防的心理準備。正因為客星是預兆凶災的妖星，自然給有心之人造成借用客星來附會人事的條件，以達到不可言告的目的。按常理來說，嚴子陵朝見光武帝，並作徹夜長談，這是故友相得，君主納賢的大好事，理因出現大大好兆。可掌管天象的太史卻偏偏來奏告“客星犯帝座甚急”。奏語中不僅有“客星”，還用“犯”字，而且加上“甚急”，這不是有意將嚴光當做星災造禍的妖星，給嚴光難堪么？這完全是一出假借天象來離間光武帝與嚴子陵之間關係的惡作劇。
按《會稽典錄》載，光武帝下詔征嚴子陵人京留宿事件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查《後漢書·天文志》，這一年恰恰沒有“客星見”的記錄，這是作者有意為尊者諱，還是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客星，難以臆測。如果是為尊者諱，為何又在《嚴光傳》中透露訊息？如果這一年實際不曾有客星出現，這就更說明這是一場假借星象進行離間活動的政治陰謀。
是什麼人對嚴子陵行離間之陰謀？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是回思—下《後漢書·嚴光傳》中的文字。在這段傳文中，嚴子陵所言“阿諛順旨要領絕”是挖苦，也是忠告，就足以構成他和侯霸之間的隔閡。侯霸又將嚴子陵口授的書信封奏光武帝，足見侯霸對嚴子陵的不以為然。聯繫皇甫謐《高士傳》中嚴子陵問使者“日：‘君房(侯霸字)素痴，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使者名)日：‘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徽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看來，嚴光是很看不起侯霸的，所以會故意當著使者的面對侯霸進行一番譏諷、挖苦。當侯霸知道這一情況後，自然要對嚴子陵施行報復手段了。P21-23
序言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長史，有自己的個性和記憶。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不計其數的城市，大大小小，各具姿態。其中許多名城極一時之輝煌，但隨著世易時移，漸人衰微，不復當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結束生命，只留下一片廢墟供人憑弔。但有些名城，長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樹，在古老的根系與樹幹上，生長的是一輪又一輪茂盛的枝葉和花果，綻放著恆久的美麗。杭州，無疑就是這樣一座保持著恆久美麗的文化名城。
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杭州文化始終延綿不絕，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橋人憑著一葉小木舟、一雙勤勞手，創造了輝煌的“跨湖橋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麗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華第一城”，創造了燦爛的“良渚文化”，被譽為“東方文明的曙光”。而隋開皇年間置杭州、依鳳凰山建造州城，為杭州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此後，從唐代“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的東南名郡，吳越國時期“富庶盛於東南”的國都，北宋時即被譽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東南第一州”，南宋時全國的政治、經濟、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馬可·波羅眼中的“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明代產品“備極精工”的全國紡織業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幾度“南巡”的旅遊勝地、人文淵藪，民國時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誕生地，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來為世人稱羨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個歷史階段，都讓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風景之城。“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壯觀天下無”的錢江潮，“至今千里賴通波”的京杭大運河(杭州段)，蘊涵著“梵、隱、俗、閒、野”的西溪煙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勝收，令人驚艷。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東方休閒之都、國際花園城市等一頂頂“桂冠”相繼獲得，杭州正成為世人嚮往之“人間天堂”、“品質之城”。
這是一座積澱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來，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燦若繁星，讓每一段杭州歷史都不缺少光華，而且輝映了整個華夏文明的星空；星羅棋布的文物古蹟，為杭州文化添彩，也為中華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風撲面而來，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相得益彰，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齊頭並進，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僅是“投資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敘說，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憶，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澱，有太多的夢想需要延續。面對這樣一座歷久彌新的城市，我們有傳承文化基因、保護文化遺產、弘揚人文精神、探索發展路徑的責任。今天，我們組織開展杭州學研究，其目的和意義也在於此。
杭州學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杭州傳統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綜合性學科，包括西湖學、西溪學、運河(河道)學、錢塘江學、良渚學、湘湖(白馬湖)學等重點分支學科。開展杭州學研究必須堅持“八個結合”：一是堅持規劃、建設、管理、經營、研究相結合，研究先行；二是堅持理事會、研究院、研究會、博物館、出版社、全書、專業相結合，形成“l+6”的研究架構；三是堅持城市學、杭州學、西湖學、西溪學、運河(河道)學、錢塘江學、良渚學、湘湖(白馬湖)學相結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堅持全書、叢書、文獻集成、研究報告、通史、辭典相結合，形成“1+5”的研究體系；五是堅持黨政、企業、專家、媒體、市民相結合，形成“五位一體”的研究主體；六是堅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華牌、國際牌相結合，形成“四牌共打”的運作方式；七是堅持權威性、學術性、普及性相結合，形成“專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堅持有章辦事、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房辦事相結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體系。
《杭州全書》是杭州學研究成果的載體，包括叢書、文獻集成、研究報告、通史、辭典五大組成部分，定位各有側重：叢書定位為通俗讀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賣點、有市場；文獻集成定位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應收盡收；研究報告定位為論文集，突出“專”字，圍繞重大工程實施、通史編纂、世界遺產申報等收集相關論文；通史定位為史書，突出“信”字，體現系統性、學術性、規律性、權威性；辭典定位為工具書，突出“簡”字，做到簡明扼要、準確權威、便於查詢。我們希望通過編纂出版《杭州全書》，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發揮其“存史、釋義、資政、育人”作用；希望人們能從《杭州全書》中各取所需，追尋、印證、借鑑、取資，讓杭州不僅擁有輝煌的過去、璀璨的今天，還將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為序。
王國平
2012年10月
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杭州文化始終延綿不絕，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橋人憑著一葉小木舟、一雙勤勞手，創造了輝煌的“跨湖橋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麗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華第一城”，創造了燦爛的“良渚文化”，被譽為“東方文明的曙光”。而隋開皇年間置杭州、依鳳凰山建造州城，為杭州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此後，從唐代“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的東南名郡，吳越國時期“富庶盛於東南”的國都，北宋時即被譽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東南第一州”，南宋時全國的政治、經濟、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馬可·波羅眼中的“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明代產品“備極精工”的全國紡織業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幾度“南巡”的旅遊勝地、人文淵藪，民國時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誕生地，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來為世人稱羨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個歷史階段，都讓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風景之城。“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壯觀天下無”的錢江潮，“至今千里賴通波”的京杭大運河(杭州段)，蘊涵著“梵、隱、俗、閒、野”的西溪煙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勝收，令人驚艷。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東方休閒之都、國際花園城市等一頂頂“桂冠”相繼獲得，杭州正成為世人嚮往之“人間天堂”、“品質之城”。
這是一座積澱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來，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燦若繁星，讓每一段杭州歷史都不缺少光華，而且輝映了整個華夏文明的星空；星羅棋布的文物古蹟，為杭州文化添彩，也為中華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風撲面而來，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相得益彰，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齊頭並進，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僅是“投資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敘說，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憶，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澱，有太多的夢想需要延續。面對這樣一座歷久彌新的城市，我們有傳承文化基因、保護文化遺產、弘揚人文精神、探索發展路徑的責任。今天，我們組織開展杭州學研究，其目的和意義也在於此。
杭州學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杭州傳統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綜合性學科，包括西湖學、西溪學、運河(河道)學、錢塘江學、良渚學、湘湖(白馬湖)學等重點分支學科。開展杭州學研究必須堅持“八個結合”：一是堅持規劃、建設、管理、經營、研究相結合，研究先行；二是堅持理事會、研究院、研究會、博物館、出版社、全書、專業相結合，形成“l+6”的研究架構；三是堅持城市學、杭州學、西湖學、西溪學、運河(河道)學、錢塘江學、良渚學、湘湖(白馬湖)學相結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堅持全書、叢書、文獻集成、研究報告、通史、辭典相結合，形成“1+5”的研究體系；五是堅持黨政、企業、專家、媒體、市民相結合，形成“五位一體”的研究主體；六是堅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華牌、國際牌相結合，形成“四牌共打”的運作方式；七是堅持權威性、學術性、普及性相結合，形成“專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堅持有章辦事、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房辦事相結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體系。
《杭州全書》是杭州學研究成果的載體，包括叢書、文獻集成、研究報告、通史、辭典五大組成部分，定位各有側重：叢書定位為通俗讀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賣點、有市場；文獻集成定位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應收盡收；研究報告定位為論文集，突出“專”字，圍繞重大工程實施、通史編纂、世界遺產申報等收集相關論文；通史定位為史書，突出“信”字，體現系統性、學術性、規律性、權威性；辭典定位為工具書，突出“簡”字，做到簡明扼要、準確權威、便於查詢。我們希望通過編纂出版《杭州全書》，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發揮其“存史、釋義、資政、育人”作用；希望人們能從《杭州全書》中各取所需，追尋、印證、借鑑、取資，讓杭州不僅擁有輝煌的過去、璀璨的今天，還將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為序。
王國平
201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