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羅森(美國著名的醫學史家，醫學社會史的奠基人)

喬治·羅森（George Rosen，1910年6月23日-1977年8月），是美國著名的醫學史家，醫學社會史的奠基人。2014年，美國醫學史協會還以他之名設立“喬治·羅森獎”，嘉獎那些在公共衛生史及醫學社會史方面的優秀著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喬治·羅森 
• 外文名：George Rosen 
• 國籍：美國 
• 出生日期：1910年6月23日 
• 逝世日期：1977年8月 
• 職業：醫學史家 
• 主要成就：醫學社會史的奠基人 
• 出生地：美國紐約布魯克林 

人物經歷

喬治·羅森於1910年6月23日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由於父母是猶太移民，家裡說的是意第緒語，羅森直到進入紐約市的公立學校，才通過自學掌握了英語。多年以後，為了激勵自己的孩子，他提到曾經有一位老師這樣評價他，說他“永遠不會有什麼成就”。羅森的父親是一家洗衣店的熨衣工，同時還是一位熱情的工會會員，時常帶羅森參加工會活動。羅森的弟弟傑克並不像他那樣有上進心，也不像他那樣有學術造詣，後來成了一名律師。他的母親則負責操持一家四口的日常起居。

高中時的羅森出了名的嗜書如命，幾乎不限任何題材，而一門必修的製圖課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終生愛好——繪畫。他在紐約市立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對於城市工人階級中聰穎的年輕人（尤其是猶太人）而言，這所大學既是通往上層社會的路徑，也是激進政治的中心。在大學裡，羅森將其全部精力投入學業和兼職工作（郵局武裝保全），以及對閱讀的渴求中。他加入了大學游泳隊，但他迫於自己其他事務的壓力，幾個月後便退出了。雖然羅森支持工會運動，但他對政治沒有多少興趣。

羅森以他的一位叔叔為榜樣，參加了紐約市立大學的醫學預科課程——結果卻發現自己成了“名額限制”的受害者，該條款對在美國醫學院學習的猶太學生人數進行了限定。剛開始，他還寄希望於叔叔能幫助自己在第二年獲得入學資格，但當一位朋友提議他可以立即去德國學習時（那裡的醫學教育沒有門檻），羅森同意了。1930年9月羅森到達柏林，他加入了由幾十名年輕美國人組成的群體（除一名非裔美國人外，其餘都是猶太人），這些年輕人因為在國內無法接受高等醫學教育而遠渡重洋。魏瑪德國給羅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的國家醫療保險體系；他從未將納粹的罪行與德國的文化遺產混為一談。縱觀他的整個職業生涯，特別是在他的社會醫學工作中，羅森的作品反映出他在柏林的四年半里對德國自由及社會主義傳統的關注。

美國醫學生在柏林的經歷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作為美國公民，即使在納粹奪權後，他們也享受著歐洲首府的文化便利，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清楚在德猶太人的地位愈發岌岌可危。當羅森與德國猶太人、醫學生貝亞特·卡斯帕里交往時，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在相識僅幾周后，就向她求婚。羅森並不是唯一一個與同班同學締結連理的人（在柏林醫學院的班級中，女性學生約占四分之一，這個比例讓全員男性的美國學生吃驚不已）；但無論他們是否與某些家庭建立了親密關係，許多美國人都願意保護柏林的猶太家庭。一天晚上，卡斯帕里一家擔心公寓會遭到搜查，羅森便親自幫他們處理掉了一把家中未使用過的手槍。

貝亞特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醫生，也是一名“老德國民主黨人”，卡斯帕里一家既是虔誠的教徒又飽諳世故。在遵循正統派猶太教傳統的同時，貝亞特還加入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卡斯帕里家的猶太飲食習慣，羅森應該相當熟悉，但僕人的侍奉和上流社會的作風又與其父母在布朗克斯無產階級公寓中的生活相差甚遠。喬治·羅森在他的岳父身上看到了一名富有同情心的醫生應有的模樣，他在舒適的家庭環境中保持著猶太人的身份，同時也參與到了更廣闊的世俗文化之中。

雖然羅森不信教，對猶太復國主義沒有興趣，還是一個有抱負的世界主義者，但他始終承認自己的猶太血統。對於他的歷史和公共衛生工作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名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羅森始終將健康問題與勞工運動聯繫在一起。

柏林大學要求每個攻讀醫學博士學位的學生都要完成一篇論文，1933年秋天，羅森請醫學史教授保羅·迪普根擔任他的論文導師。羅森希望利用當地圖書館資源，研究一個有關美國醫學史的課題。迪普根同意與他合作，但由於其本人並非美國醫學專家，他鼓勵羅森與亨利·西格里斯特取得聯繫，以尋求進一步的建議。

一年前，西格里斯特剛從萊比錫大學來到美國，擔任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研究所所長。42歲的他是瑞士人，能讀寫十幾種語言，並精於其中的四種，他被認為是世界領先的醫學史家。西格里斯特主張政治自由主義，走的是左傾路線，他對自己早前在美國巡迴講學時所看到的活力與開放備感興奮。因此，他很樂意遠離德國和納粹主義的陰影，在北美承擔起醫學史專業化的重任。當羅森第一次寫信給他時，西格里斯特已經開設了一個課程計畫，並創辦了一份月刊——《醫學史通報》。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一手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打造成一個重要的學術中心，吸引所有對醫學史及醫療的未來感興趣的人士。

西格里斯特向羅森提議了一個論文選題，並開始與這位年輕人通信。羅森的論文一完成，他與迪普根就給予了高度評價。西格里斯特原本希望能招收更多研究醫學史的美國學生，但在1935年，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沒有太多的資源可以投到這上面。而羅森擁有傑出的獨立工作能力以及未來在醫療實踐領域的謀生能力，正是西格里斯特所想要的那種非正式學生。

1935年5月，羅森從柏林歸來，不久後就在紐約開始實習，幾個月後，他開始向西格里斯特的雜誌投稿。兩人都對社會史和醫療護理的組織感興趣，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們建立起友好的師生關係。有一次，羅森告訴西格里斯特，他準備探討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課題；因此，當西格里斯特建議他寫礦工疾病史時，羅森立刻著手進行關於職業醫學史的基礎研究。1936至1947年間，羅森在西格里斯特的《醫學史通報》上發表了不下二十篇文章，這得益於貝亞特的鼎力協助，她經常在紐約醫學科學院為其收集文獻資料。工作中的羅森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會先用墨水筆在黃色的便簽紙上寫字。當他想要修改時，就從便簽本上撕下整張有錯謬的紙，進行重寫。貝亞特負責整理這些落在便簽紙上的手稿，直到羅森成為大學教授，有了自己的秘書。

在成為醫學史家的同時，羅森完成了自己的實習，開始執業，並成為一名狂熱的圖書收藏者。不過，這卻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低谷。雖然他的智慧和勤奮使他能身兼二職，但他的性格並不適合臨床實踐。因此，對自己的境況，羅森不甚滿意，其收入也相應受到了影響（他不停地買書，加劇了這一問題）。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他開始在紐約市衛生局的結核病服務處兼職。與此同時，西格里斯特將他推薦給阿爾弗雷德·A.克諾夫出版社，擔任譯者，並推薦給汽巴嘉基製藥公司，擔任企業的新雜誌《汽巴研討會》的編輯。

《汽巴研討會》第二卷第九期

對於人脈甚廣的西格里斯特而言，為羅森這樣有能力的門生找一份薪金豐厚的兼職並非難事，但要幫他實現自我抱負——成為醫學史教授，卻不大可能。因此，最後羅森只能另闢蹊徑。他決定放棄私人執業，轉而從事公共衛生研究，並準備在與醫學史相關的領域考取博士。接著，他會以公共衛生碩士學位作為他在該領域實踐工作的補充。羅森希望，當他完成這一計畫後，他可以在醫學院或公共衛生學院謀得一份教職，那裡會有人對他的歷史研究青眼相待。

1939年秋天，羅森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選修課程，半年後，他就啟動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在哥倫比亞大學，他與羅伯特·K.默頓、羅伯特·林德等幾位著名教員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942年，他成為紐約市衛生局的一名全職衛生人員，並很快獲得了進修資格，包括一年的實踐工作和一年的學習。在那年秋天，羅森的進修開始了，他想利用1943-1944學年攻讀一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可能的話，最好是在約翰斯·霍普金斯衛生學院，它就位於亨利·西格里斯特研究所的對面。

在此期間，羅森的妻子貝亞特也獲得了美國的行醫資格，並在紐約眼耳專科醫院接受進一步的培訓，作為紐約市為數不多的女性眼科醫生，她開始兼職行醫——同時，協助羅森完成他的研究、寫作和編輯工作。貝亞特不僅在他們位於河濱路的家中為病人看病，還在紐約市衛生局和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的診所上班。她的母親弗洛拉·卡斯帕里給予了他們巨大的支持——在老卡斯帕里醫生去世後，她離開德國，到美國來照料女兒一家的日常生活，去雜貨店購物，為家人準備飯菜；貝亞特則承擔養育兩個孩子的主要任務，他們分別出生於1938年及1941年。

喬治·羅森於1944年獲得博士學位（他的論文至今仍是醫學專業化歷史的標桿之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推遲了他正式的公共衛生訓練。1943年春，羅森加入軍隊，並在隨後的兩年里參與到華盛頓特區的全球流行病學項目中。他對與貝亞特和孩子們的分離感到遺憾，但他也很享受特區的工作，以及距西格里斯特只有一小段火車車程的地理優勢。在華盛頓，羅森進入了一個由西格里斯特的門生組成的小圈子，他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衛生政策，其次便是歷史。“二戰”快結束時，羅森被調到倫敦，負責採訪被俘的德國軍醫，並揭露納粹對人體實驗的濫用。儘管他也利用這段時間接觸了英國的一些醫學史家，但他對本職工作毫無興趣，只想儘早回紐約做新項目。羅森在倫敦期間，貝亞特接手了《汽巴研討會》的編輯工作，並與著名的醫學插畫家弗蘭克·內特展開了密切合作。

羅森到英國後不久，珍本商亨利·舒曼告訴他自己正計畫出版一本學術期刊，並希望由他擔任編輯。於是，羅森在英期間就著手《醫學史及相關科學雜誌》的工作，1946年2月，第一期問世了。與《汽巴研討會》不同，羅森做這本雜誌不再只是為了增加收入，而是當作一件不求酬勞的樂事。在過去幾年裡，西格里斯特的《醫學史通報》一直是該領域唯一一本英文學術期刊。現在，一本可與之相提並論的雜誌由羅森負責編輯，這說明35歲的他已成長為一名舉足輕重的醫學史家。

1946年4月，羅森退伍，他回到紐約市衛生局，一邊為其《地區衛生管理手冊》做準備——一邊還在撰寫醫學史文章和編輯新雜誌。作為衛生局的職員，他得以利用第二年的學習機會，在1946年9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公共衛生碩士。同時，他還與貝亞特合作編輯了《一位醫生的四百年》，這是一部頗受歡迎的集體傳記，由亨利·舒曼於1948年出版發行。貝亞特擔當了該書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依據對82位醫生自傳的摘錄，涉及他們的生活及工作。

在1946年到1947年的冬天，離羅森完成他的第三個研究生學位還有數月時間，他聽聞西格里斯特已決定在學年結束時從霍普金斯大學退休。起初羅森覺得自己有希望成為接班人，但當他完成公共衛生碩士的學習後，他知道這事不太可能。關於羅森的前程，評價最誠懇的當屬埃爾溫·愛克涅特，他也是一位年輕的醫學史家，“二戰”期間兩人同在研究所工作，結為好友。“這個神聖的學院，”在談到霍普金斯大學時，愛克涅特提醒羅森，“猶太人不曾擔任過教席主持人。”又一次，羅森正面遭遇體制性的反猶主義。除此之外，大學的管理部門和理事們也已受夠了西格里斯特對社會化醫療的大肆鼓吹，以及對蘇聯懷有的友好態度。作為西氏親密夥伴的羅森——儘管從未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也被貼上了同樣的標籤。

由於霍普金斯大學向他關上了大門，而醫學史又沒有其他教職空缺，羅森決定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繼續研究歷史，同時靠公共衛生方面的工作維持生計。1949年，他成為紐約市的健康教育主管人員，在這座城市，他為展覽、廣播和出版物開發技術，協調各項健康教育活動。1950年，羅森從市政府離任，投身到隸屬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的健康教育和預防服務部門的建設中。

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是一個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醫療計畫，於1947年開始實施。它由約三十個半自營的醫療合作組織構成，通過按人計酬制從參加者的保險費中獲取資金，並通過一個中心辦公室進行協調。在某些方面，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與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健康維護組織相似，但它的許多早期管理者認為，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是以政府為基礎的國家衛生系統，其運行模式是小規模的、私營的。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的醫療服務遵循預付和集體醫療原則，不僅如此，它有著更為廣泛的使命——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病患護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在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工作期間，羅森在實施創新計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將乳房攝影篩檢引進美國，用來輔助乳腺癌的治療。通過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的工作，羅森在公共衛生界頗有地位，在這個位置上，他可以充分套用自己的社會醫學理論知識。儘管這樣，他還是對歷史研究念念不忘，他的目標仍然是做一名教師。

此時，羅森在美國公共衛生協會中的表現也越來越活躍。1948年，他應邀加入《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編輯委員會，並定期為雜誌撰稿，並參加雜誌的會議。1957年，他被任命為雜誌主編，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3年，其間不斷擴大的聯邦計畫對落後的州和地方衛生機構都是一種考驗。隨著美國公共衛生事業日益碎片化，羅森開始與這種狹隘的專業化趨勢抗爭，他試圖打開這個領域的視野。他的社論充分利用自己的歷史知識來支撐所述的那些具有社會和政治意義的觀點。在擔任主編期間，羅森還開闢了“公共衛生：過去與現在”專題，並定期為其撰稿，這一系列文章是為了讓公共衛生從業者明白該領域的歷史遺產是大家所共有的。

《美國公共衛生雜誌》1957年1月刊

1951年，羅森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和管理醫學院的兼職教師職位，這是他職業生涯規劃的第一個成果。1957年，他成為全職教師，得以離開大紐約健康保險計畫，轉而專注於學術和編輯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所教授的課程有健康教育、教育理論、社區健康、精神疾病社會學，當然還有歷史。1969年，在拒絕了幾所距紐約市較遠的大學的邀請後，羅森最終接住了耶魯大學拋出的橄欖枝，成為這所大學醫學史和公共衛生學的教授，與在哥倫比亞大學一樣，他也備受學生們的尊崇。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羅森依舊是醫學社會史創新方面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總是涉獵非常廣泛——談到了英國、歐洲大陸和美國，並舉重若輕地將從17世紀到他自己所處時代發生的各種狀況囊括在內——其晚期作品則轉向了對精神疾病史的研究，同時還保留了一些自己對城市健康史極具洞見的分析。羅森是一個博聞多學的人，他的興趣廣泛，從紐奧良爵士樂跨越到中世紀建築。在他的追悼會上，人們以迪倫·托馬斯一首詩作的朗誦，以及莫扎特弦樂四重奏來緬懷他。

在羅森最傑出的那些歷史作品中，都有著明確的政治意涵，如果不承認這一點，便會產生誤讀。作為一個講原則又正直的人，他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客觀性及證據證明的學術規範，但他也發現，所有的歷史學家在研究他們的課題時，都帶有一定的預設。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偏好。

在人生的不同時期，羅森可能會把自己定義為民主社會主義者或左派自由主義者。但無論怎樣定義，他始終是一位溫和的左派人士，致力於社會改革，以造福窮人和工人階級。不過，就性情而言，他並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也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儘管對當時的許多問題都有著強烈的看法，但他只對健康和醫療問題公開表態。在所寫的《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社論中，他是公共衛生專業的代言人，宣傳健康是他的工作。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羅森覺得這也是他的責任所在，他將自己的歷史研究視為影響衛生政策的手段之一——研究不僅證明健康和疾病是社會問題，同時也使人們認識到，最優秀的衛生專業人員從未懷疑過這一觀點。對喬治·羅森而言，學術研究就是某種形式的行動主義。

羅森的政治觀點融合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作為工人階級的子弟和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他同情窮人，追求社會變革。但對知識系統化的熱切渴望也影響了他的政治和歷史研究。出於醫學教育目的，羅森學會了德語，之後他便一頭扎進德國知識文化的傳統中。他開始用黑格爾哲學和其他流派的德國唯心主義來分析歷史，並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在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中，馬克思主義思想所產生的作用尤為明顯，這些思想在他的一生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便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吸收了美國功能主義社會學的許多教導。羅森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他還專門準備了兩篇馬克思歷史觀的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羅森寫道，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是根本，但他並沒有把它看作歷史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羅森將這兩篇文章投給了左翼學術界的權威雜誌《科學與社會》，但“由於版面嚴重不足”而被拒，至今仍未發表。

在羅森發表於《醫學史通報》的早期文章中，也反映出他對德國理論情有獨鐘。為了從經濟和政治角度解釋歷史，26歲的羅森運用黑格爾、馬克思和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的觀點，為他的文章奠定基調。他堅信新的、社會的醫學史必定是辯證的，歷史的發展是由一系列的矛盾組成，其中綜合了正題與反題。在關於職業健康理論的探討中，羅森主張，歷史學家應承認經濟結構的中心地位，並將工人階級的活動納入醫學史。在他看來，職業健康的歷史也至關重要，因為職業病很顯然是由社會環境導致的。

面對“患者-疾病-醫生”這相互關聯的三者，羅森與西格里斯特一樣，將患者放在首位，不過他又以自己的洞察進行了補充：患者也是具有社會角色的人。他強調，疾病並非永不改變的實體，只有在其生物和社會背景下才可以被正確理解，他還指出，醫學史認為患者“僅僅是疾病史上的一個意外”，這是有問題的。他稱自己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學到，人才是“歷史舞台的中心”；直到羅森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他仍在抗議歷史上曾流行的“生物主義”，因為它貶低了在與疾病和其他自然力量的關係中人類行為的價值。

羅森提出這個論點是為了向醫生們證明，他們所做的一切必然是社會性的。他想告訴大家，最有智慧的醫生是那些了解疾病社會病因學的人，最成功的治療師是那些基於這種認識展開行動的人。但是，對於同意此觀點的醫生們，羅森還提出一個建議。他要醫生們認識到“成為一名社會批評家的必要性”。憑藉他早期關於職業病學的研究以及自己的醫生身份，羅森發明了社會醫學概念，他曾在“二戰”剛結束的幾年裡明確提出了這個概念。

正如羅森認為馬克思不是一名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決定論者，他自己在解釋醫療衛生的發展時也考慮了其他的文化因素。想要理解醫學就不能脫離其社區背景，為了證明這一觀點，羅森樂於藉助思想的力量以及各種生產工具。在他的一篇備受矚目的文章中，他論證了一種哲學觀是如何對隨後的醫學知識及醫療組織的歷史產生影響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強調了“在行動之前出現的精神鬥爭、意識形態對立和哲學衝突的重要性”。

羅森的政治觀點形成於20世紀20、30和40年代，他的思想反映了當時的主流觀念。在羅森眼裡，進步主義政治是民主的、有階級基礎的、以工會為導向的。因此，儘管他很同情20世紀60和70年代發起的激進政治運動，但他對那些過激的行為仍保持警惕。

雖然羅森對於研究黑人健康或黑人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並不感興趣，但他卻被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歷史所深深吸引，對種族偏見沒有一絲一毫的容忍。他在這件事上的敏感度可以從一封黑人公共衛生工作者的來信中得到證實，寫信者曾是羅森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時的學生。這名工作者是一名南方人，20世紀60年代中期來到北方的一所一流大學，他對自己在那裡所遭受的種族歧視感到極度失望。離開紐約後不久，這名學生特意寫信給羅森，讚美其正派、體貼及善良，這在他所遇到的北方白人學者中是非常少見的。

同樣，羅森視婦女解放為民主權利的基本問題，反對一切阻礙女性公民平等的制度和形式。在其職業生涯的晚期，他寫了兩篇關於婦女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文章，並為耶魯大學醫學歷史圖書館籌備了一個以女醫生為主題的展覽。然而，和種族問題一樣，性別作為社會歷史的一個維度，並沒有激起羅森太大的興趣。當被要求審閱兩部關於美國醫學史的女性主義學術著作的手稿後，他極力建議出版這兩本著作，雖然在用詞上他仍有一些迂腐的保留。他不太能接受“主席”（chairperson）這樣的新詞，反對那些他認為是為了服務意識形態而創造出的神話。

羅森也反對越南戰爭，就像他在30年代末支持西班牙共和國一樣（儘管在這兩件事上，他都沒有在朋友和家人以外的場合中表明過自己的立場）。因此，他對60年代的反戰運動深表同情，但對明顯帶有反帝國主義的學術內容則持謹慎態度，他認為青年反抗活動中的非理性一面是值得懷疑的。

要了解《公共衛生史》，最重要的是了解羅森對20世紀60和70年代激進衛生運動的回應。作為一名前健康教育工作人員和社會醫學的倡導者，羅森覺得讓人們參與自己的醫療護理，並為他們的知情決策提供必需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他始終是以一個在大型中央機構工作的衛生管理人員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正如他反對以個人主義的方式來承擔健康和疾病問題，也對自願主義和過度分權十分警惕。羅森承襲了較為古老的社會主義和公共衛生傳統，因此他關注的是宏大的全球性戰略規劃。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一位典型的20世紀中葉理性主義者，他相信開明的公眾領袖（通常是自由民主黨人士）會通過高效組織的政府機構解決社會問題。對羅森而言，歸根結底必須是由國家來保障人民的健康，通過健康教育、住房改革、職業病醫學、食品檢驗、醫療衛生等方式。

喬治·羅森在完成《公共衛生史》的時候，手頭還有許多其他項目正在進行中。雖然這本書既稱不上是他最賞心悅目的作品，也不是他最具學術價值的，卻匯集了其早期研究的累累碩果，洋溢著其追求學術的滿腔熱情。在這本書中，羅森指明，歷史的轉折點發生於19世紀初，當時“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產業工人，開始在社會和政治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此外，”他補充道，“產業工人這一新階層，十分重視自由主義在人權及人格尊嚴方面的意義……他們自我管理……拒不自相競爭，並且為確保社會服務的落實……展開行動。”

羅森尤其對進步主義思潮有著深切的共鳴，這些思潮將18世紀的思想運動和思想家作為開宗立派的源頭。在法國和英國，受啟蒙運動的影響，誕生了19世紀公共衛生運動的理論基礎——它們在組織架構上獲得的成就，一直到羅森的時代還有跡可循。羅森是一位敏銳且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但其著作（也許以《公共衛生史》為最）常常表現出他對革命時代的那種樂觀和理性主義的嚮往。

《公共衛生史》，【美】喬治·羅森/著 黃沛一/譯，譯林出版社

人物逝世

1977年8月，喬治·羅森逝世，於牛津逝世，當時他正在英國，準備前往愛丁堡參加國際科學史會議，作主題演講。

出版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