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道家

道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基石，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道家向來被當作支撐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它與儒家一起成為中華文化的兩大主幹。至唐宋時期道家又發展至鼎盛，故學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處“偉大時期”，但其間道家實力卻壓倒二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唐宋道家
• 外文名：Taoist
• 出處：《道德經指歸》
• 確立時間：開元二十九年(741年）

內容簡介

《道德經指歸》一書，文高義奧，唐宋道家，頗取為說。其地位之重，僅次河公，然在近世，各有疑信，而終無定說。由今論之，其成書之故，蓋有可求者。《漢書·王貢兩龔傳》稱“君平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是君平固會有書。《隋志》陸《序》皆言君平 有《老子指歸》十四卷。唐宋《藝文志》亦皆著之。

唐朝道家

道舉是唐代科舉考試中的常科，它正式確立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關於唐代取士各科，《新唐書·選舉志》曰: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所謂“常科”.就是國家對考試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規定，並按時舉行的科目。道舉雖然和進士、明經諸科並列為“歲舉之常選”，但它實際上“是從明經派生出來的一個科目”①。道舉的設定，與唐王朝尊祖崇老的政治意圖有關，它是在唐前期社會上道家思想影響日益擴大愈加深入人心的背景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唐初，政府面對大亂之後的殘破局面，統治者在道德教化方面繼續發揮“儒為教化之本”⑧的同時，在政治領域內，推崇作為“南面之術”的道家學說，採納了道家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唐太宗曾說“君無為則人樂”，魏徵也說“無為而治，德之上也”，甚至連宮中妃殯，也大講“為政之本，貴在無為”③，使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響日益擴大。

李唐皇室為了鞏固政權，追認老子為其始祖，並對奉老子為教主的道教特別眷顧。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下詔宣布:“老先，次孔，末後釋宗”①，明確規定了道教在三教關係中的領先地位。也使道教從低層次的粗俗宗教形態發展為高層次、有教養的系統理論形態。②

隨著唐王朝尊祖崇老活動的深人開展，也把尊老、注《老》，以《老》、《莊》、《文》、《列》為經學文本，對它們進行經學性的診釋當作頭等大事。在這種情況下，李唐皇室的祖先—及其著作，首先受到重視，《道德經》被奉為經典，開始列入選拔官吏的科舉考試內容。

唐高宗統治時期，尊崇道家。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重玄之學開始繁盛，使老子《道德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根據武則天的建議，在科舉考試中開始加試老子《道德經》。上元元年，武后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鹹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③。上元二年(675年)，正式下令:“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④。儀鳳三年(678年)，又進一步申令:“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為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⑤。這樣，道家哲學和道家經學就在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唐代科舉考試中，爭得一席之地。

不過，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動，中間也曾有過反覆。武則天臨朝稱制以後，曾於永昌元年(689年)，下詔廢默玄元皇帝尊號，仍稱老君。與此同時，她又於長壽二年(b93年)，停罷貢舉人習《老子》，而改習她所自製的《臣軌》兩篇⑥。一直到中宗復位以後，才於神龍元年(705年)下令重新恢復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同時宣布貢舉人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⑦。

至唐玄宗統治時期，統治者更加重視尊祖崇老，從開元十一年(723年)起，玄宗親自註解《道德經》，用了十年的時間，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御注老子《道德經》成，“救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條策，加《老子》策’}.。這樣就進一步提高了《道德經》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還將“親注《老子》並修疏義八卷”等，“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⑨廣泛徵求意見。至此，《道德經》已經成為比較充實和完備的經學教材。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正式下令設定道舉。據《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載: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這樣，在唐玄宗所掀起的崇道高潮中，道舉最終從進士和明經考試中派生出來，獨立發展成為一個科目。

一

唐代的科舉制度是和學校教育相配套的，道舉也不例外。據《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載:

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都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杜佑所說的“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實際上一開始統稱為崇玄學。《舊唐書》卷九核宗紀》下載:“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到天寶二年(743年)，才將兩京祟玄學改為崇玄館，改諸州崇玄學為通道學①。

崇玄學(館)是兼具教育與研究雙重功能的傳播性機構，它將代表道家續南北各教一樣被正式納入了唐朝官學教育體制之中。唐政府對崇玄學頗為重視，在兩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諸州也設博士一員，“委所由州長官於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負責教學;“生徒於當州縣學生數內，均融量置”②。天寶二年正月，改兩京崇玄學為崇玄館，博士改為學士，助教改為直學士，另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兼領，改天下崇玄學為通道學，博士日道德博士。③以宰相兼領崇玄館大學士，突出了崇玄館在官學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崇玄學生的教材為《老》、《莊》、《文》、《列》四子之書，後來又加了《庚桑子》，合為五經。天寶元年二月，唐玄宗又詔令:“玄元皇帝升人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④。這樣他們的著作也由道家的典籍變為道家的經書。為了進一步把尊祖和崇道結合起來，突出體現崇道的政治目的是尊祖，天寶四年十月，唐玄宗又詔:“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⑤。這樣，道家的諸子之書，升格為經書，得以和儒家經書相比肩，從而大大地提高了道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崇玄學的官秩、蔭第與國子監同，其考試、舉送程式也大體相仿。按規定，每年國子監學生有學業有成者，由國子監長官祭酒、司業親自主持考試。但為了吸引更多的士子參加道舉考試，政府對崇玄學有一些優惠政策。崇玄學生按規定“試及貼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始依常式，’;另外，“崇玄生出身，至選取時，宜減於常例一選，以為留放，’崇玄學生經過考試選拔，合格者舉送到禮部參加道舉科試。

道舉科的舉送、課試程式則與明經科同。《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記明經科的考試程式為:“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也就是說，明經考試分三場:帖文、口試和試策文。據傅漩瓊先生研究，這三場“實際上主要是第一場和第二場，第三場所謂答時務策，對明經來說恐怕只不過是虛應故事”。⑦道舉大概也是這樣。所謂帖文，《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解釋:“貼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這完全是考死記硬背的功夫。所謂口試，即經問大義十條，具體情況在權德輿的文集中可以見到試題的樣式，《權載之文集》卷四十有《道舉策問五道》，是權德輿在貞元十八、十九年(802-803年)知貢舉時所出的試題。只有試題，未有答文，但從策問試題來看，和後世的經問大義偏重於考記誦之功、接近於填充式的回答不同，還較側重於經文大義，注意經書內容的前後照應。至於試策文，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很少，難以窺見其原貌。

道舉科的考試評定與命官秩品，也與明經科基本相同，即考試成績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其官秩品級依次為從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從九品上。①後來代宗時宰相元載就是道舉及第，“策人高科”，授予從八品下階的那州新平尉之職的。②

由此可見，道舉科從崇玄學生員的教育、選拔到舉送、課試、考評、命秩，都是有一套嚴密的程式的。它是唐代學校教育體系和科舉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

道舉創立之後，作為常科，在天寶年間是每年都舉行的。晚唐人高彥休在《唐網史》卷下《太清宮玉石))條說:“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人仕者歲歲有之”。

開元二十九年，玄宗下詔首次求明《老》、《莊》、《文》《列》四子之學者，盛況空前，應舉者達五百餘人。玄宗親臨興慶門策試，問策曰:

膚於聽政之暇，嘗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意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膚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有宵而不理，外物而不為，行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絕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宜申其義。《莊子》曰:“恬與和，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③

從玄宗的問策中可以看出，他所推崇的道學的目的是為了“理國”、“保身”，所以“經邦國”、“序人倫”、“懲惡勸善”是也，這就和他注釋《道德經》的學風一樣，“不像一般道教徒那樣糾纏於細微末節的訓話，繁瑣而不得要領，而是處處從治國理民的政治角度加以概括，簡明扼要”。④所以才吸引了如此眾多的士子參加道舉考試，當時及第者有元載、姚子彥、靳能、宋少貞、馮子華等十人⑤。道舉科首次開科取士，規格如同制科，已經超出進士、明經等科(因為進士、明經只是禮部試，從無皇帝親試的)，這也顯示了唐王朝對道舉科的重視。

天寶元年，道舉繼續開科。為此，唐玄宗進一步抬高《道德經》的地位，宣布以道經為上經，德經為下經，除祟玄生仍習外，其他人一律停習，在科舉考試中另選一小經《爾雅》代之⑥。唐玄宗在詔書中指出《道德經》:“義高象系，理貫希夷，非百氏之能禱，豈六經之所擬”。將其抬高到儒家六經之上，採用限制考試人員的辦法來抬高《道德經》的地位。同時又下令:“今後應緣國家致命表疏簿書，及所試製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半胭”①，賦予了道教和皇帝名諱一起迴避的特權，以示對老子的尊崇。這年，著名詩人岑參寫有《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詩，雲:“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舉征”。②希望隱居在篙山的嚴、許二位山人出來應試。

天寶二年，又開道舉，有一于姓舉子落第，大詩人李白曾寫《送於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篙山》詩安慰他。③天寶七載(748年)，玄宗再次下詔宣稱:“道教之設，風俗之源，必在弘闡，以敦風俗，頃列四經之科，將冠九流之首。……天下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經》及《南華》等四經，任於所在自舉，各委長官考試申送”。④求道學之才的心情昭然急迫。值得一提的是，天寶十二載，由於《道德經》過難，朝廷下令:“道舉停《老子》，加《周易)’’⑤。《周易》與《道德經》相比，無論是在思辨色彩方面，還是在理解的難度上，都明顯容易許多。就在這一年，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著名文學家獨孤及，“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⑥。

安史亂起，兩京相繼淪陷，崇玄學生員四下逃散。肅宗雖然在上元二年(761年)，置漆園監官及生員，努力恢復道舉，但由於直到寶應、永泰年間，學生仍然寥寥無幾，所以唐代宗曾於寶應三年(764年)一度停開道舉，不過仍然保留了崇玄學。⑦清人王鳴盛據此認為:“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⑧這一論斷並不確切。

事實上，很快就恢復了祟玄學的規模和道舉。據《唐會要》卷七十七《祟玄生》載:“大曆三年(76s年)七月，增置崇玄生員，滿一百”。道舉也因此而恢復。在大曆十一年(776年)五月救中，就已把道舉和進士、明經等科並列在一起;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二月，批准中書門下關於崇玄館學生應試條例曰:“準制:崇玄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者。其崇玄館附學官見任者，既同行事，理合恩沾。惟策一道不可，更減大義兩條。”⑨可見道舉已經完全恢復。此後，貞元十八年(802年)、十九年、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皆有開道舉科的記載。。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五月，中書門下奏中所舉禮部貢院見置科目中，也有道舉。。直到唐末，道舉科似仍在舉行，著名詩人皮日休曾說:

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

由此可見，道舉自創立之後，除某些特殊時期暫停開科外，基本上都在舉行，且規格曾一度高於進士、明經等科，由皇帝親試，如同制舉。這充分表現了李唐帝室尊崇道家的強烈願望。

三

道舉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崇玄學(館)的設定，在唐代科舉制度史和道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曾在唐代社會產生過較大影響。

首先，道舉的設定為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步人仕途增加了一條門徑。唐代科舉制度分為常科和制舉，其中，常科的進士、明經和制舉最為重要。秀才、俊士科主要在唐初舉行，實行不久就廢除了;三史、開元禮都始於中唐，明法、明字、明算又都偏於一隅，很少與時政有所關涉;而道舉卻因道家之故，在玄宗天寶年間盛極一時，選拔出不少人才。如:

元載，“家本寒微。……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老》、《莊》、《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人高科，授那州新平尉”，①後來代宗朝官至權傾朝野、炫赫一時的宰輔重臣。姚子彥，“開元二十九年，詔立黃老學，親問奧義，對策者五百餘人，公與今相國河南元公載及廣平宋少貞等十人，以條奏精辯，才冠等列，授右拾遺內供奉’，②後歷仕玄、肅、代三朝，官至中書舍人、秘書監等職，封永安縣侯。

馮子華，“天寶中，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一鳴上第”。官至南昌令、新安郡長史。③

李公受，“生而聰邁，十六以黃老學一舉登第，十八典校宏文，”歷玄、肅、代、德四朝，官至處州刺史，封隴西縣男。④

獨孤及，“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⑤。成為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著名散文家，深得韓愈等人推祟，被譽為“位卑而名著者⑥。

此外，還有不少道舉出身者，如盧復，⑦、竇渾⑧、李棲桐⑨等，惜已無法確考其登第年代及其事跡了。

其次，道舉及崇玄學設定對唐王朝尊老崇道活動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道舉及崇玄學的設定，唐王朝尊老崇道的活動也進人高潮。唐玄宗曾先後三次冊贈老君尊號，一次比一次更加詠人，且都發生在道舉設定以後，以後，即:天寶二年(743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號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天寶八年六月十五日，又加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年二月七日，再加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⑩，與此同時，又建立和完善了太清宮齋蘸制度。太清宮是唐王朝祭祀玄元皇帝的專門場所，它集道觀、道學研究機構、道家學校、皇家宗廟於一身，其規格之高，幾乎無以復加。太清宮建成於天寶元年，據《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載:“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為玄元聖容，又采白石為玄宗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衰冕之服，增彩珠玉為之”。後來，玄宗又將開國以來的五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即所謂的“五聖”之像陪侍太清宮;同時，還下令將文宣王孔子及“四真人”(莊、文、列、庚桑子)像陪侍玄元左右，將孔子納人道家系統，把儒學視為道學的一部分，突出“道高於儒”之意，以示對道學的重視與推崇。至此，唐王朝的尊老崇道活動臻於極峰。

最後，道舉及崇玄學的設定推動了社會上研習《老》、《莊》、《文》、《列》等道學經典的熱潮。在道舉獨立成科以前，唐代科舉制度的主要內容偏重於儒家經典的研習。雖然老子《道德經》早在唐高宗時，就被列為科考士子的必讀之書，但“習業人等，以其卷數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謂殊乖。’，①，所以社會上真正精通道學的人才還是不多的，開元初年，玄宗“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僅康子元、敬會真等充侍讀。②後來又有馮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與會真等同進講。甚至有道士尹惜，“博學，尤通老子書，……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開元末卒③。據中書門下的奏報，即使是在道士中“合通五經(《道德真經》、《南華真經》、《通玄經》、《沖虛真經》、《洞靈真經》)”者也少，何況經尋訪道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道士全無習者”，甚至連《沖虛》、《通玄》二經，亦存在文字不確定的問題。④因此，玄宗朝曾多次下令傳寫《道德經》家家必讀，以廣傳布。

自從設定道舉和崇玄學以後，舉國上下迅速掀起研習道家經典的熱潮，甚至還有一些專門研習《老》、《莊》者，因此而在政治上得以平步青雲，如陳希烈，“以講《老》、《莊》得進”，被破格提拔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封許國公，並且得以白石刻像陪侍太清宮之殊榮，寵冠諸臣⑤;陳少游，“幼聰辯，初習《莊》、《老》、《列子》，為崇玄館學生，眾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坐日相問難。及會，少游攝長升坐，音韻清辯，觀者矚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嘆識，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攫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後位至將相大臣;⑥王藥，“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當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摧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藥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攘拔，大抵類巫現”。就是這樣一個人，在肅宗朝還官至宰相⑦。李泌，“博學，善治《易》，常游篙、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上書論當世事務，得以“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即唐肅宗)遇之厚”，後在德宗朝也官至宰相，史臣評價他:“出人中禁，事四君。……好縱橫大言，時時說議，能悟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⑧當時，文人士大夫們多談玄論道，蔚然成風，一些高道門下常常是賓客滿座，趨之若鶩。如:“天寶中，道士荊礎亦出道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瓊每執師資之禮，當時知名之士，無不游荊公之門”⑨。這對於社會上普及道學經典、提高道家的知名度，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總之，道舉的設定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了一批人才，加強了道家的影響力，這對道家自身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和當時道家中興盛的重玄之學相呼應，提倡尊老、注《老》、解《老》，以《老》、莊》、《文》、《列》為經學，對它進行經學性的詮釋，作為建構自身理論的材料，從而強化了老子道教教主的地位，引導道教向著系統化、理論化的方向發展。這對於追認老子為始祖的李唐皇室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宋朝道家

黃老思想在宋初得以流行，已漸漸地為史學界所承認。宋太祖趙匡胤，出身低微。他以“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勛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①再加上自唐光啟以來囂陵噬搏之氣和一些割據勢力飛揚跋啟之習未能消除，故他在得天下之後，常懷戒懼之心，“庶事謙抑”，不敢有疏忽大意。正如史冊所揭示的“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②正是在“懼”、“慎”、“儉”、“慈”、“和”、“文”的思想指導下，北宋政權從其建立之日起，宋太祖既沒有象秦始皇那樣的“舉措暴眾，用刑太極”;因為這樣做，在他看來，“堯舜懲罰四凶，也不過罪止投竄，為什麼近代法網要如此這般嚴酷?”③也沒有象唐太宗那樣的常常“受人諫淨，直低其失”;因為這樣做，在他看來，還不如平時嚴格自我克制，杜絕過失萌生，要比起過失既已發生再來一個“虛心納諫”更具有積極意義④。於是，他懷著戒懼之心，強調為君要“正身”，“自致無過之地’，⑤;他努力壓抑自己的欲望好惡，不濫用皇權，為政“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他深知“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⑦因此，宋太祖實行黃老“無為”政治，既是當時民生凋敝、社會蕭索、生產力萎縮的結果，又是他審時度勢、致力於政權鞏固、長治久安而被迫實行的。

到了宋太宗趙光義統治時期，黃老“無為”政治仍得到繼續發展。從政策方針連續性方面來看，宋太宗有條件按照太祖的既定方針，遵照太祖手創之法，強調“清靜致治”。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宋太宗進一步提倡黃老之學，更有其有別於太祖的特殊政治原因的。宋太宗奪取皇位後，急切地“思有以貼服中外。”他想通過大規模的北伐遼國的戰爭，收其燕雲失地，建立蓋世奇功，創造出超越周世宗、宋太祖的奇蹟，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威望，擺脫皇權轉移過程中給他帶來的麻煩。但結果事與願違，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兩次大規模伐遼戰役慘遭失敗以後，元氣大傷，精銳喪失殆盡。從此，他的統治方針和政策不得不由武功轉向文治，不得不由攻勢轉向守勢，不得不承繼太祖繼續推行黃老“無為”政治，不得不採取種種手腕來安撫人心、穩定局面、與民休息、緩和矛盾、鞏固皇位。這說明，宋太宗經過碰辟再三反思、進行政策調整、實行重點轉移之後，才老老實實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針，實行黃老“無為”政治，使北宋較為穩定地繼續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

宋真宗趙恆繼位初年承繼父輩推行黃老之術勢在必然。早在趙恆繼位前，太宗就常以黃老思想啟迪他、開導他、訓傷他，使他從小就經受了黃老思想的薰陶;趙恆本人又是個道教的狂熱鼓吹者;加上執政大臣呂端是個典型的黃老之徒，他在太宗朝、真宗初年都當過宰相，又曾擁立過真宗，立下了定策之功，是個元老重臣，真宗特別尊重他、倚重他，對他言聽計從。此外還有，由於太宗搶先奪位而造成的政治危機尚未完全過去，趙恆本人因繼位問題又惹出了一些新的麻煩，以致統治階級內部又扯麻紗，為了穩定局勢，清靜致治，真宗趙恆也信奉黃老思想，並在其統治初期實行了黃老“無為”政治。

然而真宗趙恆是個平庸之主。他胸無大志，得過且過。到他統治中期，其君臣或爭言祥瑞，或大興宮觀。聚財好貨，奢侈貪吝，宴飲無度，齋酷靡費。送時北宋的社會風氣，已明顯的從過去崇尚節儉轉向奢侈華糜，從昔日的府庫羨溢流衍走向虛竭匾乏，從以往對農民的休養生息轉變為役使農民以至寒暑不停、晝夜不息。從此，宋廷即拋棄了黃老思想，使北宋的封建統治思想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

宋太宗提倡和強調清靜無為，使黃老思想得以再度流行，自然比太祖在位時期會有更明顯的發展。史載太宗對《老子》一書極感興趣，認為“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⑨淳化四年(993)閏十月，呂端為參知政事，太宗對他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聯當力行之。’，⑩後來呂端為相，太宗又在制詞中勉勵他“思堯舜以致君，無使其不及;體黃老而行化，用致乎無為。’，@太宗實行黃老的清靜致治，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啟迪大臣，而且還以此來教誨著自己的皇位繼承人。他曾對襄王元侃(即後來宋真宗趙恆)談起“無為而治”的長治久安之術。他說:“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欲不擾莫若鎮之以清靜”，只要撫養得宜，“雖虎狼亦當馴擾，況於民乎!”

宋初黃老“無為”政治是在當時民生凋敝、社會蕭索、經濟迭遭破壞、生產力萎縮的情況下實行的，是統治者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秩序並逐步強化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而被迫實行的。統治者鑒於財富未豐和需要備戰打仗，不得不緊縮開支，不能不力求蹲節，以克制自己的生活，提倡節儉樸素。據說宋太祖當時宮殿里垂掛的帘子，御用的帳子、褥子和衣服，都一一控制在皇家御用物最低標準的水平線上。宋太宗繼承了太祖“服用儉素”的思想和物質遺產，對於搞迷信、修宮觀、大興土木、耗糜國家財富方面尚能有所節制。至於真正不顧一切地為所欲為，大手大腳地揮霍國家財富，使得國家的財政由盈溢轉向虧空，由一般虧空發展為巨額虧空，使得已經變好了的社會風氣又重新變了過去，這是其統治中葉中止實行黃老思想以後的事。

另外 在現存《道藏》中的《雲笈七籤》中，除了繼續承認老子的教主地位之外，可以看出“趙玄朗”信仰的出現與逐漸形成有宋一代的祖宗信仰。例如將真宗所制《先天紀敘》和《軒轅本紀》列於紀之首，位居《元始天王紀》《太上道君紀》《混元皇帝聖紀》之上。傳則首錄宋真宗制序、以宣揚宋王朝君權神授為主要特徵的《翊聖保德真君傳》，此傳於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由王欽若編成，頒至全宋境內。翊聖，太宗時封為“翊聖將軍”，真宗時加封為“翊聖保德真君”，徽宗時義加封為“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趙玄朗聖祖信仰和翊聖保德真君信仰進一步支持了宋王朝的道教政策，為宋代王朝的合法性給以神聖的光環。

北宋歷史上，宋真宗是被認為最為崇道的君主之一，在弘揚道教方面多有所為。真宗時期可謂是道教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真宗時期首先對《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核心經典進行了大規模的校勘與雕印頒行[12]。鹹平六年（1003年）四月，“詔選官校勘《道德經》，命崇文院檢討，真秘閣杜鎬、秘閣校理戚綸、直史館劉鍇同校勘，其年六月畢。並《釋文》-卷送國子監刊板。”校後立即刊版，可見宋真宗的重視程度。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爽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已雕印頒行，唯闋《莊子釋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備一家之學。”宋真宗立刻命孫爽與龍圖閣待制杜鎬等共同校定並刻板。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檢討杜鎬等校定《南華真經》摹刻板本畢，賜輔臣人各一本。”真宗對《莊子》應該有一定研究，他曾出《序》文謂宰臣曰：‘觀其文理尚可，但傳寫訛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別加讎校，冠於首篇。”這次校勘自景德二年開始，至大中祥符元年正文校畢，歷時三年有餘；其《序》文則在大中祥符四年才開始校正，前後延續六年有餘。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又招崇文院校刊校列子《沖虛真經》，時真宗祀汾陰朝陵回，至中牟縣幸列子觀，因訪所著書，命直史館路振、崔遵度、直集賢院石中立校勘。至五年，校皆，鏤板頒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的目的是為了雕印頒行新的《道藏》。宋真宗時期前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道藏》整理。第一次是在大中祥符年間，從祥符二年到祥符九年(1009-1017)[13]。其成書上進在1017年：“（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己酉，王欽若上詳定《道藏經》，凡三洞四輔、四千三百五十九卷。……詔賜名，聖制序。”這就是是宋真宗祥符年間的《寶文統錄》[14]。此次情況在《佛祖統紀》中有更加詳細的記載。本次校勘開始時僅有道士參加，後則由館閣共同完成；且校勘前亦有搜求；前後歷時七年之久，參加人數眾多；在內容上有增有刪，其成書之卷數則超過唐代的《-洞瓊綱》六百餘卷：而且編制了總目錄；御賜名，真宗又親為作序。又修建玉清昭應宮，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真宗以其“御容”侍立於玉皇天帝之側。又召龍虎山天師道第二十四代天師張正隨，賜號為“真靜先生”，立授篆院、上清宮，蠲其田租，封號準其世襲。這是天師道歷代“天師”受“先生”封號之始。真宗的重視可見一斑。

儘管如此，宋真宗對此次道藏的校勘似乎仍然不滿，因為不久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大規模校勘，第二次校勘以張君房為負責人，“於時盡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且題日《大宋天宮寶藏》。”完整的《大宋天宮寶藏》並沒有保存下來，然而張君房在《大宋天宮寶藏》中擇其精要萬餘條，於天聖三年至七年（1025-1029）間輯錄一部大型道教類書，即《雲笈七簸》，進獻給仁宗皇帝。而張君房稱編纂此書的目的首先是“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崇道達到高潮。

其具體表現為列學的空前發展。現僅宋代流傳下的列學著作就有：宋徽宗趙佶政和御注《列子解》（又名《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八卷；宋江遹《沖虛至德真經解》；唐殷敬順撰、宋陳景元補《列子釋文補》二卷；孫鸚《列子注》；范致虛《列子解》；程俱抄本《列子論》；洪邁《列子法語》；林希逸《沖虛至德真經注》八卷。

唐宋時期道家又發展至鼎盛，故學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處“偉大時期”，但其間道家實力卻壓倒二教。

道教的道觀還是以三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