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唐元既出詩書之家,自幼受
程朱理學薰陶。少時與
洪焱祖、俞魏卿為筆硯交,里人並稱“新安三俊”。三人“徜徉山水間,洗濯磨淬,婆娑嬉遊,未始不孳孳以蒞學為務。戲謔褻狎,不一出諸口。”蒙元滅宋後,科舉廢止達三十餘年,江南文人多成游士。三人在乾謁名公碩儒之餘,恆心嗜學,聞名鄉里。時徽州路總管孟淳初見唐元,十分器重,贈詩曰:“新安三俊子其一,氣貌清腴文字工”。因為早年“不識治生理”,唐元“屢阨衣食”。三十六歲,以所作詩五十四篇投謁被譽為“江西詩派殿軍”的方回,方回欣然命其集為《藝圃小集》,並在序文中稱讚其詩“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近人之學
許渾、
姚合者,長孺掃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黃、陳為師者也”。此後,唐元“夢寐間不敢忘先生之訓”,“奮迅劘切以詩自鳴”。延佑二年(1315),元廷恢復科舉。訊息傳到徽州,四十六歲的唐元一度“螢窗雪案”,學習應試文章,卻四試有司不利,於是憤棄舉子業。元廷科舉規模不大,對漢人、南人又存有歧視,這使得當時大量文人轉而從事吏事。當時,雖有數舉不第而恩授教授、學正和山長之例,但對漢人、南人也存在年齡上的限制。唐元最初訓導鄉校,生活較為清苦。五十八歲時,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學學錄之職,在職興文教,交遊東南名士。六十五歲,遷建德路分水縣儒學教諭。六十八歲,任集慶路南軒書院山長,聲名已盛於金陵。尋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退居歙縣烏聊山下,“益以文章自任”,名重東南,被譽為“東南學者師”。“每侯伯下車,必先請見。四方大夫士子過其境者,必詢其起居,即其廬而禮焉。”上門求文者也是絡繹不絕,填塞阡陌。
家世
新安唐氏是一個世代書香門第的官宦世家。唐元的始祖唐承昈,是宋參知政事
唐介的曾孫,宋南渡後為徽州知州,子孫遂為新安人。承昈傳九世至廷雋,廷雋無嫡後,以婺源嚴田李玘之子李桂三繼傳。嚴田李氏本為唐皇室之後,其始遷祖李佯,為
唐宣宗子昭王李汭第三子,避
黃巢之亂於
篁墩,易名李京,後卜居界田。傳三世,李德鴻留居界田,李德鵬遷
祁門新田,李德鸞遷
婺源嚴田,此即徽州譜牒史上著名的“三田李氏”。德鸞傳十世至桂三。桂三字常道,號梅癯,治《周禮》,於“理學諸文多所發明,具載《六典精義》”,過繼後易名唐虞,是為唐元之父。
交友
唐元平生交友廣泛,如:
方回、
虞集、曹涇、
龔璛、
張起岩、
王士熙、
吳師道、楊剛中、
貢師泰、李桓、
杜本、
鄭元佑、汪巽元、
陳櫟、
湯炳龍、
楊敬惪、
洪焱祖、俞魏卿、鄭奕夫、
鄭玉、程文、
危素、畢祈鳳、牟應復、馬昂夫(
薛昂夫)、
郭麟孫、夏溥、
劉致、盛則軒、程益、
陳方、艾庭暉、俞肇、鮮于去矜、蔣師文、江光啟、黃志齋、朱克用、
朱文選、趙孟威、夏希賢、夏泰亨、徐舫、胡初翁、孟淳、
盧摯、於泰來、孫國瑞、莊蒙、呂廣文、汪逢辰、尤拔、吳彬、汪德玉、程國寶、鮑元康、汪幼鳳、周彥明、鮑椿、許洪壽、程植、孫岩等。這些人大多是當時身處東南一帶的名士,以及諸路儒學教官或書院山長。唐元的交友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乾謁交際和從事教業上的真實狀況,對考證相關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價值。
著作
唐元生平所著,計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和《老學藂稿》凡“三千餘篇”,以及理學著作《易傳義大意》十卷、《見聞錄》二十帙,可謂著作等身。今僅存《筠軒集》詩文十三卷,有《唐氏三先生集》本和清《
四庫全書》本。從版本上看,前者即後者的底本。《唐氏三先生集》的序跋和附錄中,保留了大量有關唐氏三先生的文獻,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學的重要材料。
影響
《四庫總目》稱唐元“於經術頗深,其議論亦不詭於正”,“蓋其始終當元盛時,故所作多和平溫厚之音,極為虞集所推許。”
唐元致仕後,求文者眾多,故文章遍傳海內。文壇盟主
虞集讀罷,亦不由感慨曰:“近睹《鄭夫人行實》,佳甚。吾恨不識唐公之為人。”惜唐元的《鄭夫人行實》已散佚。
王士熙讀唐元所謁詩文後,連稱“作手”,並贈“乘槎深夜問支機,天女流梭舞鳳飛。回首人間金粟尺,剪燈愁制五銖衣”一詩,
張起岩、楊剛中、李桓等人皆追和成軸。夏溥也說:“唐君之文高古整齊,令人讀之不休。鄰邦何幸,有此手筆!”夏溥承家學淵源,博通經學,工詩文,新安理學家
鄭玉、
趙昉等人都曾向其問學。當時的著名散文家
貢師泰則稱唐元“文字有法度,諸人不可及。”貢師泰的文章,時人譽為“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可見,唐元的文章在當時就得到了較高的評價。
唐元晚年退居講學於歙縣
槐塘,
朱升、
舒頔等人均師禮之,“御史程君光道、山東進士陳子恭、江浙進士周可仁皆其徒也。”
舒頔談到唐元的詩文時說:“文章學問為時所宗……所謂充然渾然者,當不在漢唐下。詩尤高,豐縟清潤,有台閣風。”朱升之子
朱同亦稱其“詩文滂沛敷腴,不事險澀”。門人陳浩則稱:“筠軒先生以文章行義為士軌式。”當時歙縣的諺語亦云:“凡入城府,不之東郭見潛夫(
洪焱祖)
,則之南門見長孺(唐元)
。”唐元卒後,
朱升作輓詩曰:“紫陽山下小柴門,每憶童年拜隱君。喬嶽岩岩瞻壽相,長江浩浩讀雄文。袞衣不獨緣稽古,宦學何時見策勛。千載藤溪風月在,直須驥子表高墳。”
文獻學家
程敏政在《唐氏三先生文集序》中說:“筠軒生於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顯……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
張起岩、
王士熙、
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美其格髙,世以為知言。”永樂朝侍讀學士
王達也說:“予閱筠軒先生長孺唐公詩文,辭理條暢,不假雕鏤,浩瀚滂沛,渾然天成。得臨邛衣缽,有宋季諸儒之氣象。”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
翁方綱談到唐元《筠軒集》時說:“新安為朱子之鄉,故其議論緒言頗津逮朱門。在元人著作中頗為近正,應抄存之。”也對其詩文的價值予以了充分肯定。
總的來說,唐元的理學旨趣體現出
程朱理學在有元一代的發展,詩文創作則表現出“恪守程朱、毫不逾矩”的徽州時代風格。唐元等一批元代新安理學家、文學家作為當時徽州士人中德高望重的領袖,對繼承發揚程朱理學、開闢明清徽州學術與文學的風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