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純全(1905年-1985年),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23年參加工人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士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軍第4方面軍10師政委,紅4軍、紅31軍政委,紅4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校長,濱海行署副主任兼秘書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後勤部東線戰勤部司令員,東北軍區後勤部部長,第4野戰軍後勤部第二部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南軍區後勤部政委,中國人民志願軍後勤部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第一副部長兼副政委,武裝力量監察部第一副部長。1955年授銜為開國上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純全
- 別名:周俊忠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湖北省紅安縣
- 出生日期:1905年
- 逝世日期:1985年
- 職業:解放軍高級將領
- 信仰:馬列、毛澤東思想
- 主要成就:黃麻起義
抗美援朝 - 軍銜:上將
人物生平,任職情況,建國前,建國後,
人物生平
早年革命生涯
1917年在武昌入省立第一模範國小讀書。因家境貧寒,16歲時就到漢口的惠工織布廠當工人,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被工人們推選為廠“二七後援會”委員長。1925年回黃安做工,從事革命活動。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1月,周純全參加黃麻起義,選為縣農民政府委員。1928年任中共京漢鐵路南段特委委員和信陽縣委書記。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邊特委常委。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省工會委員長。1931年7月,任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在任上奉張國燾之命逮捕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後任紅四方面軍保衛局局長兼鄂豫皖游擊總司令,參與創建鄂豫皖蘇區和組織指揮地方武裝參加反圍剿戰役。
1932年10月,周純全調任紅四方面軍第10師政治委員,隨方面軍主力向西轉移,率部參加了棗陽新集、漫川關戰役等。1933年6月,任紅四軍政治委員,參與創建川陝蘇區,並與軍長王宏坤率部參加了儀南戰役等。1934年10月,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陝省委書記兼川陝游擊總司令。
1935年5月,率部參加長征,8月在沙窩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紅一、紅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先後命其擔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三十一軍政委。紅四方面軍在抵達陝北後,周純全入抗日軍政大學。
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初期,周純全擔任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主任、政治部主任、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副校長、校長,率三千部隊東渡黃河,前往晉東南和山東敵後辦學。1943年,先後任濱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監委、濱海行署副主任兼秘書長等職。
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後,赴東北任本溪湖煤鐵總公司總經理。1946年9月,調任遼南行署主任,後兼中共遼南省委副書記,負責後方支援。1947年9月,先後任中共遼南省委副書記,同年擔任東北民主聯軍東線戰勤司令部司令員,東北野戰軍後勤部副部長、第二部長。1949年,擔任第四野戰軍後勤部第一部長,後兼中南地區支前司令員,保障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野戰軍南下等兵團作戰後勤供給。其間,因在長征途中被彈片打傷的右眼沒有得到休養,周純全的右眼最終失明。
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純全擔任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後勤部部長,負責海南島戰役後勤工作。1950年12月,韓戰中,他任東北軍區後勤部部長兼中國人民志願軍前勤指揮部指揮員。1951年6月,擔任志願軍後勤部政治委員。韓戰後,改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第一副部長兼副政治委員。1955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監察部第一副部長,授上將軍銜,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周純全還被選為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之後,他一直是中央軍委監察委員會委員。1985年7月28日,周純全在北京病逝。遵照其遺囑,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
抗美援朝
1951年5月,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前排左二)、政治部主任(後為第三任政治委員)李志民(前排左一)與副司令員兼後勤司令員洪學智(前排右一)、志願軍後勤政治委員周純全(前排右二)在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兩個月來,已進行了兩次戰役,打得非常好。這批入朝參戰的部隊大多是原中南軍區的,如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周純全同他們一起從白山黑水打到了南海之濱,一直擔負著第四野戰軍的後勤組織領導工作,太熟悉太了解他們了,所以這次他被指定去朝鮮前線。周純全從丹東過鴨綠江,沿途他看到堆積如山的各種物資,人來車往的補給站,激動不已,仿佛自己又置身於遼瀋戰役的補給線上。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指揮部設在一個礦洞裡。當周純全出現在他面前時,彭老總的眼睛突然一亮,脫口而出:“噢,你不要走了,留下來參加抗美援朝,管管後勤!” 周純全沒一點思想準備:“這……” “怎么,有啥想法?”“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來呵!”“不!”彭老總揮揮手,“你現在就開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軍委去說。”說到這裡,彭老總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強迫了你!其實我們都是被戰爭強迫的,我,還有洪學智副司令員都是這樣!”
原來志願軍入朝作戰以來,一直沒有成立後勤部,志願軍的後勤工作由東北軍區後勤部負責。十幾個人組成的指揮所設在瀋陽,離前線很遠,加上幾個後勤分部,力量太單薄,根本適應不了現代化大規模戰爭的需要。在志願軍後勤部尚未成立的情況下,調周純全來抓這項工作,無疑是一個加強。
1951年1月5日,他與彭司令員和洪學智副司令員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了關於改善志願軍後勤組織機構和部隊供應的建議。1月22日至30日,周純全在瀋陽參加了志願軍第一屆後勤會議。會議由東北軍區副政委李富春主持,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炮兵司令員陳錫聯、運輸司令部司令員呂正操等,專程從北京趕來參加會議。東北軍區後勤部和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及各後勤分部與東北人民政府的有關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會議要解決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建設鞏固的運輸線,搞好前線的供應。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領導都作了重要講話;周純全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如何加強組織領導和後勤力量、千方百計搞好後勤供應工作提出了建議,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肯定。會後,他把原來十幾個人的前方指揮所擴編為80多人的指揮部,自己親任總指揮。
此時,部隊進擊神速,補給線的延長和敵人的瘋狂轟炸,使本來就嚴重不足的後勤保障力量更加窘迫,為此,他命令由華東軍區組成的第六分部和以西北軍區幾個單位組成的第七分部先後入朝。同時,給原來已在朝鮮境內的五個後勤分部各增加兩個大站,使每個分部達到五個大站。他還確定由每個大軍區各組建一個汽車團支援前線,使志願軍後勤的汽車團一下增加了6個。接著,又讓6個大軍區組建了10個人力運輸團,每團2000人,每人攜帶推拉兩用小車一輛,使志願軍後勤的人力運輸達到17個團又8個營。2月份鐵道兵第三師、第二師入朝,主要擔負鐵路搶修任務。入朝的工兵也增加到7個團,負責主要公路和橋樑的搶修任務。2月9日,指揮部又將東北人民政府支前的公路工程總隊改編成三個大隊,分別配屬第一、二、三分部擔任道路搶修等任務。與此同時,周純全還加強了車輛及武器裝備的維修力量,使車輛和武器能隨壞隨修,延長使用壽命。
這時進入朝鮮境內的醫院達到39個。另外作為後方的東北地區還有醫院91所。2月中旬,東北地區組建的11個擔架團、計3.3萬人進入朝鮮,每個作戰師可分配擔架130副。第四、第五次戰役期間,是志願軍後勤工作最困難、最艱苦、最複雜的階段。原因是,參戰部隊人數近百萬,據2月28日計算,每月需前運物資47486噸(尚不算特種兵物資),僅汽車就需要5600多台,而當時僅有1800多台,尚缺三分之二,戰場南移,供應線由原來100多公里延長至500公里外,部隊作戰地區在三八線與三七線之間,此地原為敵人占領,是“三百里無糧區”,無法就地籌措。美軍用他們1700架飛機的70%來轟炸志願軍的後方運輸線,並大量使用定時彈、凝固汽油彈、四爪釘、蝴蝶彈等,從“梳篦式”轟炸到重點轟擊,連一台車、一個人、一縷炊煙都不放過。不少鐵路、公路橋樑都是炸了修,修了炸,反覆無數次。志願軍的汽車平均每天損失30輛。4月8日敵人向志原軍三登庫區投下大量燃燒彈,一次就燒毀82節火車皮的物資,其中糧食287萬斤,豆油33萬斤,單衣襯衣41萬套,膠鞋19萬雙。後方供應的物資,只能有60%-70%的運到前線。
1953年9月1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抗美援朝戰爭的頭一個月,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怎么辦呢?除了領導想辦法外,主要是靠民眾想辦法。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這樣,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百分之十四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三是構築防護工程。本著疏散、隱蔽的原則,沿途構築了許多半地下式的倉庫,使車輛物資都能及時轉入地下或掩體內。四是加強防空力量。1951年,4個高炮師、5個城防團和58個獨立高炮營先後入朝,有力地打擊了敵機的囂張氣焰,據統計,三年中志願軍共擊落敵機430架,擊傷1950架。其中後勤部隊擊落109架,擊傷698架。五是建設兵站運輸網。東線由安東(今丹東)、長甸經安州、平壤、漣川到漢城,全長650公里;中線由輯安(今集安)經熙川、順川、三登、鐵原至加平,全長800公里;西線由寧邊經德陽、元山、平康到洪川,全長400公里。這三條運輸幹線為保障供應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建設運輸線的同時,他們還在沿線接近前沿的地區開設了供應站。
周純全在戰爭年代,右眼受傷失明,於是得個綽號“周瞎子”。一天晚上,周純全為了檢查運輸線上的防空情況,親自帶著30多輛載滿給養物資的車輛趕往前方。夜裡11點,當車隊來到一片開闊地時,遇上了20架來轟炸的敵機,敵機的照明彈像天燈一樣,照得大地一片皆白。敵機把成噸的炸彈傾瀉在公路上,炸得煙塵滾滾,硝煙迷漫。敵機飛走以後,周純全看到前邊路段被敵人的重磅炸彈炸出了幾個大坑,又無便道可繞,就急令通信員去附近一個山洞裡找駐在那裡的工兵連來搶修。工兵連長看了看彈坑說:“現在只能用原木在坑內架設便橋了!”“架便橋要多長時間?”周純全盯著問。“起碼得4個小時。”“不行!”周純全說,“我們還怎么趕路?!”說完,他在坑邊走了一個來回,忽然喊道:“你過來看看:這個坑靠山的這邊,還留有3尺路面,可通過一側車輪;你們能否在坑內架起一座供汽車另一側輪子通過的簡易橋,這樣既省工省時,又不耽誤事情。”工兵連長看後,高興地說:“行!行!這樣起碼可以省出兩個小時來!”由於有周純全帶領汽車司機一起乾,一個半小時後簡易橋便修成了。不久,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兼任志願軍後勤部司令員,周純全改任政治委員。
此時美軍的“絞殺戰”開始了。他們在橫貫朝鮮半島的“蜂腰”部劃定一個阻滯地帶,一次出動數十架甚至上百架飛機,對重要目標進行長時間的毀滅性轟炸,叫囂要阻斷“所有的公路交通、鐵路交通”,“摧毀各條線路上的每一輛車、每一座橋樑”。他們為了炸毀志願軍的楠亭里倉庫,在13個小時內竟出動飛機28批、367架次,投擲各種炸彈2040枚。在介川、順川和新安州的三角地區,不到70公里的鐵路線上,竟投下了3.8萬枚炸彈,平均每兩米就中彈一枚。“絞殺戰”開始之時,又遇上洪水的高峰期。這是朝鮮幾十年未遇的暴雨,導致山洪暴發,河水漫溢,洪峰最高處達10米以上,志願軍後勤物資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成了一片汪洋,倉庫、醫院、住地及高炮陣地皆被水淹。後方運輸線路遭到嚴重破壞,205座公路橋樑和94座鐵路橋樑被衝垮,路面被沖得七扭八裂,難以通行。面對這嚴峻的局勢,周純全與洪學智帶領全體後勤指戰員,在朝鮮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採取搶運、搶修、防空三位一體的方針,展開了反“絞殺戰”的戰鬥。
“鐵路不通用人通,橋斷路斷運輸不能斷!”洪學智和周純全向後勤人員發出號召。決定採取人扛、馬馱、汽車拉的辦法,把積壓在江邊的物資倒運出去。一聲令下,4個大站的幾千名指戰員和5個汽車團的1000多輛汽車集中到了“三江”邊,他們日以繼夜,一口氣倒運走了西清川江橋頭的600多個火車皮的物資;倒運走了東大同江邊的1100多火車皮的物資;倒運走了東沸流江岸270多火車皮的物資。9月中旬,志願軍抽出二線的11個軍,再加上9個工兵團和3個工程大隊,共數十萬人,在朝鮮人民的支援下,冒著敵機的轟炸和掃射,掀起了一個大規模的搶修公路的熱潮。周純全派出有關業務幹部分赴各地進行規劃和指導,各單位採取分段包乾和勞動競賽的辦法,使工程進度不斷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毀的道路全部修通了。這樣就可以達到此斷彼通、彼阻此暢,條條大路通前方。這個月內他們擊落敵機55架,擊傷100餘架,有力地打擊了敵機的囂張氣焰。到1952年6月,美軍發動的為期一年的“絞殺戰”被志願軍徹底粉碎。美國遠東空軍在對其“絞殺戰”所作的最後分析報告中,不得不承認:“由於共軍後勤系統的靈活性……絞殺作戰未獲成效。”美第八集團軍總司令范佛里特驚嘆:“雖然聯軍的空軍和海軍盡了一切力量,企圖阻斷共產黨的供應,然而共產黨仍然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運到前線,創造了驚人的奇蹟。”1953年7月韓戰停戰協定簽字。10月,周純全被中央軍委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第一副部長兼副政委(部長兼政委為黃克誠)。
任職情況
建國前
1928年任中共京漢鐵路南段特委委員和信陽縣委書記,同年任中共黃安縣委常委、鄂東特委常委。
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邊特委常委。
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省工會委員長。
1931年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並曾兼任鄂豫皖游擊總司令。
1932年10月調任紅四軍十師政委。
1933年6月任紅四軍政委。
1939年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副校長,1940年任校長。
1945年任濱海行署副主任兼秘書長。
1949年起,任第四野戰軍後勤部第二部長、部長,同年任中南地區支前司令員。
建國後
1950年冬,周純全赴朝鮮前線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1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後勤部政委。
1953年回國後,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第一副部長兼副政委。
1955年任武裝力量監察部第一副部長,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