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淑安
- 別名：胡周淑安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福建廈門
- 出生日期：1894年5月4日
- 逝世日期：1974年1月5日
- 職業：音樂家
- 畢業院校：哈佛大學
- 主要成就：中國現代第一位專業聲樂教育家
第一位合唱女指揮家
第一位女作曲家 - 代表作品：《抒情歌曲集》、《戀歌集》
- 性別：女
個人簡介,個人履歷,主要成就,個人生平,從小顯露音樂天賦,負笈美國發奮學習,任教上海國立音專,創作歌曲抗日愛國,任教瀋陽音樂學院,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個人簡介
個人履歷
1894年5月4日生於一個基督教傳教士家庭。
1911年畢業於廈門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1927年再次去美國入紐約音樂學院進修聲樂。
1974年1月5日病逝。
主要成就
周淑安是中國最早學習與研究歐洲傳統聲樂藝術的音樂教育家之一，是中國現代音樂事業的先驅者，是中國現代第一位專業聲樂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揮家，第一位女作曲家。數十年來，她努力探索聲樂教學民族化，為培養中國聲樂專業人才作出了成績。她的論文《我的聲樂教學經驗》（《音樂論叢》第 4輯，音樂出版社，1963），有一定的學術價值。20年代末，她在上海組織女子歌詠團，親任指揮，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她的作品有藝術歌曲、兒童歌曲與合唱曲，大多作於20～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她寫的《同胞們》和《不買日貨》等歌曲，表達了作者的愛國熱情;藝術歌曲《假朋友、假師生》、《紡紗歌》等則反映了她的民主思想。在創作中，她很重視歌詞的聲韻，注意吸收民族音調，如《安眠歌》、《堅勁歌》、《樂觀》等。她的早期作品《佛曲》(合唱曲，1925)是根據傳統曲調《思凡》改編而成，在和聲配置以及運用民族樂器木魚、銅鐘與鋼琴伴奏的配合等方面，對民族風格進行了初步嘗試。她的合唱《佛曲》和一些兒童歌曲，曾錄製了唱片。出版的歌集有《抒情歌曲集》、《戀歌集》（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35）、《兒童歌曲集》4冊（開明書店，1935）等。
個人生平
從小顯露音樂天賦
1911年，周淑安中專畢業後，留校任教。為了進一步求學，她於1912年前往特別重視音樂教育的上海中西女塾讀書。這時，她的大哥周森友已學成歸國，在上海掛牌行醫，二哥周辨明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熱愛音樂的大哥常在家中與親友練習唱歌，周淑安視譜能力很強，是連彈帶唱的鋼琴伴奏。二哥的一位漳州籍同學胡宣明，也常來湊熱鬧，並認識了周淑安。胡宣明在大學畢業之後，考入清華學校，後公費赴美國留學，在霍普金斯大學攻讀醫學，成為第一個在這所名校學習的中國人。
周淑安在上海中西女塾學習兩年後，聽說清華學校招考第一屆女子公費留學生，便與高年級同學一起去應試。在十項考試之中，有一門法文，從未念過法文的周淑安，跟著二哥周辨明突擊學習了兩個月，便去應試，居然全部課程都順利過關。她成為我國第一批10名公費留美女學生之一。
負笈美國發奮學習
1914年夏，10名女學生乘“中國號”輪船抵達舊金山。周淑安先進入大學預科布拉津學院進修英文，一年後考入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主修美術、音樂、語言，1919年畢業，獲哈佛大學文學士學位。與此同時，她還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進修聲樂、鋼琴和視唱練耳課程。1917——1919年間，每逢暑假，她便到康奈爾大學辦的音樂師範學院學習音樂教授法、合唱指揮和作曲理論。1919——1920年，她又到紐約音樂學院進修聲樂，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社會工作課程。為了博大專深、精益求精，她入名校，從名師，發奮學習，勤于思考，勇於實踐，幾乎到了廢寢忘食、分秒必爭的地步。1920年畢業後，她順道遊覽了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義大利，大大開闊了藝術眼界。這年秋天，她乘輪迴到上海，與中國第一位公共衛生專家胡宣明博士結婚。他們搬入愚園路居所，購置了一台三角鋼琴。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廣州市市長孫科，特聘胡宣明到廣州任中國第一個建立的城市衛生局局長。周淑安隨夫前往，在廣東女子師範學校任音樂教員。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炮轟總統府，胡宣明夫婦只好回到上海。胡宣明在黃炎培的贊助下，任“中國衛生教育會”總幹事，從事衛生宣傳和教育工作。1923年，他們的兒子胡伯亮出世。1923——1925年間，周淑安在上海師從一位俄羅斯歌劇演唱家進修聲樂，並在中西女塾任音樂教員。1925——1927年，周淑安回到故鄉，任廈門大學音樂研究員兼合唱指揮，成為廈門大學歷史上最早的音樂教師。
1925年，胡宣明感到自己的公共衛生學造詣不深，決定藉資再度赴美留學。1927年秋，周淑安帶著4歲的兒子，到美國與丈夫團聚，並在著名的巴爾的摩匹巴底音樂學院，師從義大利著名聲樂家、聲樂系主任米涅蒂進修聲樂。1928年，胡宣明決定回國服務，從紐約乘輪經巴拿馬運河到舊金山，同年，一家三口回到上海。胡宣明在上海醫學院任教授，周淑安在家裡私人教授音樂，併兼任母校中西女塾合唱指揮。
1928年底，上海也和歐洲許多大城市一樣，舉行舒柏特逝世100周年合唱比賽，參賽者大都是居住在上海的各國僑民，可以說是一個小型的國際比賽。有“藝術歌曲之王”美譽的浪漫派作曲家舒柏特，所作歌曲都有故事背景，既延續了部分古典樂派的風格，形式上又比較自由，層次很多，變化豐富，可以讓演奏、演唱的人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要很好地理解、把握並表現其作品的精髓，並非易事。周淑安指揮的中西女塾合唱隊，發揮良好，把握準確，聲情並茂，力挫群雄，壓倒了素負盛名、趾高氣揚的英國、法國、俄國和德國代表隊，獲得頭獎。當時，亞洲首屈一指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指揮是義大利著名的音樂家梅百器，此人音樂素養很高，曾為中國造就了一批鋼琴人才。他認為中西女塾合唱隊表現優異，大加讚許，當即函約中西女塾合唱隊參加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音樂會的演出。應當說，這在當時是一種難得的殊榮。需知，30年代的中國，積貧積弱，上海足球代表隊都輸給了上海西僑足球隊。那么，這一次，中國人同外國人比賽演唱舒柏特的歌曲，能夠拔得頭籌，就大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了！
任教上海國立音專
1927年，著名的音樂教育家肖友梅（1884——1940）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於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音樂院——國立音樂院(後改名為國立音專)。1928年，肖友梅聘請周淑安任聲樂組主任。當時，該校的鋼琴、小提琴組主任都是外國人，聲樂組主任居然由一位中國女性來擔任，自然異乎尋常，也埋下“槍打出頭鳥”的禍根。周淑安以極大的熱情、超負荷地工作著。她除了教聲樂主科外，還擔任合唱指揮和指導視唱練耳，舉辦音樂會時，還給獨唱的學生作鋼琴伴奏。我國著名的音樂史家廖輔叔教授回憶道：“音樂會上的合唱節目到了，她走到台上，指揮棒一揮，合唱隊成員的精神立即振作起來，大有萬竅齊號、山鳴谷應的聲勢，為整個音樂會生色不少。”
周淑安的教學十分認真負責，而且善於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學生中誰的鼻音太重，誰的聲音太粗，誰又容易跑調，她都心知肚明，一一指點迷津。她自己也開過獨唱音樂會，但更多的是聲樂教學和合唱指揮。她的天然音質不算美，音量也不夠飽滿，但她認真學習，刻苦訓練，加上對音樂的理解相當深刻，掌握的文獻資料相當豐富，彌補了先天之不足。她教的學生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即吐音咬字十分清楚，一絲不苟，唱外國歌曲的時候，更讓外籍教師們讚賞不已。她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聲樂藝術，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認真向民族戲曲學習，悉心研究傳統戲曲的美學原則，學習其特殊的表現手法，堅持“以字行腔”為中心的教學原則，追求中國藝術意境和民族藝術氣韻。
周淑安敬業樂群，愛生如子。她發現班上有一個叫胡然的學生，學習用功，成績優異，但上課經常遲到，經過了解，才知道他家境貧寒，為了節省車費，步行上學。於是，周老師自己出錢給他買了一張電車季票，讓他能準時、安心地學習。當時，上海電車不賣月票，只賣季票，一張季票的價錢就是一個小職員一個月的工資。後來，俄國籍男低音歌唱家蘇石林來校任教，她又以學生前途為重，慨然讓這位學生轉到蘇石林班上學習。這種博大的胸懷，比經濟支持更難能可貴。胡然以後成為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音樂教育家，是湖南音樂專科學校的創辦人兼校長。另一位學生唐榮枚以18歲的虛報年齡考入上海國立音專的聲樂特別選科，經胡然介紹師從周淑安教授。周淑安教授看到唐榮枚家境清寒，便許她每學期只交1/3學費——20元。唐榮枚後來成為我國性命的女歌唱家、音樂教育家。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你東西南北風。
作曲家將歌名改為《堅勁歌》，就是有感而發，顯示堅忍不拔精神的勝利和永恆。
“文革”期間，造反派要她批判肖友梅。她說，他雖然脾氣有點古怪，但卻清廉勤勞，克己奉公，當時國民黨政府欠發經費，學校連發薪水都有困難，肖友梅就把學校積存的一點錢，儘先發給教職工，自己的那一份他沒有領，所以，肖友梅到死的時候還是一個窮光蛋。在批鬥會上說的認為應當說的公道話！真的是蘭心蕙性、光風霽月！
創作歌曲抗日愛國
“9.18事變”，國難當頭，周淑安和其他愛國者一樣，用音樂創作和演出來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她自作歌曲，自己指揮，更能起到鼓舞人心、同仇敵愾的作用。1930——1931年國立音專樂藝社編輯出版的《樂藝》雜誌，幾乎每期都有她寫的歌曲和文章。這一時期，她創作了抗日歌曲《抗日歌》、《同胞們》、《不買日貨》、合唱曲《嗚、嗚、嗚！》等。1931年10月間，她指揮學校合唱隊演唱了黃自（1904——1938）的《抗敵歌》、《旗正飄飄》，上街宣傳演出，開展抗日募捐活動。喻宜萱教授回憶道：“‘旗正飄飄，馬正蕭蕭’、‘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的鏗鏘聲浪，巍然正氣，真扣人心弦！中國歌曲的巨大感染力，同學們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深刻教育和啟示。後來音專的同學一批又一批地走向社會，其中不少人積極創作和演出中國作品，與當時學校重視用中國教材，是有因果關係的。”與此同時，周淑安還創作了歌曲《樂觀》、《安眠歌》、《心安身自安》、《關不住了》、《老鴉》、《雨》、《小詩》等；寫了《聲樂問題隨感錄》、《兒童與音樂》、《中國小校唱歌教員之責任》等文章。唱其歌，讀其 文，真覺得文如其人，不同凡響。
周淑安愛讀中國近代史，讀到了英國為了向中國傾銷鴉片，公然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時，義憤填膺。她想起了她在鼓浪嶼的一段經歷:她曾經跟一位英國女教師學彈鋼琴，後來，女教師回國了，周淑安繼續與她保持通信來往。一知道英國這么欺負中國，她便寫信去罵這位老師。女老師回信說，英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英國人民也同樣反對英國政府的不義行為，希望能得到諒解。於是，周淑安原諒了女老師，並與之長期保持友好關係，表現了疾惡如仇而又是非分明的態度。
與此同時，周淑安還創作了大量藝術歌曲，特別是兒童歌曲。列為國立音專學校叢書的《抒情歌曲集》、《戀歌集》各收有6首配鋼琴伴奏譜的歌曲，均由商務印書館於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學者趙元任（1892——1982）非常讚賞這些具有民族化的藝術歌曲，說“（周淑安的）《樂觀》（胡適詞）是個很有音樂價值的作品。”
1932年，中華慈幼協會以五線譜印行了她的《兒童歌曲集》，收入了配鋼琴伴奏的歌曲54首。這在30年代的中國，是一本難得的、有分量的兒童歌曲專集。作者在《自序》中說：“（我）深感兒童歌樂教材的缺乏……從陳鶴琴的《兒童圖畫詩歌集》、國小國語教科書、國立音專的校刊及其他詩歌中，選出適合兒童心理及學力的歌詞50餘首，乘天然的興趣，信筆直書，作成歌譜。”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周淑安創作的搖籃曲《安眠歌》，詞用廈門家喻戶曉的方言童謠：“呵呵困，一暝大一寸；呵呵惜，一暝大一尺。”兩句詞，反覆唱八遍。廈門大學音樂系的周暢教授評論道：“這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首花腔歌曲，配上很單純的鋼琴伴奏（右手基本上和歌曲旋律一致，左手基本上分解和弦音），用近代作曲手法去發揮民謠，這基本上是‘國民樂派’的做法。”
周淑安在抗戰前還選編了《英文複音合唱歌選》（1931年）、《舒柏特歌曲集》（四冊，1936年）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其他作品則毀於戰火中。此後一直到1965年間，她還創作、翻譯了許多音樂作品，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毀了。好在，她的論文《我的聲樂教學經驗》刊於1963年出版的《音樂論叢》第四輯，儘管我們只能管中窺豹，但已能看到周淑安的取精用弘、良工心苦和誨人不倦的品格。對於發展中國合唱藝術，周淑安傾注了她的全部熱情和心血，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她擔任多年的合唱指揮，並且將一些中國民歌編成四部合唱，親自指揮學生們演唱，《簫》就是其中的一首。
上海淪陷，她到了重慶鄉下。過去的學生，有幾位已是音樂界的領導人，他們數次以最好的條件請她復出授課，她都婉辭拒絕。她寧願在鄉下料理家務，進行音樂研究、創作和翻譯，有時間則教教鄉村小孩唱歌。因為，她已看透了那個齷齪的社會，寧靜致遠，澹泊明志！
1948年春，她的兒子胡伯亮赴加拿大多倫多皇家音樂院學習。她的丈夫胡宣明對國民黨政權也早已失望，堅辭福建省國大的提名，提早退休，告老回到上海。周淑安在上海允中女子學校教音樂，並在家中教授聲樂與鋼琴。夫妻兩人，相依為命，過著清寒的日子。
任教瀋陽音樂學院
1956年，瀋陽音樂學院聘請在加拿大留學的胡伯亮為鋼琴系教授。胡伯亮遵從父母的意願，回國參加建設事業。瀋陽音樂學院久慕周淑安的大名，想乘此機會把她請去東北，但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她堅辭不出。後來，胡宣明考慮，年近七旬，晚年最好能與獨生兒子生活在一起。周淑安又經她的學生、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的介紹、推薦，便應瀋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之邀，於1959年到該院任教授，時年已65歲。
當時，有些人認為她已過退休年齡，恐怕難於勝任工作。可是，她上任後，工作熱情和幹勁，都不輸給年輕人。她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認真備課，精心教學，有時一個上午要給四個學生流水作業式地上課，每節課後都不休息，還經常犧牲休息時間為生病的學生補課。她積極進行聲樂民族化的研究，選用中外藝術歌曲、歌劇選曲、民歌以及革命歌曲作為教材。她的教學質量既高，要求又嚴，所以學生進步快、收效大。有幾個聲樂學生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她的指導下，幾個星期便迎刃而解了。不久，她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和愛戴，人們看到她那寶刀未老、老而彌篤的頑強精神，視她為良師益友。她被選為遼寧省政協委員，1960年赴北京參加全國第三屆文代會，會見了許多新朋舊友，心情十分爽朗。
但是，好景不長，厄運來臨。1965年，周淑安的丈夫胡宣明因腦溢血病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72歲的周淑安遭到批鬥，天天作檢討，日日寫檢查，工資被扣壓，每月只發給18元生活費；下放農村，75歲的老人到冰凍半尺的井台去挑水。這樣折磨了三年，周淑安的身體和精神幾乎全都崩潰了。
周淑安的兒子胡伯亮因病於1962年“自動離職”，“文革”期間在上海因“國際間諜”被隔離審查，無法與母親通信。1969年他忽然收到母親語無倫次的來信，讀後大驚失色。他趕快寫信給瀋陽音樂學院領導，請求批准其母親退休，回上海養病。但卻以“強行動員，退休回家”處理。遭到誣陷和迫害，致使身心遭受嚴重摧殘的母親要長途跋涉，可是兒子還在“隔離審查”之中，不準離開上海去接她。真是情何以堪！兒子只好委託親戚到瀋陽去接回母親。1970年，周淑安剛回到上海時，神情呆若木雞，幸好不久便恢復正常。“文革”中，胡家被抄砸三次，連住房也被沒收、占用，只留曬台上面搭出的閣樓，面積不到9平方米。周淑安同兒子、兒媳及三歲的小孫女胡憶仁三代四口同堂，儘管條件很差，但全家能夠在劫後餘生，團聚一起，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1973年，周淑安收到多年老友趙元任從美國寄來的信，說他將回國一趟，5月份到上海時一定來看她。趙元任一到上海便要求會見周淑安，但有關方面知道她家實在見不得外賓，便騙趙元任說周淑安不在上海。如此一連兩次，到了將回美國前夕，他對有關方面負責人堅持說：“周淑安一定在上海，因為我收到她的信了。”有關方面見瞞不住了，才不得不安排他們會面。既然家裡不好相會，便用小汽車把周淑安送到和平飯店。胡伯亮要求陪同，里弄乾部不但不準，連扶母親下樓、送母親上車都不行！趙元任見到周淑安那副龍鐘憔悴、誠惶誠恐的神情，不禁黯然神傷，潸然淚下！共進午餐、敘舊暢談之後，趙元任夫婦便逕往虹橋機場乘飛機，悻然離開中國。後來，趙元任對朋友們說：“我這次回國雖有各界的熱情招待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接見，但整個旅程的頂峰，卻是與周淑安的會面。”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1974年1月5日，這位對中國現代音樂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又飽受磨難的老人，在淒涼寂寞中與世長辭。一生懷瑾握瑜，身後化作雪魄冰魂！1月9日，親友們在上海龍華火葬場為周淑安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參加的人真不少，花圈擺滿了大廳。人們懷念著這位著名的音樂家，她是名教授、“官太太”，留學美國多年，又住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可是生活十分儉樸，不燙頭髮，不講究衣著打扮，常穿深暗的單色旗袍，偶爾帶點暗花。她的話語不多，很少發怒，從不用刻薄之詞損人，不搬弄是非，不背後議人，對人寬厚真誠，慷慨大方，樂於助人，從不計較金錢、地位，親友和學生受過她的恩惠者很多，可她從不標榜自己。她絲毫沒有架子，保姆病了，她親自服侍；舊衣服送人，她都要洗好補好，她說這是母親的影響。她見一位傭人的兒子很有才華，便設法培養和資助他上大學。人們提到這些事，都不免痛哭流涕。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啊！
而更重要的，是她培養了那么多傑出的歌唱家、音樂家，建國前後著名的中國聲樂界四大名旦，就有三人是她的學生——喻宜萱、張權、郎毓秀；著名音樂家胡然、孫德志、呂驥、洪達琦、勞景賢、唐榮枚、陳玠、江樺等均曾就學於她的門下。她的品格，她的學識，她的事業，她的風範，在她的一代代學生中延續，薪傳，發揚光大……
喻宜萱回憶道：“我最後一年的主科課轉到胡周淑安先生班上學習。她以淵博的學識，旺盛的精力，一心撲在教學工作上。她除了教我們獨唱曲目外，還利用課餘時間，盡義務組織我們唱重唱。我們學過《弄臣》中的四重唱，《拉美摩爾的露契亞》中的六重唱（帶合唱的），讓我和兩位男高音同學勞景賢與胡然學習《茶花女》中的兩首二重唱，以及魏德(J·A·Wade)的二重唱：‘我曾在夢中漫遊’……,這些曲目曾多次在音樂會上演出。周先生的教學，充實了我們的學習內容，開闊了我們的藝術視野，從各種不同形式的聲樂作品中，學到了不少知識，也增長了我們對學習音樂的志趣。她的辛勤勞動，使我獲益匪淺。尤其是她那誨人不倦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張權回憶道：“停留在上海的短期中，我有機會認識了周淑安 先生。當時她是上海音專的聲樂老師。她給我上了三周課。第一次她給我練習發聲後，就給了我好多作品。……每次上課，我幾乎都小聲默唱會了才去。周先生講：這樣很好，只要小聲默唱時注意保持自己的感覺和正式唱時一樣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學到的中國藝術歌曲。《玫瑰三願》的最後一句低音到b，周先生講：在唱“好”字前，要好好換氣，把聲音放鬆並穩當地稍稍向胸聲區接近，同時一定要保持住頭腔共鳴的位置。這樣，這一句就容易得到聲音和感情上的圓滿效果。……周先生讓我考了上海音專，那是在江灣臨時校址招生。周先生彈伴奏，我唱了《玫瑰三願》和其他一些歌。錄取時，我已回老家宜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