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洲，男，1940年2月生，廣東開平人，漢族，中共黨員。196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5年西北大學民族史專業研究生畢業。1986年由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現任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中國民族文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會長等。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獲獎記錄,從史過程,學術講座,發表論文,出版作品,個人榮譽,個人感言,論著目錄,著作類,參編著作,論文類,譯著與譯文類,
人物經歷
周偉洲，1940年2月生，廣東開平人。196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同年考取該校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師從著名民族學家馬長壽教授。1965年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民族史專業研究生畢業。先後在陝西省博物館及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從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1986年由講師破格提升為教授。現任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原會長）。中國民族文學會顧問（原副會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理事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中俄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等。等。主要論著有《赤勒與柔然》、《吐谷渾史》、《漢趙國史》、《南涼與西秦》、《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史研究》、《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邊疆民族歷史文物考論》、《長安與南海諸國》、《陝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唐代党項》、《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歷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物》等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
獲獎記錄
著作曾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次、一等獎1次，及首屆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3年被評為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並獲得政府特殊津貼。
從史過程
到高中畢業前一年，拋棄了學理工的理想，毅然決定報考兼文史之優的歷史或考古專業。
周偉洲
周偉洲1958年，考上了西北大學歷史系。
進入大學後，正逢上“大躍進”的年代，第一學期就下郊區勞動。
周偉洲仍然執著追求我想作歷史考古學家或文學家的夢想，不顧一切地廣泛閱讀文史哲方面的書籍。
每當下大雨或休假日，總是一個人穿過田間小道返回學校，目的是借還書。因為如此“不識時務”，終於被當作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挨了幾次批判。也許是愛好和舊習難改的緣故，我並沒有氣餒，而是避開同學們的眼光偷偷地攻讀中外名著。每當同學們午休時，我總是躲在閱覽室書架之間，陶醉於書籍之中。
1962年，周偉洲以全優的成績畢業，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該系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師從著名的史學家、民族學家馬長壽教授。
周偉洲馬先生的治學方法和嚴謹的學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記得馬先生曾要求我們研究生每兩周交一篇習作，然後親自批改，耳提面命，使周偉洲終身受益。
學術講座
《歷史時期新疆民族的發展與變遷》
發表論文
國內文物考古工作恢復較早，自1972年起先後在《文物》、《考古》等雜誌上發表文物考古相關的論文十餘篇，並有幸得到著名考古學家宿白、陳直等先生的指點。
周偉洲
周偉洲特別是1979年在全國最高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雜誌(第11期)，發表在“文革”期間寫的短篇小說《盜馬賊》 ，接著此文又被改編為廣播劇在全國播放，圓了周偉洲從少年時代起想成為一個小說家的夢。
1973年，重返西北大學，先是參與當時國務院下達的編寫《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的任務。
1979年該書出版後，編寫組被改為西北歷史研究室。
從此，才正式開始從事自己的專業——中國民族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同年，周偉洲修改和補充研究生畢業論文《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1984年陝西人民出版杜出版）。
出版作品
第一部民族史專著《敕勒與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偉洲著作
周偉洲著作《漢趙國史》（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南涼與西秦》（1987年陝西人民出版社）、
《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1992年西北大學出版社）、
《西北民族史研究》 （1995年中州古籍出版杜）、
《陝西通史·民族卷》 （1998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主編，2000年中國藏學出版社）、
《邊疆民族歷史與文物考論》（2001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等13部著作。
個人榮譽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國家教育部和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獲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陝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二等獎。
此外，發表有關論文百餘篇，還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的一些論著。
個人感言
我生性魯鈍，不善交際，甚至有些迂腐和書生氣。然而卻勤奮、好學、執著，似乎人生所經歷種種坎坷、磨難，如政治風雲、貧困失意、個人得失等，不僅沒影響我的追求，相反有時卻更加激勵我向前。
回溯60多年走過的歷程，我懷著深深的敬意，真誠地感謝曾教導和幫助過我的師長、朋友和家庭；也為自己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培養的30多名碩士、博士們取得的每一個成績而驕傲。我的著述如果還能為研究這方面的後人作一些參考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史學研究與史學觀》
一、我的史學觀的形成
在十八歲之前，我從未想到自己今後會與史學結下不解之緣。記得1951年在重慶上國小五年級，一次上歷史課，老師提了一個問題，全班同學幾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滿了困惑的同學們。老師最後叫我回答，我一口氣答得很完整、圓滿，得到老師的誇獎。也許這件記憶深刻的小事，就是預兆著我以後一生將從事史學的研究吧。然而，當時我對歷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我的主要愛好和興趣是文學，是從小養成的讀書癖好。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小職員，有七個子女，我排行三，有兩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家境貧寒，買書和藏書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慶上清寺一家書店裡，蹲在店裡角落，津津有味地看書，有時一蹲就是一個下午。1952年父親因工作調動，全家遷到成都，我有幸進入四川省重點中學成都第七中學（原國立成都縣中）。在中學的六年中，對我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所中學有一座藏書豐富、管理嚴密的圖書館，有很好的師資力量，使我得益匪淺。我從學校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及有藏書的同學家中搜羅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在國中，我主要閱讀中國20－30年代至當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學史、語法修辭之類的書籍。到高中，則轉向了世界文學的寶庫。當時，學校圖書館所有關於外國文學名著，幾乎我都讀過。這些書籍給我影響最深的是：美國傑克·倫敦的堅強意志和個人奮鬥的精神；英國狄更斯對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樸素無華的文風；法國巴爾扎克、左拉的宏大構思和對歷史的深邃理解；俄國普希金、別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國的梅里美、巴爾扎克、左拉，英國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歷史小說，似乎對我的影響更為巨大。當時，我簡直著了迷，曾在與同學閒談中說過“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類的蠢話。為此，我付出了代價，高中二年級時，團支部組織全班同學對我深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而加以批判和幫助。本來我是準備學理工的，功課門門都是五分，但是因為太喜愛文學和歷史，在一些學文同學鼓動之下，最終決定專攻史學。因此，到高中最後一學年，我置其他課程而不顧，狂熱地閱讀有關歷史著作，甚至半夜起來在路燈或鍋爐房裡苦讀。我當時認為，中國歷史上下幾千年，史籍浩如煙海，考古文物層出不窮，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特別是考古學，對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歷史可以兼搞文學，我想當一個歷史小說家。這些想法的確有些天真，正如後來在大學一年級時歷史系一位老師批判我的“白專”道路時說，這些想法簡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帶著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選中這所大學是因為它位於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專業。至於對史學的認識，可以說是一張白紙，所知甚少。入校後，我依然故我，拚命讀書。然而，這種情況卻與當時大躍進的氣氛極不調和。結果是可以預料的，我先後幾次遭到全班同學的批判，罪名是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雖然我幾次產生放棄學業回成都老家的念頭，但是捨不得學校豐富的藏書和放棄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開同學的眼光，鑽在書叢之中。每天中午，當同學們休息時，我鑽在閱覽室書架間讀書。一個借書證不夠，我又借了幾個同學的借書證，到校圖書館借書。
在大學四年中，我把閱讀的範圍從文學、歷史轉向了哲學、經濟學等領域。特別是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這樣寫道：“讀，加倍地讀，讀歷史著作，向哲學那虛玄的堡壘進攻，用頑強的毅力，從煩瑣的經濟學中打開一條通道，並要用千倍的時間和力量鑽入語言的寶庫，要使小小的腦子容納整個知識的海洋。”到三、四年級時，我試著寫電影劇本、小說、評論、雜文及歷史哲學論文，這些習作雖然均未正式發表，但鍛鍊了我的寫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時，我也認真學習開設的各門基礎課、考古專門課和各類選修課。系裡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師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四年的學習、讀書和思考，使我在歷史、考古、哲學、經濟學、文學等方面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並開始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有系統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課程優秀的成績畢業了。按我當時的想法，是要從事考古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然而，當時全國並沒有公開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專家馬長壽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專業研究生。最後我考上了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專業方向是藏族史。這一選擇決定了我的史學研究的方向。我特別感激我的恩師馬長壽教授，是他真正引導我進入到史學研究的園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學習時間裡，雖然因當時形勢，我先後參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岡察藏族牧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後約用去了兩年多時間，真正學習時間才一年多。但是，馬長壽先生對我們研究生抓得很緊，一個星期要我們交一篇讀書札記或論文，親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頗多。他在課堂上或平時的指導中，一再強調史學為現實服務的方向和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史論結合的重要性。他的幾本民族史專著，如《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等，成為我學習的範本。我的第一本專著《敕勒與柔然》，嚴格地說是對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於恩師馬長壽先生的精心指導，我的史學觀及治學方法可以說基本形成了。
二、我對史學與社會關係的看法
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一門社會科學。它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史學不能脫離社會現實，每一個時代的史學都是為那一時代的現實服務的。所謂的“鑑古知今”、“古為今用”、“歷史的啟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等，就是這個意思。這可能是史學最主要的社會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國史學的鑑戒功能，可以說是源遠流長，從孔子撰《春秋》、司馬遷寫《史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到今天出版的各種史鑑之類的歷史書籍，莫不鮮明地顯示出史學在政治方面的借鑑作用。清代學者顧炎武說得好：“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知今。”[1]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著名的論著中，也有名言：“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2] 史學的鑑戒功能在政治鬥爭方面如此，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現在是過去的發展和繼續，是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因此，無論是處於先進或落後的國家或民族，對自己的歷史都是十分重視的。中國是一個有史學傳統的文明古國，古代史籍之完備，史家之輩出，深入社會面之廣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史學對當今社會的影響也十分巨大，這種影響往往又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在起著作用，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次。當今中國史學正發揮著凝聚中華民族和增強各族人民熱愛祖國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史學這一方面的功能，雖然看不見，摸不著，然其作用決不低於它的鑑戒功能。此外，史學還有許多社會功能，不再一一羅列。由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現今社會裡，史學決非是可有可無的學科，並不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純學術”，它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時代的史學承繼、發展，不僅是建立在這個時代的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間接服務於社會現實。“純客觀”的史學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國傳統的考據學，也是反映那個時代的特點，並間接為現實服務的。對史學與社會現實關係的認識，我也是經過一番磨難才逐漸清楚的。在我成長的50—60年代，國內政治運動不斷，形勢迫使我對現實政治產生一種恐懼和淡漠感。選擇考古專業，喜歡古代史和考據，就是這種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們研究生隨馬長壽師到甘肅、青海做民族調查。調查訪問中，我對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特別感興趣，全神貫注地聽，詳細地記筆記。然而，當談到現實的民族問題時，則滿不在乎，也不記筆記。馬長壽師發現這一問題，當面批評我，並說：“搞古代民族歷史也是為今天現實民族問題服務；世上沒有‘純學術’的東西，歷代學術都是直接或間接為當時的現實服務的。”這些話對我的震動很大，使我認真地思考史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至今仍牢記著。在以後的史學研究中，我十分注意這一問題。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選題，就是從當時中蘇關係及國內外的形勢出發，才最後確定的。此書在1984年經過補充修改後，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學界的好評，有人甚至評論此書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的好教材。在此後的民族史研究中，我雖然偏重於匈奴、柔然、鮮卑、吐谷渾、敕勒、党項等如今已經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難，為學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堅信，這些研究成果對於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都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在認識到“古為今用”史學為社會現實服務的重要性時，我還特別注意防止一種錯誤的傾向，即為了古為今用而有意或無意地歪曲或篡改歷史。史學是一門科學，來不得虛假，不能為了服務於現實而偽造歷史。十年動亂時的“影射史學”就是以偽造歷史來為一些人的政治鬥爭服務的；還有為個人或集團的私利而歪曲、偽造歷史，誇誇其談，言過其實，趕時髦，標新立異等等。這些歷史論著瞬間就會被歷史所淘汰。因此，“古為今用”必須建立在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嚴謹治學的基礎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觀的意識任意歪曲、偽造歷史，否則史學就不成其為一門科學，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在撰寫歷史論著時，我特別注意歷史資料的可靠性，決不隨意歪曲和改動史料；也決不為了一鳴驚人，聳人聽聞，而無多少根據地提出所謂的“新觀點”。當然，由於水平所限或史料闕如或考證不精等原因，也會產生一些個別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情況，但是，我總儘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我知道用一個確切的歷史事實比用十倍的過激、空洞的結論更有說服力。這在我撰寫《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及參加編寫《沙俄侵略中國西部邊疆史》的過程中，是深有體會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對近代英、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自然充滿了義憤；是通篇採用那種充滿義憤的詞句，上綱上線，無情批判呢？還是揭露侵略的事實，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堅持採取後者，因為用鐵的歷史事實來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比充滿義憤的詞句更為有力。史學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關係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現今的中國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浪潮的衝擊下，正在發生改革，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並為之服務。在當今史學變革的時期，史學領域內出現了許多令人鼓舞或沮喪的現象。如果僅從史學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是傳統的或正統的史學遭到衝擊，出現不景氣的局面：大學歷史系招不上學生，歷史系畢業生找工作十分困難，史學論著難以出版或發表。而另一方面，翻譯或介紹國外史學觀的論著出版較多，那種以歷史上宮廷秘史或妓女之類的通俗小冊子則四處泛濫。當然，我並不是非議後者，後者至少在吸取、認識外國史學有益的東西和擴展社會史研究領域方面，還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這些情況，可以說是新的歷史時期史學領域出現的部分問題。我們相信，通過中國史學自身的變革，這些問題都將會逐漸解決，史學終歸會逐漸適應新的時代，並為之服務。
三、中國史學的繼承與創新問題
從我的經歷及所處的時代，可以說就基本確定了我的史學觀，即是一個傾向於傳統史學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史學工作者。像我這樣年紀上下的史學工作者，大都屬於這一個類型。這本身就包含著史學的繼承和創新問題。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史學傳統的大國，古往今來凡是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也表明中國史學傳統的繼承性。我作為本世紀60年代以來學習研究中國史的一員，自然深受傳統史學的影響，有意或無意地繼承傳統史學的某些方面。比如“實錄直書”，不掩惡，不虛美，不文過飾非，彰善貶惡的鑑戒史學傳統；注意史料的收集、採摭，重視資料的鑑別、取捨，考證史實，錯謬牴牾的求實精神；文字崇尚簡潔、準確，“文約而事豐”的文風等等。然而，我畢竟生活在20世紀，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繼承，自然也是有選擇性的，也決不會刻意去追求復古。比如對清乾嘉考據學派，我雖然十分欽佩，也學習他們考據的方法，但決不走他們的老路，否則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陷入煩瑣考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簡潔”，也就會失去史學真的價值。不僅如此，為了符合時代的要求，在繼承傳統史學優點的同時，還應有所創新。這一工作是我們老一輩史學家所完成、開創的。自本世紀初以來，由於西方社會科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深入，中國一批有卓識遠見的史學家們經過對傳統史學的繼承、改造，並吸取了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逐漸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為指導，去研究中國歷史，開闢了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時代。這些前輩著名史學家有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他們應是領史學界一代風騷的大家，我認為，至今國內史學界的主流，包括我個人的史學研究，都是沿著他們開闢出來的道路前進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今中國史學的主流，也是在繼承傳統史學的基礎上，吸收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為理論指導，而創新為新中國的新史學。它是為我國社會現實服務的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史學正是以它不斷的創新，而具有了強大的生命力。從80年代起，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已進入電子信息的新時代，而我國也正經歷著改革開放的巨變。史學是否會發生變革，有所創新，產生一種新時代所需要的史學體系?至少目前還沒有顯露出來。但是，這種變革遲早會發生，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學家身上。
四、關於史與論關係之我見
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已有較好地闡述史與論關係的史學。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論史家“三長”（才、學、識），特彆強調 “識”（即義理）。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則既批評那種“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擊那種 “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3]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經過一段時期對只重史料、不重理論的傾向的批判，而後又糾正只發空論，輕視史料的傾向，於是就有“以論代史”、“論從史出”等提法的出現。這兩種提法均有語義欠妥之處。目前史學界一般用“史論結合”，即科學理論和歷史實際（包括史料）的結合，即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去指導歷史研究工作。這一提法是較為全面和科學的。就史學論著而言，如按史與論關係劃分，不外乎可分為三大類型：一是偏重於史料的整理、編纂、校勘，考證史實的論著，理論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沒有什麼理論；一種是以史論為主的論著，史實只是概括的或偶爾使用，主要以論為主；還有一種是介於上述兩種類型之間，有史實也有理論，或通過大量史實來論證理論，真正屬於“史論結合”的論著。以上三種類型的論著的差別，有時是不很明顯的，只是相對說來有所側重而已。現今國內出版的史學論著不外乎就此三種類型，各種類型各有自己的特點，均有存在的價值。就我個人而言，三種類型的論著均曾嘗試過，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渾資料輯錄》（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討理論為主的有《怎樣看待我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載《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民族問題》（載《雲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屬於史論結合類型的有《敕勒與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渾史》（1985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項》（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1992年西北大學出版社）等。據我的體會，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實的考證，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十分重要。如果史實有誤或不完全，則得出的結論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寫史論結合型的論著時，我也十分重視收集、排比、考證儘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論述。如出版的《吐谷渾資料輯錄》，就是為我寫《吐谷渾史》所準備的資料集（出版稍後）。我認為，就是在史論結合類型的論著中，也應對一些極為重要的史料進行考證，或放人正文，或置於注釋之中。但是應儘量避免繁瑣的考證。史料的收集、考證是基礎，但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就不能從高層次上去辨別、分析史料的價值，決定取捨，更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一個真正的史學家如果僅在史料的排比、編輯或考證上作學問，他的成就會大大的減低。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馬長壽師購得著名史學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書，見書中對他的《突厥人與突厥汗國》一書有所批評，於是在該書扉頁上寫了一段話，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岑翁對我前年所出《突厥人與突厥汗國》小冊子多所批評，不勝喜悅之至！目前國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為第一，然煩瑣，不能明大義也。……最近擬作一書報岑翁，若干重要問題尚須研究，未可輕易一駁也。”馬長壽師所說的“明大義”，就是指指導思想和理論。 “史論結合”中的“論”，據我的理解，應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論。我就是以這個理論來分析、鑑別史料，觀察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甚至在章節的安排上也從指導思想出發來考慮。二是指從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較為正確結論。這一結論是指導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體的、活生生的。在這裡，則切忌先有一個主觀的結論，然後尋找史料來論證。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是唯心主義的，絕不可取。
五、關於史學家的自我修養問題
一提到史學家的修養，人們自然會想到中國歷史上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章學誠等的論述。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曾提出，作為史家必須兼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三長”之外，又加上了一個“史德”。然而，各個時代和每個史學家對於史家之“四長”或“三長”又有不同的解釋和理解。但無論怎樣，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長”，也是指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良史”）應具備的素質（功底），也就是所謂的 “修養”。此“四長”概括得較為妥當和全面，儘管各個時代和個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總的精神還是可取的。我本人從事史學研究與教學數十年，也深有感觸。據我的理解：史才，不僅指天才和才氣，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謂的“辭章之學”。有了好的題材和思想，文字表達不出來，或表達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為一個史學家必須善於用文字來敘述、論證史實。歷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這是大家公認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學不同於文學，前者是用簡潔、準確的文字，敘述活生生的史實；後者則是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學時，我愛好文學，故在初寫史學論文時，語句冗長繁雜，形容詞特多。後來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因馬長壽師的指導，才改掉了這一毛病。對史學家來說，文字簡潔、明晰、準確，能用最簡短、平凡的文字，表達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當然，文史是相通的，由於我從小喜愛文學，故轉入史學領域後，文字上沒有多大困難，寫起來就較為迅速，也許這就是別人說我“多產”的原因之一吧。史學，是指學識，我理解主要是指專業知識。史學的面很廣，既要有中外歷史知識的雄厚基礎，又要在專門從事的專業方面有深厚的造詣。因此，學識主要是解決好博與專的問題。所謂“博”，是指在學習和研究中，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基礎。有關史學各門的基本知識，甚至包括對與史學有關的學科，如哲學、文學、語言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均應有所涉及和了解。“專”，就是指具有本專業方面紮實、雄厚的基礎，及對現階段本專業研究狀況的了解。只有將博與專結合起來，才能在研究專業的問題時，結合廣博的知識，融會貫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遠，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與專兩者又不可偏廢，它們是相互轉化，相互促進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點成績，可能也多得力於大學時對哲學、經濟學、文學等社會科學的注意和學習。史識，就是識見，義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怎樣掌握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來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實，然後得出科學的結論。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與論的關係問題。說到指導思想，過去有的史學家往往以指導思想來代替科學的結論，即“以論代史”，而非“論從史出”。這種教條式的史識是非科學的。早在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對當時德國一些青年把“唯物主義”當作套語、標籤的教條主義研究傾向做過嚴厲的批評。他說：“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仔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司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4] 在我最初試圖套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時，也喜歡大量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原文，認為這種方式才是有了理論的指導。其實，這種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後，我逐漸摒棄了這種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觀、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導思想，以此來選擇史料，分析和思考問題，甚至連章節的安排也從這些規律出發來考慮。從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論著中沒有或很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從全面看則是盡力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學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學誠所謂的“心術”，也即是指史家追求歷史真實的正直品德。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直書”的傳統。這一點，我想作為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是應必備的品德，從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忠實於歷史，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形上學的偽史學。然而，史學是每個時代的上層建築，在不同的時代又為不同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因此，各個時代的史學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我們今天的史學家的史德，除了應繼承“直書”、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優秀傳統之外，還應自覺地在選材、論述等方面為當今的現實服務，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奏出時代的最強音。一個能兼有“三長”或“四長”的史學家是很不容易的。每個史學家都有自己的所長和弱點。但如果能揚長避短，奮力補救自己欠缺的地方，還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在“四長”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還是有信心盡力向這四個方面努力，在史學領域內不斷探索，不斷前進。
[注釋] [1]《亭林文集》卷六。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義·原學下》。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5頁，1972年人民出版社。
論著目錄
著作類
《敕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再版(此書曾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再版
《漢趙國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再版(此書曾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南涼與西秦》，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再版
《吐谷渾史入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唐代党項》，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再版
《吐谷渾資料輯錄》，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再版(此書曾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陝西通史·民族卷》，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主編），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版(此書獲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邊疆民族歷史與文物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長安與南海諸國》，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
《早期党項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絲綢之路大辭典》(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唐代吐蕃與近代西藏史論稿》，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版
《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開發史》(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參編著作
《中國邊疆經略史》（第三編第一、二、三、四章），馬大正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書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西夏通史》（第二、三章），李範文主編，人民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此書獲人民大學吳玉璋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論文類
《歷史文獻上關於唐安西四鎮的稱謂是怎樣記載的？》，《歷史教學》1964年11—12期合刊
《前涼金錯泥筩》，《文物》1972年6期
《西安近年來出土的唐代銀鋌、銀板和銀餅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7期
《近年來陝西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與朱捷元合作），《考古》1973年2期
《西漢皇后玉璽及甘露二年銅方釒盧 的發現》，《文物》1973年5期
《混進李自成起義軍的一個內奸的自供狀——剖析明末雷於霖的一份手書自傳》，《文物》1974年12期
《陝西發現的兩通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碑石》，《文物》1974年12期
《明黃河圖說碑試解》，《文物》1975年3期
《略論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廟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碑》，《西北大學學報》1976年1期
《沙俄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早期侵略》，《歷史研究》1976年3期，後收入《蘇修的謊言和歷史的真相》一書，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陝西韓城西門大順永昌元年城額》，《文物》1976年10期
《沙俄駐我國西部領事館的罪惡活動》（與何玉疇合作），《西北大學學報》1977年4期
《塔什庫爾乾地區各族人民抗擊外來侵略者的英勇鬥爭》，《西北大學學報》1978年1期
《藍田出土的唐廣明元年銀鋌》，《文物資料叢刊》1978年第1輯
《西安地區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見的唐代樂舞形象》，《文物》1978年4期
《略論碎葉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唐安西四鎮之一的歷史事實》，《新疆歷史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甘肅張家川出土的北魏王真保墓誌》，《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3期
《清代吐魯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文物》1980年創刊號
《從鄭仁泰墓出土的樂舞俑說唐代音樂和禮儀制度》，《文物》1980年7期
《嗢末考》，《西北歷史資料》1981年1期
《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學學報》1982年1期
《關於柔然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國史研究》1982年2期
《武威青嘴喇嘛灣出土大唐武氏墓誌補考》，《絲路訪古》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雲崗石窟的“茹茹造像銘”》，《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1期
《唐末盧峻墓誌》（與朱捷元合作），《考古與文物》1983年1期
《白蘭考》（與黃顥合作），《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2期
《關於吐谷渾的來源、遷徙和名稱諸問題》，《西北史地》1983年4期
《土族族源問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4期
《魏晉十六國時期鮮卑向西北地區的遷徙與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5期
《怎樣看待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民族關係研究》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乞伏鮮卑與隴西鮮卑》，《西北歷史資料》1984年1期
《禿髮鮮卑與河西鮮卑》，《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2期
《長安發現唐智該法師碑》（與朱捷元合作），《考古與文物》1985年4期
《河北磁縣出土的有關柔然、吐谷渾等族文物考釋》，《文物》1985年5期
《貲虜與費也頭》，《文史》23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
《8世紀中至11世紀初吐谷渾在河東的分布及活動》，《秦晉豫訪古》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十六國時期的“胡漢分治”》，《西北歷史研究》1986年號，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魏晉時與匈奴有關的諸胡》，《中國民族史研究》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唐代的安樂州與長樂州》，《西北史地》1987年3期
《新疆維吾爾族族源問題》，《突厥回鶻歷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
《唐代党項的內徙與分布》，《西北歷史研究》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吐蕃與吐谷渾關係史述略》，《藏族史論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唐末党項拓跋部割據勢力的形成與發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2期
《唐代六胡州及“康待賓之亂”》，《民族研究》1988年3期
《評黃烈著<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歷史研究》1988年4期
《大非與墨離》，《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號，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民族問題》，《雲南社會科學》1989年2期
《南朝蠻族的分布及其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開發》，《古代長江下游經濟開發》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公元3—9世紀岷江上游地區的開發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文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馬長壽及其所著<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書品》1989年4期
《西北民族與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化》，《西北歷史研究》1989年號，西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隋唐時西北民族經濟關係發展的特點》，《西北歷史研究》1989年號，西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3期
《吐蕃對河隴的統治及歸義軍前期的河西諸族》，《甘肅民族研究》1990年3期
《隋唐時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趨勢和特點》，《西北大學學報》1990年3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邊疆形勢與邊疆政策》，《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略論唐太宗的民族觀》，《中國民族史學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
《關於敦煌古藏文寫本<吐谷渾（阿柴）紀年殘卷>的研究》（與楊銘合作），《中亞學刊》3輯，中華書局1990年版
《吐谷渾對西北地區的開發》，《平準學刊》2輯，商業出版社1990年版
《五代時期的絲綢之路》，《文博》1991年1期
《可愛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國的魅力》，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19世紀前後西藏與拉達克的關係及劃界問題》，《中國藏學》1991年1期
《關於維吾爾族族源問題——評吐爾貢·阿勒瑪斯<維吾爾人>的有關部分》，《西域研究》1991年2期
《六朝南北戰爭性質論》，《南京史志》1991年3期及增刊
《國外關於敦煌藏文文獻<阿柴紀年>的研究》（與楊銘合作），《國外中國學研究》1輯，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
《要認真處理好幾個關係》（加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筆談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
《近年來國內隋唐民族史研究述評（1981—1988年）》，《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唐代關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3期
《中國近十年來西域民族史研究的特點及展望》，《西域研究》1992年4期
《19世紀西方探險家、傳教士在我國藏區的活動》（與任真合作），《甘肅民族研究》1992年4期
《儒家文化的民族觀》，《中華文化》創刊號1992年版
《關於中國民族關係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學歷史教學參政》1992年6期
《1919年至1925年的西藏政局及英國分西裂西藏的侵略活動》（與唐洪波合作），《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年2期
《馬長壽教授的學術活動和治學方法》，載《馬長壽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甘肅正寧出土北周造像題銘考釋》，載《馬長壽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湳茹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2期
《西藏和平解放前後帝國主義和外國擴張勢力的陰謀活動》（與董志勇合作），《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2、3期
《帝國主義在甘青藏區的活動》，《安多研究》創刊號1993年
《一幅珍貴的清代新疆軍事輿圖》，台灣《歷史月刊》1994年4期
《西北民族與佛教傳播》，載《宗教研究論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西方與西藏地方關係史的研究碩果——<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3期，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3期
《概說絲綢之路》，載《國際漢學論壇》，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吐谷渾在西域的活動和定居》，載《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魏晉南北朝時期隴西李暠一族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隴西李氏文化專輯》，1994年
《新視角、新思路、新觀點———評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中國藏學》1994年4期
《試論淝水之戰的性質及苻秦失敗的原因》，載台灣《謝太傅安石紀念論文集》，1995年
《陝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1期
《周人、秦人、漢人與漢族》，《中國史研究》1995年2期
《元昊簡論》，光明日報史林，1995年11月13日
《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民族觀》，《民族研究》1995年5期
《蘇毗與女國》，台灣《大陸雜誌》第92卷1996年第4期
《吐谷渾歷史文化概述》，台灣《歷史月刊》1996年6期
《史念海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開拓與貢獻》，載《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的內徙及其社會形態變化之研究》，載《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陝西北周墓葬與民族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發現的秦封泥與秦郡縣制》，《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1期
《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論——評朴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體系》，《中國史研究》1997年1期
《我的史學研究與史學觀》，載肖黎主編《我的史學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關於秦漢地方行政體制中的道》，《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
《唐都管七個國六瓣銀盒考》，《唐研究》第3輯，1997年
《唐梨園新考》，《西北大學史學叢刊》第1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從民族關係看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歷史特徵和地位》，韓國《歷史學報》第38輯，1998年漢城
《五代至宋陝北的党項及宋夏在陝北的爭戰》，載《首屆西夏學國際會議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護軍制》，《燕京學報》6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祝賀與希望》（筆談），《民族研究》1999年4期
《西安碑林史研究的豐碑》，光明日報史林，1999年3月12日
《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韋氏墓誌》（第一作者），《文博》2000年2期
《陝西出土與少數民族有關的古代印璽雜考》（第一作者），《民族研究》2000年2期
《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希姆遺址出土唐杜懷寶造像題銘考》，《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世紀之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1期，《新華文摘》2001年7月全文轉刊
《溫國寺考》，《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年論叢》（韓國），2001年
《三至九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的關係》，《燕京學報》10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黃帝與中華民族》，載《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再論“崑崙奴”與“僧祇奴”》，載《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
《我國西部的最早開發》，《西部大開發》2001年3期
《扶南樂與驃國樂》，《民族學通報》第1輯，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十六國官制研究》，《文史》第58輯2002年1期
《唐朝與南海諸國通貢關係研究》，《中國史研究》2002年3期
《多彌史鉤沉》，《民族研究》2002年5期
《甘肅榆中出土慕容氏墓誌釋證》，載《西北民族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古代西北少數民族多元文化的發展與變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3期
《新疆史前考古與最早的經濟開發》，《西域研究》2003年4期
《唐長安與南海諸國的佛教文化交流》，載《西北民族論叢》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西漢長安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及往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4期
《霫與白霫考辨》，《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1期
《統萬城遺址出土的青銅十字牌考》，載《統萬城遺址綜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十六國夏國新建城邑考》，載《統萬城遺址綜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隋虞弘墓誌釋證》，載《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周書·王士良傳>補正》，載《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
《西北少數民族多元文化的歷史與現狀》，載《西北民族論叢》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陝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項拓跋氏墓誌考釋——兼論党項拓跋氏之族源問題》，《民族研究》2004年6期
《晚清“新政”與新疆維吾爾族地區近代經濟的萌芽》，《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1期
《兩漢時期新疆的經濟開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1期
《長安子午谷金可記摩崖碑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
《吐谷渾的歷史與文化》，《文明》雜誌2006年第11期
《新疆建省前後維吾爾族地區經濟的凋敝與復甦》，載《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新疆近代維吾爾族為主體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和發展》，《西域文史》第1輯，2006年科學出版社版
《1930-1933年西藏與康、青戰爭之研究》，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1932年至1933年西藏的政局》，載《思想戰線》2007年第3期，第48-54頁
《關於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若干問題》，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2期，第77-89頁，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宗教》2007年5期全文轉刊，第62-71頁
《公元三至九世紀新疆地區的民族及其變遷》(第一作者)，載《西北民族論叢》第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96-110頁
《<陳孟東紀念文集>序》，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4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326頁
《試論清代松潘藏區的“改土設弁”》，載《民族研究》2007年6期，第89-94頁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馮承鈞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載《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91-94頁
《古西域風貌的精彩展示—馬雍的<西域史地文物叢考>》，載《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342-344頁
《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希姆遺址出土兩件漢文碑銘考釋——兼論唐朝經營西域中疆臣的作用》，載《法國漢學》第12輯，中華書局2007年12月，第31-42頁
《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載《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18頁
《馬長壽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載《西北民族論叢》第6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3頁
周偉洲
周偉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特徵及其建設途徑》，載《華夏文化》，2008年第三期（轉載）
《試倫楊增新、金樹仁主政時期新疆的社會經濟》，載《西北民族論叢》第6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96頁
《關於19世紀西藏與森巴戰爭的幾個問題》，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笫3期，第66-71頁
《公元前2世紀至6世紀新疆地區的民族及其變遷》,載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16世紀中國北方邊疆民族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第49-61頁
譯著與譯文類
《武則天傳》（日本原百代著，與人合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1989年連續出四版
周偉洲
周偉洲《吐谷渾遣使考》上下（日本松田壽男撰），載《西北史地》1981年2、3期
《唐之建國與匈奴費也頭》（日本石見清裕撰），《西北史地》198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