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芝圃

吳芝圃（三年災害五書記之一）原名吳殿祥，河南杞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芝圃
• 別名：吳殿祥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南杞縣
• 出生日期：1906年3月
• 逝世日期：1967年10月19日
• 職業：政治家
• 畢業院校：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生平

吳芝圃，男，1906年3月生，河南杞縣人。

1920年夏考入杞縣縣立甲種農校（相當於大學文化）。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秋起任中共河南杞縣地方執委會民運部部長。

1927年1月起任中共杞縣地方執委會書記，3月起任豫東農民自衛軍主任、豫東別動隊司令員兼黨代表。6月起任中共杞縣縣委書記。

1929年起任中共河南開封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1930年4月起任中共河南考城縣委書記。1937年4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員。

1937年9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兼豫西特委書記。

1938年4月－5月兼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7月起任豫東抗日游擊第3支隊司令員、前敵委員會書記，10月起任中共豫東特委書記，新四軍游擊支隊（後改稱新四軍第6支隊）副司令員。

1939年3月起任中共豫皖蘇省委副書記，8月起任豫皖蘇邊區黨委書記，9月起兼任豫皖蘇邊區黨校校長。

1940年6月起任豫皖蘇邊區保全司令部政委。9月起任八路軍第4縱隊6旅政委。

1940年秋起任豫皖蘇邊區參議會參議長。

1941年1月起任豫皖蘇邊區黨委副書記。5月起任皖東北區黨委委員。8月起任淮北蘇皖邊區黨委委員。

1942年9月－1945年任新四軍第4師政治部主任、兼淮北軍區政治部主任（1942年11月起）。

1944年11月起任中共淮北蘇皖邊區第2（路西）地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10月起任華中分局委員、華中8地委書記、華中軍區第8軍分區政委。

1946年12月起任豫皖蘇邊區黨委書記兼豫皖蘇軍區政委。

1947年11月起任豫皖蘇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194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豫皖蘇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黨校校長。11月起任中共開封市委書記、開封市市長、開封市警備司令部政委。

1949年3月起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5月－1955年2月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2月－1962年7月任河南省省長。

1950年11月－1952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1副書記。

1952年11月－1958年8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

1958年8月－1961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1書記。

1961年7月－1962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曾兼任河南省軍區政委）。

1959年1月－1962年7月兼任河南省政協主席。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1月－1954年11月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1年10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

1960年10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算。中共第8屆中央委員。

1967年10月19日死於廣州。

個人軼事

老戰士吳芝圃

吳芝圃，領導了豫東農民武裝起義。任中共杞縣縣委書記，開封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考城縣委書記，偃城工委書記。盧溝橋抗戰爆發後，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中共豫西特委書記，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中共豫東特委書記，豫東遊擊第3支隊司令員，中共豫皖蘇區委書記，新四軍游擊支隊副司令員。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4師兼淮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豫皖蘇軍區政治委員、區黨委書記，華中軍區第8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宣傳部部長、副書記，中共開封市委書記，豫皖蘇邊區行政公署主任兼開封市市長。

一把手吳芝圃

吳芝圃升任河南“一把手”還僅三個月，正躊躇滿志著，而更讓他感到有“衣錦”之榮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縣。

杞縣位於河南省中部偏東的惠濟河上游，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朝分封諸侯國時這裡曾被封給姒姓為杞國。關於杞國，流傳下來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憂天”這個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誰能想到，二千多年後從這裡走出來的“杞人”吳芝圃又一次使它名聲大震，不過這位“新時代”的“杞人”不再“憂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瘋狂把河南的天捅了個大窟窿，讓河南老百姓口口相傳的“水、旱、蝗、湯，河南四荒”的民謠，變成了“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極左路線

農業放衛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持制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省長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批判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糧食問題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省全會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自此，以吳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吳也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實際上，河南省委內鬥爭由來已久，50年代初，潘、吳在平原省、河南省合併的人事問題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題”，吳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復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放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衝突，進一步擴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秋天吳芝圃的勝出，在政治上為他的大躍進掃清了道路。吳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這的確是實際情況。

吳芝圃陪同周恩來參觀河南小麥展覽館

水利胡夸風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12月，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譚震林再次赴會講話。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演示文稿》，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於是，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很快地，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一個接一個出台。元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國中、國小教育。

據吳芝圃說，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億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億公方……灌溉面積，共達到一億二千五百四十六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實際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只能完成2,909萬土石方，後來持續躍進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億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億立方米，到2000年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不到耕地總面積的一半。全省地方資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同期中央投入2.75億元），至於民眾投勞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

1958 年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其中7個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46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南民工三萬人。1959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11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乃至今日）的實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保質保量的作風完全被敗壞；昭平台、鴨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計畫利用黃河故道蓄水40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鹼化，1961年鹽鹼化面積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一塊地對一塊天”。可是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一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把月亮當太陽

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吳芝圃迅速貫徹這一精神，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1958年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嵖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併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平心而論，河南農村出現新的基層組織並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熱潮、地方和農村工業發展、登封縣農業大學的出現，都促使上下思考這個問題。激進的共產黨人致力找尋既能促進經濟躍進又能實現社會革命的全新社會組織形式，吳芝圃是省委里最熱心探討這個問題的人。他後來概括說：“由於工農業生產力的大躍進，農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決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把農村經濟引向繁榮，更加便利於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好條件”。

1958年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巿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把山查岈山衛星大社叫作“共產主義公社”。吳在會後抓緊部署，全省掀起並社熱潮，8月13日省委匯報已完成計畫的52.42%。新鄉地區的修武一縣一社，有農戶29,193戶。當時，地方大辦工業，興起土法製造滾珠軸承，全民以此為中心搞農具改革運動。商邱地區投入人員達100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鐺響”。種薯與土地深翻是另一個熱點，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吹噓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參觀山查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併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劉少奇曾經回憶，1958年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火車到鄭州，劉在車站與前來接送的吳芝圃談了十來分鐘，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吳的熱情很高，說大社都有了，只是還不叫公社。得到中央領導的理論點撥，吳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共產主義的大試驗。信陽地區小麥“高產衛星”正是向小社並大社熱潮奉獻的第一件禮物。5-6月，遂平、平輿的合作社都並成大社；7月中旬，並社在豫南地區迅速鋪開。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1958年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103億公斤（實際只有50億公斤）。接著，西峽縣先鋒社的6,494斤、西平縣和平社的7,320斤、躍進社的7,201斤、鄧縣歲營社6,541斤，“衛星”相繼見報。到秋季水稻收穫，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48,925斤、光山縣鋼鐵公社31,302斤、商城縣躍進公社30,009斤的“衛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裡供人參觀。

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餘億斤”。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不合實際的高估產導致秋季大豐收的“躍進計畫”，但更為嚴重的是，河南開始向農民高指針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豫南即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

獨入共產主義

吳芝圃為北戴河會議準備了最實際、最寶貴的素材。北戴河會議的第一天，嵖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就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併發到與會人士手中。1958年9月1日、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山查岈山公社簡章，這是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最早的章程。1958年是吳最行時的一年，他宣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四年實現共產主義。他在修武實驗，以縣為單位搞全民所有制，農村牲口飼養室點燈用油都需到縣裡去領。由於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煉鋼，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一線，公社辦起食堂、幼稚園，稱“家務勞動社會化”。人們在惶惑中憧憬著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吳芝圃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 9 月 27 日，劉少奇證實：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

大躍進深化反右

吳芝圃批潘復生的右傾，促使河南大躍進的到來；反過來，大躍進又加速了對右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巿、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一種是右派反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把潘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義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志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民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你說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它人區分開來，“潘復生同志不同於其它幾個省……，他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大二次會議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匯報了河南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吳進而準備了〈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稿，強烈要求清洗潘，同時把住院的潘拉到會上，讓光榮地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河南省常委批鬥。八大二次會議還未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復生職務。會後，吳從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鬥。

吳芝圃在“放衛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復生、楊、王廷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斗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掀起批鬥潘、楊、王的民眾運動，省報發表批鬥“潘、楊、王”的訊息，寫了社論。結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洛陽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經失常。當時趙文甫書記總結說，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

通過7-9月在經濟、政治上的苦鬥，吳芝圃已取得矚目的進展，《河南日報》1958年10月19日發表吳的署名文章〈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吳回顧了河南躍進的歷程，批判右傾份子的“生產悲觀論”，認為河南人抓住這個對立面，通過四大，“興無滅資，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紅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幹，徹底粉碎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謬論”。他吹噓令人瞠目的成績，剖析躍進的發生機理。在生造的思辯氣氛下，大躍進的觀念被吳芝圃升華到思想領域，他庸俗地認為，精神的解放轉化為經濟的躍進；而以高指針、高速度標誌的經濟大躍進實踐和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與躍進。吳芝圃提出：“只要有決心，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勝天’的地步”。他從理論上詮釋了風行一時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用偽哲學、偽科學為浮誇風正名。文末，他歡呼“哲學躍進的鐘聲響了，行將見哲學的花朵開遍大地”。河南果然掀起農民學哲學的高潮，同時，基本實現“無文盲省”，全省興辦紅專學校3.5萬所，“已有”高等學校71所。

12月下旬，吳主持省黨代會，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運動與大躍進，並作出《關於潘復生、楊、王廷棟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1959年8-9月，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後，吳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會，再次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幹部右傾，把反“潘、楊、王”鬥爭推到頂點，繼續打下去一批幹部，從而浮誇也走到極端。1959年麥收前，吳用半個月跑了32個縣，一路叫下面虛報產量；回到鄭州發表長篇講話，確定夏征任務，結果許多地方糧庫透底。吳在1961年1月的檢討中承認：“不但沒有接受1959年的教訓把浮誇風壓下去，而且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以後，浮誇風又變本加厲了。”當時，吳把荒年吹成豐年，估產糧食200億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產、生活，以及糧食徵購和基本建設，維持躍進假象。

伴隨1958年反右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綱過長江”、“一年實現四無”、“一年綠化全省”和一個月全省公社化之外，還有全民大辦鋼鐵。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會議再次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河南第十次全會，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研討高速度發展鋼鐵，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畫”，實現翻番。9月12日，省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10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餘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炒鋼法。頓時，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基地，參觀者人山人海。到11月，毛澤東在鄭州會議前夕問新鄉地區有多少人參加煉鋼，答曰120萬（其中40%是女人），占總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煉鋼，毛不無嘲弄地問有多少是鐵，有多少是鐵渣。新鄉只是一個典型，安陽、洛陽、許昌、南陽、信陽等地，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里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伐……而吳芝圃的功勞簿每加記一筆，河南農民就向更深的苦難邁近一步。

共產風到大饑荒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颳起了一場中共稱為的“共產風”。省委的報告坦陳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山查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場、萬豬場、萬雞山，集全社各村莊的人員、樹木、磚瓦，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牽去192頭牛、趕走89頭豬和2,700隻雞，即大功告成。主管工業的薄一波將之概括成“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則向毛報告，1958年冬天，從百姓手中收取的財物折款達30億元，而首當其衝的河南會是多少呢？即便是每個農民10元，就會是四億多；計算人工，僅是新鄉地區120萬人煉鐵百日，就將耗去1.2億個工日；三年勞而無功的水利建設消耗的也許是數十億個工日。1959年初毛在鄭州會議上承認與農民關係“有點緊張”，並向河南四個地委負責人承認，河南的窮富拉平是掠奪、是搶劫。1958年全省生產、積累、稅收占70%，農民只分30%，豬羊雞鴨歸公社，大?、蘿蔔、白菜也歸公社。吳在1961年1月檢查，說省委提倡刮共產風，“如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共產風以空前的規模集中了生產資料，而且進一步剝奪、集中了農民手中僅存的生活資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誤以為進入了烏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農民的口糧，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使接踵而至的糧食危機給予河南毀滅性打擊。

農村的風颳到城裡，城巿也紛紛建立公社、大興基建、大辦工業。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億元（是年財政收入僅14.16億元），吳芝圃統計：“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擴建各種廠礦三十七萬八千多個。”該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職工129萬人，職工總數超過1957年一倍多。城巿經濟急劇膨脹，比例嚴重失調，加劇了糧食緊張。城巿的共產風也將巿民的私人房產收歸國有。

從反右傾鬥爭不斷深化來看，可以想見吳芝圃一直面對著阻力。1958年，因為與農民的關係緊張，一些地方幹部與民眾有意見，省委幹部也有微詞。一次會上，吳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計畫，同僚和者甚寡，僅毛澤東冷清清地鼓掌。但在不久之後的兩次鄭州會議上，毛一度態度變化，希望調整和農民的關係。吳芝圃不識時務，仍津津樂道於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料，多次讚賞他的毛澤東也不滿起來，毛在鄭州會議上對吳與王任重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會後，一行路經遂平、信陽到武漢，毛居然說：“你們當左派，我右傾。”在武昌會議上，毛繼續發揮：“水利任務，今冬明春全國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毛甚至要求整頓公社四個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個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餘的都跑了。我也會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託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就不會垮？”但吳芝圃顯然無法理解毛的縱橫捭闔，他跟不上領袖的變化節奏。

吳芝圃陪同毛澤東視察河南農村

1959年4月，河南討論中共中央“縮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方針，對1959年計畫指針進行調整，鋼由80萬噸調為22萬噸，生鐵由150萬噸調為80萬噸，糧食由500億公斤調整為325億公斤，基建投資由18.6億元調整為13.6億元。可是調整後的指針依然高不可攀，結果年終落實產量，鋼只有5.14萬噸，生鐵69萬噸，糧食只有97億公斤。基建投資竟然仍按原計畫，強行完成18億。但是吳芝圃並不正視1959年的實情，在12月中下旬的計畫會議上，要求1960年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持續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1959年增長55.7%，糧食270億公斤，鋼鐵達到150萬噸。持續幾年的左傾蠻幹，河南工農業、城鄉供需關係、財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趨緊張，農村問題已非常嚴重。可是，吳芝圃仍然要維護大躍進這色彩斑爛的氣球。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至頂點。

為挽救生產，地方幹部和民眾在1959年嘗試“包產到戶”，甚至得到耿起昌、王慧智這些地委書記支持。秋後的反右傾沉重打擊這些苗頭，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典型，將包產視為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9-1960年河南連續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造成的災禍終於徹底敗露。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1960年農業產值再下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畫餅不能充飢，河南城鄉民眾陷入飢餓中。由於高指針、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幾無餬口存糧。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後來統計，全省牲口死亡74萬頭）。信陽地委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深知這些情況的吳芝圃，竟對中央謊稱只有5%的民眾生活安排不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甚至高徵購不退，仍維持徵購72.58億斤。按官方統計數字，當時農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糧。實際上，由於大辦地方工、副業，大辦公共食堂，飼養場集中飼料，高產密植消耗大量種子，導致所剩口糧不多，也不在農民個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斷糧。吳芝圃在1962年1月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民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沒有檢討他當時居然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與此同時，吳也迫使幹部講假話，對講真話的人施予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份子、“階級異己份子”關押起來。

嚴峻的局面已經出現，但1960年《河南日報》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仍堅持全面躍進；兩次鄭州會議上已對高指針有所異議，譚震林與吳芝圃還繼續搞畝產雙千斤試驗；信陽地區正在餓死人，但在毛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卻隱瞞不報。這年2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慌張地告訴吳芝圃發生死人問題，吳卻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乾。4月15日，吳芝圃榮耀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芬蘭共產黨黨代會。幹部民眾反對路憲文，吳不主張處分他，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死人的事不斷擴大，密縣、黃泛區、鄲城、永城、虞城等縣因饑荒、疾病相繼出現死人事件。農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湯，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飯充飢，有人連鍋也沒有，早被砸了煉鋼；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那些極左的鄉村幹部抓起來批鬥、吊打，被說成是壞份子、是地富反壞。信陽地區打人成風，向農民、幹部逼糧，全區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據凱恩（Penny Kane）統計，1952-1957年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只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飢，城巿民眾也以代食品——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省政府10月發出調整城鄉口糧的規定，並急忙向四川調糧，但糧食大省四川這時也已無糧可調，遂向東北、廣東借糧。但整個1960年，河南僅僅調入9,200萬斤毛糧，人均不到兩斤。種種努力已來不及遏止饑饉的蔓延，浮腫病大量發生，因飢餓病死的人數迅速增加。共產風與浮誇風摧毀了農業生產力，1960年糧食產量跌至177.38億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億斤。經過幾年的調整、恢復，直至1965年，河南糧食產量才回升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吳芝圃的浮誇、大躍進的徹底失敗，使河南人民則付出了生命的慘重代價。

人物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第1書記，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對1959年“信陽事件” 承認有領導責任。1967年在廣州逝世。時年61歲。

在1979年被平反。中國政府為他定性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存在大量證據表明，吳對河南省大躍進運動以及其中出現的大量人口（官方數據150萬，特別“信陽事件”就死亡大概120萬）非正常死亡負有直接責任，例如見徐明寫的《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及其他。

吳芝圃任河南書記期間對河南造成重大傷害，負有直接領導責任，致使河南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教育方面，將重點大學河南大學部分科系拆分外省，對河南教育造成的創傷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