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關於名稱及其所指客觀實在的關係的理論。“名”指名稱、概念、範疇；“實”指事實、事物、實在。“名”與“實”這對知識論的範疇，出現於春秋末年。而關於名實之辨，則盛於戰國時期，為百家爭鳴的主要問題之一。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過去的一套等級名分制度受到嚴重衝擊，名實之間出現極端混亂的現象。這正如荀子指出：“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荀子·正名》）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名實亂”，主要表現為名存實變，或者名存實亡。例如魯國的季氏名為大夫，實際上卻用天子之禮，“八佾舞於庭”。周天子的名義還在，但天子之實已不復存在等，這就出現了孔子所說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名實混亂情況。出現了理論上的名實之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名實論
- 定義：儒家關於名稱及其所指客觀實在的關係的理論
正名,制名以指實,深察名號,綜核名實,
正名
中國古代知識論問題上名實關係的討論發端於孔子。他針對當時名實相失的情況，明確指出“名失則愆”（《左傳·哀公十六年》），認為“名”失實，會造成政令上的差錯。因此，為使名實相符，他提出正名，並把它作為“為政”的第一要務。當子路問他：“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回答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當齊景公向他問政時，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這都明顯地表現出他主張用已經變化了的“實”去遷就和適應那個不變的“名”，即以“名”正“實”，以“實”就“名”。孔子“正名”主張的提出，不是立足於知識論的角度，但究其實質畢竟包括有知識論的意義在內。
制名以指實
荀子集先秦諸子名實論之大成，明確提出制名以指實，“名聞而實喻”（《荀子·正名》）的思想。為正確說明名實關係，荀子首先批評了名家、墨家在名實問題上出現的某些錯誤，即“三惑”：①“惑於用名以亂名”。如宋鈃所謂的“見侮不辱”，後期墨家主張的“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等都屬於這種錯誤。這種錯誤的實質是把指謂同一“實”的兩個“名”（如侮、辱）看成是兩個毫無關係的概念，或者割裂兩個有從屬關係的概念（如盜從屬於人）之間的聯繫。②“惑於用實以亂名”。如惠施所謂的“山淵平”，墨家所謂的“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等。這種錯誤的實質是以個別的“實”去否定作為普通現象反映的“名”。③“惑於用名以亂實”。如所謂的“白馬非馬”等。這種錯誤的實質是用兼名否定“實”的單獨存在。在此基礎上，荀子提出“所緣以同異”，“約定俗成”的名實觀。他說：“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上）在對事物的感性認識基礎上，再加以心之“征知”，便可以分辨出事物的同異。根據事物的同異，“然後隨而命之”。因此，在名實關係問題上，荀子不僅強調“名聞而實喻”，還要做到“名定而實辨”，從而提出一套制定名的要領和方法，謂之曰“制名樞要”：①“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名是反映實的，因此制定名必須依據實。客觀事物有同有異，人們認識了事物的同和異，就要根據事物的同異“分別制名以指實”。相同的事物，其名也同；不同的事物，其名也異，做到“同實者莫不同名”，“異實者莫不異名”。②“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是單名，兼是兼名，如牛、牛馬。單名通常是普通概念，兼名則是集合概念。某些事物如果用單名能表達明白就用單名；如果用單名不足以表達明白就用兼名。③“遍舉”用“共名”，“偏舉”用“別名”。荀子曾把名分為共名和別名。共名是反映一類事物全部的概念，別名是反映一類中部分事物的概念。荀子指出，如果要遍舉一整類事物如所有的馬，就一定用“馬”這個共名；要偏舉馬中的一部分，比如只舉白色的馬，就要用“白馬”這個別名。④“約定俗成”和“經易不拂”。荀子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一個名並非在它一產生出來就是有意義的、合宜的。只有在人們交往的過程中，約定俗成了的名，才能有確定的意義，才是合宜的，因此才能稱為實名和宜名。荀子又指出，一個好的名應該具備好說、易懂，不會發生歧義，不被人誤解等條件，也就是“經易而不拂”。具備了這些條件的名就是善名。⑤“稽實定數”。荀子說：“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同狀而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荀子·正名》）“稽實定數”是制定數量之名的要領。荀子認為，要從空間（即“所”）和時間（即“化”）和事物的性質、現象（狀）等各方面去分析事物實體數量。因為，客觀事物是複雜的，有“同狀而異所者”，例如兩頭牛，形狀相同而立於不同的地方；有“異狀而同所者”，如一個人從幼年到老年，體貌發生很大變化，卻占有同一個空間。“同狀而異所者”雖可共用一名，卻應“謂之二實”（如兩頭牛）；“異狀而同所者”，雖有變化卻在空間上無別，故仍應“謂之一實”（如一個人）。荀子不僅系統地總結了名實關係上制名的要領和方法，而且強調名稱、概念要適應變化的實際，提出“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同上）的思想。這就比較客觀而全面地總結了先秦時期有關名實問題的爭論，並且系統地建立了儒家的名實思想。
深察名號
秦漢以降，中國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名實相失、名實悖謬不再是普遍的嚴重的社會現象。因此，在秦漢以後，一些儒學思想家雖也曾談及名實關係問題，且不乏深刻見解，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上看，這一討論漸趨冷落。不過先秦名實之辨的餘音還留存很久。西漢時期董仲舒的“深察名號”，漢末和魏晉的“綜核名實”，都可以看做先秦時期名實之辨的反響。
董仲舒認為：“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董仲舒看來，“深察名號”是治天下的根本。而“名號”則是“天意”的體現。“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名則聖人所發天意”（同上）。“名號”既來自“天意”，它也就是人們認識和行為的準繩。在此基礎上，董仲舒也認為名實必須統一：“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也。”（同上）但是，從名實關係上講，董仲舒完全顛倒了二者的關係：“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同上），把名號作為了第一性的東西。
綜核名實
漢末和魏晉時，在選賢任能上曾把操行和才能作為衡量、評價人物的標準。但是，由於選舉往往操於豪權之手，其結果卻出現了王符所指出的“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潛夫論·考績》）的情況。對這種“名不準實，賈不本物”（《抱朴子·名實》）的名實不符、相乖的情況，當時的許多思想家都是極不滿意，要求從名實是否一致方面來評價、衡量人的價值，從而提出“綜核名實”的主張。王符曾指出，“綜核名實”是太平之基。他說：“有號則必稱於典，名理者必效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潛夫論·考績》）其中所說的“典”有主管的意思，而“號”則是指職位。這是說職位必須與其主管的事相稱，名稱則應在實際上有它相應的效果。徐幹針對“惑世盜名”的“大亂之道”，強調指出：“貴名乃所以貴實也。”他說：“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中論·考偽》）劉廙在《政論》一文中，也主張實與名必須相應，名和實必須相當。他說：“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徐幹和劉虞在名實問題上雖然從孔子的正名論出發，但卻是與孔子的原意相反，不是以“名”為第一位的，而是以“實”為第一位的。這就堅持了從“名”從“實”的觀點出發，批判了政治人事上名實不符的情況。但是，從總體上看，董仲舒的“深察名號”，漢末魏晉的“綜核名實”，主要是講名號與行為的關係，屬於對人的操行和才能的道德評價問題，已不再是先秦時期名實之辨中討論的概念與對象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