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司馬光日記
- 包括：包括《日錄》三卷
- 目的：為編寫《資治通鑑後記》
- 類型：編年史
概述,內容,手錄,內容,
概述
司馬光的《日記》，有《日錄》、《手錄》、《實錄》等異稱，是司馬光為編寫《資治通鑑後記》神宗朝而用的編年史。由於各人所得資料不同，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本子，目前可以考見的有四種：溫公《日記》一卷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卷七著錄，所記只是一些散頁；溫公《日錄》三卷本，《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三至一?五收錄，共三卷十九頁，記熙寧二年八月至三年十月事，中缺熙寧三年正月、二月記事，三月僅收一條；溫公《日曆稿》二卷本，吳澄《吳文正集》卷五九著錄，所記恰為溫公《日錄》三卷本所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所引《日記》，卷數不詳，所載時間跨度大，其中太祖、太宗、真宗四條，仁宗十一條、英宗二條、神宗熙寧三年四月至十一月三十二條、熙寧三年十一月至五年七月十五條。今人李裕民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增廣司馬溫公全集》校注，佚文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朝事實類苑》、《名臣言行錄》等書所引輯錄，總名為《司馬光日記校注》，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94年5月出版。
內容
司馬光《日記》包括《日錄》三卷、《手錄》五卷（其中三卷僅存目錄》及《日記佚文》、《瑣語》四種。其中《日錄》和《手錄》收錄在日本藏《增廣司馬溫公全集》中。這本《司馬溫公全集》，據李裕民考證，當為紹興年間的刻本，於南宋、元間流入日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產物。集中所收《日錄》和《手錄》大概是朝奉部、邛州司錄事黃革從其他途徑訪問而“增舊補遺”的，但確是司馬光逐日記錄，決非他人偽作。下面分別介紹《日錄》和《手錄》的內容及價值。《日錄》的內容相當豐富，包含有下列幾類：
（一）詔旨、御批、上諭
等，約二十餘條。如第一條：“熙寧二年八乙未，詔成德軍等二十三處，今後更不推思，太原府等九處，任滿取旨。先是，徹除知州者，皆先遷一官，議者以為濫，故改之。”第十六條：“以蘇採為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故事三司副使出皆為待制、采始用乙未詔書故也。”說明王安石曾採取措施扭轉遷官過濫狀況，並在二十天內即付諸實施。第八四條載查辦偽造詔旨印賣之事，這大概是史無前例的。此外，還有舉官、執法、救濟、水利等。
（二）官僚差除
新法派呂惠卿、曾布等人連連晉升，甚至同一天授四敕二告身（見第二?九條）。又載王安石以制置三司條例為變法機構，引入贊成新法的少壯派，又隨時派至重要部門，以分兵把口，掌握實權。在條例司被近解散後，立即任命呂惠卿判司農寺，將此寺變為執行常平新法的機構（見第一二五條）；同時，不斷保持異議者擠出政府的要害部門。人事的變化與新法的不斷深化密切相關。
（三）科舉制度
詳細記載國子監、開封府的各種試題、中試人數、前幾名姓名。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位考生因筆試時犯了濮王（英宗之父）諱被黜，居然“揚揚而出，無一言祈請，亦無憂色”（第一?四條）。這種藐視避諱和功名的舉動，實屬罕見。還有的考生“直詆時病，無所回忌”（第一?五條），並沒有受到迫害，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思想活躍，環境也相對寬鬆。
（四）經濟方面
如有關解鹽（今運城鹽池）的記載有熙寧二年十一月“侯叔獻藝於解鹽內支十五萬貫、散界青苗錢”（第九六條），十二月丁卯“有旨解鹽司今後每年拔錢十萬貫封椿準備支使”（第八九條）。也有興修水利，治理黃河、汴河的記載，如第一三條、二?條、四七條、七四條等。第一二二條記登州買金場事，是了解金礦開採及冶煉的重要資料。
（六）宗教方面
第一七條記宋神宗幸寺、觀宴請。第四四條記賜泗州僧伽塔利錢千緡。第四三條記杭州匠師楊琰修建開寶寺感孝塔。楊是喻皓以後著名工匠。第一?三條記及君好佛。
其他
其他內容尚多。總之，《日錄》所記熙寧二年八月至次年三月事共一百零五條，為《續資治通鑑長編》所無，價值最高。熙寧三年四月至十月共一百二十五條，《長編》雖存，但取捨不同，其價值也不容忽視。即便是《長編》中已有的條目，內容也不盡相同。
手錄
《手錄》之名未見諸家記載，《司馬溫公全集》中收錄五卷，今存前二卷，共十三篇，約八千字。《續資治通鑑長編》引三篇，作司馬光《日記》、《三朝名臣言行錄》引五篇，作溫公《日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一篇作司馬文正公《日錄》，可見《手當》原是《日記》的一部分。
《手錄》與《日錄》的寫法不同，它大多是君臣談話記錄，記述事情過程甚詳，不依時間為序。《日錄》是簡明的編年史，基本上不記具體過程。而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既為編年編，記事也詳；《日錄》為編《資治通鑑後記》而作，體例理應一致。也就是說，《日記》應含有《手錄》的內容。為什麼到《司馬溫公全集》中會一分為二呢？這有幾種可能：其一，司馬光一開始就將過程複雜的事情另紙記錄，分成《手錄》和《日錄》兩類；其二，司馬光起初按日記錄，而後分為兩類；其三，司馬光本未分類，是黃革或蘇軾表侄等人作整理時分的類。至於哪種可能性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尚難斷言。
內容
《手錄》十三篇，按內容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記司馬光與宋神宗的談話，有八篇，即第一至第七篇及第十三篇。其中第十三篇作於熙寧元年八月，第二、四、五作於熙寧二年十月、十一月，其餘四篇作於熙寧三年四月至九月。這部分是《手錄》的精華，很可能是現存最早的君臣談話原始記錄匯集。當時，司馬光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為神宗在邇英閣講授《資治通鑑》。他利用講課的機會，宣傳自己的治國方針，課後，神宗經常徵詢他對新法的意見，以及對各高級官員的看法，或者請他推薦諫言。他們之間的談話十分坦率、誠懇，簡直像朋友一樣。第四、十三篇比較特殊，分別記錄了司馬光與呂惠卿、王安石去神宗前的辯論經過。呂年輕、才高、善辯，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助手。司馬光認為他“用心不正”，“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並指為奸邪”。
第二類記蘇軾策試進士，即第八、九兩篇。時間為熙寧三年四月。第八篇的記述值得重視。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力排眾議，極力主張皇帝“獨斷”，實質上是要神宗拋棄以往相對民主的傳統。蘇軾反對王安石的主張，在策問進士時出題“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事同而功異何也？”王安石大怒，便查找蘇軾過失，將他排擠出朝廷。這種做法對北宋晚期的政局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類記反新法派要求廢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共三篇，即第一?、一一、一二篇。該司是王安石去熙寧二年二月設定的，其任務是搜羅變法派人物，制訂新法，隨時派至重要政府機關任職。三司條例司實際上侵奪了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司馬光、張戩、程顥、陳襄等提出各種理由，要求罷廢該司；後來，王安石摯友呂公著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使王安石處於孤立地位。神宗為了減少變法的壓力，不得已於熙寧三年五月宣布罷制置三司例歸中書。而此時，王安石又改司農寺為新法的主要機構，繼續變法。要了解新法，必須考察這兩個機構的組成、任務、人員變化、罷廢經過。而這三篇提供了這方面十分珍貴的原始材料。
此外，《手錄》的另外三卷，內容雖佚，目錄尚存，共收三十篇，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收錄的範圍較寬，其中有《丁謂錄》，可見此錄也收仁宗朝之事。（二）編次不以時間為序，而是比較隨便。（三）《續資治通鑑》和《長編紀事本末》中有些本字，從內容和行文風格分析，很可能就是這些《手錄》的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