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引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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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書考》引《史通》文字，據浦起龍《史通通釋》，原文照錄，匯為一編，不憚繁富，唯便省覽。以《隋書·經籍志》為綱，將其所引典籍三百四十五種，別之以經史子集四部，據《隋志》著錄歸於某部某類，亦有不從《隋志》而改置部類者。

自序

《史通》，論書之書者也；《史通引書考》，考其所論之書者也。劉子玄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甫十二已粗舉《左氏》大義，次又讀《史》、《漢》、《三國》，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年十有七，乙部書籍窺覽略周；後又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因與時俗齟齬難合，退而私撰《史通》。

故其書能以合御分，以約持博，尋繁領雜，明統知類。全書論及典籍三百四十五種，洋洋十萬言，不過歸於書法義例，惑經而又申左，《春秋》家之孽子，偏能得屬辭比事之真義也。

餘十七歲時，僻居鄉野，無書可讀，雖頗喜詩歌美術，時有塗鴉，於經典則一概懵然無知，更無論《史通》為何書矣。壬午年余至汴梁，從師於齊文榜先生，習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始得浸淫於文史之中。乙酉年又負笈京師，廁身於劉躍進先生之門，先生治文學，而特重編年、地理、職官，藉史以求文，故於及門之初即示予以史學門徑，勸予觀劉子玄《史通》，因其與劉彥和《文心雕龍》可謂連璧也。

初讀《史通》，賞其踔厲駿發飛揚跋扈之美，待擬定以之作博士論文，再三讀之，方見其斤斤於書法義例之辨，疑古者實崇古，惑經者亦佞經也。余向畏經史之學，視之若夢夢，治《史通》唯能以校讎入，於其大義甚覺茫昧，故決意自考其引書始，舍道而玩器，棄圓而逐方，欲以文獻考訂斂穎藏拙也。

考《史通》之引書，昉於明代焦竑，《焦氏筆乘》臚列《史通》所載書目一百四十八種，其後類書說部鈔撮《史通》書目者接踵繼武，大多闕漏疏舛，矜炫博識，無關學術。近百年來，舊經學亡而新史學興，侮聖非經之劉子玄轉成疑古考史之先驅，《史通》研究霞蔚雲蒸，考其引書者即有王紹曾、王春南、張三夕、吳榮政數家。王紹曾三十年代撰《史通引書考初稿》，考唐前史籍之沿革得失，冀補《隋》、《唐》二志之闕，揣義征辭，旁考遠究，於《史通》引書之版本異同、卷帙增減、撰者訛奪、載籍存佚頗多傾心，有采輯補綴之功，惜其所考者僅《六家》篇四十餘種也。

八十年代中葉，王春南據南京圖書館抄本，考出《史通》引書三百七十六種，存者一百一十二種，佚者二百六十四種，其中佚而有輯者一百二十九種，逐條考證，成二十餘萬字，惜未見剞劂行世也。庶幾同時，張三夕撰《史通引用文獻考證》，或簡記史志目錄，或考證文獻流傳，或評騭子玄得失，或析論後人評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批郤導窾，尋蹊窺奧，能得其犖犖大者，惜其所考僅限於先秦典籍五十餘種也。後吳榮政撰文糾焦竑之謬，統計《史通》引書凡三百四十種，惜其跬步即止而未能致遠入深也。

考《史通》之引書，與考《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水經注》、《文選注》之引書不盡同。此數種古注非徒執於章句訓詁，但凡能補闕備異者皆旁搜博採，裴松之所謂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是也，故諸書多存佚籍原文，為文獻家輯佚之淵藪。《史通》以評論為主，極少徵引典籍原文，即便徵引亦多斷章取義、輕改字句，然於典籍之得失則時出己見，或褒或貶，言之有據，反有《三國志注》諸書所不及者。故考《史通》引書，於考其所論之書外，又須論其所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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