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一、中國出版家,簡介,主要經歷,北京文革“護駕”民警,認識經歷,“救駕”事例,李玉琴鬧病房求救,未見到溥儀最後一面,照顧溥儀遺孀李淑賢,
一、中國出版家
簡介
史育才(1914～ )，中國出版家。原名史景武。1914年10月24日生於直隸(今河北)阜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華北新華日報社發行部主任、華北新華書店經理。建國後，歷任新華書記總店副總經理、經理，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對外聯絡司司長，北京印刷技術研究所所長，中國印刷技術協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文化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印刷工業出版社社長。
主要經歷
30年代就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阜城縣工委書記、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長。1939年入中共冀南區黨委黨校學習，1942年入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曾任《新華日報》(華北版)交通科長，華北新華書店發行部長、副經理、經理，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嚴酷環境下，他組織民辦公助的“文化合作社”發行網，堅持圖書發行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委員、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發行部長、新華書店總店副經理、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所長、新華書店總店經理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對外聯絡司司長等。在任新華書店總店副經理期間，將期刊發行工作交郵電部承擔，又實現了報刊郵發合一的發行體制。1973年任北京印刷技術研究所所長。
北京文革“護駕”民警
史育才與晚年李淑賢合影認識經歷
1965年初，溥儀因為尿血嚴重住進了人民醫院，接著，溥儀膀胱內的兩個瘤子被確診為惡性腫瘤，在周恩來總理指示下，溥儀被轉到協和醫院高幹病房治療。出院做放療期間，“文革”鬧起來了，紅衛兵小將們日夜鬧著要揪斗溥儀，每次，李淑賢都讓溥儀叫史育才來“救駕”。當時史育才已經擔任福綏境派出所副所長職務。
“救駕”事例
史育才忙亂到中午才趕回派出所，溥儀還等在後院的葡萄架下，史育才趕快讓民警給溥儀弄了些飯吃，心裡琢磨著怎么保護溥儀。史育才心裡沒底，上面明確要保護統戰人物，但眼下局勢已經失控了，沒有尚方寶劍不行。於是，他拿起電話請示公安分局，分局領導被揪斗靠邊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請示，市公安局讓他請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讓他再次請示市公安局。無奈，他斗膽把電話打到了周總理辦公室。他對接電話的同志說：“我記得毛主席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接電話的同志說：“好像是說過這樣的話。”史育才說：“憑你這句話，我們就保溥儀。”對方說：“好，好。”
第二天晚上，史育才就接到溥儀的電話：“史所長，我家裡來了一些紅衛兵客人……”
“我們是來清算溥儀的反動罪行的。”紅衛兵代表答。
史育才說：“他的罪行是過去的，現在他已經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人把皇帝改造好了。這就是他改好的證據1紅衛兵們只好對溥儀一陣聲討後撤走了。李淑賢和溥儀千恩萬謝地把史育才送出家門。這以後，又發生了多次類似“驚駕”事件，都被史育才解了圍。溥儀對史育才感恩戴德，開口閉口稱他“救命恩人”。
李玉琴鬧病房求救
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接到溥儀打來的電話說，“福貴人”李玉琴要從長春來找他出示證明她在偽宮內被壓迫身份的書面材料，請史育才來給自己出主意怎么應付李玉琴。史育才對溥儀說：“您別怕，她來找你要通過當地派出所，到時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電話給我，我會派人來的。”12月23日，溥儀因尿毒症第六次住進了協和醫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協和醫院見到溥儀，李淑賢忙給史育才打電話，沒想到，史育才已被下放偏遠郊區“辦學習班”了。
未見到溥儀最後一面
9月，溥儀感到來日無多，他想見史育才，希望在他身後史育才能繼續保護在京無親無故的李淑賢。李淑賢兩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沒找到他，派出所的人問她找史育才什麼事，李淑賢實話實說：“溥儀先生想他了，能不能讓史所長去醫院看看他？”回答說史育才被“辦學習班”了。
照顧溥儀遺孀李淑賢
史育才沒有馬上和李淑賢聯繫，他想，李淑賢的境況轉好，自己也無需給她提供什麼幫助了。沒想到，幾天后，李淑賢就把電話打到了史育才的辦公室。史育才雖然是院長了，可李淑賢依舊稱他史所長：“史所長，您可是好人！這些年您還好吧？我現在老了，身體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賢非常高興又和史育才聯繫上。
史育才與妻子去看望李淑賢。李淑賢的確像她自己說的那樣老了，老得讓史育才快認不出來了。李淑賢的境況並不像史育才想像得那樣好，她當時正因《我的前半生》一書的著作權歸屬之事打官司，她與溥儀家族的關係也處得不盡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記憶中那個美麗的李淑賢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老太太了。
李淑賢依舊信任史育才，不管是史育才夫妻去看她，還是她在電話里和史育才敘舊，她都不加掩飾，她訴說溥儀去世後她的孤獨，對看不慣的東西直言不諱，感慨萬千。李淑賢說，溥儀死後，雖然沒人再登門去找她的麻煩，但是她的生活有些拮据，周恩來總理指示，每月給她補助60元，加上她的工資，生活水平比起北京市民來好了許多。讓她感到煩惱的是，總有一些關於她的閒話傳來傳去，很是影響她的情緒。
自從和史育才又聯繫上後，李淑賢每年都給史育才寄一張賀年卡，感謝史育才對她的關懷。
1995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賢，發現她的居室西曬，就問她為什麼不安裝上遮陽桑她苦笑著說：“我一個孤老婆子，找誰安裝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帶著自己的兒子給李淑賢的三個西向的窗戶都安裝上了遮陽桑對這件事，李淑賢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給史育才寫信說：“今年夏天我不怕曬了，三個房間安上了帘子，太陽進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熱得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遠難忘的，您對我的幫助雖然不是一件大事，當今像您這樣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錦上添花，雪裡送炭的人很少，28年來我深深體會到，做人實在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