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英文名為《The Art of War》,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書之一(另外兩部是:《
戰爭論 》(
克勞塞維茨 ) ,《
五輪書 》(
宮本武藏 ) )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
孫武 (字長卿)。今存13篇:
《始計篇》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並制訂作戰計畫。這是全書的綱領。
《作戰篇》主要是廟算後的戰爭動員。
《謀攻篇》是以智謀攻城,即不專用武力,而是採用各種手段使守敵投降。
《軍形篇》、《兵勢篇》講決定戰爭勝負的兩種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觀、穩定、易見等性質的因素,如戰鬥力的強弱、戰爭的物質準備;“勢”指主觀、易變、帶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氣的勇怯。
《虛實篇》講的是如何通過分散集結、包圍迂迴,造成預定會戰地點上的我強敵劣,最後以多勝少。
《九變篇》講的是將軍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戰略戰術。
《行軍篇》講的是如何在行軍中宿營和觀察敵情。
《地形篇》講的是六種不同的作戰地形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九地篇》講的是依“主客”形勢和深入敵方的程度等劃分的九種作戰環境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火攻篇》講的是以火助攻。
《用間篇》講的是五種間諜的配合使用。
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兵書,也是《孫子兵法》後“孫子學派”的又一力作。《孫臏兵法》古稱《齊孫子》,作者為孫臏,傳說他是孫武的後代,在戰國時期生於齊國阿、鄄之間(今山東陽穀、
鄄城 一帶),曾和
龐涓 一塊兒學習兵法。1972年,
臨沂銀雀山漢墓 竹簡出土,這部古兵法始重見天日。但由於年代久遠,竹簡殘缺不全,損壞嚴重。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考證,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出版了簡本《孫臏兵法》,共收竹簡364枚,分上、下編,各十五篇。對於這批簡文,學術界一般認為,上篇當屬原著無疑,系在孫臏著述和言論的基礎上經弟子輯錄、整理而成;下篇內容雖與上篇內容相類,但也存在著編撰體例上的不同,是否為孫臏及其弟子所著尚無充分的證據。1985年,
文物出版社 出版的《
銀雀山漢墓竹簡 (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系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
龐涓 、
見威王 、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
八陣 、地葆、勢備、兵情、
行篡 、殺士、
延氣 、官一、五教法、強兵。
《孫臏兵法》 吳子 戰國時期,衛國吳起所著。魏國文侯,魏國武侯輯錄,《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48篇,已佚,今本《吳子》六篇(《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系後人所託。其主要謀略思想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他一方面強調,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才能對外用兵,提出國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強調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
吳起繼承了
孫武 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在《料敵》篇中強調了了解和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並且具體指出了處於6種情況的國家,不可輕易與其作戰。他懂得戰爭是千變萬化的,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採取應變的措施。在《應變》篇具體論述了在
倉卒 間遭遇強敵、敵眾我寡、敵拒險堅守、敵斷我後路、四面受敵及敵突然進犯等情況下的應急戰法和勝敵的策略。
《治兵》《論將》和《勵士》3篇主要闡述了他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軍隊的質量。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要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要有統一的號令;要有嚴明的賞罰。他重視將帥的作用,尤其是重視將帥的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重視士卒的訓練,提高實際作戰能力。強調賞功以勵士兵。
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
太公望 (即
呂尚 、
姜子牙 )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
司馬遷 《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
武經七書 》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
臨沂銀雀山漢墓 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
四庫全書 》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
劉寅 《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文韜——論治國用人的
韜略 ;武韜——講用兵的韜略;
龍韜 ——論軍事組織;
虎韜 ——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
豹韜 ——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尉繚子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意見 :《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
漢書 ·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
尉繚 》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
臨沂銀雀山漢墓 《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第二種意見: 《尉繚子》的作者名叫尉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第三種意見: 與第二種意見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
雜家 ”《尉繚》29篇。“雜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家。《
隋書 ·經籍志》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宋人將“雜家”《尉繚子》收入《
武經七書 》,歸入兵家。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家之書。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制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經七書》本最早。《漢書·藝文志》
雜家 收錄了《尉繚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書治要》中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有和《尉繚子》相符的
竹簡書 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流傳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常和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後人增加的內容。
《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觀點,這也許是被納入雜家的主要原因。後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研究。
今本《尉繚子》共分五卷 卷一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略”
“攻權”
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卷二
“守議”
“十二陵”
“武議”
“將理”
“原官”
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卷三
“治本”
“戰權”
“重刑令”
“伍制令”
“分塞令”
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獎懲制度
卷四
“束伍令”
“卒令”
“勒卒令”
“將令”
“踵軍令”
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誌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
卷五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
司馬法 《司馬法》是我國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司馬法》的作者:據相關資料記載,夏商周三代時期,有司馬一職,專掌國家軍政,《司馬法》便是由
夏商周 時期歷代
司馬 編纂而成。又據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馬法》,本
太公 者也。太公既沒,
齊人 得其遺法。至
桓公 霸天下,任
管仲 ,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姜太公是周朝的第一任司馬,故
夏 、
商 之後,
周朝 的《司馬法》便是由
姜太公 編纂的。
春秋時期齊國大司馬大將軍司馬穰苴亦纂有《司馬穰苴兵法》,其人本姓田,受封司馬大將軍,故稱司馬穰苴。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戰國時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兵法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法》 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
漢書·藝文志 》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
武經七書 》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 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迄至清代,姚際恆、龔自珍等人,疑為偽書。但對他們所質疑的問題,詳加考查,顯然根據不足。(參見蘭永蔚著《春秋時期的步兵·〈司馬法〉書考》中華書局出版)
《司馬法》流傳至今已兩千多年,亡佚很多,現僅殘存五篇。但就在這殘存的五篇中,也還記載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古代作戰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研究那個時期的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
賞罰 、
警戒 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太白陰經 全名《神機制敵太白陰經》 。中國古人認為太白星主殺伐,因此多用來比喻軍事,《太白陰經》的名稱由此而來。作者為
唐朝 的
李荃 。
《太白陰經》 李筌 ,身世不詳,唯《集仙傳》稱其仕至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10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此書分人謀、雜儀、戰具、預備、陣圖、祭文、捷書、藥方、雜占、遁甲、雜式等篇。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與一般兵書以權謀相尚者迥異。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為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可見其為時人所重。傳世版本主要有《墨海金壺》據影宋抄本、《守山閣叢書》據舊鈔殘本輯補,皆為10卷。
此書內容豐富,李荃在進書表中稱:“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囊括無遺,秋毫畢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後人非常重視
目錄
〔卷一〕〔人謀上〕
〈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人無勇怯〉〈主有道德〉〈國有富強〉〈賢有遇時〉〈將有智謀〉〈術有陰謀〉〈數有探心〉〈政有誅強〉
〔卷二〕〔人謀下〕
〈善師〉〈貴和〉〈廟勝〉〈沉謀〉〈子卒〉〈選士〉〈勵士〉〈刑賞〉〈地勢〉〈兵形〉〈作戰〉〈攻守〉〈行人〉〈監才〉
〔卷三〕〔雜儀〕
〈授鉞〉〈部署〉〈將軍〉〈陣將〉〈隊將〉〈馬將〉〈監人〉〈相馬〉〈誓眾軍令〉〈闕塞四夷〉
〔卷四〕〔戰具〕
〈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濟水具〉〈水戰具〉〈器械〉〈軍裝〉
〔卷五〕〔預備〕
〈築城〉〈鑿濠〉〈弩台〉〈烽燧台〉〈馬鋪土河〉〈游奕地聽〉〈報平安〉〈嚴警鼓角〉〈定鋪〉〈夜號更刻〉〈鄉導〉〈井泉〉〈迷途〉〈搜山燒草〉〈前茅後殿〉〈釁鼓〉〈屯田〉〈人糧馬料〉〈軍資〉〈宴設音樂〉
〔卷六〕〔陣圖〕
〈風后握奇壘〉〈風后握奇外壘〉〈太白營圖〉〈偃月營圖〉〈陰陽隊圖〉〈教旗〉〈草教圖〉〈教弩圖〉〈合而為一陣圖〉〈離而為八陣圖〉
〔卷七〕〔祭文、捷書、藥方〕
〈禡牙文〉〈禡馬文〉〈祭蚩尤文〉〈祭名山大川文〉〈祭風伯雨師文〉〈祭毗沙門天王文〉〈露布〉〈治人藥方〉〈治馬藥方〉
〔卷八〕〔雜占〕
〈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雲氣〉〈分野占〉〈風角〉〈五音占風〉〈鳥情占〉
〔卷九〕〔遁甲〕
〔卷十〕〔雜式〕
〈元女式〉〈察情勝敗〉〈主客向背〉〈推神煞門戶〉〈龜卜〉〈山岡營壘〉
虎鈐經 北宋吳郡(今蘇州市)人許洞所著,許洞是太子洗馬許仲容之子,科學家沈括的二舅。擅長武術,精於兵學,而且文才也很好。但一生未受重用。全書共有20卷120篇。
紀效新書 《紀效新書》是戚繼光在東南沿海平倭戰爭期間練兵和治軍經驗的總結。他在《自序)中說:“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為一卷,以海諸三軍俾習焉。顧苦於繕寫之難也,愛授粹人。客為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非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這段話說明了撰寫本書的目的、成書的時代、背境和主要內容、特點,以及書名的來歷和含意。但未言及具體成書年代。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二記載:“嘉靖三十九年,……春正月,創鴛鴦陣,著《紀效新書》。”說明《紀效新書》當寫成於戚繼光調任浙江抗倭的第六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紀效新書》 《紀效新書》原本十八卷,卷首一卷。具體篇目如下:卷首包括“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紀效或問”三篇。正文分:束伍篇第一、操令篇第二、陣令篇第三、諭兵篇第四、法禁篇第五、比較篇第六、行營篇第七、操練篇第八、出征篇第九、長兵篇第十、牌筅篇第十一、短兵篇第十二、射法篇第十三、拳經篇第十四、諸器篇第十五、旌旗篇第十六、守哨篇第十七、水兵篇第十八,共十八篇十八卷。
練兵實紀 《練兵實紀》 是
戚繼光 在薊鎮練兵時撰寫。此書正集9卷,附雜集6卷
。 它和《
紀效新書 》稱為戚氏
兵書 姐妹篇。 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條,具體篇目是:練伍法第一、練膽氣第二、練耳目第三、練手足第四、練營陣第五(場操)、練營陣第六(行營)、練營陣第七(野營)、練營陣第八(戰約)、練將第九。後附雜集六卷六篇: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鑑、登壇口授(李超、胡守仁輯)、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書前還冠有“凡例”即“分給教習次第”共十五條,記述了將、卒各自應學習的內容、標準,教材發放辦法,督促學習的措施等。
《練兵實紀》 《練兵實紀》內容廣泛,涉及兵員選拔、部伍編制、旗幟金鼓、武器裝備、將帥修養、軍禮軍法、車步騎兵的編成保結及其同訓練等建軍、訓練和作戰的各個方面。正文一至四卷側重單兵訓練;五至八卷和“雜集”的《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講營陣訓練;正文第九卷和“雜集”中的《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鑑》和《登壇口授》等篇記述了將帥的選拔培養、應具備的條件等。
《練兵實紀》寫於《紀效新書》之後,起筆於1568年,成橛?571年。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練兵的經驗,又結合北方練兵的實際,其練兵思想在《紀效新書》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練兵實紀》,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練兵紀實》。《明史·戚繼光傳》記作《練兵事實》,顯系筆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據《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
四庫全書 總目》校為《練兵紀實》欠妥,因上述書目作《練兵實紀》,應校為《練兵實紀》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