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說他：文字汪洋恣肆，想像奇詭豐富。 邱華棟說他：讓人想起先鋒派馬原的“敘事圈套”。 《去藍朵河參加舞會》是90後新銳作家譚人輕的短篇小說集，由5篇小說組成。以想像力和故事敘事方式為特點，後期更側重於探索現實里“自我表達”的更多維度，以及“小說敘事”的更多可能性。如《去藍朵河參加舞會》《駕駛員，你在愛的曠野》《這世界呢光》這一系列都市情感小說，以相同名字的男主角，帶出情感邊緣人的一種生活狀態。特別是《這世界呢光》中多角度的敘事手法和主題，使整篇小說豐滿紮實，顯出作者寫作上的一種成熟。而帶有小說《摸彩》則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獨具黑色幽默感。蘇童、程永新、邱華棟等老師評價其文字汪洋恣肆，想像奇詭豐富，像是“卡爾維諾”遺失在中國的孩子。
基本介紹
- 書名：去藍朵河參加舞會
- 作者：譚人輕
- 頁數：147頁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8月1日
- 開本：32開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90後零姿態】系列，是上海市作家協會主推的13位90後校園作家的集體亮相。得到了程永新、葛紅兵、蔡駿、路內、小飯、周嘉寧、王若虛等多位60、70、80後新老作家的熱情推薦。最新鮮的文字力量，最頂尖的故事才華，13位來自天南海北的90後作家，13部創意橫生的小說集，90一代的才華，盡收眼底。
第三批隆重推出4位作家：魯一凡《瓶子裡的西班牙陽光》，國生《尾骨》，賈彬彬《我在度過這深夜》，譚人輕《去藍朵河參加舞會》。
程永新（作家，《收穫》執行主編）
熱衷於寫作的青年人，通過與60、70、80這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們的交流、溝通，使文學的傳承與光大具有對接的可能性。
葛紅兵（作家，上海大學教授）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姚鄂梅（作家，《上海文學》編輯）
如果非要說代際寫作的區別的話，我認為90後的寫作輕靈爽朗，與之前的文學青年比，少了些痛苦和笨拙。這樣的起步令人期待。
路 內（作家）
傳承，創新，顛覆。從這些90後作者身上，仍能看到文學的力量，大師們的來生，以及二十年後文學主流的徵兆。
蔡 駿（作家）
期待其中出現未來的大家。
阿 乙（作家）
在90後作家身上，我看到驚艷的模仿力與創造力、極大的理想與激情。希望他們永遠也不要世故老道，而是讓文學變成一項瀟灑風流的事業。
走 走（作家，《收穫》編輯）
他們還不是已定型的成年人，雖然作品不夠玩美，卻擁有成為作家的本質——好奇與天真。
那 多（懸疑小說家）
這是一群天賦和力量兼具的人。
徐敏霞（《萌芽》編輯）
在他們身上有傳承，有創新，最重要的是超越同齡人的耐心。
小 飯（作家，「一個」App主編）
他們迸放出的活力和規則化令你意想不到。他們反而像是受過了多年的訓練。讀90後，常常有發自內心的深深共鳴。
周嘉寧（作家，《鯉》文字總監）
他們的視野和閱讀令人驚嘆。他們會需要一些時間，但對他們來說，時間完全不是問題。
蘇 德（作家）
最好的年華，最創意的寫作。
王若虛（作家）
論才氣和創意，比我們那時候牛。
程永新（作家，《收穫》執行主編）
熱衷於寫作的青年人，通過與60、70、80這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們的交流、溝通，使文學的傳承與光大具有對接的可能性。
葛紅兵（作家，上海大學教授）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姚鄂梅（作家，《上海文學》編輯）
如果非要說代際寫作的區別的話，我認為90後的寫作輕靈爽朗，與之前的文學青年比，少了些痛苦和笨拙。這樣的起步令人期待。
路 內（作家）
傳承，創新，顛覆。從這些90後作者身上，仍能看到文學的力量，大師們的來生，以及二十年後文學主流的徵兆。
蔡 駿（作家）
期待其中出現未來的大家。
阿 乙（作家）
在90後作家身上，我看到驚艷的模仿力與創造力、極大的理想與激情。希望他們永遠也不要世故老道，而是讓文學變成一項瀟灑風流的事業。
走 走（作家，《收穫》編輯）
他們還不是已定型的成年人，雖然作品不夠玩美，卻擁有成為作家的本質——好奇與天真。
那 多（懸疑小說家）
這是一群天賦和力量兼具的人。
徐敏霞（《萌芽》編輯）
在他們身上有傳承，有創新，最重要的是超越同齡人的耐心。
小 飯（作家，「一個」App主編）
他們迸放出的活力和規則化令你意想不到。他們反而像是受過了多年的訓練。讀90後，常常有發自內心的深深共鳴。
周嘉寧（作家，《鯉》文字總監）
他們的視野和閱讀令人驚嘆。他們會需要一些時間，但對他們來說，時間完全不是問題。
蘇 德（作家）
最好的年華，最創意的寫作。
王若虛（作家）
論才氣和創意，比我們那時候牛。
作者簡介
譚人輕
男，生於92年末的湖南。自高中開始寫東西，一直學習理工科，經過幾年胡亂摸索，僥倖獲過幾個獎。十八歲前曾想組個搖滾樂隊，無奈種種緣由鬱鬱而終，原以為度過高考往後能較為順利地自由發揮，於是一路考試直至大學，最後發現苦中作樂才是能自己決定的事，於是苦讀《孫子兵法》以及各類小說。就讀於大連理工大學，情緒穩定，仍然較為樂觀地相信，一如相信未知的金天。
新浪微博@譚人輕
男，生於92年末的湖南。自高中開始寫東西，一直學習理工科，經過幾年胡亂摸索，僥倖獲過幾個獎。十八歲前曾想組個搖滾樂隊，無奈種種緣由鬱鬱而終，原以為度過高考往後能較為順利地自由發揮，於是一路考試直至大學，最後發現苦中作樂才是能自己決定的事，於是苦讀《孫子兵法》以及各類小說。就讀於大連理工大學，情緒穩定，仍然較為樂觀地相信，一如相信未知的金天。
新浪微博@譚人輕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熱衷於寫作的青年人，通過與60、70、80這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們的交流、溝通，使文學的傳承與光大具有對接的可能性。
——程永新（作家，《收穫》執行主編）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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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飯（作家，[一個]App主編）
——程永新（作家，《收穫》執行主編）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葛紅兵（作家，上海大學教授）
期待其中出現未來的大家。
——蔡駿（作家）
他們進放出的活力和規則化令你意想不到。他們反而像是受過了多年的訓練。讀90後，常常有發自內心的深深共鳴。
——小飯（作家，[一個]App主編）
名人推薦
熱衷於寫作的青年人，通過與60、70、80這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們的交流、溝通，使文學的傳承與光大具有對接的可能性。
——程永新（作家， 《收穫》執行主編）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葛紅兵（作家，上海大學教授）
期待其中出現未來的大家。
——蔡駿（作家）
他們迸放出的活力和規則化令你意想不到。他們反而像是受過了多年的訓練。讀90後，常常有發自內心的深深共鳴。
——小飯（作家， 一個App主編）
——程永新（作家， 《收穫》執行主編）
敏感而富有想像力、開闊而富有探索性、自由而富有創造力是這一代人的顯著標誌。
——葛紅兵（作家，上海大學教授）
期待其中出現未來的大家。
——蔡駿（作家）
他們迸放出的活力和規則化令你意想不到。他們反而像是受過了多年的訓練。讀90後，常常有發自內心的深深共鳴。
——小飯（作家， 一個App主編）
圖書目錄
摸彩
家族
去藍朵河參加舞會
駕駛員，你在愛的曠野
這世界呢光
家族
去藍朵河參加舞會
駕駛員，你在愛的曠野
這世界呢光
序言
特別紀念版序
不禁再回想30年前的1983年，我們遍尋《1984》不得，接受香港老友的推薦，始讀Animal Farm (《動物莊園》)。那年正好也是作者為這部名著動筆整整40載的周年。看到書的驚愕之情，記憶猶新：一部海外學生幾十年來的必讀書，我們卻聞所未聞；一個生活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西方人，勾勒出我們熟悉的繁雜畫面，竟用那么簡潔的語言！
強烈的感受衝擊著我們自己和身旁好友，長驅直入每一個年輕的肺腑；我們兩個先讀工程專業後接受工商管理深造的學生，受分享的動力驅使，憑著初生牛犢的不揣和激情，盡釋自己對原著精華的無師自通的感觸。及至與邵敏兄一拍即合，決定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我們便傾盡全力，字斟句酌，為求中文的信達和傳神；語言專家康正果兄伸出友愛之手悉心相助，親自潤色，完成這部漢譯《動物莊園》，遂於上海正式公開出版發行，成為建國後大陸的第一部。悄然之中，見證如此之開放的事件，連我們當年的外教們都難以置信，時1988年。
整整25年過去了，滄海桑田，天翻地覆；繼2000年再版之後，國內的漢譯版本早已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這部漢譯作品，作為一個忠實的載體，始終凝聚著一批執著的讀者，形成一個分享心聲的平台。我們結交賢達，這部書竟是不言自明的名片：中國社科院奧威爾專家董老的關懷，耶魯大學語言教授孫康宜先生與我們的一見如故，都得益於它的獨特介紹作用。後來，台灣引進我們翻譯的這一版的《動物莊園》，跨越兩岸；更有台灣的語言學者，專門對比譯本與台灣版本的異同，此書的特色，源於譯者長期的感同身受，不期然地駕馭了文字間的遊刃。熱心讀者中有人把漢譯作品製成電子版發布，我們的心情，儼然看管苗圃的老農看到成林的樹木一樣。
奧威爾的思想早已證明其不拘國界、跨越時空的影響，有幸通過《動物莊園》的漢譯參與在中文世界的傳播和分享，我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引以為豪。值此 25周之際，再蒙邵敏兄推動，特出版紀念版，保持原汁原味，以饗讀者。是為序。
張毅 高孝先
2013.12.5 於 潤園
為了關懷我們自己
——寫在再版《動物莊園》前
十多年前，《動物莊園》始在國內譯為中文並出版的時候，寂寂無聲之中得到的反應，是認真而熱烈的。那時，一本這樣的小書所得到的每一個迴響，千真萬確是發自讀者生命最深處的嘆息。
原作的成書時代，正是中國處於抗戰後期的最水深火熱處。然而，書中的那個轟轟烈烈之後驟然失落的故事，卻不難令我們自己讀後觸景生情，感懷身世。我們生在飄揚的紅旗下，長在激昂的歌聲中，緬懷的是熱血沸騰的歷史，憧憬的是鬥志昂揚的未來。如果不是後來改革開放令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我們一定還會繼續呼喊“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壓迫的人類”。
過去的壯懷激烈當然不是罪過。出大力，流大汗，身處洶湧波濤亦不覺險，心無二念，無非為了追求一個崇高的理想，只是歷史自己也累了，才有了後來國人改革開放的新長征。眨眼二十餘年，我們似乎已告別了那個群情激昂的時代。
正因此，還不到而立之年的同胞，怕也難以理解何以這本小書會令上一代的人讀後有捶胸頓足之感。最好就永遠不要明白吧，這肯定也是民族之幸運。中華民族在屢屢的苦難中終於有了喘息的時機，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社會沒有戰爭，沒有饑荒，幸莫大焉！
令人困惑的是，中國人的品性，在這二十年中，並未得到充分的積養。我們不再受意識形態的桎梏，卻甘願作金錢物質的奴隸；不必畏懼洋人了，卻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謙讓和禮貌。我們甚至越來越少同情同群同族中的弱小。雄心在取代理想，思考正變成算計，利益似乎高於一切。此時此刻，我們是否應該靜一靜，聽一聽自己心底的呼聲？
這個時候，重讀《動物莊園》似乎有一個特別的益處：對於歷史的厭倦已經有許久了，特別是對那個激盪的過去。然而，我們雖然不承認，但也無法否認的是，那個過去卻一直塑造著我們自己的成長，就像我們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樣，如果我們從不認真檢討，認識自己，整理自己，縱然一日我們離家出走，也永遠都會帶著這個家庭的烙印。了解那個過去對我們的影響，奧威爾的這本小書可提供很多的啟發。
至少，我們國人百年來的命運，一直受諸多外在壓迫的糾纏，而無法安息在各自心靈的家園。苦苦的奮鬥，始終為了民族的救亡，政治的解放，經濟的富強。為此偉大目標，我們甘願讓自己的智慧放棄關心個體生命的價值。積習之深，連我們這一個擁有老莊的民族竟也開始相信：和平就是安寧，擁有才是豐富。特別是在這十年，改革開放帶給國人更大的自由，我們的自我放逐，也似乎越來越肆無忌憚了。
奧威爾的作品，一直都是因內里溯及外面的。他對內里世界的關懷，才是他關注這個世界、特別是政治的世界的真正原因。我們既已闊別了奧威爾所述的世界，就更應珍視自由，關懷自己的內里，不然的話，我們自己剝奪或出賣自己就過於殘酷了。
我們的生息，是為了那個內里的豐實，那是生命。有了生命我們才得以生息。僅僅為了生息，也當小心培育生命的盼望。奧威爾的作品也清楚地揭示外在世界對內里的壓迫和徹底的影響。正像詩人顧城在他的詩中絕唱道：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同樣，光明屬於內在的，在外面的世界忙忙碌碌，我們終會無可奈何的。奧威爾的確是理想主義者，當《動物莊園》的最後的結尾令幾乎所有讀者神傷時，他說，他自己卻未放棄希望，因為只要有生息，就會有生命的希望。
反觀我們自己，看金天和未來，當然沒理由失望。上帝從未遺棄我們，只是透過奧威爾的故事，更懂得珍惜，為了自己的生息，為了自己。
張毅高孝先
2000年4月於廣州
譯序
——關於《動物莊園》及其作者喬治·歐威爾
《動物莊園》於1945年在英國首次出版。嚴格地說，它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動物莊園》不但流傳甚廣，而且影響極深。甚至於書中的有些語言還變成了人們的口頭禪。有關學者稱之為“《動物莊園》謎（The Myth of ‘Animal Farm’）”。這本書一直吸引著眾多的讀者。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裡，可以說它早已家喻戶曉，同時，它又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傳。
為了全面地了解《動物莊園》，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有關這本書及作者奧威爾的背景情況。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是英國人，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伙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國小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 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 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歐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內的大量歷史文獻，終於寫成了《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 1949）的創作。
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
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么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
在西班牙內戰的前後時期，史達林在國內國際政治上的政策失誤給奧威爾刺激很大。一方面，史達林在國內大搞消除異己的“大清洗”，使無數忠誠的革命者死於無辜；另一方面，又費盡心機地在國際上企圖控制一切左翼勢力，其惡果也應對西班牙內戰的失敗負一定責任。在這種背景下，奧威爾開始思考“民主”問題。他認為，史達林的作法是對社會主義的破壞，而且會使“蘇聯朝著真正社會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然而在當時，歐洲的進步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蘇聯的一切都代表著社會主義。奧威爾把這種現象稱為“俄國神話”。因此，“為了反抗專制，捍衛民主社會主義”，他於1944年寫了《動物莊園》。他在1947年為烏克蘭文版的《動物莊園》作的序言中寫道：“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但是，《動物莊園》並未因此而一下得到應有的理解。1944年2月，在奧威爾剛剛寫完《動物莊園》的時候，二次大戰戰事正酣，正直的英國人認為，對史達林這位反法西斯的英雄戰士妄加非議就意味著對正義的背叛；同時，進步人士又認為，攻擊所謂“俄國神話”會有損社會主義形象。
當然，應該看到，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平等、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堂·吉訶德。這褊狹或許也是他那個時代的局限吧。
固然，歷史早已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局限。不過，正如馬克思所喜歡的格言所說的，“凡是人類所有的東西對我都不陌生”。用這種態度來看待《動物莊園》的話，讀書人誰甘於繼續對它感到陌生呢。
藉此機會，謹向瑞美、洪寬及其他諸友對譯本所給予的關懷和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對康正果友所給予的指教，以及邵敏先生的大力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
張毅高孝先
1988年春於西安
不禁再回想30年前的1983年，我們遍尋《1984》不得，接受香港老友的推薦，始讀Animal Farm (《動物莊園》)。那年正好也是作者為這部名著動筆整整40載的周年。看到書的驚愕之情，記憶猶新：一部海外學生幾十年來的必讀書，我們卻聞所未聞；一個生活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西方人，勾勒出我們熟悉的繁雜畫面，竟用那么簡潔的語言！
強烈的感受衝擊著我們自己和身旁好友，長驅直入每一個年輕的肺腑；我們兩個先讀工程專業後接受工商管理深造的學生，受分享的動力驅使，憑著初生牛犢的不揣和激情，盡釋自己對原著精華的無師自通的感觸。及至與邵敏兄一拍即合，決定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我們便傾盡全力，字斟句酌，為求中文的信達和傳神；語言專家康正果兄伸出友愛之手悉心相助，親自潤色，完成這部漢譯《動物莊園》，遂於上海正式公開出版發行，成為建國後大陸的第一部。悄然之中，見證如此之開放的事件，連我們當年的外教們都難以置信，時1988年。
整整25年過去了，滄海桑田，天翻地覆；繼2000年再版之後，國內的漢譯版本早已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這部漢譯作品，作為一個忠實的載體，始終凝聚著一批執著的讀者，形成一個分享心聲的平台。我們結交賢達，這部書竟是不言自明的名片：中國社科院奧威爾專家董老的關懷，耶魯大學語言教授孫康宜先生與我們的一見如故，都得益於它的獨特介紹作用。後來，台灣引進我們翻譯的這一版的《動物莊園》，跨越兩岸；更有台灣的語言學者，專門對比譯本與台灣版本的異同，此書的特色，源於譯者長期的感同身受，不期然地駕馭了文字間的遊刃。熱心讀者中有人把漢譯作品製成電子版發布，我們的心情，儼然看管苗圃的老農看到成林的樹木一樣。
奧威爾的思想早已證明其不拘國界、跨越時空的影響，有幸通過《動物莊園》的漢譯參與在中文世界的傳播和分享，我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引以為豪。值此 25周之際，再蒙邵敏兄推動，特出版紀念版，保持原汁原味，以饗讀者。是為序。
張毅 高孝先
2013.12.5 於 潤園
為了關懷我們自己
——寫在再版《動物莊園》前
十多年前，《動物莊園》始在國內譯為中文並出版的時候，寂寂無聲之中得到的反應，是認真而熱烈的。那時，一本這樣的小書所得到的每一個迴響，千真萬確是發自讀者生命最深處的嘆息。
原作的成書時代，正是中國處於抗戰後期的最水深火熱處。然而，書中的那個轟轟烈烈之後驟然失落的故事，卻不難令我們自己讀後觸景生情，感懷身世。我們生在飄揚的紅旗下，長在激昂的歌聲中，緬懷的是熱血沸騰的歷史，憧憬的是鬥志昂揚的未來。如果不是後來改革開放令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我們一定還會繼續呼喊“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壓迫的人類”。
過去的壯懷激烈當然不是罪過。出大力，流大汗，身處洶湧波濤亦不覺險，心無二念，無非為了追求一個崇高的理想，只是歷史自己也累了，才有了後來國人改革開放的新長征。眨眼二十餘年，我們似乎已告別了那個群情激昂的時代。
正因此，還不到而立之年的同胞，怕也難以理解何以這本小書會令上一代的人讀後有捶胸頓足之感。最好就永遠不要明白吧，這肯定也是民族之幸運。中華民族在屢屢的苦難中終於有了喘息的時機，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社會沒有戰爭，沒有饑荒，幸莫大焉！
令人困惑的是，中國人的品性，在這二十年中，並未得到充分的積養。我們不再受意識形態的桎梏，卻甘願作金錢物質的奴隸；不必畏懼洋人了，卻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謙讓和禮貌。我們甚至越來越少同情同群同族中的弱小。雄心在取代理想，思考正變成算計，利益似乎高於一切。此時此刻，我們是否應該靜一靜，聽一聽自己心底的呼聲？
這個時候，重讀《動物莊園》似乎有一個特別的益處：對於歷史的厭倦已經有許久了，特別是對那個激盪的過去。然而，我們雖然不承認，但也無法否認的是，那個過去卻一直塑造著我們自己的成長，就像我們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樣，如果我們從不認真檢討，認識自己，整理自己，縱然一日我們離家出走，也永遠都會帶著這個家庭的烙印。了解那個過去對我們的影響，奧威爾的這本小書可提供很多的啟發。
至少，我們國人百年來的命運，一直受諸多外在壓迫的糾纏，而無法安息在各自心靈的家園。苦苦的奮鬥，始終為了民族的救亡，政治的解放，經濟的富強。為此偉大目標，我們甘願讓自己的智慧放棄關心個體生命的價值。積習之深，連我們這一個擁有老莊的民族竟也開始相信：和平就是安寧，擁有才是豐富。特別是在這十年，改革開放帶給國人更大的自由，我們的自我放逐，也似乎越來越肆無忌憚了。
奧威爾的作品，一直都是因內里溯及外面的。他對內里世界的關懷，才是他關注這個世界、特別是政治的世界的真正原因。我們既已闊別了奧威爾所述的世界，就更應珍視自由，關懷自己的內里，不然的話，我們自己剝奪或出賣自己就過於殘酷了。
我們的生息，是為了那個內里的豐實，那是生命。有了生命我們才得以生息。僅僅為了生息，也當小心培育生命的盼望。奧威爾的作品也清楚地揭示外在世界對內里的壓迫和徹底的影響。正像詩人顧城在他的詩中絕唱道：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同樣，光明屬於內在的，在外面的世界忙忙碌碌，我們終會無可奈何的。奧威爾的確是理想主義者，當《動物莊園》的最後的結尾令幾乎所有讀者神傷時，他說，他自己卻未放棄希望，因為只要有生息，就會有生命的希望。
反觀我們自己，看金天和未來，當然沒理由失望。上帝從未遺棄我們，只是透過奧威爾的故事，更懂得珍惜，為了自己的生息，為了自己。
張毅高孝先
2000年4月於廣州
譯序
——關於《動物莊園》及其作者喬治·歐威爾
《動物莊園》於1945年在英國首次出版。嚴格地說，它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動物莊園》不但流傳甚廣，而且影響極深。甚至於書中的有些語言還變成了人們的口頭禪。有關學者稱之為“《動物莊園》謎（The Myth of ‘Animal Farm’）”。這本書一直吸引著眾多的讀者。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裡，可以說它早已家喻戶曉，同時，它又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傳。
為了全面地了解《動物莊園》，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有關這本書及作者奧威爾的背景情況。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是英國人，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伙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國小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 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 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歐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內的大量歷史文獻，終於寫成了《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 1949）的創作。
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
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么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
在西班牙內戰的前後時期，史達林在國內國際政治上的政策失誤給奧威爾刺激很大。一方面，史達林在國內大搞消除異己的“大清洗”，使無數忠誠的革命者死於無辜；另一方面，又費盡心機地在國際上企圖控制一切左翼勢力，其惡果也應對西班牙內戰的失敗負一定責任。在這種背景下，奧威爾開始思考“民主”問題。他認為，史達林的作法是對社會主義的破壞，而且會使“蘇聯朝著真正社會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然而在當時，歐洲的進步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蘇聯的一切都代表著社會主義。奧威爾把這種現象稱為“俄國神話”。因此，“為了反抗專制，捍衛民主社會主義”，他於1944年寫了《動物莊園》。他在1947年為烏克蘭文版的《動物莊園》作的序言中寫道：“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但是，《動物莊園》並未因此而一下得到應有的理解。1944年2月，在奧威爾剛剛寫完《動物莊園》的時候，二次大戰戰事正酣，正直的英國人認為，對史達林這位反法西斯的英雄戰士妄加非議就意味著對正義的背叛；同時，進步人士又認為，攻擊所謂“俄國神話”會有損社會主義形象。
當然，應該看到，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平等、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堂·吉訶德。這褊狹或許也是他那個時代的局限吧。
固然，歷史早已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局限。不過，正如馬克思所喜歡的格言所說的，“凡是人類所有的東西對我都不陌生”。用這種態度來看待《動物莊園》的話，讀書人誰甘於繼續對它感到陌生呢。
藉此機會，謹向瑞美、洪寬及其他諸友對譯本所給予的關懷和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對康正果友所給予的指教，以及邵敏先生的大力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
張毅高孝先
1988年春於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