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國木簡

南越國木簡該批木簡的發現不僅填補了嶺南地區簡牘考古的空白,改寫了廣東無簡牘的歷史,還極大地擴展了南越國史的研究範圍,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南越國木簡
  • 所屬年代:戰國
繼去年上半年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收穫後(《中國文物報》2004年12月8日1版),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國宮署遺址博物館籌建處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繼續對南越國宮署遺址開展發掘工作。在去年下半年度發掘中新清理出大量歷代建築遺蹟,獲得數量眾多的各代遺物,發掘工作收穫甚豐。在這些收穫之中,最重要的發現當數在去年11月23日—今年1月24日期間於一口南越國井(J264)內清理出的百餘枚南越國木簡。從考古學史看,在王宮御苑原址上出土簡牘的情況較為罕見,該批木簡的發現不僅填補了嶺南地區簡牘考古的空白,改寫了廣東無簡牘的歷史,還極大地擴展了南越國史的研究範圍,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出土木簡的J264位於1997年發掘的南越國曲流石渠西北約15米,井口距地表深4.2、井自深約3米。上部用扇形井磚砌築,磚15層,高85厘米,下部為6節陶製圓形井圈疊砌,高2.06米,節高約33—35厘米,每節井圈有4個基本對稱、穿透井圈壁的橢圓形孔。
該井上層用井磚砌築的井壁部分有3個缺口,均為井壁砌築時專門留出,東、西側缺口分別與外側的東西向木質水渠相連,為入水口;北側有橢圓形陶製管道口向北延伸,為排水口,說明這是一口滲水井(圖一)。
井內堆積分16層,木簡出土於第6—15層(圖二)。經清洗確定,井內共有整簡和殘簡100多枚,均為木質(圖三)。完整的木簡長25、寬1.7—2.4、厚0.1—0.2厘米左右。絕大多數為單行文書,僅一枚為2行半字。簡文均墨書,字數不等,完整木簡的文字最多為23字,最少者3字,一般以12字左右居多。清洗時木簡上尚未見到編連痕跡,從內容看有一部分為一事一記的單簡,而大凡12字簡原應為編連成冊。木簡上的文字字型多為扁橫、波磔明顯的成熟隸書,少數文字含有婉轉圓潤、端莊凝重的篆書意味,隸書的總體書寫風格與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簡、帛書文字,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文字接近,與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文字有一定區別,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
經初步考察,這批木簡的性質主要有籍薄和法律文書2種,從多個側面反映出南越國的各項制度和南越國王宮生活,可大大彌補南越國史的記載不足。如宮室管理,多枚木簡上出現了“出入”二字,可能屬宮內外人或物品的出入籍;職官制度,簡文中出現“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官職,其中“左北郎”文獻未載,而簡文中的“陛下”、“公主”更是自南越王墓發現“文帝行璽”等重要文物後又一次發現的可直接證明史書漢南越傳中關於南越王稱帝內容的文物;地理內容,簡文中出現了“蕃禺”、“南海”、“橫山”等地名,對於南越國政區地理、疆域沿革、秦漢地理等的研究意義重大;法律內容,簡文中有“當笞五十”、“不當笞”等內容,反映出南越國施行的法律制度,一些爰書性質的木簡則是迄今為止首次發現的南越國法律文書;社會風俗,簡文中出現的“大雞官”等內容為文獻所不載,學者認為其可能與《漢書》等文獻中越人善用雞卜的記載相應;宮苑管理,簡文出現如“宮門”、“守苑”等與宮室苑囿相關的內容,是對南越國宮苑所在地性質確認的最重要物證。除上述內容外,很多簡還直接或間接反映出南越國時期的物產、禽鳥和樹木種植等方面的內容。
在從木簡發現、發掘、清理到清洗、脫色、脫水的整個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嚴格遵循了“保護為主”和“科學縝密”的指導思想。在發現木簡後,考慮到J264周圍保留著豐富的南越國遺蹟,是南越國宮署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好將井及周圍遺蹟拆除,而木簡保存狀況又不理想,井內操作空間狹窄,不利於木簡保護,多次召開考古、文物、建築、工程等方面的專家論證會,確定了“木簡整體提取,井體保持原狀”的原則。廣州魯班建築公司承擔整取重任,他們與考古發掘者一起制定了詳盡可行的施工方案:在井西側挖掘超過井底深度的豎井,在穩固和保持上層井圈不動的基礎上,將含木簡的第6節井圈整體橫向平移至豎井中,用大型吊車將其平穩吊運至地面進行室內清理(圖四)。與此同時,邀請了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宋少華先生和館內專業技術人員到現場指導木簡的清理、清洗、脫色等工作,確保高質量地完成各項清理與保護工作。
從傳世文獻看,《史記·南越列傳》作為目前所見的最早記載南越國歷史的資料,全文僅約2400字左右,而這次出土的簡文文字的數量已經逾千,不僅數量幾近其一半,而且其時代還要早於《史記》成書80餘年。從簡的埋藏情況看,木簡可能是當時在檔案廢棄後將其扔進井內,是最原始的檔案資料,也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獻,是名副其實的王宮檔案。它們的發現不僅會大大擴展南越國史及秦漢史的研究範圍,還以其出現的“守苑”“宮門”及明確的紀年等內容,彰顯出南越國遺址的歷史真實性和完整性,進一步證明以往對該遺址定性、定位和定名的正確,為南越國考古的分期斷代樹立起新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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