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壇出於對“江西”流弊的反思，在師法對象上逐漸將目光投向晚唐，由此開啟了南宋以來的“宗唐”之風，掀起了唐詩編選史上的第一個高潮。本書在整體觀照南宋詩學流變與唐詩編選的視野下，對存世的五種南宋唐詩選本——《唐詩絕句》、《眾妙集》、《二妙集》、《唐詩三體家法》、《唐僧弘秀集》，做了細密的個案研究。從南宋唐詩選本與南宋詩歌創作、批評互動的角度入手，探討選本的編選傾向及其與選家、詩壇的詩學觀念、詩歌風貌間的聯繫，闡明選本的詩史意義。同時，也注意掘發南宋唐詩選本在唐詩研究史上的價值和貢獻。通過選本研究，本書對姚賈詩派的確認、“江湖”詩風的成因、南宋“宗唐”詩學的流變等問題，進行了紮實可信、富有新意的論述。
基本介紹
- 書名：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
- 作者：陳斐
- ISBN：978-7-5347-7633-5
- 類別：學術專著
- 定價：30.00
-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8月
- 開本：1/32
- 字數：28萬字
作者簡介,內容簡介,目錄,名人評價,
作者簡介
陳斐，1983年生於甘肅西和。201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碩博連讀）。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詩學、唐宋文史研究。著有《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13年）。在《文藝研究》、《文學遺產》、《文獻》、《國學學刊》、《學術研究》、《中國詩學》等刊物發表論文20餘篇，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複印資料”全文或摘要轉載。
內容簡介
選本在文學活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甄別、篩選本身就是一種批評，在對一定範圍內作家作品的鑑別去取中蘊涵著選家的文學觀念及其對文學史序列的建構。其次，選本提供了學習借鑑的典範，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比理論著作更為直接。研究一定時期流行的文學選本，分析其編選傾向，可以對當時的文學思潮、創作風尚等獲得更為親切、明晰的認識。
專著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1、深化了南宋詩學的研究。比如，目前學界對南宋“宗唐”詩學的看法，比較籠統、模糊，基本上沿襲錢鐘書《談藝錄》的觀點，認為“宋人言‘唐詩’，意在‘晚唐’。”筆者通過對以《唐詩三體家法》為中心的研究發現，南宋“宗唐”詩學，經歷了一個由師法“晚唐”到師法“盛唐”的過渡歷程。大約在《滄浪詩話》、《唐詩三體家法》成書前後，南宋詩壇出於對學習晚唐帶來的“格卑氣弱”等弊病的反思，在理論上已逐漸達成向上（主要指“盛唐”）取法的共識，朝著元、明以盛唐為師過渡。不過，這時，人們的實際審美趣味仍受晚唐影響，帶有明顯的過渡痕跡。這種過渡痕跡鮮明地體現在《唐詩三體家法》的編選傾向中。《唐詩三體家法》的編者周弼推崇“開元、大曆”詩，但他所謂的“開元、大曆”詩，內涵比較豐富：既有比較符合盛唐詩實際的“雍容寬厚”、“雄健”、“渾厚”、“典重”等特點，也有更接近中、晚唐詩的“華麗”、“婉曲”等風貌。從編選實際看，周弼對“華麗”、“婉曲”的追求更為突出。而這，正體現了詩學轉型逐漸過渡的特點。此外，專著對南宋“江西”詩風的嬗變、江湖詩風的成因等問題，也進行了富有新意的論述。
2、增進了宋代唐詩學和唐詩學史的研究。“南宋唐詩選本”蘊涵著南宋人對唐詩史序列的梳理，這種梳理對後世的影響不容忽視。比如，關於“姚、賈詩派”的確認，有學者在《姚賈詩派的界內流變和界外餘響》一文中說：“姚賈並稱，並作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標誌，大約始於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而筆者發現，姚、賈詩派的首次確認，是由南宋“永嘉四靈”之一的趙師秀，通過編選《眾妙集》、《二妙集》完成的。“四靈”寫詩，主要師法賈島、姚合，《二妙集》專選賈島、姚合的詩，《眾妙集》所選詩人詩作也和賈島、姚合相似。這兩部唐詩選本以直觀呈現的方式，完成了唐詩學史上“姚、賈詩派”的首次確認。此後，經過方岳、方回、楊慎、李懷民等人的進一步梳理，才逐漸形成了我們今天對“姚、賈詩派”的認識。
3、理清了存世五種“南宋唐詩選本”的版本源流，為進一步整理這些古籍奠定了基礎。目前，存世的“南宋唐詩選本”沒有好的整理本，不少還是深藏於圖書館中的善本，但它們又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和詩學價值。宋代距唐未遠，唐人別集多是由宋人編輯定型的。“南宋唐詩選本”和唐人別集的成編時間相近，但又分屬於不同的系統。所以“南宋唐詩選本”對唐詩文字的校勘、作者的甄辨等很有幫助。另外，“南宋唐詩選本”在後世有不少詩學大家為之作注、點評，這又是研究元明清詩學的寶貴材料。專著已理清了存世五種“南宋唐詩選本”的版本源流，這為進一步整理這些古籍奠定了基礎。
目錄
緒論
第一章《唐詩絕句》與“江西”詩學之嬗變
第一節“二泉”的生平與《唐詩絕句》的成書
一、“二泉”的生平
二、“二泉”的交往與《唐詩絕句》的成書
第二節《唐詩絕句》版本考
一、謝枋得注本
二、胡次焱贅箋本
第三節《唐詩絕句》與“江西”詩學之嬗變
一、“二泉”的詩學取徑：“黃陳有正派，舍是復何求？”
二、《唐詩絕句》與“江西”詩學之嬗變
第二章《眾妙集》、《二妙集》與“四靈”之首倡唐詩
第一節趙師秀的生平與《眾妙集》、《二妙集》的成書
一、趙師秀的生平
二、《眾妙集》、《二妙集》的成書
第二節《眾妙集》、《二妙集》版本考
第三節《眾妙集》、《二妙集》的取材來源
一、《眾妙集》的取材來源
二、《二妙集》的取材來源
第四節《眾妙集》、《二妙集》與姚賈詩派之確認
一、“四靈”以前的流派理論
二、“四靈”以前的姚賈接受
三、“四靈”的流派意識及其對姚賈的態度
四、《眾妙集》、《二妙集》與姚賈詩派之確認
第五節《眾妙集》、《二妙集》的編選傾向
——兼談與姚合《極玄集》之關係
一、五律為主，兼顧七律
二、冷淡政治時事，關注日常瑣事
三、情調悲涼、悽苦，企慕隱逸、閒適
四、詞體和平，表達含蓄
五、少用典，多摹景
六、風格清幽閒雅
第六節《眾妙集》、《二妙集》對“四靈”詩歌創作之影響
一、“日鍛月煉”、刻意苦吟，“精神盡在詩”
二、專攻五律，“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
三、“獨喜忘時事”，新句為黃花
四、“沖雪自言行路苦，看松長恨買山遲”
五、“斂情約性”，“似唐而薄”
六、“得意不戀事”，“詩憑物景全”
七、“不念為生拙，偏思得句清”
八、“詩語往往有與姚島相犯者”
九、“落套而又不善套”
附錄明抄本《二妙集》校勘姚合詩的版本價值
第三章《唐詩三體家法》與晚宋“宗唐”詩學
第一節周弼的生平與《唐詩三體家法》的成書
一、周弼的生平
二、《唐詩三體家法》的成書
第二節《唐詩三體家法》版本考
一、無注原本
二、圓至注本
三、裴庾注本
四、盛傳敏、王謙纂釋本
五、高士奇補正本
六、何焯批校本
七、熊大栻定本
八、王禮卿詮評本
九、日本版本
第三節《唐詩三體家法》的體例及其背景
一、體例：按“詩法”分體編排
二、背景：“以詩行謁”之風的興起和詩法的盛行
第四節周弼及其《唐詩三體家法》的唐詩觀
一、從文字表述看周弼的唐詩觀
二、從《唐詩三體家法》的編選傾向看周弼的唐詩觀
第五節周弼及其《唐詩三體家法》的詩學觀
一、本體論
二、情景論
三、結構論
四、辨體論
五、聲律論
第六節《唐詩三體家法》與晚宋“宗唐”詩學之關係
一、晚宋詩壇生態鳥瞰
二、《唐詩三體家法》與晚宋“宗唐”詩學之關係
第七節從《唐詩三體家法》的詩法看晚宋江湖詩
第四章《唐僧弘秀集》與晚宋“宗唐”詩學
第一節李龏的生平與《唐僧弘秀集》的成書
第二節《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一、宋代《唐僧弘秀集》的版本
二、元代《唐僧弘秀集》的版本
三、明代《唐僧弘秀集》的版本
四、清代《唐僧弘秀集》的版本
五、日本版本
第三節《唐僧弘秀集》的編選動機
一、總結、展示有唐一代詩僧盛況
二、為“詩教”提供教材
第四節《唐僧弘秀集》與晚宋“宗唐”詩學之關係
一、“側重大曆、晚唐”的時段傾向與向上取法的詩學共識
二、“偏重近體、兼顧古體”的體裁傾向與“眾體兼備”的詩學理想
三、“清雅、雄奇”的風格傾向與對“俗”、“弱”風貌的反撥
四、“苦吟”風尚的彰顯與晚宋詩人的“苦吟”
小結
參考文獻
後記
名人評價
卞東波：讀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
選本不但有文獻保存之功，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方法，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鑑，著作之淵藪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六總集類序，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685頁。]“文章之衡鑑”展現出選本極大的篩選功能，包括入選作家人數、時代、地域，入選文體之範圍，入選作品數量之多寡，無不體現出深厚的文學批評意識。美國華裔漢學家余寶琳教授認為：
至於中國，眾所周知對於選集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於文學史、理論與價值的理解至為重要，因為自它們從公元前6世紀的發端之日始，詩集就提供了對於理解中國詩歌傳統的一些關鍵問題來說極為重要的材料。這些選集廣泛涉及了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各個範疇，包括文學的界定及基本質、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文學分期與變化的概念、文類的概念及其與個體作者間的關係、評價的標準和它對詩人的命運的影響以及闡釋的模式。[ Pauline Yu,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1(1990)，中譯本《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載《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6頁。]
職是之故，選本研究越來越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的重視，晚近以來出版了眾多研究專著[ 如鄒雲湖的《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出版社，2002年。拙著《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中華書局，2009年。]。陳斐博士新近出版的《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下簡稱《考論》）[ 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13年。]一書，以南宋時代所編的五部唐詩選本為切入點，考論了南宋中後期詩學的演進，特別是南宋“宗唐”詩學的發展。《考論》在南宋詩學以及唐詩經典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不俗的成績。
《考論》一書主體部分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唐詩絕句〉與“江西”詩學之嬗變》考論了南宋中期趙蕃、韓淲（“二泉”）所編的唐詩選本《唐詩絕句》在南宋江西詩派詩學向“宗唐”詩學演進過程中的角色。南宋中期以降，當時詩壇有懲於江西詩派末流在創作上的窘境，開始尋找新的詩學路徑，“二泉”所編的《唐詩絕句》具有詩學教科書的性質，開始有意識地向詩壇引入被江西詩派封存的晚唐詩。但作者指出，這不意味著“二泉”放棄他們心中對江西詩學的追摹，而是“將晚唐絕句作為上窺老杜之堂奧的橋樑”[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334頁。]。
第二章《〈眾妙集〉、〈二妙集〉與“四靈”之首倡唐詩》將南宋中後期“永嘉四靈”興起的學習晚唐的詩風從趙師秀所編的兩部唐詩選本《眾妙集》與《二妙集》視角來加以觀照，成功地揭示了“四靈”所揭櫫的晚唐詩風與這兩部唐詩選本之間的詩學聯繫。作者在此章中還考察了這兩部選本對於宋人從“（孟）郊（賈）島”並稱到“姚（合）賈（島）”並稱的詩學脈絡，並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眾妙集》、《二妙集》與姚合所編《極玄集》在選詩上的異同，以及從中體現出的唐宋詩學趣味的轉移。
第三章《〈唐詩三體家法〉與晚宋“宗唐”詩學》，用力甚深，詳細考證了南宋江湖詩人周弼所編的唐詩選本《唐詩三體家法》的版本，《唐詩三體家法》的唐詩觀、詩學觀及其與晚宋“宗唐”詩學之關係，並認為此書體現了“南宋以晚唐為師到元明以盛唐為師的過渡”[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254頁。]的詩史意義。
第四章《〈唐僧弘秀集〉與晚宋“宗唐”詩學》則對晚宋所編的唯一唐代詩僧選本的研究。作者從編者李龏與佛門的交往探究了《唐僧弘秀集》的成書，又對此書選詩上“側重大曆、晚唐”，風格上傾向“清雅、雄奇”在晚宋“宗唐”譜系中的意義做了詳盡的考論。
綜上可見，《考論》雖然僅僅研究了五部南宋時代所編的唐詩選本，但皆能將這五部選本納入到南宋詩學發展的脈絡中加以觀察，同時又從這五種詩選出發，仔細分析其透露出的詩學意義如何豐富了南宋詩學演進的內涵。《考論》不事宏大的話語敘述，而關注於個案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透視詩選與詩學發展的巨觀課題。作者持論之透徹也超越了同類的研究，包括筆者的研究，下面筆者略述《考論》一書在南宋詩學研究上的成績。
其一，《考論》研究的五種唐詩選本長期不受重視，研究鮮少，此書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對這五種詩選進行了深入研究，包括詩選編者的生平、詩選的版本、詩選與南宋詩學關係，本書皆有不少發前人未發之處。如宋代詩學研究史上沒有一篇論文涉及到南宋人所編的唐代詩僧選集《唐僧弘秀集》，而《考論》則第一次對該書進行了探究。宋元之際詩學家方回《瀛奎律髓》經常提到趙師秀所編的《二妙集》，但此書長期隱沒不彰，以至於學者皆以為其已亡佚，但近來有學者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此書的明抄本，學界有限的論文也是對其文獻的考訂。《考論》則進一步分析了其編選的底本，從而指出“《二妙集》賈島詩由書棚本《賈浪仙長江集》選出”；“《二妙集》姚合詩似乎是從蜀本《姚少監詩集》多次遴選出來的”，“但從文字對勘結果看，多與浙本《姚少監詩集》同，仿佛是用浙本進行了校勘”[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80、82頁。]。在文獻考訂的基礎上，作者又認為“《眾妙集》與《二妙集》或為其（趙師秀）編輯的詩學教材”[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70頁。]，實際是自己以及江湖詩人學習寫詩提供一個新的範本，無形中也確立了“姚賈”作為詩學新典範的地位。其言可從。本書最精彩的當屬對周弼所編《唐詩三體家法》的研究。周弼此書原本在中國已經失傳，元代釋圓至及裴庾的注本在中國也流傳不廣或已失傳，但釋圓至與裴庾的注本在日本極其流行，是日本中世及近世時期僧人及學人學習漢詩的重要範本。本書通過元代的文獻，指出“唐詩三體家法”才是此書的規範的名稱，從而廓清了此書另稱為《三體詩》、《唐三體詩說》、《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的混亂用法，並指出了此書從元代到清代的存世版本的情況。《唐詩三體家法》雖然影響廣泛，但具有通俗性的詩學教科書的性質，故自元初方回以來，對其評價一直不高，剴切的研究也幾乎沒有。《考論》從《唐詩三體家法》編選的背景，到《唐詩三體家法》入選詩人的時代範圍，每種詩體入選詩歌數量的多寡皆條分縷析；接著作者又層層深入，探討《唐詩三體家法》的詩學觀，討論到周弼及其《唐詩三體家法》反映出的詩歌本體論、情景論、結構論、辨體論、聲律論，以及《唐詩三體家法》與晚宋“宗唐”詩學及其與江湖詩人的關係。從上我們看出，作者從事的是一種立體式的研究。上文引用到的余寶琳教授提到的各種文學關係，《考論》皆有詳細的論列，故其研究也得到日本學者的關注[ 參見堀川貴司《日本中世における“三體詩”の受容——五山を中心として》，載早稻田大學江湖派研究地《江湖派研究》第3輯，2013年12月。]。
其二，《考論》深入開掘了南宋唐詩選本所蘊含的詩學意義，豐富了南宋詩學研究與唐詩學史研究。上文筆者已經提到，《考論》的亮點之一就是善於從南宋詩學發展的脈絡中透視選本，但如果單純地從粗線條的巨觀敘述中觀察這些唐詩選集，對這五種詩選的研究可能只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那么這種研究則會陷於機械，《考論》則力避了這一點。如論“二泉”所編《唐詩絕句》在選詩偏重晚唐與“二泉”詩學觀上對“江西”詩學的堅守之間的張力時，作者指出：“《唐詩絕句》偏重晚唐的時段傾向，即是‘二泉’汲取晚唐的詩學觀在唐詩編選實踐中的一種表達。不過，‘二泉’始終不忘‘江西’衣缽，他們對晚唐的學習充其量只是擴大視野以補弊。”[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50—51頁。]又如在研究《唐詩三體家法》時，作者通過統計發現，周弼選詩偏重“元和”以後，但這又與周弼詩學觀上推崇“開元、大曆”詩似乎矛盾。但作者經過仔細分析後認為：“在文字表述中，周弼以‘元和’為界看待唐詩，認為此前是詩歌的高峰，此後則體制漸散。這是總覽唐詩全局得出的大判斷。但在編選《唐詩三體家法》時，他面對的是一首首的具體作品，當從體格性分著眼決定去取。”又認為：“儘管他主觀上推崇‘開元、大曆’詩，但在客觀上卻轉化為對‘雍容寬厚’、‘雄健’、‘渾厚’、‘典重’和‘華麗’、‘婉曲’等風格的推崇。而這，正是《唐詩三體家法》的取捨標準。”[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223、224頁。]筆者這種表述是從具體作品出發的切實之論，也是對南宋詩學研究的加深與豐富。從前，我們對南宋詩學的敘述，總是粗線條地以“宗唐”與“江西”詩學的消漲升降為觀察點，但就“宗唐”詩學而言，其發展與演進也是複雜而多變的，所以必須通過具體的個案加以分析。《考論》則通過五種唐詩選本，很好地展示了南宋詩學發展內在理路的多樣性。
其三，《考論》詳細勾勒了唐詩與唐代詩人經典化的歷程。唐詩是如何成為文學經典的，其實與宋代特別是南宋唐詩選本的作用有很大的關係。荷蘭文學理論家佛克馬（Douwe W. Fokkema）曾說：“文學經典是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於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提供參照系的作用。”[ 佛克馬、蟻布思著，俞國強譯，《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0頁。]北宋的詩人基本都兼具學者與詩人的雙重身份，所以在創作中他們有實力穿穴經史，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但南宋中晚期的詩人主體則是出身中下層的江湖知識分子，這時不事典故、觸興而發的唐詩，特別是晚唐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南宋出現的大量唐詩選本正是因應了這股詩學思潮，同時這些選本又被“用於教育”，同時成為寫作的範本，則反過來促進了唐詩的經典化。余寶琳教授又言：“所有這些關於中國詩歌的歷史與理論的論題都可以包容於經典的形成這一總標題下，而在傳統的中國，選集恰恰是這一過程的主要媒介與表達方式。”[ 《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載《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第256頁。關於文學經典與選本之間的關係，另可參見Wang Bin, Anthology, Criticism, and Cannoniz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Anthologies, Fronit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2, 6(4):526-538. ]《考論》也關注到這一點，如在研究《眾妙集》與《二妙集》時，作者指出：“‘四靈’之首倡唐詩，扭轉了南宋乃至整箇中國古代詩歌史的走向，揭開了南宋、元、明‘宗唐’詩學的序幕，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140頁。]《考論》還研究了具體的唐代詩人在宋代的經典化過程。晚宋人談到當時詩壇狀況時，動輒以“姚賈”並稱，如劉克莊曾言時人“舉世紛紛學姚賈”[ 劉克莊《再和二首》其一，《全宋詩》第58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卷3081，第36654頁。]。晚唐詩人姚合、賈島成為文學經典，即與趙師秀所編的《二妙集》有很大的關係，《考論》指出：“‘四靈’之一的趙師秀實際上用編輯選本的形式完成了姚賈詩派的確認，這在唐詩研究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又云：“‘四靈’之後，‘姚賈’並稱逐漸取代‘郊島’並稱流行開來。”[《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102—103、103頁。]再如，《考論》指出《唐詩三體家法》選錄篇幅最大的是晚唐詩人許渾，這是周弼力圖塑造的一個新的詩學經典。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許渾詩既富有晚唐的精工華麗，又雄健渾厚、逼近盛唐，最符合詩學過渡時期人們的審美趣味，故受到周弼等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和讚譽。”[《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255頁。]這也印證了余寶琳教授所言的選本可以影響到詩人命運。選本相較於詩人的別集在文學傳播上有一定的優勢，故對於每一時代經典詩人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另外，《考論》不但研究選本，而且對“操選政者”也能加以研究。明人譚元春嘗言：“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 譚元春《古文瀾編序》，《譚元春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1頁。] 故每部選本都與編選者有很大的關係，亦是編者本人文學思想的體現。我們看到《考論》在研究時，每一章都有對編者生平及思想的詳細考證；而且在研究選本時，都能結合編者的其他著作加以參證，如論《唐僧弘秀集》時，作者還參照了李龏所編的另兩部集句詩集《梅花衲》和《剪綃集》。作者對域外發現的新資料也能及時地利用，如論周弼生平時，就利用了保存在日本的南宋詩僧釋元肇的《淮海挐音》；論李龏也利用了中國失傳而保存在日本的釋夢真詩集《鳴籟集》。
最後，《考論》還對前人的研究做了修正，對舊說進行了辯證。如張宏生教授認為“姚賈並稱，並作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標誌，大約始於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考論》據趙師秀所編《二妙集》指出，此說法“並不準確”[《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86頁。]。又如蔣寅先生《起承轉合：機械結構論的消長——兼論八股文法與詩學的關係》認為“從現存文獻看，作為詩學問題的起承轉合之說，最早見於元人詩法，具體說是楊載《詩法家數》與傅若金《詩法正論》。”但《考論》通過分析認為，《唐詩三體家法》已經具有“起承轉合”論的輪廓[《南宋唐詩選本與宋代詩學考論》，第239頁。]。筆者認為，這些辯證皆可以成立，從中也可見作者的學術勇氣和對學術的推進。
讀罷《考論》之後，筆者也有一些可資補充及期待之處。如論周弼生平，還有一些資料可以補充，《淮海挐音》卷下有《送周伯弜帳管》三詩，卷下又有《周伯弜明府》云：“昨過楊州日，知君病已侵。殊非折腰具，竟作斷弦吟。遠信逢秋笛，驚哀徹樹禽。有才無命者，從古至於今。”可能作於周弼去世之後，則周弼卒於釋元肇之前。又中國失傳而保存在日本的南宋詩僧釋行海的文集《雪岑和尚續集》卷下有《湖上懷周汶陽》一詩，可見周弼與釋行海亦有交遊。另外關於《唐詩三體家法》注本的日本刊本，由於版本十分複雜，且數量眾多，作者接觸到的文獻有限，故未能徹底清理，最近北京大學杜曉勤教授對《唐詩三體家法》的版本，特別是五山版做了疏理[ 參見杜曉勤《〈唐三體詩〉中日版本源流考》，發表於“東亞漢籍研究：以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為中心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2014年3月15—16日。]，可資參考。另外，筆者還收集到日本室町時代及江戶時代所著的《唐詩三體家法》的漢語古注本多種，如萬里集九（1428—？）所著的《曉風集》，熊谷立閒所著的《三體詩備考大成》，佚名所著的《首書三體詩》。這其實又引發了另一個有趣的課題，即“中國詩歌選本與日本漢詩學”。日本漢詩在千年發展過程中，一直與中國的詩歌選本有極大的關係，從《文選》到《古文真寶》、《唐詩三體家法》，再到舊題李攀龍的《唐詩選》，日本每一時代漢詩風會的轉變都與作為經典的詩選之變遷有密切的聯繫。那么何以《唐詩三體家法》在中國不受重視，而在日本卻有無數的翻刻本與注本，周弼所選之詩與日本人的審美觀念有何契合之處？這些都是有趣的話題，筆者也期待陳斐博士以後有機會能做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還有一些小的問題就教於陳斐博士。在第二章論及《眾妙集》取材來源時，第一種為“類書”，但所舉之例卻為《文苑英華》。按：《文苑英華》，從《宋史·藝文志》，到宋代的公私書目，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皆視為總集，未有視為類書者，此處當改。又第四章論《唐詩三體家法》的詩學觀時，首論及“本體論”，所謂“本體論”即關於詩歌本質，以及詩歌存在之為存在的看法，但《考論》這部分所論並沒有涉及到詩歌的本質，所引資料，如以詩為“遊走乞索之具”，其實所論實為詩歌的“功能論”，兩者的內涵應是不一樣的。再如頁70引到“舒岳詳《劉士元詩序》”，實為“舒岳祥”之筆誤。
完成本書後，陳斐博士所著手的《“宋人選唐詩”校證集評集注》也接近完成，筆者也懷著迫切的心情期待讀到陳斐博士的下一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