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匯率變動
- 外文名：fluctuations in exchange
- 包括：貨幣貶值和貨幣升值
- 貨幣貶值：貨幣對外價值的下降
- 別名：該國貨幣匯率下跌
發展歷程,變動形式,影響因素,主要影響,
發展歷程
1948/12/1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
[span]1949/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確定了人民幣作為唯一法定貨幣的地位。因為人民幣並未規定金比價，最初與美元的匯率是根據“購買力平價”方式確定。但建國初期惡性通脹的蔓延，造成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一降再降，從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元舊人民幣。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以及韓戰造成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中國的“封鎖禁運”的措施，中國為推動本國進口亟需的物資，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到1952年12月份，人民幣匯價已經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1955/3/1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第二套人民幣，新人民幣按照折合比率1：10,000兌換舊人民幣，人民幣匯率也隨著大幅調整至1美元=2.4618元新人民幣左右。
[span]1955－1971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62年 第三套人民幣發行。
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經濟儘管曾出現過通脹等情況，但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直維持相對的穩定，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內是高度計畫的經濟體制，幾乎所有的物價都是受到嚴格計畫控制的，人民幣匯率也是如此。
1971/12/18布雷頓森里體系出現問題，美國不再追求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宣布美元兌黃金官價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1972－1979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中國這一時期頻繁調整匯率，在確定匯率時，中國採取盯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方法。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 1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1978 中國開始市場經濟改革之路。
1979 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部分內容，並為了刺激出口，中國政府啟動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允許企業留有一定比例的外匯。
1981/1 由於中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畫控制，存在嚴重的價格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外貿企業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中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 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
1983/9 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執行央行的職責，剝離傳統商業銀行業務。
1985/1/1 中國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1987 第四套人民幣發行
1991/4/9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由於人民幣被嚴重高估，出口企業虧損嚴重。中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1994/1 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畫，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中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994/4 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負責銀行間的外匯交易。
1996/4 中國消除了若干在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範圍，提高了供匯標準，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11/27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但此時中國對於資本項目仍加以限制。由於中國擔心金融危機可能引發資本外逃， 所以中國對資本流出的限制非常嚴格。
1999 第五套人民幣發行。
2001/12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03 美國參議員Schumer首次向國會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
2004 中國銀行(2.62,0.04,1.55%)壟斷外匯業務的年代成為歷史，金融機構被允許從事外匯交易。
2005/7/21 中國啟動匯改，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人民幣立即升值2.1%。
2006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上升到創紀錄的2,330億美元，兩位美國參議員聯合向國會提交提案，若中國不允許人民幣升值，將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課以重稅。
2007 美元兌人民幣的即期匯率波動幅度擴大到0.5%。
2008 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已經升值了19%，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停止了升值走勢。中國央行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白俄羅斯和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定
2009 人民幣依然是只能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由於中國擔心資本的跨國流動會衝擊到金融體系，資本項目下的兌換仍然受限，人民幣離完全的自由兌換的目標似乎還遙不可及。
2010 中國穩定人民幣幣值的策略，遭遇到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巨大壓力。
變動形式
(一)升值(revaluation)與貶值(devaluation)
是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變動的兩種形式。
在這個制度下，政府以法定的含金量來規定貨幣的價值，稱為法定平價。增值就是政府以法令形式提高本國貨幣的含金量，降低外匯匯率。因此也稱法定升值；貶值是政府以法令形式降低本國貨幣含金量，提高外匯匯率，因此亦稱法定貶值。
(二)上浮(appreciation)與下浮(depreciation)
當外匯求過於供時，其匯率會由下往上升高，稱為上浮，意味著該國貨幣升值。
當外匯供過於求時，其匯率就會由上往下降低，稱為下浮，意味著該國貨幣貶值。如果中國貨幣持續上漲就會影響匯率上浮的下浮
(三)高估(overvalution)與低估(undervaluation)
是指貨幣的匯率高於或低於其均衡匯率。
高估：假定在固定匯率制下，國際交易按官方匯率保持在Eo水平上(Eo以直接標價法表示)。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其外匯市場的供求關係就會發生變化，(見上圖)外匯供給曲線左移至S'(外匯供給相對減少)，或外匯需求曲線D右移至D'(外匯需求相對增加)，外匯供小於求部分為OG，供求均衡點從O升到O'，新的均衡匯率是E1。如果官方匯率仍保持不變，便是本國貨幣高估，或本國貨幣價值應下調而沒有下調。
低估：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其外匯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見下圖，外匯需求曲線D向左移到D'(外匯需求相對減少)，或外匯供給曲線S向右移到S'(外匯供給相對增加)，外匯供大於求部分為OG，供求均衡點從O降至O'，新的均衡點是E1。如果官方匯率仍然固定在Eo，則表明本國貨幣低估，或本國貨幣應上升而沒有上升。
影響因素
(一)國際收支狀況。在間接標價法下：當一國對外經常項目收支處於順差時，在外匯市場上則表現為外匯(幣)的供應大於需求，因而本國貨幣匯率上升，外國貨幣匯率下降；反之，當一國國際支出大於收入時，該國即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在外匯市場上則表示為外匯(幣)的供應小於需求，因而本國貨幣匯率下降，外國貨幣匯率上升。
(二)通貨膨脹率的差異。當一國出現通貨膨脹時，其商品成本加大，出口商品以外幣表示的價格必然上漲，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削弱，引起出口減少，同時提高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競爭力，造成進口增加，從而改變經常賬戶收支。此外，通貨膨脹率差異還會通過影響人們對匯率的預期，作用於資本與金融賬戶收支。反之，相對通貨膨脹率較低的國家其貨幣匯率則會趨於升值。
(五)匯率預期。對匯率的心理預期正日益成為影響短期匯率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心理因素只有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才會產生並起作用。
(六)外匯投機力量。投機者如果預期某種貨幣將升值，就會大量購進該種貨幣，從而造成該種貨幣匯價的上升；反之，投機者若預期某種貨幣將貶值，就會大量拋售該種貨幣，從而造成該種貨幣匯價的即刻下跌。投機因素是外匯市場匯價短期波動的重要力量。
(七)政府的市場干預
(八)經濟成長率。一般來講，高經濟成長率在短期內不利於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行市，但從長期看，卻有力支持著本幣的強勁勢頭。
主要影響
(一) 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從而影響到一國的進出口貿易。一國貨幣的對外貶值有利於該國增加出口，抑制進口。反之，如果一國貨幣對外升值，即有利於進口，而不利於出口；匯率變動對非貿易收支的影響如同其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二)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一是對貿易品價格的影響；二是對非貿易品價格的影響。
(三)匯率變動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匯率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本幣對外貶值後，單位外幣能折合更多的本幣，這樣就會促使外國資本流入增加，國內資本流出減少；二是如果出現本幣對外價值將貶未貶、外匯匯價將升未升的情況，則會通過影響人們對匯率的預期，進而引起本國資本外逃。
(五)匯率變動對一國國內就業、國民收入及資源配置的影響。當一國本幣匯率下降，外匯匯率上升，有利於促進該國出口增加而抑制進口，這就使得其出口工業和進口替代工業得以大力發展，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國內就業機會因此增加，國民收入也隨之增加。反之，如果一國貨幣匯率上升，該國出口受阻；進口因匯率刺激而大量增加，造成該國出口工業和進口替代業萎縮，則資源就會從出口工業和進口替代業部門轉移到其他部門。
經濟和股市
在理想狀態下，不同國家的貨幣比值反映的是購買力的差異。然而現實中，匯率既可以是國家信用水平的標誌、政府調節經濟的工具和貿易戰的武器，也是技術層面上交易商之間博弈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在制度上走過了政府絕對管制、官方和民間渠道的雙軌制、有控制的市場化等階段，正朝著完全自由兌換的方向逐步邁進。
從趨勢上看，1981年至1995年，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由1.55比1一路下行至8.46比1；隨後的十年間，匯率就穩定在8.3比1的水平上。自2005年起，市場化進程啟動，人民幣在經濟基本面和各種外部因素推動下開始走強，累計升值26%。按照資產價格的長期波動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來判斷，升值的趨勢很可能要延續至2015年，屆時可能5.3元人民幣就兌換1美元。如果考慮到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導致的需求上升，那么2015年到2025年這十年可能又是一個升值周期。在本幣牛市的前景下，經濟和股市會作何表現呢？
日本的歷史經驗表明，上漲的匯率可能會對經濟產生階段性或局部消極影響，但整體而言利大於弊，對於股市來說利好的幾率更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堅挺的日元提升了日本在海外的資產購買力，增強了企業跨國經營併購的實力，加快了日元國際化進程，推動東京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日元持續走高，實際有效匯率分別累計上漲了28.6%、26.3%和31.7%；雖然2000年以來回落了34.8%，仍有39.5%的累計漲幅。自70年代以來，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由18%降至不足1%的水平。在匯率加速上漲的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日元指數分別由95點和105點漲至123點和148點，GDP增速由6.7%和8.7%降至2.2%和-0.9%。這其中既有出口因匯率走強而放緩的因素，更多的是房地產泡沫破裂、金融機構流動性緊張造成的危害，長期而言是日本經濟結構老化的結果。
觀察GNP（國民生產總值）和海外淨收入數據可以發現，日本經濟的擴張腳步並未停歇，匯率在這裡發揮了積極作用。1994年，日本GDP的季度均值為123.94萬億日元，而GNP則為460萬億日元；2012年分別為118.95萬億日元和520萬億日元，相當於在境外“再造”了兩三個日本。同期日本貿易順差在GDP中的占比由4%降至-1%，而海外淨收入占比則由1%升至4%。日本股市在1970年至1989年間漲幅驚人，日經225指數由2402點漲至38915點，年均複合收益率高達14.5%；在80個季度中，只有11個出現調整，幅度顯著的只有1987年第四季度（主要受累於華爾街的短暫“股災”）。上市公司市值總額占比GDP最高達到145.5%。當然這其中地產泡沫發揮了主要作用，但匯率走強導致熱錢流入也是重要因素。後來泡沫破裂，股指在過去20多年來累計下跌了66%，基本上穩定在8400點至21500點的區間內，相當於歷史高位的22%至56%。但投資並未遠離股市，入市資金不減反增，在鼎盛時期的1989年，證券投資組合的資金淨流入額為69.5億美元，2010年時增至403億美元（數據來源於World Bank）。
雖然我國正處於調整轉型的困難時期，本幣升值積壓了出口企業的盈利和市場，但過去幾年來政府推出的幾項重要調控措施有望幫助經濟趨利避害。一是抑制房地產泡沫，二是促進國內消費需求，三是大力促進產業創新升級，而逐步展開的改革也將釋放中長期制度紅利。因此有理由期待，在低估值的市場環境下，在強勢人民幣的帶動下，A股有望走出一波2年至3年的慢牛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