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肅清北方各省省委所謂的“右傾”，推動北方各省工作的所謂“轉變”，1932年6月24日，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又稱“北方會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
- 時間：1932年6月24日
- 地點：上海
會議背景,會議時間,會議內容,會議影響,
會議背景
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成立以後，繼續發展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他們對“九一八”事變後的形勢，一開始就作了錯誤的估計，否認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國內階級矛盾正在暫時下降的客觀現實，過分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把“九一八”事變後出現的抗日反蔣浪潮，看成是國民黨總崩潰的到來。因此，他們武斷地認為，革命力量已經發展到具備奪取中心城市的程度，相繼作出了一系列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指示根據地的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決定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中心工作是開展工人的罷工鬥爭，普遍實行武裝工農和政治總罷工，以回響配合紅軍的行動。
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指導，曾受到黨內從事實際鬥爭的許多同志的抵制。在白區，一些黨的領導人鑒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厲鎮壓和連續“左”傾錯誤指導的影響，不同意不顧實際條件的盲目“進攻”路線，主張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充分利用一切合法鬥爭，爭取民眾，積蓄革命力量。特別是當時滿洲省等一些北方白區省委，認為全國的革命發展很不平衡，不應一概而論，應該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採取有所不同的政策策略。但是，“左”傾中央置這些意見於不顧，堅持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白區黨的工作長期難以進展。
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指導，曾受到黨內從事實際鬥爭的許多同志的抵制。在白區，一些黨的領導人鑒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厲鎮壓和連續“左”傾錯誤指導的影響，不同意不顧實際條件的盲目“進攻”路線，主張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充分利用一切合法鬥爭，爭取民眾，積蓄革命力量。特別是當時滿洲省等一些北方白區省委，認為全國的革命發展很不平衡，不應一概而論，應該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採取有所不同的政策策略。但是，“左”傾中央置這些意見於不顧，堅持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白區黨的工作長期難以進展。
會議時間
臨時中央認定這是北方各省委“右傾”，為了肅清這種“右傾”，推動北方各省工作的所謂“轉變”，1932年6月24日，臨時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又稱“北方會議”。
會議內容
會議由博古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滿洲等省委負責人以及臨時中央的張聞天、李竹聲、康生等。會議聽取了各省情況的匯報。滿洲省組織部長何成湘著重匯報了滿洲地區的特殊情況，認為滿洲已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偽滿政權已成立，並且未經過像關內那樣的大革命，針對關外不同於關內的特殊的、落後的情況，應採取特殊辦法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博古代表臨時中央作了會議總結。他從“左”傾機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大肆指責北方各省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竭力批判所謂“北方特殊論”、“北方落後論”，甚至不顧各地主客觀條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北、河南以至東北三省通過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即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會議最後通過的檔案：《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維埃的決議》、《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
這些決議全面接受了這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對北方黨的工作進行了嚴厲指責和批判，並按其“左”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加以改造。
會議的決議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國內外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中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兩個政權--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專政與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尖銳對立。中國已經到了革命危機的階段，革命危機是在日益增長與尖銳化起來。北方“特殊論”、“例外論”，“是沒有根據的機會主義胡說”，是實際上企圖將中國的南部與北部間隔與對立起來，企圖否認革命危機在中國北方的存在，企圖曲解正確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論為北方的革命運動的完全消沉，“以掩蓋自己富農路線的實質”，“必然要走上取消主義的道路。”會議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北方落後論’、‘特殊論’，富農路線以及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
會議過分誇大了革命力量，認為“在當前全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上，優勢是在紅軍與蘇維埃方面的”，“並且必然地要用向敵人進攻的路線，來爭取聯繫一片的蘇區，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與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因此，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問題，“已經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議事日程之上。”滿洲等北方各省黨的工作一般的落後於民眾積極性的增長，已經“成為極端危險的現象。為此，會議要求北方各省委，“加緊的準備組織工人階級的反對資本家進攻與帝國主義侵略的罷工鬥爭，”提高罷工的“革命化”、“政治化”，反對黃色工會，建立革命職工反對派的組織，是黨和工會最主要的任務；要深入開展農民反地主、僱農反富農的鬥爭，將一切的農民與災民鬥爭，都迅速的轉變到武裝的鬥爭上去，發動革命的游擊戰爭，並儘量的在游擊隊的積極行動之中建立新的紅軍與蘇區，組織國民黨士兵的革命兵變，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形成“兵變潮流”是黨的“嚴重的任務，是北方黨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務”。
這些決議全面接受了這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對北方黨的工作進行了嚴厲指責和批判，並按其“左”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加以改造。
會議的決議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國內外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中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兩個政權--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專政與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尖銳對立。中國已經到了革命危機的階段，革命危機是在日益增長與尖銳化起來。北方“特殊論”、“例外論”，“是沒有根據的機會主義胡說”，是實際上企圖將中國的南部與北部間隔與對立起來，企圖否認革命危機在中國北方的存在，企圖曲解正確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論為北方的革命運動的完全消沉，“以掩蓋自己富農路線的實質”，“必然要走上取消主義的道路。”會議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北方落後論’、‘特殊論’，富農路線以及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
會議過分誇大了革命力量，認為“在當前全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上，優勢是在紅軍與蘇維埃方面的”，“並且必然地要用向敵人進攻的路線，來爭取聯繫一片的蘇區，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與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因此，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問題，“已經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議事日程之上。”滿洲等北方各省黨的工作一般的落後於民眾積極性的增長，已經“成為極端危險的現象。為此，會議要求北方各省委，“加緊的準備組織工人階級的反對資本家進攻與帝國主義侵略的罷工鬥爭，”提高罷工的“革命化”、“政治化”，反對黃色工會，建立革命職工反對派的組織，是黨和工會最主要的任務；要深入開展農民反地主、僱農反富農的鬥爭，將一切的農民與災民鬥爭，都迅速的轉變到武裝的鬥爭上去，發動革命的游擊戰爭，並儘量的在游擊隊的積極行動之中建立新的紅軍與蘇區，組織國民黨士兵的革命兵變，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形成“兵變潮流”是黨的“嚴重的任務，是北方黨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務”。
會議影響
“北方會議”的召開和會議決議的貫徹，使北方各省黨的工作納入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軌道，使北方地區尤其是東北地區黨的工作中心未能適應“九一八”以後向抗日鬥爭方向轉變，在新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面前無能為力，喪失了促進革命發展的大好時機，因而對北方各省黨的城鄉實際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