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各國在採用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卻是越來越突出。目前，各國均不同程度出現了貧富差距、機會不均、正義喪失等社會問題，特別是欠已開發國家，這些問題更加明顯。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成長和人類社會發展所共同面臨的難題。正如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指出，當今人類社會正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出現明顯的收入差距；二是給生態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WB,2008）。
最早對增長與不平等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是著名經濟學家西蒙·斯密斯·庫茲涅茨，他認為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程度會首先加劇，然後減緩（Simon Smith Kuznets，1955）。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一系列的研究論文支持了西蒙的研究假設，例如克拉維斯（Kravis，1960）、奧什馬（Oshima，1962）、阿德爾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71)、鮑克爾特（Paukert，1973）、阿魯瓦利亞（Ahluwalia，1974，1976）、羅賓遜(Robinson，1976)、拉姆（Ram，1988）等人，重點論述了西蒙研究的科學性和增長與不平等的內外關係，提出不平等增長理論。然後，學者們重點對西蒙研究的結論進行修正，例如阿南德和坎波爾（Anand and Kanbur，1984）、菲爾茲（Fields，1989）。
千年發展目標，為世界的發展確定了方向。在國際組織的大力倡導下，世界各國學者對這兩種增長方式，從理論到實踐兩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理論方面，重點在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的討論。例如，拉瓦雷認為世行關於上述兩個概念的界定存在不足，應該從窮人與非窮人之間獲得的利益角度，對概念進行完善（Ravallion，2004）。另外，更為廣泛的討論集中在經濟成長過程中不平等的減少，基於脫貧與公平兩個指標來完善概念，代表學者有麥卡洛克和巴魯克（McCulloch and Baulch，2000）、卡克瓦尼和佩尼亞（Kakwani and Pernia，2000）、桑（Son，2003）等。實踐方面，學者們重點對一些欠已開發國家的案例進行了研究，提出有關這兩種增長方式的衡量標準與政策建議。例如，對中國、印度、泰國、智利、巴西、烏干達、蘇丹等國家的研究。研究領域包括旅遊、農業、金融、信息寬頻、文化、交通設施等多個方面，代表學者有艾希莉（Ashley，2000）、古德溫（Goodwin，2001）、克拉森（Klasen，2004）、蒂默（Timmer，2005）等。其中,旅遊促進經濟“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即扶貧旅遊（Pro-Poor Tourism）成為貧困地區案例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奧什馬（Oshima，1994）、戴寧格和斯奎爾 (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等，研究的側重點是經濟成長對不平等的影響機制、政策因素、理論模型等，目的是對不平等發展理論的完善，並把理論體系逐步套用到現實生活中，指導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基於早期學者對經濟成長與不平等關係發展的研究，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的大背景，經濟成長與不平等理論，逐步受到國際性組織的關注與支持。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WB簡稱世行）在對高棉、宏都拉斯、烏干達、南非等國的調研基礎上，發現經濟成長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一大阻力。因此，世行於1990年提出了“廣泛基礎的增長”(broad-based growth)，其後更進一步提出了“對窮人友善的增長”(pro-poor growth)。這些經濟成長的理念，也被國際著名組織大量研究與套用，例如聯合國（UN，200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1）等。2000年9月，聯合國提出《聯合國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要求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窮、疾病、飢餓、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的目標和指標（UN，2000）。聯合國千年宣言是以上兩種經濟發展理念的重要落實，也是一個世界扶貧里程碑式的檔案。該宣言成為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MDGS）。
一是對包容性增長理論層面的研究，包括基本內涵、外在條件、測量標準、衡量指標、理論模型等。例如，剛、森等學者（Gang,Sen etc.，2008）通過對農業和非農業工作收入差距的研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需要的一系列條件。貝斯利(Besley，2007)使用貧困的增長彈性作為指標來評估窮人脫貧過程中的包容性。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2008）基於生產與收入視角，對包容性增長的基本概念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印度政府（GoI，2008）根據本國最新經濟統計數據分析，對貧困與包容性增長，在理論上也作了詳細的闡釋。埃琳娜和蘇珊娜（Elena and Susanna，2009）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理論框架。[55]菲利普（Felipe，2010）研究了包容性增長與充分就業、結構變遷之間的內在關係。[56]克拉森（Klasen，2010）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衡量指標體系，以及出現的相關問題。亞行（ADB，2011）提出包容性增長測量的指標體系與模型，為包容性增長理念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參考，等等。另外，學者阿里（Ali）等人的一系列有關包容性增長的理論基礎研究成果，為包容性增長的理論體系構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以案例為基礎，對包容性增長套用於實踐的情況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包括了貿易、農業、財政、食品、能源等多個方面。例如，英國對外直接投資協會（ODI，2009）通過對五個國家有關貿易援助與貿易限制的經驗和政策項目，研究了包容性增長與扶貧之間的關係。滾阿提拉克（Gunatilake，2009）以印度為例，研究了食品和能源安全與包容性增長的關係。哈比托（Habito，2009）研究了包容性增長在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薩帕塔和巴斯克斯（Zapata and Vazquez，2010）通過對巴西農民的研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價值鏈，包括規劃設計、制度激勵和利益相關者的約束等方面。馬亨德拉（Mahendra，2011）以印度為例，研究了農業、貧困和人類發展之間的包容性增長關係。庫克（Cooke，2011）以歐洲為例，研究了一種“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的方式，從另一個視角，基於典型案例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套用，[64]等等。
三是包容性增長戰略規劃的研究。例如，印度政府戰略規劃了2009-2014年的寬頻信息基礎設施的包容性增長路徑（GoI，2009）。亞行（ADB，2011）以印度為案例研究，戰略規劃把印度打造成為基於包容性增長的一個擁有“夥伴關係”的國度。加拿大的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也制定了2011-2016的包容性增長戰略計畫（IDRC,2011）。賽普勒斯（Cyprus）國家改革計畫2011年，規劃了國家2020增長戰略：精明，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包括創新、教育、數字社會、氣候、能源、移民、競爭力、就業、技術、扶貧等各個方面的工作計畫（GoC，2011）。歐盟（EU）成員國，也做出了相應的包容性增長戰略計畫，例如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等。非洲發展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非行）從變化的多樣性、包容性財政投資、戰略決策的選擇等多個方面系統論述了未來非洲50年的包容性發展路徑（AfDB，2011），等等。
旅遊研究中的包容性思想
雖然旅遊研究中，國外很少以“包容性”作為關鍵字來研究旅遊，但具有包容性體現的 “利益均衡”思想（Balance of Interest），在國外相關旅遊研究中，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且相對成熟。但是，利益均衡不是包容性增長，但包容性增長的實現，要通過利益均衡機制的設計。目前，總的來說，旅遊利益均衡研究比較分散，包括利益管理模式、旅遊目的地管理、旅遊戰略管理、可持續旅遊下的利益均衡問題、公平旅遊（Just Tourism）問題等等。相對而言，旅遊利益均衡研究比較集中在可持續旅遊思想里，從管理方法和市場行銷兩個方面，來探討旅遊利益均衡機制的設計。例如，約翰·亨斯曼（John Huntsman，1995）從旅遊發展的問題與生態影響、行銷、可持續發展、人文和社會的關注和教育多個方面，討論了公平旅遊的一個道德框架。該研究的目的在於如何實現廣義上的利益均衡問題，不僅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了環境利益。澤維爾·馮特（Xavier Font，1999）等學者，討論了通過公共部門、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和當地居民利益均衡的管理方式，來設計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以促進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實現旅遊的均衡發展。伊莉斯·索特等( Elise Truly Sautter, Brigit Leisen,1999)從旅遊市場行銷的角度，探討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該文作者設計了一個規範的旅遊規劃模型，並介紹了其中關係/事務策略連續介質，作為一種工具套用的特點。在這個套用模型中，通過規劃當局的直接識別、主動考慮交易和關係取向，以直接影響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來構建一種利益均衡的旅遊開發機制。佩吉·特奧（Peggy Teo，2002）從全球化的研究視角，來理解巨觀意義上的旅遊平衡發展，在權力、文化、遺產、旅遊關係之間，探索一個利益均衡機制。史蒂文·派克（Steven Pike，2005）在旅遊目的地品牌的複雜性中，討論了旅遊利益均衡的問題。卡門·帕丁（Carmen Padin，2012）通過描述可持續旅遊規劃的概念，建立了理論基礎，提出構成的模型。他還從關係平衡的角度，提出綜合旅遊規劃的目的，是實現經濟成長和效率提高，保證效率和社會公平，解決人口的基本需求，穩定和連續的環境系統的基礎。瑪麗拉·索斯蘭德（Maria V. Solstrand，2013）以挪威和冰島漁業為案例研究，探討了海洋釣魚旅遊，在挪威和冰島的一種跨國界的利益均衡機制和可持續的管理系統，等等。
包容性視角下旅遊研究的新理念
旅遊發展如何具有包容性，是國內外學界正在系統研究的一個命題。研究方法很多，但是研究目的很簡單：通過理論研究在實踐中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發展。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扶貧是包容性旅遊的一個重要目的。國外有關旅遊的包容性增長，重點放在了扶貧旅遊的研究（Pro-poor Tourism，PPT），並與可持續旅遊（Sustainable Tourism）在內涵上有一定的重合，這也與世行在1990年提出的“對窮人友善的增長”(益貧式增長)的理念密切相關。在2000年後，扶貧旅遊研究逐步進入一個高潮階段，湧現出許多研究成果。從研究的發展階段來看，扶貧旅遊研究呈現以下歷史演進：2000-2001年，由阿什利和古德溫（Ashley and Goodwin，2001）倡導的，以及英國海外直接投資組織（ODI）支持的，關於扶貧旅遊戰略的研究開始啟動，並進行試點研究。2002年，阿什利、古德溫和柔為代表的學者（Ashley，Goodwin and Roe，2002）研究了通過商業發展，推動旅遊產業的發展和貧困的減少。2002年-2003年，學者們集中研究了扶貧旅遊戰略實施的經驗與理論完善，代表學者有邁耶（Meyer，2003）等人。2003-2006學者們集中於對扶貧旅遊案例進行了研究，在具體案例中發現扶貧旅遊的研究方法、基本模式、外在條件、運作機制、政策保障、制度缺陷等。這些案例包括安娜和詹妮弗（Anna and Jennifer，2003）對南非的扶貧旅遊戰略、影響、成本和路徑的研究。珍妮和露易絲和麥可（Jenny，Louise and Michael，2003）對有關產品多樣化與擴大利益機制進行旅遊扶貧，以烏干達（Uganda）與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為案例，進行了比較研究，等等。2006年-2008年，學者們對扶貧旅遊的研究，進行了繼續深入研究和反思，例如阿什利和古德溫（Ashley and Goodwin，2007）研究了扶貧旅遊的對與錯。哈里森(Harrison，2008)對扶貧旅遊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2008-2012年，學者們對扶貧旅遊研究越來越微觀，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案例研究，研究方法也在不斷創新。研究逐步集中到研究旅遊扶貧的某一個方面。例如杜維姆和卡爾德爾（Duim and Caalders，2008）用網路分析法研究了扶貧旅遊利益鏈。米切爾和法阿歐（Mitchell and Faal，2009）專著闡述了甘比亞（Gambia）旅遊價值鏈和扶貧旅遊的前景，等等。
旅遊包容性增長的另一個研究重點，則是基於社會包容性，針對社會特殊人群，例如殘疾人、老人、兒童等，在獲得均等參與旅遊發展的權利，以及享受旅遊的權利，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減少特殊人群，特別是殘疾人，在旅遊過程中的障礙。國外有的學者把這樣的旅遊叫做包容性旅遊（Inclusive Tourism），更接近與無障礙旅遊（Accessible Tourism）的意思，例如斯科特（Scott，2009）最早提出了包容性旅遊的理念，但與國內研究的理念，在內涵和外延上存在很大的區別。國外有關什麼是包容性旅遊，其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研究的理論體系、研究運用的方法、研究的對象，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國外的包容性旅遊研究成果非常少，研究正處於起步階段，相關理論有待進一步研究完善。例如，法布里斯（Fabrice，2008）認為通過包容性旅遊發展，可以減少社區人口貧困。克里斯迪恩和艾譜莉（Christien and April，2009）以研究包容性社區為基礎，提出針對殘疾人旅遊發展規劃（Christien Kaaij, April Struthers，2009）。國際貿易中心（ITC，2010）研究了旅遊相關商業產業與旅遊市場之間的包容性關係，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