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旅遊

包容性旅遊

包容性旅遊,亦稱旅遊包容性發展,是指以政府規劃為服務主體,旅遊企業為經營載體,旅遊社區居民為主要受益者,社會各界為參與發展者(包括遊客和公民組織),基於政府政策保障,實現弱勢群體話語權,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旅遊發展,讓更多的貧困人口獲得均等就業的機會,實現旅遊經濟成果的相對公平分配,減少旅遊目的地的社會貧富差距,營造良好的旅遊環境,最終實現旅遊的包容性發展。(王超,王志章,2015)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包容性旅遊
  • 外文名:Inclusive Tourism
  • 提出時間:2007年
  • 提出人:斯科特
基本信息,問題背景,研究脈絡,研究領域,發展模式,主要成果,爭議之處,未來展望,

基本信息

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包容性增長理念以來,該理念被學界廣泛所知,並逐步運用到各個學科的研究之中,其中也包括了旅遊科學。2009年,國外學者斯科特(Scott,2009)提出“包容性旅遊”(InclusiveTourism)發展理論,有的學者又翻譯成“殘疾人旅遊”,理論內涵與殘疾人旅遊(AccesibleTourism)相似。斯科特的包容性旅遊理論強調社會特殊弱勢人群,特別是殘疾人,也有享受旅遊的權利。國內學者戴斌(2011)也指出,旅遊是人們的一項基本權利。從這個層面講,旅遊促進社會包容性的發展,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王超,王志章,2013)
包容性視角下研究旅遊相關問題,也開始受到學界關注。王京傳,李天元(2011)首先在《旅遊科學》上發表論文,研究了包容性旅遊增長相關概念內涵、實行機制和政策建議問題。王超,鄭向敏(2012)第一次正式提出“包容性旅遊”的基本內涵與外延,強調“機會均等”與“生產性就業”的旅遊增長方式。他們認為:包容性旅遊(InclusiveTourism)不是一種旅遊發展業態,而是一種旅遊發展理念,它的基本內涵是指:以政府規劃為主題,旅遊企業為客體,社會各界為參與者,以政府政策為保障,實現弱勢群體話語權,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旅遊發展,讓更多的貧困人口獲得均等就業的機會,實現旅遊經濟成果的相對公平分配,減少旅遊目的地的社會貧富差距,營造良好的旅遊環境,最終實現旅遊的包容性發展。(王超,鄭向敏,2012)包容性旅遊強調旅遊的發展,一方面要促進旅遊目的地人口就業機會的均等,另一方面要通過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生產性就業崗位,促進旅遊目的地的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問題背景

一是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各國在採用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卻是越來越突出。目前,各國均不同程度出現了貧富差距、機會不均、正義喪失等社會問題,特別是欠已開發國家,這些問題更加明顯。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成長和人類社會發展所共同面臨的難題。正如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指出,當今人類社會正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出現明顯的收入差距;二是給生態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WB,2008)。
二是亞行包容性增長理念的提出。聯合國早就注意到人類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之一: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即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不公與貧富差距現象正在日益蔓延。在2000年9月,聯合國發表《千年發展目標》(MDGs)中聲明:“把消除農村地區的貧困作為聯合國要求各國政府必須開展的重要工作之一。計畫到2015年,將世界絕對貧困率減少一半。”“‘包容性’(Inclusive)這一詞也成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提出的理念之一。”(Sophie Coughlan etc., 2009)此後,為了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世界銀行回響聯合國的號召,又先後提出“廣泛基礎的增長”(Broad-based Growth)與“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即“益貧式增長”(Pro-poor Growth)。亞洲銀行通過對印度、泰國、蒙古、巴基斯坦等國有關益貧式增長實施工作的充分調研後,於2007年正式以官方名義提出“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這一概念(Stephan Klasen,2010),指導亞洲各國政府積極開展國內扶貧工作,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三是旅遊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伴隨著信息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步伐,旅遊業正在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規模最大的產業之一。旅遊業的發展,為解決就業,減貧致富,特別是那些自然和文化資源豐富,但發展相對滯後的各國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各國財政收入的來源。據世界旅遊與旅行理事會(WTTC,2011)統計:“全球旅遊和旅行業每年要占GDP的10%,提供就業崗位的8%,以及投資的12%,旅遊和旅行業已經成為最具增長潛力的產業。目前,它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4%,其中已開發國家占3%,新興旅遊市場超過7%。”(WTO,2008)
四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問題。包容性增長理念,為中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矛盾問題,提供了新的戰略思路。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從3千到1萬美元發展過程中,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嚴昭柱,2011)。特別是人均GDP在3千美元左右,將陷入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矛盾凸顯。
五是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地區扶貧。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騰飛,取得偉大成就同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也日益突出。這個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東部與西部經濟發展的失衡、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的失衡、社會階層之間經濟發展的失衡。這些發展失衡問題,成為中國轉型發展時期必須解決的重要矛盾。解決中國國家發展失衡,實現縮小中國國內貧富差距,扶貧攻堅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在扶貧攻堅工作中民族地區扶貧難度,又是十分凸顯的。胡錦濤同志在做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時強調指出(2007):“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研究脈絡

包容性增長的理論基石
最早對增長與不平等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是著名經濟學家西蒙·斯密斯·庫茲涅茨,他認為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程度會首先加劇,然後減緩(Simon Smith Kuznets,1955)。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一系列的研究論文支持了西蒙的研究假設,例如克拉維斯(Kravis,1960)、奧什馬(Oshima,1962)、阿德爾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71)、鮑克爾特(Paukert,1973)、阿魯瓦利亞(Ahluwalia,1974,1976)、羅賓遜(Robinson,1976)、拉姆(Ram,1988)等人,重點論述了西蒙研究的科學性和增長與不平等的內外關係,提出不平等增長理論。然後,學者們重點對西蒙研究的結論進行修正,例如阿南德和坎波爾(Anand and Kanbur,1984)、菲爾茲(Fields,1989)。
千年發展目標,為世界的發展確定了方向。在國際組織的大力倡導下,世界各國學者對這兩種增長方式,從理論到實踐兩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理論方面,重點在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的討論。例如,拉瓦雷認為世行關於上述兩個概念的界定存在不足,應該從窮人與非窮人之間獲得的利益角度,對概念進行完善(Ravallion,2004)。另外,更為廣泛的討論集中在經濟成長過程中不平等的減少,基於脫貧與公平兩個指標來完善概念,代表學者有麥卡洛克和巴魯克(McCulloch and Baulch,2000)、卡克瓦尼和佩尼亞(Kakwani and Pernia,2000)、桑(Son,2003)等。實踐方面,學者們重點對一些欠已開發國家的案例進行了研究,提出有關這兩種增長方式的衡量標準與政策建議。例如,對中國、印度、泰國、智利、巴西、烏干達、蘇丹等國家的研究。研究領域包括旅遊、農業、金融、信息寬頻、文化、交通設施等多個方面,代表學者有艾希莉(Ashley,2000)、古德溫(Goodwin,2001)、克拉森(Klasen,2004)、蒂默(Timmer,2005)等。其中,旅遊促進經濟“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即扶貧旅遊(Pro-Poor Tourism)成為貧困地區案例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奧什馬(Oshima,1994)、戴寧格和斯奎爾 (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等,研究的側重點是經濟成長對不平等的影響機制、政策因素、理論模型等,目的是對不平等發展理論的完善,並把理論體系逐步套用到現實生活中,指導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基於早期學者對經濟成長與不平等關係發展的研究,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的大背景,經濟成長與不平等理論,逐步受到國際性組織的關注與支持。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WB簡稱世行)在對高棉、宏都拉斯、烏干達、南非等國的調研基礎上,發現經濟成長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一大阻力。因此,世行於1990年提出了“廣泛基礎的增長”(broad-based growth),其後更進一步提出了“對窮人友善的增長”(pro-poor growth)。這些經濟成長的理念,也被國際著名組織大量研究與套用,例如聯合國(UN,200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1)等。2000年9月,聯合國提出《聯合國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要求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窮、疾病、飢餓、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的目標和指標(UN,2000)。聯合國千年宣言是以上兩種經濟發展理念的重要落實,也是一個世界扶貧里程碑式的檔案。該宣言成為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MDGS)。
包容性增長的提出與研究現狀
在上述有關經濟成長與不平等發展的研究脈絡下,2006年,世行基於印度研究,提出了以擴大經濟發展範圍、擴寬財產使用途徑、進一步繁榮市場的“包容性的經濟成長”,為那些無論什麼出生背景的印度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平發展機會(World Bank,2006)。基於世行的研究,以及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亞行通過對印度、菲律賓、孟加拉國、蒙古、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開展有關益貧式增長工作的充分調研後,於2007年正式以官方名義提出“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這一概念,指導亞洲各國政府積極開展國內扶貧工作。包容性增長強調所有國家應該有經濟發展的平等機會,在經濟成長的同時,注重社會公平的建設、貧困的減少和自然環境的保護。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在他的《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一書中,進行了專題研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發展機會的平等,是包容性增長的兩個基本特徵。包容性增長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國家之間的包容性增長,即富國與窮國之間的機會均等;二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包容性增長,即給窮人更多的均等發展機會,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從此,學界對“包容性增長”理論,展開了積極的討論與研究,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不斷推動包容性增長的理論完善與現實落實。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包容性增長理論層面的研究,包括基本內涵、外在條件、測量標準、衡量指標、理論模型等。例如,剛、森等學者(Gang,Sen etc.,2008)通過對農業和非農業工作收入差距的研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需要的一系列條件。貝斯利(Besley,2007)使用貧困的增長彈性作為指標來評估窮人脫貧過程中的包容性。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2008)基於生產與收入視角,對包容性增長的基本概念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印度政府(GoI,2008)根據本國最新經濟統計數據分析,對貧困與包容性增長,在理論上也作了詳細的闡釋。埃琳娜和蘇珊娜(Elena and Susanna,2009)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理論框架。[55]菲利普(Felipe,2010)研究了包容性增長與充分就業、結構變遷之間的內在關係。[56]克拉森(Klasen,2010)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衡量指標體系,以及出現的相關問題。亞行(ADB,2011)提出包容性增長測量的指標體系與模型,為包容性增長理念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參考,等等。另外,學者阿里(Ali)等人的一系列有關包容性增長的理論基礎研究成果,為包容性增長的理論體系構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以案例為基礎,對包容性增長套用於實踐的情況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包括了貿易、農業、財政、食品、能源等多個方面。例如,英國對外直接投資協會(ODI,2009)通過對五個國家有關貿易援助與貿易限制的經驗和政策項目,研究了包容性增長與扶貧之間的關係。滾阿提拉克(Gunatilake,2009)以印度為例,研究了食品和能源安全與包容性增長的關係。哈比托(Habito,2009)研究了包容性增長在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薩帕塔和巴斯克斯(Zapata and Vazquez,2010)通過對巴西農民的研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價值鏈,包括規劃設計、制度激勵和利益相關者的約束等方面。馬亨德拉(Mahendra,2011)以印度為例,研究了農業、貧困和人類發展之間的包容性增長關係。庫克(Cooke,2011)以歐洲為例,研究了一種“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的方式,從另一個視角,基於典型案例研究了包容性增長的套用,[64]等等。
三是包容性增長戰略規劃的研究。例如,印度政府戰略規劃了2009-2014年的寬頻信息基礎設施的包容性增長路徑(GoI,2009)。亞行(ADB,2011)以印度為案例研究,戰略規劃把印度打造成為基於包容性增長的一個擁有“夥伴關係”的國度。加拿大的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也制定了2011-2016的包容性增長戰略計畫(IDRC,2011)。賽普勒斯(Cyprus)國家改革計畫2011年,規劃了國家2020增長戰略:精明,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包括創新、教育、數字社會、氣候、能源、移民、競爭力、就業、技術、扶貧等各個方面的工作計畫(GoC,2011)。歐盟(EU)成員國,也做出了相應的包容性增長戰略計畫,例如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等。非洲發展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非行)從變化的多樣性、包容性財政投資、戰略決策的選擇等多個方面系統論述了未來非洲50年的包容性發展路徑(AfDB,2011),等等。
旅遊研究中的包容性思想
雖然旅遊研究中,國外很少以“包容性”作為關鍵字來研究旅遊,但具有包容性體現的 “利益均衡”思想(Balance of Interest),在國外相關旅遊研究中,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且相對成熟。但是,利益均衡不是包容性增長,但包容性增長的實現,要通過利益均衡機制的設計。目前,總的來說,旅遊利益均衡研究比較分散,包括利益管理模式、旅遊目的地管理、旅遊戰略管理、可持續旅遊下的利益均衡問題、公平旅遊(Just Tourism)問題等等。相對而言,旅遊利益均衡研究比較集中在可持續旅遊思想里,從管理方法和市場行銷兩個方面,來探討旅遊利益均衡機制的設計。例如,約翰·亨斯曼(John Huntsman,1995)從旅遊發展的問題與生態影響、行銷、可持續發展、人文和社會的關注和教育多個方面,討論了公平旅遊的一個道德框架。該研究的目的在於如何實現廣義上的利益均衡問題,不僅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了環境利益。澤維爾·馮特(Xavier Font,1999)等學者,討論了通過公共部門、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和當地居民利益均衡的管理方式,來設計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以促進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實現旅遊的均衡發展。伊莉斯·索特等( Elise Truly Sautter, Brigit Leisen,1999)從旅遊市場行銷的角度,探討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該文作者設計了一個規範的旅遊規劃模型,並介紹了其中關係/事務策略連續介質,作為一種工具套用的特點。在這個套用模型中,通過規劃當局的直接識別、主動考慮交易和關係取向,以直接影響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來構建一種利益均衡的旅遊開發機制。佩吉·特奧(Peggy Teo,2002)從全球化的研究視角,來理解巨觀意義上的旅遊平衡發展,在權力、文化、遺產、旅遊關係之間,探索一個利益均衡機制。史蒂文·派克(Steven Pike,2005)在旅遊目的地品牌的複雜性中,討論了旅遊利益均衡的問題。卡門·帕丁(Carmen Padin,2012)通過描述可持續旅遊規劃的概念,建立了理論基礎,提出構成的模型。他還從關係平衡的角度,提出綜合旅遊規劃的目的,是實現經濟成長和效率提高,保證效率和社會公平,解決人口的基本需求,穩定和連續的環境系統的基礎。瑪麗拉·索斯蘭德(Maria V. Solstrand,2013)以挪威和冰島漁業為案例研究,探討了海洋釣魚旅遊,在挪威和冰島的一種跨國界的利益均衡機制和可持續的管理系統,等等。
包容性視角下旅遊研究的新理念
旅遊發展如何具有包容性,是國內外學界正在系統研究的一個命題。研究方法很多,但是研究目的很簡單:通過理論研究在實踐中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發展。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扶貧是包容性旅遊的一個重要目的。國外有關旅遊的包容性增長,重點放在了扶貧旅遊的研究(Pro-poor Tourism,PPT),並與可持續旅遊(Sustainable Tourism)在內涵上有一定的重合,這也與世行在1990年提出的“對窮人友善的增長”(益貧式增長)的理念密切相關。在2000年後,扶貧旅遊研究逐步進入一個高潮階段,湧現出許多研究成果。從研究的發展階段來看,扶貧旅遊研究呈現以下歷史演進:2000-2001年,由阿什利和古德溫(Ashley and Goodwin,2001)倡導的,以及英國海外直接投資組織(ODI)支持的,關於扶貧旅遊戰略的研究開始啟動,並進行試點研究。2002年,阿什利、古德溫和柔為代表的學者(Ashley,Goodwin and Roe,2002)研究了通過商業發展,推動旅遊產業的發展和貧困的減少。2002年-2003年,學者們集中研究了扶貧旅遊戰略實施的經驗與理論完善,代表學者有邁耶(Meyer,2003)等人。2003-2006學者們集中於對扶貧旅遊案例進行了研究,在具體案例中發現扶貧旅遊的研究方法、基本模式、外在條件、運作機制、政策保障、制度缺陷等。這些案例包括安娜和詹妮弗(Anna and Jennifer,2003)對南非的扶貧旅遊戰略、影響、成本和路徑的研究。珍妮和露易絲和麥可(Jenny,Louise and Michael,2003)對有關產品多樣化與擴大利益機制進行旅遊扶貧,以烏干達(Uganda)與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為案例,進行了比較研究,等等。2006年-2008年,學者們對扶貧旅遊的研究,進行了繼續深入研究和反思,例如阿什利和古德溫(Ashley and Goodwin,2007)研究了扶貧旅遊的對與錯。哈里森(Harrison,2008)對扶貧旅遊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2008-2012年,學者們對扶貧旅遊研究越來越微觀,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案例研究,研究方法也在不斷創新。研究逐步集中到研究旅遊扶貧的某一個方面。例如杜維姆和卡爾德爾(Duim and Caalders,2008)用網路分析法研究了扶貧旅遊利益鏈。米切爾和法阿歐(Mitchell and Faal,2009)專著闡述了甘比亞(Gambia)旅遊價值鏈和扶貧旅遊的前景,等等。
旅遊包容性增長的另一個研究重點,則是基於社會包容性,針對社會特殊人群,例如殘疾人、老人、兒童等,在獲得均等參與旅遊發展的權利,以及享受旅遊的權利,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減少特殊人群,特別是殘疾人,在旅遊過程中的障礙。國外有的學者把這樣的旅遊叫做包容性旅遊(Inclusive Tourism),更接近與無障礙旅遊(Accessible Tourism)的意思,例如斯科特(Scott,2009)最早提出了包容性旅遊的理念,但與國內研究的理念,在內涵和外延上存在很大的區別。國外有關什麼是包容性旅遊,其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研究的理論體系、研究運用的方法、研究的對象,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國外的包容性旅遊研究成果非常少,研究正處於起步階段,相關理論有待進一步研究完善。例如,法布里斯(Fabrice,2008)認為通過包容性旅遊發展,可以減少社區人口貧困。克里斯迪恩和艾譜莉(Christien and April,2009)以研究包容性社區為基礎,提出針對殘疾人旅遊發展規劃(Christien Kaaij, April Struthers,2009)。國際貿易中心(ITC,2010)研究了旅遊相關商業產業與旅遊市場之間的包容性關係,等等。
國內旅遊開發模式的利益均衡機制
國內有關旅遊利益均衡方面的研究,在近幾年開始興起,主要從鄉村旅遊、旅遊目的地建設、旅遊景區開發、旅遊社區建設、旅遊相關利益者等方面,進行了利益均衡為主題的研究。例如,方碧姍(2010)在其碩士論文中,以福建省武夷山各鄉村旅遊為案例,探討了其鄉村旅遊社區發展中核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以及其權利的影響力、利益實現的程度、利益衝突導致的利益失衡等現象,研究了鄉村旅遊利益主體均衡機制問題。呂宛青,陳紅(2010)在分析和諧社會與利益均衡的關係的基礎上,以騰衝縣和順古鎮為例,研究了旅遊目的地利益均衡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係。劉萃(2011)分析了京津冀區域旅遊一體化下,三地旅遊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利益矛盾問題,並構建區域旅遊統籌開發的合作博弈模型,探討京津冀區域實現利益均衡的保障機制。鄭昭彥(2011)在界定旅遊社區利益相關者並對其進行科學分類的基礎上,以歷史街區旅遊開發為例,探討了旅遊社區核心利益相關者利益均衡問題,認為要構建PPC利益均衡機制必須明確政府、開發商和社區居區的角色定位與制度創新。朱美羽(2011)通過個體理性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以及政府公共管理問題,研究了旅遊景區房地產開發的政府規制。周常春等(2013)以雲南省紅河哈尼族自治州的可邑村作為案例地,對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遊開發利益分配機制的影響運用居民感知評價指標假設,並分析利益分配機制對當地居民的感知影響,得出了居民對社會文化、社區公共環境建設和社區參與的影響感知最強烈,等等。

研究領域

目前,國內有關包容性旅遊的研究,主要代表作者有王超、王志章、鄭向敏、王京傳、李天元、郭凌等。包容性發展理念在旅遊方面的相關理論與套用研究,目前國內還處於起步階段,主要還是集中在旅遊的發展如何具有包容性的理論層面的探討。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四個方面:
一是關於基本概念“包容性旅遊”與“旅遊包容性增長”的探討。例如,王超,鄭向敏(2012)提出基於均等發展機會,通過旅遊增加貧窮人口的就業能力,以旅遊經濟的發展,促進旅遊相關產業生產性就業崗位的增加,進一步促進經濟成果的公平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以達到社會公平發展為目的的包容性旅遊發展概念,並分析了包容性旅遊概念與可持續旅遊、扶貧旅遊、無障礙旅遊、負責任的旅遊、生態旅遊等概念的聯繫與區別。王京傳,李天元(2011)認為,包容性旅遊增長是各相關利益主體平等參與旅遊,公平分享旅遊發展所帶來的綜合效益,並能夠推動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旅遊增長。並從擴大旅遊需求、最佳化旅遊利益分配機制、加強產業融合、加強旅遊扶貧、提高旅遊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包容性旅遊增長,等等。
二是基於包容性增長理論研究旅遊相關領域的發展問題,包括旅遊均衡發展研究、鄉村旅遊、區域合作、旅遊城市戰略發展、旅遊在包容性發展的作用、紅色旅遊資源整合、旅遊房地產開發等幾個方面。例如,龍艷玲(2011)基於包容性增長理念,研究了整個大井岡旅遊圈的旅遊均衡發展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郭凌等(2012)研究了鄉村旅遊如何實現包容性路徑,提出六種發展渠道。王超等(2012)基於SWOT分析方法,對我國六種旅遊城市如何實現包容性的城市轉型,提出了巨觀的戰略對策。龍怡帆,王志章(2013)從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視角,在巨觀層面討論了我國鄉村旅遊經濟的包容性增長,提出了頂層設計的增長戰略,等等。
三是包容性相關思想與旅遊研究問題。例如,學者馬波2010年在《旅遊學刊》發表題名為《旅遊與民生:從抽象到具象》一文中,從民生的深刻內涵入手,討論了旅遊與民生之間的關係,進而體現一種旅遊發展的包容性。左冰,保繼剛(2008)通過對西方“旅遊增權”理論研究述評,發現了從“社區參與”走向“社區增權”。孫九霞,保繼剛(2004,2005,2006)分別以西雙版納傣族園、陽朔遇龍河和陽朔世外桃源三個案例,深入討論了社區參與的旅遊人類學相關問題,並對旅遊促進社區善治做出一些思考,也是旅遊中包容性思想的一種體現,等等。
四是關於我國民族地區旅遊如何實現包容性發展的研究。王超,王志章等(2012-2015)發表多篇論文,從各個角度探討論述了民族地區包容性旅遊的發展問題,以及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例如王超,王志章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刊文,以貴州六盤水補雨村為例,研究了少數民族連片特困鄉村包容性旅遊發展模式。接著,又以泰國和印度為例,研究了泰國的旅遊經濟包容性增長模式(《東南亞縱橫》2013年第5期)和印度的旅遊發展包容性模式,給我國旅遊包容性發展提供借鑑(《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並結合現實案例,研究了湖南鳳凰的門票事件,提出一種旅遊包容性發展的模式(《經濟地理》2014年第1期)。雖然研究還不夠系統成熟,但對於從包容性視角研究旅遊開發與發展,特別是民族地區旅遊發展,探索解決民族脫貧與問題的新方式,實現民族地區發展的新常態,做好了鋪墊與基礎。

發展模式

王超博士在其博士論文《包容性視角下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旅遊開發模式研究》(華僑大學,2014)中,以貴州民族地區為例,探索了包容性旅遊發展的三種主要模式:生產參與型、全民參與型和決策參與型。
生產參與型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根據貴州少數民族山區村落的現實情況,以月亮河景區的補雨村為例,提出基於生態農業的生產參與型旅遊開發模式。該模式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打造模範帶頭機制,選舉產生農村精英式領袖人物。
二是基層政府的參與,特別是鄉鎮一級政府的相關配套支持十分重要。
三是通過下鄉培訓或宣傳,全面提高村民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意識。
四是村民共同參與的生態農業集約化的產業發展模式,即傳統的以戶為主的生產方式,變成由專業化的規模生產,農戶提供簡單勞動生產,積極鼓勵每家每戶參與到規範化的農業生產當中。
五是旅遊產業發展均等機會的落實,有地的農戶均可以參與集約化經營的建設。沒有地的農戶,亦可以被聘用到土地上進行生產。
六是第四方法律的支援與監督,保證精英選舉的法律有效性,不出現違規操作或者裙帶關係出現的非公平選舉產生的人物。
包容性旅遊
生產參與型的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全民參與型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針對貴州西江千戶苗寨民族旅遊開發模式,特別是快速發展階段的旅遊景區,本文提出全民參與型開發模式,以構建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旅遊支持系統,以解決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雙軌發展問題。這個模式的六個方面包括:一是國家以及省政府的頂層設計。模式強調高層政府的制度引導,一方面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另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實施。二是明確相關利益者的權責。模式強調各景區利益主體在包容性嵌入旅遊開發過程中,明確相關職責,規範行為。三是建設景區企業的包容性義務。模式強調企業支持景區就業和公益事業活動方面的建設。四是引導公民組織的參與。模式強調公民組織重要輔助功能的發揮。五是公共輿論的影響和支持。模式強調公民組織或遊客對包容性嵌入過程中的輿論監督。六是構建平衡的網路支持系統。模式強調系統構建環境的包容性和實現制度的包容性。
包容性旅遊
全民參與型的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決策參與型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梵淨山景區作為貴州省國家四星級老景區,要促進景區的進一步發展,景區主管單位,應該思考通過改革,來嘗試景區進入一個新的生命成長期。旅遊景區的改革,是推動山區老旅遊經濟發展的動力選擇之一。但是,改革過程中旅遊景區涉及的相關利益主體,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果不注意處理好相關利益問題,必然會給改革帶來巨大陣痛,損害政府形象。政府作為景區發展的決策主管部門,其決策一旦缺乏公開透明和公正科學,會引起相關利益主體,特別是弱勢群體,在網路上的廣泛批評,給改革帶來更大的成本,不利於可持續旅遊的發展。網路平台和社會輿論,成為旅遊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之間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和方式。
改革具體的落實,關鍵在於正確的決策。而科學的決策方案的設計是整個決策的基礎。考慮旅遊景區各方利益主體問題,利益均衡制度方案的設計,成為緩解各方矛盾關鍵手段。因此,用包容性視角下旅遊開發理念,指導旅遊改革有著積極的作用。決策參與型旅遊開發模式,是指一種引入非景區決策主體參與景區發展決策,提供發展意見的社會個人或組織。鼓勵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營造景區發展的民主氛圍,發揮社會公民組織的社會資本作用,有利於進一步提升老景區的旅遊發展質量,提升政府的信譽。
包容性旅遊
決策參與型的包容性旅遊開發模式
最後,經過國外案例研究和國內現有少數民族地區旅遊開發模式的研究,王超,王志章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刊文提出了我國民族地區包容性旅遊開發的一般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政府主導均等發展機會,提升旅遊發展質量、企業構建利益共享機制,促進社區發展共榮、完善農民話語權利制度,加強自我權利保護、積極發揮公民組織作用,加大社會輔助作用、倡導遊客參與社區建設,發揮它方社會力量、重視旅遊環境包容發展,強調社區環境保護。
包容性旅遊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包容性旅遊開發的模式

主要成果

[1]王京傳,李天元. 包容性旅遊增長的概念內涵、實現機制和政策建議[J]. 旅遊科學,2011,05:10-22.
[2]王超,鄭向敏. 包容性發展下我國旅遊城市的發展戰略——基於SWOT分析方法[J]. 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2:23-28.
[3]蔣麗芹. 旅遊經濟非均衡發展區域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戰略與策略——以泛長三角旅遊區為例[J]. 經濟地理,2012,06:167-172.
[4]黎興強. 包容性發展稜錐模型對海南後現代旅遊房地產開發的啟示[J].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03:94-101.
[5]王超,鄭向敏. 我國包容性旅遊的發展[J]. 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2,09:39-43.
[6]郭凌,王志章. 鄉村旅遊:實現農村包容性增長的路徑選擇[J]. 學術交流,2012,08:102-105.
[7]龍怡帆,王志章. 我國鄉村旅遊經濟包容性發展的研究——基於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視角[J]. 雲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1:1-5.
[8]史丹丹. 以鄉村旅遊促進農村包容性增長的思考[J]. 農業經濟,2013,04:53-54.
[9]王超,王志章. 少數民族連片特困鄉村包容性旅遊發展模式的探索——來自貴州六盤水山區布依族補雨村的經驗數據[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7:139-143.
[10]王超,駱克任. 包容性增長視角下泰國旅遊經濟發展模式研究[J]. 東南亞縱橫,2013,05:41-46.
[11]王超,王志章. 我國包容性旅遊發展模式研究——基於印度旅遊扶貧的啟示[J].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5:65-69.
[12]黎興強. 包容性發展稜錐模型:後現代視閾下旅遊房地產發展新維度[J]. 人文地理,2013,04:148-154.
[13]譚華雲,閻友兵. 古城鎮包容性旅遊增長及路徑選擇——以鳳凰古城“門票新政”為例[J]. 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15,01:103-107.
[14]王超. 包容性視角下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旅遊開發模式研究[D].華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15]王超,駱克任. 基於網路輿情的旅遊包容性發展研究——以湖南鳳凰古城門票事件為例[J]. 經濟地理,2014,01:161-167.
[16]胡柳. 包容性增長視角下的鄉村旅遊發展路徑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2014,11:3312-3314.
[17]龍艷玲. 基於包容性增長理念的旅遊均衡發展研究[D].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18]陸煥玲. 灕江風景區的旅遊包容性增長研究[D].廣西大學,2013.
[19]周羽柔. 基於包容性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D].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推薦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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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之處

包容性旅遊研究該如何突出利益均衡
無論是田野調查,還是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的主體,都是各景區的老百姓。雖然旅遊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景區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但是從利益均衡發展的角度而言,更理想的數據來源是,各調查主體參與人數應該是一樣,才能夠更有效地說明包容性視角下旅遊開發的利益均衡問題。現有的研究可能會帶有研究者的感情色彩,導致研究結論重心,會傾向性的偏移,更突出景區老百姓的利益訴求,而忽視企業、遊客、公民組織或政府的利益訴求。研究數據局限性的原因,主要還是在於作者個人的社會資本、精力、能力和財力十分有限,能夠接觸最多的調查對象,就是景區生活的老百姓。如何研究實現旅遊開發中利益均衡,體現包容性發展,還有待深入。
包容性旅遊研究成果建議難以推廣
現有研究主要針對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山區的調查研究,特別是貴州省,選取的是黔東、黔西南和黔西三個景區,且三個景區分別處於不同旅遊目的地生命發展周期,這會導致理論操作模式的針對性過強,而影響到不同操作模式的普適性推廣。這樣困境是由於我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地理條件,民族特色,經濟基礎不一樣導致的。更細緻地講,我國西南各省各地區發展都有不同的資源特點,發展模式、路徑和條件,也不盡相同。雖然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處於同一階段,但包容性視角下旅遊開發的重心,也就是不一樣的。例如,適用於黔西月亮河景區的生產參與型旅遊開發模式,不一定適用黔北遵義地區,因為黔北地區的發展基礎與旅遊資源,與黔西六盤水月亮河景區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基於理論模式的構思,要實際操作落實,還得基於理論總體構架,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包容性旅遊理論系統構建有較高難度
包容性視角的巨觀性,源於包容性一詞本身界定對象內涵與外延的寬泛性。由於包容性思想套用到旅遊領域學術研究是近幾年興起的,所形成的理論系統構建,基礎還十分薄弱。雖然本文研究是基於包容性增長理論的內涵和外延,但在構建自身理論系統的時候,難免會出現對研究對象界定的爭議。經濟的包容性發展來衡量旅遊開發,理論系統構建是否能確定一致,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探索。特別是巨觀理論構建過程中,要從理論一般模式轉變成為理論操作模式,促進包容性視角下旅遊開發模式理論系統的完整,就會出現較高的難度。“摸著石頭過河”必然“不知道河水深淺”,包容性視角下旅遊開發模式的理論體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與斟酌,本文只是做了前期的一個嘗試與鋪墊。

未來展望

進一步擴大典型地區調查範圍
基於包容性旅遊研究的地域特點,研究地域相對狹窄,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資料,總體而言還是較少,這需要未來相關學者研究,根據不同旅遊目的地進行樣本採集,夯實各類型的一手資料,不斷修正理論模式,使得理論模式更具有普適性和套用指導性,以構建中國特色的包容性視角下少數民族地區的旅遊開發模式,並在東北、西北、東南、華中、華南等地區推廣。
對一個旅遊景區進行制度試點
爭取得到相關地方政府的支持,依據研究的理論模式,結合地方旅遊資源特色與社會關係結構,制定操作模式,設計相關旅遊開發政策進行制度試點,這樣才能根據實踐發展中的問題,來真實有效地驗證理論設計存在的問題,為理論修正提供更加堅實的實踐基礎。制度試點是進一步體現包容性視角下少數民族地區旅遊開發模式的學術研究價值,讓理論構建在真正的實際操作中造福百姓,實現景區經濟與社會“雙軌”發展。
政策引導體系要繼續科學驗證
根據中國基層實情,政府政策引導是整個包容性視角下少數民族地區旅遊開發模式的關鍵之一。企業包容性的體現、居民話語權的實現、公民組織作用的發揮、遊客的互動參與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需要政府政策引導和有效落實。政府在引導過程中,逐步放權給社會力量,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狀態。每一個政策涉及政府在旅遊開發工作的一個方面,涉及相關利益主體切身利益,因此在實際的工作中,希望地方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系統求證,小心試點,謹慎斟酌符合少數民族地方實際情況的旅遊開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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