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公誠（1914.10~1991.02），男，原名劉念悌，出生於上海，浙江省定海（今舟山）人。中國著名的水泥專家，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家建築材料工業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原副主任、顧問，中國新型建築材料公司原副總經理，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常委，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創建中國第一個水泥物化室，新中國水泥物化理論的奠基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公誠
- 別名：原名劉念悌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14年10月
- 逝世日期：1991年2月25日
- 職業：原全國政協委員
- 畢業院校：聖約翰大學附中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創建中國第一個水泥物化室
新中國水泥物化理論的奠基人 - 職稱：國家一級工程師
- 畢業院校：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 畢業院校：日本東京工業大學
- 畢業院校：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 原籍：浙江省定海(今舟山)
人物生平,社會評價,人物經歷,
人物生平
1931年（民國20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附中，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後去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留學。1937年（民國26年）正當其準備畢業論文時，七七事變爆發，在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他毅然放棄學業，7月9日返回祖國。他帶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寫給周恩來、王明的介紹信，1938年（民國27年）輾轉到達延安。周恩來接見了劉公誠，給予他熱情的鼓勵，讚揚他的愛國精神。
投身革命後，組織上給劉公誠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上海幫助其父劉鴻生擺脫日軍的脅迫，撤離上海“孤島”，同時為革命根據地購置一批所需的藥品器材。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劉鴻生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和抗戰傷兵救護會會長，組織民眾和率領全家男子冒著日軍炮火上前線救護抗日將士。上海淪陷後，劉鴻生和他的龐大家業一起留在上海，日本軍軍部鑒於劉鴻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名望，曾多次脅迫他擔任偽商會會長，但均遭嚴詞拒絕。1938年年初，劉公誠輾轉香港來到上海後，耐心說服其父，隨後躲開日軍的監控，於1938年6月某一天的深夜，悄悄登上“俄羅斯皇后號”客輪去了香港，脫離了險境。又在其父支持下，購置了一批藥品器材，借用中國紅十字會名義，設法運往延安。
返回延安，劉公誠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時也給學員講授日本概論課程。1938年年9月劉公誠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分配到敵軍工作訓練班當日語教員。翌年5月，被派往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為籌集辦院資金，他利用其父劉鴻生的關係，去重慶募捐，為工作需要，改名劉公誠，表示自己“以公誠之心報效祖國”之志。當時，劉鴻生已從香港來到重慶創辦實業。劉公誠這時的公開身份是其父所辦工廠的職員，他以此為掩護完成黨所交給的秘密任務，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將募得的一筆巨款交給延安，為革命根據地培訓幹部和發展科學技術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公誠自己則留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十八集團軍錢之光領導下，開展統戰工作，曾任貴陽中國火柴原料廠工程師、代廠長。
1945年（民國34年），劉公誠經組織同意，赴美國國家標準局等單位學習水泥生產工藝和設備製造技術。1947年（民國36年）回國後，在其父創辦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泥廠前身，1920年創辦），擔任水泥廠廠長。他以資本家的身份，同時又以中共黨員的立場，在當時鬥爭十分激烈時刻，暗中保護一些進步工人。1949年（民國38年），在國民黨軍潰逃時，他以身作則，日夜留廠，與職工一起堅守崗位，保全設備，以一個完整的水泥廠迎接上海的解放。
上海解放後，劉公誠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繼續以工商業者的身份，開展統戰工作。1952年，他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曾任該會中央常委。抗美援朝時，他動員工商界人士捐錢捐物，僅上海水泥界就捐了5架戰鬥機。在工商業改造運動中，動員父親爭取對自家的企業儘早實行公私合營，起帶頭作用，推進上海工商界順利完成改造任務。1954年7月1日，上海水泥廠公私合營後，他繼任廠長。在此期間，劉公誠研製成功抗凍性、和易性好的引氣水泥，首創粉煤灰水泥，使水泥產量提高25～30%。在上海工作時，他被推選為上海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和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任上海水泥工業同業公會主任。
1956年，劉公誠調往北京，擔任國家建材部門的技術領導工作，歷任建築材料工業部建築材料科學研究院物化室主任，水泥室副主任，水泥研究所副所長，建材技術情報標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新型建築材料公司副總經理，國家建築材料工業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顧問等職。在此期間，劉公誠親自動手籌辦儀器設備，規劃學科設定，培訓人才，創建中國第一個水泥物化室，取得多方面科研成果，發明了自應力鋁酸鹽水泥、硫鋁酸鹽水泥和鐵鋁酸鹽水泥，使當時中國在水泥新品種科研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劉公誠是新中國水泥物化理論的奠基人，他對建材工業發展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和意見，由於他貢獻突出而獲國家嘉獎。1986年，他以國家建材局科委副主任身份，參加上海水泥廠技術改造方案論證會，在他的支持和專家的論證下，停建一座濕法窯，改為引進丹麥一條日產2000噸乾法生產線，使上海水泥廠的生產技術取得顯著進步。
劉公誠與夫人徐景淑、兒子劉作毅合影
劉公誠與夫人徐景淑、兒子劉作毅合影“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公誠遭到嚴重迫害，他忍辱負重，不說出自己的共產黨員政治身份。直到1979年底，劉瀾濤同志代表中央統戰部公開宣布他和沙千里、胡愈之等人的中共黨員身份，他的黨員身份才公之於世。劉公誠曾兩次被評為國家機關優秀共產黨員，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先後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矽酸鹽學會第三屆理事，中國標準化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民建第三至五屆中央常委。
1991年2月25日，劉公誠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劉公誠同志病逝後，根據他的遺願和家屬要求，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並捐獻遺體作病理研究。
社會評價
劉公誠傳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劉公誠以其實際行動始終實踐其在改名時許下的“以公誠之心報效祖國”的莊嚴承諾。正如他在一篇日記中寫的：“作為一個黨員，在對祖國和黨的事業這本賬上，只有支方沒有收方，我們不要做那種與黨講收支平衡的商販，而要做祖國的赤子，要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人民。”劉公誠對黨的革命事業、中國水泥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經歷
一、出身豪門
劉公誠父親劉鴻生是民國時期上海十里洋場數一數二的大富商，也是中國民族工業史上著名的愛國民族實業家。除創建火柴廠、紡織廠和水泥廠等實業外，他還開辦倉庫、碼頭和銀行等服務業。劉鴻生一時被傳稱為“火柴大王”、“企業大王”；也有人說，誰若在上海不知道劉鴻生，等於是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可見，當時他在上海的名聲顯赫。
劉鴻生創辦了宏大的家業，同時托起一個闊綽的家庭。他在上海的家設在一座占地15畝的劉家花園別墅里，家中傭人成群，出門保鏢相隨。家人平時購物不去一般商店，定期到供應歐美精品的永安公司，而且都在打烊以後。每當劉家汽車開到永安公司門口時，整個商場燈火通明，經理和營業員各就各位，都專為劉氏一家加班相迎。劉念悌就出生在這樣—個家庭里，兒子中排行第六。
在劉念悌出生滿月的宴慶會上，劉鴻生向到會的親朋好友將這位新生的寶寶介紹為：“我的一條龍”，不加掩飾地表露出自己喜悅的心情與“望子成龍”的殷切期盼。劉鴻生深知“富不過三代”的道理，所以對劉念悌的管教從孩提時代起就特別嚴厲。聘請家庭名師，督導勤奮學習、遵守家規。在生活上絕不允許浪費奢侈，每月給1元零用錢，1分也不多給。劉家逢年過節都要向社會行善，每到舊曆年末，要向窮人發粥票，憑一張票可到慈善機關領到一碗白粥。劉念悌經常跟著母親出去散發粥票，目睹大批衣衫襤樓的窮苦人為了一張粥票而你爭我奪，在幼小的心靈上深深地留下了社會不平的印象，產生了對窮苦人的同情心。嚴格的親職教育使劉念悌養成誠實、勤奮、正直和節儉的品德，在家庭的行善活動中使他了解到舊社會人問不平等的一角，這些對他的人生道路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就讀名校
劉念悌14歲時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讀高中。聖約翰大學是由美國教會聖公會於1906年在聖約翰書院的基礎上創辦的,後來又附設了中等學校。當時一些社會名流和達官貴人都願將子弟送到這裡就讀，因此這個學校就成了上海市著名的貴族學校。父親劉鴻生在青年時代曾在聖約翰大學讀書，功成名就後捐巨款為該校修建一個設施齊全的現代體育館。劉念悌與聖約翰大學還有這樣一段父輩的歷史情結。
在這所學校里，文化氛圍比較活躍，可以讀到各種思想的報章雜誌。劉念悌十分喜愛閱讀鄒韜奮先生主辦的《生活周刊》，深受教育，漸漸萌發出純真樸實的愛國主義思想。經同學介紹，他在學校參加了《同志合作社》，這是一個以愛國、救國為宗旨的學生民眾社團。在這裡，劉念悌閱讀到許多進步書籍，和同學們一起經常討論各種救國、救民的道路。在討論中，他認為朱德、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能為窮人打天下，可以消除人間的不平等，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從此在年輕的心靈上產生出對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的特別崇敬，深深地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種子”。當時，在上海各處都是洋貨充斥市場，從火柴到衛生紙都是外國貨。《同志合作社》的同學們常常議論此事，對此都憤憤不平。在一次集會上，有位同學提議在學校開辦一個國貨商店，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擁護國貨，抵制洋貨，獲得了大家的回響。劉念悌自告奮勇地提出自己負責籌措開店的資金，得到了父親的支持，籌得銀洋三百元。從此，一個具有愛國色彩的國貨店在聖約翰大學校園內破天荒地誕生。同學們都輪流值班售貨，劉念悌在腰間圍起白裙，也當起了售貨員。國貨店轟動了整個校園，天天顧客盈門，日日生意興隆，大大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劉念悌從這裡已開始有了愛國主義的行動表現。
1931年劉念悌高中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這個學校有一個特殊的創辦過程。清朝義和團起義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八國聯軍出兵國家和其他有關國家簽訂了辛丑條約。該條約除劃分列強各國在中國駐軍範圍等喪權辱國的內容外，還規定清政府須向各國支付一筆數額空前巨大的“賠款”，該“賠款”習慣上稱之為“庚子賠款”。美國政府將“庚子賠款”中分得的部分銀兩退還給清政府，同時規定將這筆錢用於派遣學生赴美國留學。為處理利用“庚子賠款”派遣赴美留學事宜，清政府於1909年成立了專門行政機構，即遊美學務處。該處下設游美肆業館，具體辦理選拔和派遣等事務工作。為使學生赴美後能很快適應美國的學制和教學方式，遊美學務處決定將肆業館改為學堂，在這裡對學生進行學前培訓。1911年正式成立學堂，定名為清華學堂，這是一所典型的留美預備學校。學堂當時聘用了18位美籍教師，除中文外都由美籍教師授課，教學上完全照搬美國學校的制度。辛亥革命後，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繼續發揮留美預備學校的功能。1928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決定將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由留美預備學校改成國家的高等學校，清華學校有關派遣留美學生的任務轉由教育部統一籌劃。大學的領導和教師大都聘自美國學有成就的留美中國學者，學校主要採用美國大學的教學制度和方式，加之其有著一段不同尋常的發展經歷，所以國立清華大學從成立之日起就成為全國的著名高等學府。劉念悌進入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就讀，從此決定了他的後半生與水泥工業有著不解之緣。
父親劉鴻生的一位日本知己好友，見到劉念悌品學兼優，十分賞識，認為是一位難得的可造之才，於是極力主張劉鴻生將他送往日本深造。在父親的督導下，1935年劉念悌在清華大學尚未畢業就東渡日本，考入日本國立帝國大學學習。該學校後來改名為國立東京大學，是日本的最高學府，出了許多日本國的政府高官和社會名流，在日本學界有著極高威望，日本青年都以成為該校學生而榮耀。劉念悌在帝國大學攻讀化學專業，同時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經濟，還常常與同學們研討中國的時局，接受進步思想。
劉公誠全家合影
劉公誠全家合影劉念悌在青年時代有著優良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經歷，這不僅使他打下了堅實的外文和專業知識基礎，而且還培育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結。
三、投身革命
1937年7月7日，北京爆發日本軍隊全面侵占中國領土的“盧溝橋事變”。在日本的中國進步留學生個個義憤填膺，採用各種方式反對日本的侵略行徑，部分留學生毅然放棄學業回國，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劉念悌此時正在準備大學畢業論文，眼見祖國正在被日軍鐵蹄所蹂躪，處在存亡危機之中，愛國熱情湧上心頭，頓時熱血沸騰，心急如焚，再也無法留在日本繼續學業，毅然放棄獲得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文憑的機會，於7月9日匆匆搭船返回祖國，準備參加抗戰。
劉念悌在中學時代就十分敬慕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在大學和留學時期，一直關注著這兩位偉人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不斷閱讀革命進步書籍。從日本回國後，他耳聞目睹中國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認為救中國的惟一希望只能寄託於朱總司令和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隊伍，於是決定奔赴延安參加革命。
劉念悌帶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給周恩來同志介紹自己參加革命的信件，從上海出發，經武漢到達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申請。辦事處工作人員從登記表上看出他是富家子弟，多次對他講述延安生活艱苦，革命工作有生命危險，勸他三思而後行。劉念悌參加革命的決心毫不動搖，天天到八路軍辦事處去表示自己的心愿，堅持留在西安等待。半個月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同意把他送往延安。經過長途跋涉，風餐露宿，歷盡各種艱辛，於1937年冬天終於到達目的地。為表示要以公誠之心報效祖國，他特地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公誠。
劉公誠到達革命聖地延安後，得到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熱情鼓勵。一個大實業家的兒子和年輕的日本留學生，拋棄了優越富裕的家庭生活條件，不怕艱苦和犧牲，投奔革命，這一義舉在全國抗日青年中產生巨大影響，堅定了抗日的決心，不少青年以劉公誠為榜樣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一個秋天，劉公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鬥爭需要，整個入黨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在秘密的入黨宣誓儀式上，劉公誠激動得掉下了熱淚，舉起緊握的拳頭，發出深藏內心的誓言：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要為中國革命事業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終生奮鬥。
入黨後不久，劉公誠被派往民國政府陪都重慶市工作。此時，父親劉鴻生已由香港轉往重慶，到敵後創辦實業。劉公誠到重慶後即向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辦事處報到，在辦事處負責人錢之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各項工作。按黨領導指示，他在重慶為剛開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募得一筆巨款，延安自然科學院就是國家重點高等院校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從這裡培養出了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
1945年，經黨組織批准，在父親的安排下，劉公誠赴美國學習化學工程專業技術。水泥生產技術屬化學工程中的一個科目。恰好美國一家水泥公司願意接受進修，從此他開始了從事水泥專業的生涯。
1947年，劉公誠在美國學成後回到上海，在父親創辦的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龍華工廠擔任廠長，以資本家的身份組織水泥生產，又作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開展革命工作。在這期間，他利用廠長的合法身份和家庭關係，保護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脫離危險，成功地掩護過前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同志在解放前夕領導上海市的地下革命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後，國民黨軍隊進駐龍華工廠，修築工事，設崗放哨，企圖負隅頑抗，作垂死掙扎。眼看水泥廠有毀於一旦的危險，工廠組織了以資方劉公誠和工會李夫廷為首的應變委員會與工人糾察隊，開展護廠工作。在這危急時刻，不少高級職員打算離開工廠，看到劉公誠親自留廠，晝夜值班參加護廠工作，也都留廠堅守崗位。劉公誠和工人們成功地保住了工廠，用一個完整的現代水泥工廠來迎接上海市的全部解放。
四、秘密黨員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中共地下黨員紛紛暴露共產黨員的政治面貌，一夜間，一個學生變成革命幹部，一個工人變成軍管會成員，一個公司職員變成市政府領導。然而，中共中央黨組織為了便於在工商業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卻要求劉公誠繼續保持資本家身份，不公開中共黨員的政治面貌。這樣，劉公誠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的國家中的一名秘密共產黨員。
劉公誠在上海工商界非常活躍，團結進步人士開展各項活動，他有時參加工商界的話劇演出，還代表上海市工商界青年與著名京劇演員杜近芳等一道赴蘇聯參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根據中共黨組織授意，1952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以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此後，其公開的身份除資本家外就是一位民主黨派人士。1956年，劉公誠被調往北京，到建材部水泥工業研究院從事專業工作，在民主建國會擔任中央常委，開展黨的統戰工作。無論在上海，或是在北京，他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績。
解放後，資本家是剝削階級，是改造的對象，民眾都要與他們劃清界限，防止“糖衣炮彈”的腐蝕。具有資本家身份的劉公誠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一直是忍辱負重地工作，還受到了各種冤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公誠因為是資本家而成為批鬥對象，被關進了牛棚，每天掃地擦廁所。劉公誠嚴守黨的紀律，即使是對最親近的妻子，也不透露自己的黨員身份。造反派不知從哪裡聽到他是秘密黨員的訊息，把他抓到研究院試驗廠的一間小屋裡，進行挑燈夜審，要他交待秘密黨員的事實。劉公誠守口如瓶，堅決不說。造反派氣急敗壞，獸性發作，對他嚴刑拷打，被打得遍體鱗傷，但他依然堅貞不屈，嚴守秘密。造反派無可奈何，折磨到深更半夜只得將他放回家。從試驗廠到家只有十分鐘的路程，劉公誠拖著受傷的身軀，忍著劇痛，—瘸一拐地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家。劉公誠的資本家身份還牽連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文革”期間，其妻徐景淑也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在勞動中受到歧視和打擊，心靈遭嚴重傷害。劉公誠總是對她說，這是個別人的行為，不代表黨，以此進行安撫。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過程中，革命幹部子弟有的去參軍，有的到工廠，劉公誠的三個兒子，則不能參軍，不能進工廠，連建設兵團的農場也不能去，後來去了內蒙古農村插隊落戶。讓三個十歲剛出頭的需要朝夕呵護的孩子，遠離家庭到一個非常貧苦落後的地方去獨立生活，作為他們的親生父母，如果沒有堅強的革命意志是很難接受的。為了黨的事業，為了做好一個秘密黨員，劉公誠承受了許多不公正的遭遇。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0月，劉瀾濤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正式公布劉公誠中共黨員的身份。他說，由於歷史原因，劉公誠同志的中共黨員身份才公開，他為黨吃苦頭，受委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黨是感謝的，人民是感謝的。此時，劉公誠做了30年秘密黨員後，本人的政治身份一下子由資本家變成了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不失為一次傳奇式的變化。
五、赤誠報國
劉公誠無論在做秘密黨員時還是在公開黨員身份後，始終都是按中共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勤儉節約，清正廉潔，赤誠報國。
1956年從上海水泥廠調到建材研究院工作後，按國家規定，工廠的工資額可保留（比同級人員高許多），可是他不拿保留工資，只領取研究院評定的一級工程師技術級的工資，將高出技術級別工資的200多元保留月工資如數交給國家。“文化大革命”期間，三個孩子在內蒙古農村插隊落戶，後來不少幹部子弟“上山下鄉”後從不同地區紛紛返回北京，可是他們因為是資本家的兒子而不能回京，劉公誠也沒有找任何關係去為孩子作回京安排。“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調到建材部工作，組織上規定他上下班可以用小汽車接送，但他坦然放棄這種待遇，堅持乘公共汽車往返，以一介平民為樂。
劉公誠在生活上非常節儉，布衣粗飯，度過平生。就餐時若有剩飯剩菜，一定留著下頓再吃，絕不浪費。平時很少買新衣，經常穿孩子們不穿的衣服。接待外賓時，常穿過去的西裝。不抽菸、不喝酒，社會上的高消費從不沾邊。他對公務交往中的大吃大喝等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
劉公誠在工作中公私分明，為政清廉。寫私人信件時，從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用公車辦私事時，歷來照章付款，十分認真。下廠蹲點時由於便秘，廠領導送一袋水果，他堅持付錢，毫不含糊。出差開會，會議上發的紀念品，他儘量推辭，推不掉的回來後全部交給黨委。他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出現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非常氣憤。
劉公誠一生省吃儉用，從不向黨組織提個人任何要求，卻把自己的財產都獻給了黨和國家。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用個人積蓄捐獻了一架戰鬥機。1956年，父親劉鴻生逝世後，得到20多萬元的遺產，在當時這是一筆驚人的巨款，他將這筆錢全部獻給了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幫助國家渡過難關，劉公誠將家中的珠寶首飾和珍貴文物也都交給了政府。不僅如此，後來他還動員妻子徐景淑女士將她父親留下的14件家傳古物都捐獻給國家，這些古物都是稀世珍寶，有些屬國家一、二級文物，後都珍藏在上海博物館。
1989年劉公誠和兒子劉作毅合影
1989年劉公誠和兒子劉作毅合影“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批鬥，下放勞動改造，工資停發，每月只給20元生活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落實政策，工作單位補發工資五萬多元，他把這筆巨款也全部交了黨費。
六、專業有成
劉公誠具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和很高的外語水平，懂英文、日文和德文等多種外語，而且工作態度非常認真，凡事都要首先深入調查，然後悉心分析。為研究提出一個建議，往往徹夜不眠，為中國水泥事業盡心盡力，做出了許多貢獻。
解放初期，他帶領上海水泥廠的技術人員研製成功粉煤灰水泥，這是一個矽酸鹽水泥新品種，開創了中國利用工業廢渣製造水泥的先例，為中國水泥工業多品種多標號產品結構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開端。20世紀50年代以來，該水泥品種成為中國通用矽酸鹽水泥六大品種之一。
劉公誠與父親和兄長一起在上海水泥廠培養出一大批水泥專業管理和技術人才。從1953年開始，這些人才被大量調往中央建材管理部門機關、水泥設計和科研單位以及新建或擴建的水泥企業。如當時全國著名的重點企業大同水泥廠、湘鄉水泥廠、巢湖水泥廠、中國水泥廠和湖州水泥廠等都調入了上海水泥廠的人才，他們在工廠建設和生產過程中都發揮了主力作用。劉公誠作為上海水泥廠廠長，為共和國成立後水泥工業的快速發展作出了貢獻。
1956年，劉公誠在水泥工業研究院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水泥物化室。他親自動手籌辦儀器設備，建立實驗室，培養各方面人才，規劃學科設定，開闢了矽酸鹽和鋁酸鹽兩大類水泥的理論研究領域，確立了一系列物化測試方法，使物化室在水泥熟料化學和水化化學方面擁有豐富的技術積累。在這基礎上，水泥物化室在改進水泥技術和開發水泥品種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發明了自應力鋁酸鹽水泥、硫鋁酸鹽水泥和鐵鋁酸鹽水泥，在水泥新品種的科學研究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20世紀70年代初，貴州某重型機器廠工地採用鋁酸鹽水泥混凝土製作的樑柱發生重大質量事故。建材研究院領導指定劉公誠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在工廠工地進行調查研究，在實驗室開展一系列物理化學測試，最終找出事故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工程補救辦法，解決了事故問題，獲得工程部門領導的稱讚。通過這次事故的解決，劉公誠進一步總結出鋁酸鹽水泥在工程中合理的使用辦法，這對今後避免類似事故的發生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央建材主管部門領導將他借調到機關從事“小水泥”工作。從1971年到1977年，他參與多次全國“小水泥”現場會議的籌備工作。他冒著高溫和粉塵，不怕艱苦和疲勞，常常深入企業現場作調查，對“小水泥”企業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和管理方法進行總結和提高，和其他同志們一起整理彙編成冊，在會議上散發交流，用以指導“小水泥”企業的技術進步。劉公誠在我國“小水泥”的提高質量、降低消耗和減少粉塵污染等方面都有顯著業績。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劉公誠被正式調到建材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工作。他在全國水泥老廠改造、新品種水泥生產、節省能源、加強企業管理和技術引進等方面提出過有價值的建議，有力地推動了水泥工業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