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論與司法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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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層面上深化或者拓展現有的理論觀點，提出自己的見解。刑法是規定犯罪和刑罰和法律規範，它一方面要解決犯罪範圍的確定問題，從而使司法機關對犯罪的認定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至於導致任意出入人罪的狀況出現，另一方面，在犯罪範圍得到嚴格界限問題，防止由於界限不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運用過度，出現事實上的罪刑不相適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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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刑法是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範，它一方面要解決犯暈範圍的確定問題，從而使司法機關對犯罪的認定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至於導致任意出入人罪的狀況出現；另一方面，在犯罪範圍得到嚴格界定之後，又要解決對犯罪的處罰界限問題，防止由於界限不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運用過度，出現事實上的罪刑不相適應。可見，立法上科學地規定犯罪與刑罰的界限和司法上嚴格依照法律去定罪處刑，便成為刑法意義上全面體現法治精神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作為體現這一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則卻沒有在我國的刑事立法中得到確認，嚴格依法辦事的觀念也沒有在整個刑事司法界得到確立。誕生於1979年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雖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它不僅沒有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相反，出於彌補立法漏洞和擴張國家權力的需要，卻設立了定罪量刑的類推適用制度，公開允許法官根據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在法律明文規定的範圍以外進行犯罪的認定和處以刑罰。雖然，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裡，全國範圍內通過類推定罪判刑的案件並不是很多，平均每年也只不過4起，但它對人們觀念上所帶來的危害卻是深刻的和長遠的，就是在大力倡依法治國、嚴格司法的今天，刑法適用中不嚴格依照法律的明文規定和訴訟程式證據規則去認定犯罪的情況依然存在，超越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去任意釋法的狀況同樣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因此，繼續高揚“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並用以指導刑事司法實踐．仍然是當今乃至於今後一個時期我國刑事法領域中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為了實現法治的理想，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1997年3月，我國對刑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修訂，並於同年1o月開始實施。修訂後刑法有一個非常引人矚目的方面，那就是在刑法的顯著位置上規定了罪刑法定、適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適應三項基本原則。而在這三項原則中，罪刑法定原則因為它與我國以往刑法所設立的某些制度和條款具有重大差別，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精神和嚴格依法司法的價值，因而格外引得世人的關注。現行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就是我國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完整涵義，強調了對刑事司法權依法強化和依法制約的辯證統一。

“罪刑法定”作為當今世界公認的法治原則，目前業已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立法的確認。一些國家不僅在刑事立法中對此作出了明文規定，而且將其規定在憲法之中，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憲法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有其閃光的合理核心，“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最集中地體現了主權在民和人權保障的思想。毋庸諱言，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下，社會與個人的利益都不可能達到完全一致的統一，它們會在不同層面上和在不同的範圍內發生摩擦乃至衝突。就刑法的功能而言，它一方面要積極介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有效地打擊種犯罪活動，以體現社會保護的機能；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嚴格控制其“介入度”，以免造成對於公民正常生活的不當干預，實現人權保障的目的。雖然，打擊犯罪(社會保護)和維護公民利益(人權保障)從理論上講是統一的，但實際上卻存在一定的輕重緩急之分。有時片面強調社會保護，刑法過多、過度地介入社會生活，就會對公民的正當權益構成侵害，會使整個社會失去應有的生機與活力。在向市場化過渡的特定歷史時期，在以發展經濟和民主政治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刑法更應將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作為首要任務，充分體現刑事法治的民主性和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所以，在刑事立法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在刑事司法中全面貫徹罪刑法定思想，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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