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國學者哈定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英國曾經有這樣一種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尚未耕種的土地作為牧場(稱為“公地”)，無償向牧民開放。這本來是一件造福於民的事，但由於是無償放牧，每個牧民都養儘可能多的牛羊。隨著牛羊數量無節制地增加，公地牧場最終因“超載”而成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終全部餓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地的悲劇
- 外文名：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 發表人：哈定(Garrett Hardin )
- 發表時間：1968年
- 地區：美國
公地的悲劇的含義,公地的悲劇的譯文,
公地的悲劇的含義
公地悲劇在英國是和“圈地運動”聯繫在一起的。15，16世紀的英國，草地、森林、沼澤等都屬於公共用地，耕地雖然有主人，但是莊稼收割完以後，也要把柵欄拆除，敞開作為公共牧場。由於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養羊業飛速發展，於是大量羊群進入公共草場。不久，土地開始退化，“公地悲劇”出現了。於是一些貴族通過暴力手段非法獲得土地，開始用圍欄將公共用地圈起來，據為己有，這就是我們歷史書中學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運動”。“圈地運動”使大批的農民和牧民失去了維持生計的土地，歷史書中稱之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書中沒有提到：“圈地運動”的陣痛過後，英國人驚奇的發現，草場變好了，英國人作為整體的收益提高了。由於土地產權的確立，土地由公地變為私人領地的同時，擁有者對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為了長遠利益，土地所有者會盡力保持草場的質量。同時，土地兼併後以戶為單位的生產單元演化為大規模流水線生產，勞動效率大為提高。英國正是從“圈地運動”開始，逐漸發展為日不落帝國。
公地的悲劇的譯文
J.B. Wiesner和H.F. York在一篇關於核子戰爭前景的發人深省文章結尾時說：「武器競賽的雙方都是…面對持續增強的軍事力量和持續減弱的國家安全。深思之下，我們的專業意見認為這困局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如果大國只是在科學和科技這方面找尋解決辦法，結果只會令情況惡化。」 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題（核武世界的國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結論，即是問題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專業和半通俗科學期刊的評論，差不多都隱喻評論的問題是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技術性解決辦法可以定義為只要改變自然科學的技術，無需或只是稍為改變人的道德價值或概念。我們現在一般都歡迎有技術性解決辦法（以前並非如此）。因為以前的預言往往失準，要有莫大勇氣才會斷言沒有預期的技術性解決辦法。Wiesner和York表現出勇氣，在科學期刊發表文章，堅持問題不能在自然科學找到解決辦法。他們小心翼翼為聲明加上以下的批註：「深思之下，我們的專業意見…。」本文所關注的。不是他們是否正確，而是一個重要的觀點：有一組關乎人的問題可以稱為「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的問題」，或是更明確地說：認定和討論這些問題是其中之一。要表明這類問題不是空號很容易。還記得劃井遊戲。想一想：「我如何贏劃井遊戲？」假設（依照賽局理論的慣例）我的對手是箇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贏。換句話說，問題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要贏，我只能把「贏」的意義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對方的頭，可以弄虛作假。每一種我要「贏」的方法，都是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我們認知了解的遊戲。（我當然可以公開放棄—不玩。大多數成年人都這樣。）「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的問題」有其它的命題。我的論題：大家慣常認知的「人口問題」是這樣的命題。要說明一下大家是怎樣慣常認知的。持平的說，大多數人為人口問題苦惱，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過多的邪惡，但不放棄他們正在享受的特權。他們以為海洋養殖或發明小麥新品種會解決問題—從技術方面。我嘗試證明他們不能找到解決辦法。人口問題正如要贏劃井遊戲，不能技術性解決。我們要最大化什麼？如馬爾薩斯 所言，人口自然地以「幾何級數」增加，或是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函式增加。在一個有限的世界，這即是說世界物品的人均份額必然減少。我們的世界是否有限？一個中肯的抗辯說法：世界是無限的，或是我們不知道世界不是無限。但是，從實際問題角度來看以後幾代人和可見的科技，很清楚如果我們不是實時假設陸上人類可用的世界是有限的，我們會大大增加人類的痛苦。「太空」不是逃生門。 有限的世界只能養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後，人口增長必然是零。（零增長的永恆大幅度上下波動是無關宏旨的變動，不在此討論。）當條件符合，人類的情況會是怎樣？明確地說，邊泌 的目標：「最大數目的最大好處」能否實現？不可能—理由有二，單是一個已足夠。第一個理由是理論性。數學上，兩個函式是不可能同時最大化。Neumann和Morgenstern已經清楚說明 ，其中的絕對原理是起碼可以追溯至D'Alembert (1717-1783) 的偏微分方程式。第二個理由是直接源於生物事實。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須有一個能源來源（例如食物）。能源用於兩個目的：維生和工作。人要維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 千卡路里（維生卡路里）。維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義為工作，由攝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於我們日常談到的工作；所有享樂形式都需要：游泳、賽車、音樂，吟詩。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人口最大化，我們要做什麼是很明顯。我們要每個人的工作卡路里最接近零。沒有可口美食，沒有度假，沒有運動，沒有音樂，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我以為無需爭議或實證，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會物品最大化。邊泌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我在達成以上的結論時，作出一貫的假定，問題就是取得能源。有了核能，有些人會質疑這假定。但是，即使有無窮能源，人口增長依然帶來不可逃避的問題。正如J. H. Fremlin機智表達，取得能源的問題，被能源消散取而代之 。分析的算術符號正負倒轉；但邊泌的目標是不能達到。因此，最合適的人口是少於最大。定義最合適的困難大；依我所知，沒有人曾鄭重處理這問題。要達致一個可接受和穩定的解決辦法，需要多過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和更大說服力。我們期望每個人有最大好處；但什麼是「好處」？某人的好處是荒原，另一人是大眾的滑雪小屋。某人的好處是河口盛產水鴨，供獵人射擊；另一人是工廠用地。我們一般說比較各人的心頭好是不可能的，因為物品是不配比較。不配比較就是不能比較。理論上這可能是對的；但實際生活中不配比較是可以衡量的。只需要一套判斷的標準和比重的制度。大自然的標準就是生存。何等物種較好：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有勁力？物競天擇會比較不配比較的。達致的妥協是視乎大自然為眾多變數的價值作出比重。人必須模仿這過程。無可置疑地，他事實上不自覺地已是如此。只有當隱藏的決定表面化時才有爭端。未來的工作難題是要作出一個可接受的比重理論。這項智力難題因協同作用，非線性變化，和考慮將來而變得困難，但（原則上）不是不可能解決。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組群解決了這實際問題，即使是直覺層面？一個簡單事實證明還沒有：現今世界沒有繁榮人口在一段時期內達致零增長。只要任何人在直覺上認定最佳點，就可以很快達到，之後增長率為零，其後亦保持為零。當然，增長率為正數，可以作為人口在最佳點之下的證據。但是，以任何理性標準來看，今天世上增長最快的人口，（一般而言）是最悲慘的。這種連繫（無須是一成不變的）令人對所謂正數增長率表示人口還沒有達致最佳點的樂觀假定感到懷疑。邁向人口最佳數目，我們要驅逐亞當‧史密的實踐人口學的幽靈，才可以取得寸進。「國富論」 (1776) 廣為宣揚「無形之手」，這概念即是個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被無形的手指揮，推動…公眾利益。」 亞當‧史密沒有宣稱這是一成不變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隨者也沒有。但他帶動的主導思想趨勢自此干擾著基於理性分析的積極性行動。這種趨勢就是假定個人決定事實上是整個社會的最佳決定。如果這假定是正確的，現在的自由放任生育政策是有據可依。如果這假定是錯誤的，我們重新檢視種種個人自由，看看那些是可以辯護的。公地自由的悲劇無形之手控制人口的反駁論點，最先見諸1833年一位業餘數學家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 撰寫的一本鮮為人知的小冊子，可稱之為「公地悲劇」；「悲劇」一詞借用自哲學家Whitehead ：「戲劇性的悲劇要素不是不快樂，而是蘊藏於事物無懊無悔運作的嚴肅性。」他續後又說：「命運之無可避免，只能以人生不如意事引證，只有這樣戲劇才可顯現逃避是徒然的。」公地悲劇是如此發展的。想像草原對大眾開放，估計每個牛郎都會在公地飼養最多的牛隻。數百年來，這樣的安排都是相安無事，因為部族戰爭，偷獵，和疾病把人和動物的數目保持在土地承載能力之下。最終，人們長久渴望的社會穩定的一天到來，是醒悟的時候了。這時，公地的內在邏輯無情地導致悲劇。作為理性人，每名牛郎追求取得最大得益。或明或暗，有意無意，牛郎撫心自問：「牛群多添一頭，對我有什麼效益？」這效應有正、負成份各一。（1）多一頭動物的函式是正成份。出售牛隻的收益全歸牛郎，所以正效益接近+1。（2）負數部份是多一頭動物造成的過度放牧的函式。因為過度放牧的效果由全體牛郎承擔，所以任何一位牛郎作出決定，負效益只是 -1的小部份。把這些效益成份相加，理性牛郎總吉他只有一個理性選擇：多養一頭牛。再多養一頭…但這也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牛郎的結論。悲劇因此而起。每個人都是被制度束縛，驅使他無限制地增加牛隻—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個信奉公地自由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好利益，而整體是走向毀滅的終點。公地自由帶來整體毀滅。有人會認為這是陳腔濫調。這不是碼？某程度上來說，我們幾千年前就學會了，但物競天擇偏向於心理否認 。縱使個人也是成員的社會受損，個人會因為取得私利而否認真相。教育可以對衡做錯事的自然傾向，但必須持續才可以對抗一代傳一代的無情力。幾年前，在麻省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說明知識逐漸消失。聖誕節購物期間，市中心的停車表用膠袋遮掩，上有告示：「聖誕節後重開。免費停車由市長和市議會提供。」換句話說，面對本來已是短缺的停車位的需求增加，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們懷疑他們這倒退的行為是得（選票）大於失。）大概是同樣道理，我們長久以來已明白公地的邏輯，可能是自從發現農業或發明私人房地產的產權。但了解的大都是特殊個案，不足以一般而論。即使到了現在，租用西部山區國家土地的牧人證實這樣矛盾的了解；他們向聯邦機關施壓，要求增加牛隻數目，幾乎因為過度放牧導致侵蝕和雜草叢生。全球海洋依然因為公地哲理殘存而受害。海洋國家依然聽從「四海自由」的口令。他們聲言相信「海洋有無窮資源」，令多種魚類和鯨魚幾乎滅絕。 國家公園是公地悲劇的另一個例子。現今是對外開放，沒有限制。公園範圍是有限的—只有一個優勝美谷 —但人口增長沒有限制。公園訪客享樂的價值逐漸減弱。很簡單，我們要儘快不要把公園當作公地，否則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價值。我們可以做什麼？有幾個方案。可以出售為私人產業；可以保留為公共財產，但分配進入的權利。分配可以是以財富為基礎，用拍賣方式。亦可以根據一些彼此同意的標準來定優劣。可以是彩票。或是先到先得，由人龍決定。我以為以上提到的都令人反感。但我們必須選擇—或是默許我們稱為國家公園的公地被毀。污染公地悲劇的反面是污染問題，不是從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學、放射性、和熱力廢物；往空氣排放有害和危害的氣體；在視線所及樹立令人分神和不悅目的廣告。計算效益和前述一樣。理性人發覺他向公地排放廢物的成本，是少於排放前潔淨廢物的成本。無個人都是一樣；只要我們這些獨立，理性，自由的投機者自作妄為，大家都受縛於「自家弄髒自家」的制度。食物籃子的公地悲劇，因為私產或類似的正式安排而避免了。但我們周圍的空氣和水不能輕易地分隔，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防止污水坑公地悲劇：強制的法律或稅務措施，做成污染者在排放前處理污染物成本比不處理為低。我們解決這問題的進展，不如解決第一個問題。停止我們耗盡地球的直接資源的私產概念，實際上助長污染。小河岸邊工廠的主人—他的產權伸延到小河的中央—不容易明白弄髒流經門前的河水不是他的自然權利。法律永遠趕不上時代，需要修修補補來適應這「公地」的新意識。污染問題是人口的後果。未開發地區的孤獨居民如何棄置廢物，沒有所謂。祖父以前常說：「水流十里，自我淨化。」當他是小孩時，這神話可能近乎真理，因為沒有太多人。但人口變得密集，大自然的化學和生物循環過程負荷過重，呼喚產權要重新定義。如何為節制立法？分析污染問題作為人口密度連帶產生的事物，帶出一項不是普遍了解的道德原則：行動的道德是其進行時體制情況連帶產生的事物 。把公地用作污水池，在未開發情況不會危及大眾，因為沒有大眾；在大都市這樣做就不能忍受。一百五十年前，平地居民殺死野牛，只割下牛舌頭做晚餐，其它的棄掉。他不是浪費。今天只餘下幾千頭野牛，同樣的行為令人驚駭。順帶一提，不能由一張相片決定行動的道德。除非知道某人行動時的整體體系，我們不知道某人殺象或放火燒草是否危及他人。中國古人有言：「一張圖畫可代千言萬語」，但可能要用千言萬語來證實圖畫。生態學者和改革者一般試圖用相片捷徑來說服他人。但相片不能攝影辯論的要義；這必須用文字理性表達。以前編理道德，沒有注意到道德是和體系有緊密關係。傳統的道德指令形式：「汝不得…」沒有顧及特別環境。我們社會的法律依循古老道德的模式，所以大大不適用於複雜，人多和可改變的世界。我們的團團轉解決辦法是用行政法擴大法定的法律。實際上是不可能列出在後園燒垃圾或是沒有煙霧管制開車的全部情況，我國立法把細節下放給官僚。行政法就是這樣來的；有一個古老的理由令我們擔心—誰來監管監管者 ？John Adams說過，我們必須有「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行政官僚嘗試評價處於整個體系的行動的道德，容易變得腐敗，貪污；產生人治的政府，不是法治。立法禁止容易（但執法不一定如是）；但我們如何為「節制」立法？經濟指出用行政法來仲裁可以達到目的。如果我們對「誰來監管」的感受妨礙利用行政法，我們是不必要地限制了可行的辦法。我們應當保留這一句話來提醒我們不能避免可怕的危險。我們面對的大挑戰，是發明矯正的回饋，保證監管者大公無私。我們必須找出方法，為監管者和矯正的回饋立法，賦予所需權力。自由生育是不能容忍人口問題在另一方面涉及公地悲劇。在一個由「狗吃狗」原則管治的世界—如果曾經有這樣的世界—一個家庭有多少子女不會受公共關注。為人父母生育過多子女，存活的後裔只會少，不會多，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照顧子女。David Lack和其它人發現這樣的負面回饋控制了鳥類的生育力。 但人類不是鳥類，超碼在過去幾千年都不是如此。如果每個人類家庭都是依賴本身的資源；如果眼光短淺父母的子女飢餓致死；如果過度生育為生殖細胞帶來自我的「懲罰」—那么管制家庭生育是不涉公共利益。但我們的社會是深深地受福利國家所約束 ，因而面對公地悲劇的另一面。在一個福利國家，我們如何應付以過度生育來保證擴大本身的家庭，宗教，種族，或階層（或是任何可以識別和有凝聚力的社群） ？自由生育的概念，連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足以令世界逃脫不了悲慘的行動。不幸地，這正是聯合國要採取的行動。1967年後半年，約三十個國家同意「人權宣言描述家庭是社會的自然和基本單位。因此家庭人口的任何選擇和決定，無可置疑是由家庭作出，不可聽命於他人。」 要明確否定這項權利的合法性是痛苦的；要否定，人們感到不安，正如十七世紀的麻省居民否定女巫存在的現實。現時，自由主義陣營視批評聯合國為禁忌，感覺是聯合國是「我們最後，最好的希望」，我們不應吹毛求瑕，不要讓頑固保守主義者玩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話：「朋友禁制的真理，是敵人最靈活的武器。」如果我們深愛真理，我就必須公開否定人權宣言的合法性，雖然這是聯合國所推廣。我國應當聯同Kingsley Davis ，試圖改變「計畫生育-世界人口組織 」追隨同一悲劇性理想的錯誤。良知是自我消除認為長期控制人類生育是訴諸良知，這種想法是錯誤的。Charles Galton Darwin在他祖父的偉大著作百年紀念時發言時，就指出這點。達爾文式的論點簡單直接。人各不同。面對限制生育的呼籲，無疑有些人的反應比較積極。比起那些易受良知影響的人，那些多子女的占下一代的比例較大。這些差別會一代傳一代的重複。 C. G. Darwin如是說：「可能要經歷幾百世代才發展出這種偏重繁殖的本能；如確實如此，大自然會報復的。避孕人品種會滅絕，被生殖人品種取代。」 這論點是假設生兒育女的良知或欲望（無所謂是那一種）是遺傳的—所謂遺傳是以最一般性的正式意思而言。用J. Lotka的定義來說：無論這態度是經生殖細胞或是體外傳播，結果都是一樣。（如果否定後者的可能性，也否定前者，那么教育有什麼意義？」以上是在人口問題的背景提出這個論點，但這也適用於社會呼籲濫用公地的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抑制自己的任何情況—利用他的良知。利用這樣的呼籲，是設立一個最終消除人類良知的選擇性機制。良知的致病效果呼籲良知的長期弊端已足以宣告廢棄這作法；這亦有短期缺失。當我們要求濫用公地的人們，「因良知之名」而停止，可以對他說什麼呢？他會聽到什麼？—不止是當時，也是夜深人靜，半睡半醒時，他記得我們的說話，也記我們的非言語溝通暗示？有意無意之間，他遲早體會到他接收到兩種訊息，而彼此是矛盾的：（1）（存心的訊息）「如果你不遵紀，我們會公開譴責你沒有作為負責任的公民」；（2）（無意的訊息）「如果你聽話而行，我們會暗中責怪你頭腦簡單，罵幾句就站在一旁，容許我們這些人繼續濫用公地。」每個人都陷於Bateson稱之為「進退兩難的處境」。他和同僚有一個言之成理的說法，認為進退兩難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成因。 進退兩難，不一定是這樣有害，但人若陷於其中，會危及精神健康。尼采如是說：「良心不安，是一種疾病。」喚起他人的良知，對試圖超越法定限制，伸展控制的人來說，是具誘惑的。最高領導人屈從於這種誘惑。在過去一代人，是否有總統從不號召工會自願節制他們對較高工資的要求，或是要求鋼鐵公司遵守定價的自動指引？記憶所及，沒有。每一次的用詞遣字都著意在令不合作者有犯罪感。幾百年來，一直都假定犯罪感是文明生命中有價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成份。在這個後弗羅伊德的世界，我們有懷疑。 Paul Goodman從現代觀點來看：「犯罪感從來沒有帶來好事，無論是智慧型，政策或熱情。犯罪者只關注自己，不會留意犯錯的事物，甚至不會留意本身的利益（這可能有意思），只留意本身的焦慮。」 我們不需要是專業心理學家才看出焦慮的後果。我們在西方社會中，正從兩百年的欲望黑暗年代走出來；這年代部份是由禁制性法律所維繫，但可能更為見效的是教育的產生焦慮機制。Alex Comfort在The Anxiety Makers 描述得很好；這並不是賞心悅目的。因為取證困難，我們甚至可能承認焦慮的後果，可能有時從某些觀點來看，是值得的。我們要提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作為政策，我們應否鼓勵使用一項傾向（如果不是動機）於心理病態的技術。這些日子中，我們時常聽到提及負責任—父母心；這兩個相連的詞語也包括在一些專注於控制生育的組織。有人提出龐大的宣傳，向全國（或是全世界）的生育者灌輸責任感。但什麼是良知的意義？當我們引用「責任」而沒有相當的制裁，我們是否在嚇唬公地的人們作出有違本身利益的行動？「責任」是實體代用品的言語偽裝，試圖不付出而取得一些回報。如果我們要用上「責任」，是好是用上Charles Frankel的意思 。這位哲學家說：「責任是有限社會安排的產物。」留意Frankel提出社會安排—不是宣傳。彼此同意的彼此強制產生責任的社會安排，是建立強制安排，或是類似的安排。考慮銀行劫案。搶劫銀行的歹徒是把銀行當作是公地。可以如何防止？當然不是用語言來喚起他的責任感來試圖管制他的行為，只是依隨Frankel的指導—用宣傳來堅持銀行不是公地；我們尋求有限度的社會安排，確保銀行不會成為公地。這樣一來我們侵犯了潛在劫匪的自由，我們不會否認或後悔。搶劫銀行的道德觀很容易明白，因為我們接受要完全禁止這種活動。我們情願說「汝不得搶劫銀行」，沒有例外。但節制也可以由強制建立。稅務是一項好的強制措施。要節制市中心的購物者使用車位，我們用停車表管制短期停車，交通罰款處理長時間停車。我們無需禁止市民泊車，他要停多久就多久；我們只需讓他泊車越久，費用就更高。我們不是提出禁制，而是仔細考慮的偏重方案。廣告人 可能稱之為「說服」，我喜用直率的「強制」。對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來說，「強制」是髒話，但無需永遠是這樣的。正如其它髒話，暴露於光線之下，一次又一次不帶道歉，不感侷促說出來，都會清洗骯髒感。對許多人來說，強制的含意是遙遠，不負責任的官僚的隨意決定；這不是本來意義的必然部份。我推薦的唯一強制是彼此強制，由大多數受影響的人們彼此同意。彼此同意強制，並不是說我們需要享受強制，或是假裝享受。誰人會享受納稅？我們全都為納稅發牢騷。但我們接受強制性稅務，因為認識到自願性納稅只會是沒有良知的人得益。我們開創和（抱怨）支持納稅和其它強制性措施來逃避公地的恐怖。公地以外的另外方案無需是十全十美，只要是較好的。房產和其它實質物品的另外方案是創立產權和法定承繼權。這制度是否完全公正？作為基因曾受訓的生物學者，我持否定見解。對我來說，如果個人承繼要有差別的話，法定擁有權應該和生物性承繼完全關連—那些生物性方面是產業和權力更適合的監護人，應當在法律方面承繼更多。「龍生龍，鳳生鳳」的說法，隱含於我們的法定承繼法律，但經常被基因重組所嘲弄。笨蛋可以承繼百萬家財，和信託基金可以完整保存全部財產。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私有產權法律制度，連同承繼權，是不公正的—但我們接受，因為我們不相信到現時為止，有人發明更好的制度。公地的另外方案是不敢想像的恐怖。不公正比全面毀滅來得好。改革與保持現況的戰爭，奇特之處之一是被雙重標準無意識地管制。當有改革措施提出時，往往因為反對者找到其中瑕疵而落敗。正如Kingsley Davis指出 ：現況的崇拜者有時暗示沒有完全同意的協定，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暗示違反史實。我儘可能去了解，自動拒絕改革建議是基於兩項不自覺的假定：（1）現況是十全十美；或（2）我們面對的選擇是改革，或是不採用行動；如果改革建議不是十全十美，我們大概應當不採用行動，等待十全十美的建議。但是我們不可以全然不動。幾千年來，我們所做的就是採取行動。這也會產生邪惡。一旦我們和道行動就是現況，我們就可以比較可發現的利害，和改革建議的利害比較，盡我們所能因為我們沒有經驗而打折扣。基於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排除認為只能接受完美制度這項不通的假定，作出理性的決定。承認必然力或許對人們的人口問題最簡單的摘要是這樣：如果要說道理的話，公地只可以在低人口密度的條件下成立。隨著人類人口增加，公地的觀點必須逐一放棄。我們先放棄在公地採集食物，把農地圈圍起來，草原，獵區和漁區列為禁區。這些限制不是在全世界都有全部執行。稍後，我們所見公地作為廢物處置地亦要放棄。西方世界普遍接受限制家庭污水排放；我們仍然苦心經營從公地排除汽車、工廠、殺蟲劑、施肥、和核電裝置的污染。我們對尋樂的公地弊端的認識還在萌芽階段。對於公眾媒介散播音浪，幾乎沒有限制。購物大眾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被無意義的音樂猛烈襲擊。我們的政府付出億萬美元創造超音速運輸；把一位仁兄快速從此岸送到彼岸，省下三小時，就有五十萬人受到騷擾。廣告商弄髒了電台和電視的大氣電波，污染遊人的視覺。立法禁止尋樂公地，我們還有很長的路。這是否因為我們的清教徒傳統視尋樂為罪惡，視痛苦（即是廣告污染）為美德？每次公地被圈圍，都侵犯了一些人的個人自由。大家都接受往日做成的侵犯，因為現代人不會投訴有損失。我們激烈反對的是新近提出的侵犯；「權利」和「自由」充斥。但「自由」是什麼意思？當人們彼此同意立法禁止搶劫，人類享有更多自由，不是更少。受困於公地邏輯的人們，享用自由只會帶來全面毀滅；一旦人們看清楚彼此強制的必然性，他們變得有自由去追尋其它目標。我相信是黑格爾說過：「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我們必須承認必然性最重要一點，是放棄生育的公地。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可以從人口過多的憂愁中拯救我們。生育自由會毀滅全體。為了避免困難的決定，現時我們大多數會受誘惑傾向宣傳良知和負責任的父母心。必須抗拒這種誘惑，因為呼籲獨立運作的良知，長期而言是選擇全部良知消失，短期而言增加焦慮。要保存和孕育其它和更寶貴的自由，唯一的辦法是放棄生育自由，還要快快放棄。「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教育的作用是向大家披露放棄生育自由的必然性。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終結這方面的公地悲劇。（完） 三、經濟學意義
其被用來解釋由於公共產品的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往往使得它在使用過程中落入低效甚至無效的資源配置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