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千麻袋事件
- 外文名：Eight thousand sacks
- 定義：八千麻袋檔案被輾轉拍賣的事件
- 其他關聯：羅振玉與大內檔案的淵源等
事件介紹,前因後果,其它關聯,羅振玉與檔案,魯迅的文章,
事件介紹
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政府各部門自籌款維持。已有幾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所存的清代大內檔案作為廢紙，以銀洋4000元拍賣給了西單同懋增紙店，用這些錢來維持教育部運營。這些檔案重約15萬斤，裝滿八千麻袋。
紙店搜揀了一部分檔案出售，大部分漬水後用蘆席綑紮，準備運到唐山、定興去作“還魂紙”。
清朝遺老羅振玉得知這一訊息，以12000大洋購回這些檔案，並對其中部分檔案進行整理，但已損失兩萬斤約數十萬件。1924年，因財力不支，羅氏將檔案以16000大洋轉賣給前清駐日公使李盛鐸，1929年李盛鐸又將這部分檔案以18000大洋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得歸公。
這就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前因後果
所謂“大內檔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清代內閣，在雍、乾之前，為國家庶政中樞，雍、乾之後，雖軍政大權旁落軍機處，但仍為清帝承宣諭旨、進呈題奏、舉行典禮及收藏檔案文書的重要機關。其所屬內閣大庫是明孝宗時修建的，清朝繼續延用。庫內的檔案材料十分龐雜，有詔令、奏章、朱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卷子以及其他檔案，還有清初由盛京移來的舊檔、部分明末檔案，是研究明清歷史的珍貴資料。清時就被人們視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終生不得窺其一字者”。王國維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大庫由於年久失修，滲漏嚴重，內務府決定修繕。議工期間，值八國聯軍入侵，事遂停頓，一拖十年。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個庫房塌了一個角，其他庫房也很危險，必須馬上修繕，庫內幾百萬件檔案被搬了出來。一部分年代近一點的檔案移至文華殿，另一部分被認為年代久遠，沒什麼大用處的，準備焚毀。
這事被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知道了，羅當時為清朝學部參事。一天，他赴內閣辦事，見庫垣中檔案文籍如山。順手取來一束，打開一看，是關於督漕的奏摺，又打開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頗有價值的。他趕緊請張之洞奏準罷毀。張當時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他就委派羅振玉處理這批檔案。羅將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歷科殿試卷收藏於學部後樓，其他檔案裝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稱太學的國子監敬一亭里。
辛亥革命爆發後。北洋軍閥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歷史博物館，就在國子監成立了籌備處，內閣檔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後來，博物館籌備處遷到故宮午門樓，檔案也隨之移至午門外朝房裡，並有一部分堆在端門的門洞裡。
這些麻袋仿佛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們將裡面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當時任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胡玉縉，曾經是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他深怕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著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請示如何處理這批檔案。
教育部專管這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司長叫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於“中國歷史”。他知道，中國的一切事，是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所以他主張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就這樣，在“辦”與“不辦”之間，拖拖拉拉，“麻袋們”安穩地躺了好幾年。
1918年，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開始整理這批麻袋。魯迅說，當時之所以要著手清理是因為有人“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麻袋中也確有宋版書，傅增湘是有名的藏書家，他在《藏園群書題記》中有這樣的記述：“余於戊午（一九一八）長教部時，發敬一亭所庋內閣紅本麻袋，揀出宋殘本數冊，命儲之歷史博物館中。其散落於廠市者，李椒微收到數冊，余亦收得二冊。”宋版書當時的價格已是一頁一兩黃金了。
奉這位傅總長的指派，時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來後，他們倆就奉命在其中尋寶。隨後又搬了若干袋。搜揀過程中，教育部官員們經常在故紙堆中來往，有時將桌上揀出的東西拿走，送還時，往往比先前少一點。有的則邊檢查邊塞到洋褲袋裡。以後又清理了幾次，反正不少人來“順手牽羊”。一些工役們也手持長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之類的東西。
“麻袋們”的厄運並沒有結束，接著就開始一次次被倒賣。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政府各部門自籌款維持。已有幾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這批麻袋作為廢紙，稱了稱，大約15萬斤，以銀洋4000元拍賣給了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搜揀了一部分檔案出售，大部分準備運到唐山、定興去作“還魂紙”。
深知這批檔案價值的羅振玉當時在外地，有事來京，見市肆上有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內庫檔案之物。他打聽到這批檔案的下落，以兩倍的價錢，把這批檔案買了下來，並準備了書庫儲存它們。羅振玉從中淘出一些珍貴秘稿史冊，擇其珍件彙刊成《大庫史料目錄》六編，《清太祖實錄稿》三種。
此時的北洋政府財政狀況比前幾年稍好一些了，看到檔案中頗有油水，又欲從羅手中購回這批檔案。清史館也想要，海外也在窺伺。羅振玉均不允，1924年，羅將它倒賣給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即前駐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參議院議長、又是大收藏家的李盛鐸。價格是1.6萬元，分量約12萬斤。
李盛鐸又在裡面淘了一次，撈出了不少珍奇東西，並將其中6萬件給了溥儀。但他也沒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檢視一遍。1928年李盛鐸又以1.8萬元轉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時的檔案約10萬斤，搬來倒去，十分雜亂，完整的約五分之一。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從中選擇、編輯出版了《史料叢刊》和40冊明清史料。抗戰前夕，該所將部分檔案攜至南京，幾經周折，又遷到台灣。剩下的大約5萬斤，約1700麻袋，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財產，仍存放在午門樓上。這1700個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國成立。這批“吃之不得、棄之可惜”的“寶貝”也讓新中國有關部門和專家無奈了好幾年。直到1958年，國家檔案局成立3年多了，認為不能再讓麻袋們睡大覺了。由於事關重大，國家檔案局於當年3月份給國務院寫了報告。幾天以後，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批示，同意清理。
大規模的清理分兩次進行，第一次清理從3月12日開始。承擔清理任務的是檔案局的全體共青團員，他們提出利用業餘時間，奮戰百日完成任務。為了保存資料，記錄在案，清理過程拍成了電影。
清理工作十分艱苦。這批麻袋堆在午門樓上快30年了，積滿了灰塵。“呼啦”打開一袋，灰塵撲面，連呼吸都困難。不少檔案已霉爛成團，發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而且還摻雜著破布爛草、煙盒、席片，這都是當年一塊兒掃進麻袋的。當然也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如明崇禎年間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的修改稿殘檔。這次清理得到了齊燕銘、吳晗、王冶秋、呂振羽、翦伯贊等專家學者的肯定。為了避免造成損失，專家們建議再複查一次。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個多月，參加的人員更多，有國家檔案局的幹部，全國檔案學習班的學員，北京藝術學院的學生，還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學生。
這次清理更加細緻，對那些零片、碎片、殘件都沒有放過。最後，把清除的殘件進行了分類，裝成三百多袋（完整的不到十袋），其中以吳三桂的題稿和鄭成功抗清的敕諭最有價值，其餘的有1300多麻袋都為廢品。
1958年9月25日，國家檔案局給國務院寫了清查報告，並提出具體的處理建議，擬將三百餘袋有價值的進行整理，大部分廢品予以銷毀。國務院領導同志當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辦。原銷毀的1358袋中，如果學校、研究機關有願意拿走一部分作為標本的可以贈送。”
至此，這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終於完結了。這批整理成卷的檔案，存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裡。
作者: 宋橋（北京）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 2004-02-05 14:47:57
其它關聯
羅振玉與檔案
1909年(宣統元年)，為整修內閣大庫，朝廷決定將所存大批檔案移出庫外等待焚毀。時任學部尚書的張之洞受命籌建京師圖書館，受張之委派，學部參事羅振玉赴大庫檢取有關書籍。由於羅氏擅長研究金石，多年致力於收集甲骨檔案和研究甲骨文字，頗有學術造詣，所以當他發現內閣大庫檔案中有不少頗具歷史價值，動了“惻隱”之心，不忍檔案遭焚毀之命運，於是隨即呈請張之洞上奏朝廷罷焚，並建議改由學部代為保管。
1921年，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以經濟拮据、經費緊張為由，將存放於故宮端門門洞內的大部分檔案(約15萬斤)，裝了八千麻袋，視為廢紙，以4000銀元的出售價賣給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以作重新造紙的原料。翌年2月，羅振玉獲悉紙店出售部分檔案，甚感驚訝與痛心。當他作了一番調查，了解事情經過後，隨即以三倍於原出售價4000銀元的12000銀元買回這批檔案。他專門雇用十多人對這些檔案進行整理，從中發現滿、蒙文的遼、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冊，內容涉及“邊務戰事”的明代題本稿，清初開國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諭批折，以及同朝鮮、琉球、安南等的題表檔案等，頗有歷史價值。
八千麻袋事件的發生，頓時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輿論鼎沸，北洋政府一度成了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據說，當時他們亦曾想從羅振玉處再購回這批檔案，但遭羅氏嚴詞拒絕。然而，1924年，羅振玉卻又如法炮製，將大部分檔案以16000銀元的出售價，轉賣於另一清朝遺老李盛鐸。
因緣際會，羅振玉兩次搶救大內檔案，不管其目的如何，這保護檔案本身這一點來說，是有功的。
魯迅的文章
所謂“大內檔案”〔2〕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裡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3〕，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啕之聲，仿佛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4〕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5〕，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6〕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為sentimental〔8〕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么？
那么，這不是好東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裡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裡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裡面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著竹籃的人，從那裡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里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9〕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里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裡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10〕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裡面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敘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著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
如果這樣還不妥，那么，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鬍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麼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13〕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15〕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16〕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17〕，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18〕，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19〕，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20〕；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著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么，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乾。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幹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著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裡——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么，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里，已沒有什麼寶貝似的。那么，外面驚心動魄的什麼唐畫呀，蜀石經〔22〕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里，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尋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只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倖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內檔案” 指清朝存放於內閣大庫內的詔令、奏章、朱諭、則例、外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他檔案。內容龐雜，是有關清朝歷史的原始資料。
〔3〕羅振玉 參看本卷第389頁注〔7〕。辛亥革命以後，他曾在文章中咒罵武昌起義為“盜起湖北”，又自稱“不忍見國門”；但他後來寓居天津，仍往來京津，常到故宮“朝見”廢帝溥儀，並與一般遺老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復辟的陰謀活動。一九二二年春，歷史博物館將大內檔案殘餘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售價四千元；其後又由羅振玉以一萬二千元買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羅振玉又將它賣給日本人松崎。
〔4〕金梁 字息侯，駐防杭州的漢軍旗人。清光緒進士，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國後是堅持復辟的頑固分子。這裡是指他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一文。《東方雜誌》，綜合性刊物，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國維（1877—1927） 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著有《宋元戲曲史》、《觀堂集林》、《人間詞話》等。他一生和羅振玉的關係密切，在羅的影響下，受清廢帝溥儀的徵召，任所謂清宮“南書房行走”；後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殺。
〔6〕蔣彝潛 事跡不詳。他的《論檔案的售出》一文，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7〕Sandwich 英語：夾肉麵包片。音譯三明治。
〔8〕Sentimental 英語：感傷的。按蔣彝潛的文章中充滿“追悼”、“痛哭”、“去了！東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語句。
〔9〕“國朝” 封建時代臣民稱本朝為“國朝”，這裡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在文章中仍稱清朝為“國朝”。
〔10〕胡玉縉（1859—1940） 字綏之，江蘇吳縣人。清末曾任學部員外郎、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著有《許廎學林》等書。
〔11〕南菁書院 在江蘇江陰縣城內，清光緒十年（1884）江蘇學政黃體芳創立，以經史詞章教授學生，主講者有黃以周、繆荃孫等人。曾刻有《南菁書院叢書》、《南菁講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 字穗卿，浙江杭縣（今餘杭）人。
光緒進士。他在清末與譚嗣同、梁啓超等提倡新學，參加維新運動。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他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從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為該館編印的《大學叢書》之一。
〔13〕F先生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書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
著有《藏園群書題記》等書。
〔14〕G主事 不詳。
〔15〕殿試 又叫廷試，皇帝主持的考試。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錄取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16〕實錄 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統治時期的編年大事記，由當時的史臣奉旨編寫。因材料較豐富，常為後來修史的人所採用。
〔17〕Y次長 指袁希濤（1866—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人。
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先後兩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職。
〔18〕C參事 指蔣維喬，學竹莊，江蘇武進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先後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
〔19〕“念茲在茲” 語見《尚書·大禹謨》。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 指彥德，字明允，滿洲正黃旗人，曾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郎中、京師學務局長。他在這“大內檔案”中得到蜀石經《穀梁傳》九四○余字。（羅振玉亦得《穀梁傳》七十餘字，後來兩人都賣給廬江劉體乾；劉於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經》八冊。）
〔21〕《司馬法》 古代兵書名，共三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但實為戰國時齊威王諸臣輯古代司馬（掌管軍政、軍賦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稱為《司馬穰苴兵法》，後來《隋書·經籍志》等就以為是他所撰。
〔22〕蜀石經 五代時後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書《易》、《詩》、《書》、三《禮》、三《傳》、《論》、《孟》等十一經，刻石列於成都學宮。
這種石刻經文的拓本，後世稱為蜀石經。因為它是歷代石經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種，錯字也比較少，所以為後來研究經學的人所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