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全漢升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廣東順德
- 出生日期：1912年11月19日
- 逝世日期：2001年11月29日
- 職業：教育家
- 畢業院校：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
- 主要成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 代表作品：《中國經濟史論叢》《中國經濟史研究》
人物生平,社會評價,家庭成員,治史特點,治史貢獻,主要著作,
人物生平
先生諱漢升，公元1912年11月19日生於廣東順德。
在學期間，受政治系教授陶希聖、史學系主任兼教授陳受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史學系教授傅斯年影響尤大。陶先生講授中國社會經濟史，先生跨系修讀，對其極具興趣，深感該門學問有很多新領域亟待開發，於是決定以此為終生志業。
陳先生推薦先生兩篇習作《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及《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於《嶺南學報》刊出；有人評論《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一文乃早期國人治晚清思想史者以“單一概念”作中心題旨的僅有的兩種論著之一。
傅先生治學求博求深，教導學生認真搜羅史料，不尚空言；此一務實求真之治學態度，日後成為先生之研撰方針。1935年畢業後，蒙陳先生推薦，傅先生拔尖，進入史語所為助理員，自此潛心研究，與史語所結下終身不解之緣。
抗戰軍興，先生追隨史語所輾轉於湖南長沙、雲南昆明及四川李莊。一九四一年晉升為助理研究員，一九四三年成為副研究員。期間先生與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梁方仲先生交誼至契。先生每有新撰，梁氏必細加校閱，並提出批評意見，由此深獲良友砥礪問難之益。
自入史語所至移居李莊，先生研究興趣集中唐、宋時期，兼及魏晉南北朝及元代，而先從宋代商業著手。唐、宋經濟史研究中，《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根據史實，剖析了連結經濟重心南方及軍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運河，其或暢或礙與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成就突出，獲國民政府教育部特別頒獎。
先生另一重大貢獻為探研商業發展與杭州、汴梁、揚州和廣州四個性質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著眼於交通運輸與國際貿易對都市發展的可能影響。
或因戰時通貨膨脹之經驗與體會，貨幣與物價變動成為先生畢生最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先生也因之成為中國物價史研究前驅。1942年先生所撰《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一文發表於《史語所集刊》，備受學界讚譽。
東北史及宋遼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閱後，於其日記中評價此文“頗致研幾之功”，“蓋南宋末年史料極為缺乏，全君於宋人文集搜討至勤，苟有片言隻字亦必具錄，以成此篇，可謂難矣。”後於翌年正月致傅先生函中謂先生“治學之劬，近所罕見。”
全漢升先生
全漢升先生先生另一發表於《集刊》之長文《中古自然經濟》，迄今仍為研究魏晉至唐中葉中國貨幣演變之最重要論著。中國物價之歷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過去幣制與度量衡不統一而不易展開，唯先生仍作出可觀成績。吾人對民前千餘年間物價變動有一概略認識，先生實厥功至偉；其於此一領域之卓越成就，亦非他人所能企及。
1944年10月蒙傅先生及社科所所長陶孟和先生提拔，先生獲派赴美，先後於哈佛、哥倫比亞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學府進修，從游於Abbott P. Usher,Shepherd B. Clough及John U. Nef 等經濟史大師，汲取國外經濟史學界新觀念及新方法，並與西方經濟史家建立聯繫，奠下日後學術交流基礎。
先生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遠離貧困家園，親身體驗美國先進富庶之物質文明，又深受Nef 《英國煤礦工業之崛興》一書啟發，於是開始關注中國近代工業化成績何以遲緩而乏善可陳的重要歷史課題。
1947年先生回南京，除史語所本職外，又到中央大學經濟系兼課，講授中國經濟史及西洋經濟史。
1949年1月先生隨史語所遷台，累遷為終身職研究員；並受時任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囑託，任教台大經濟系，為培育經濟史人才而盡力。1952至1955年間併兼系主任。胡適之先生出掌中研院期間，先生任研究院代總幹事，迄1961年9月赴美研究止。其時財源困窘，先生為新所籌備與史語所設備擴充，煞費苦心。
1949年以降，先生研究重心轉移至明、清及近代，大致集中於兩大課題；近代工業建設及近世貨幣與物價史研究。
1961年先生赴美前，或對中國近代工業化作廣泛考察，或對關鍵企業、地區及問題作深入個案探討。研究成果中，有關漢陽鐵廠及漢冶萍公司、江南製造局、甲午戰前中國工業化等論著，俱為力作。
1955年重訪哈佛大學後，經歐洲回國，開始探研明、清以還東西經濟的交流互動，尤著力於美洲白銀流入對中國財政與經濟生活的影響此一課題。藉弟子王業鍵襄助，乃能進一步利用史語所庋藏數據，備盡心力，探究清代物價，發現從17世紀末至18世紀結束百年間，糧食及物價呈現長期上升趨勢，而此實與其時美洲白銀大量進口息息相關。另外先生對地區糧價差異與經濟交流也詳加考察。
其後，王業鍵先生利用經濟發展及貨幣學理論，拓展研究範圍，對中國經濟史研究貢獻良多，先生甚感欣慰。
1961年先生第3度赴美，以兩年時間訪問芝加哥、西雅圖華盛頓及哈佛3大學，得閱《菲律賓群島》此一重要史料，日後先生自中、菲、西班牙商貿互動以析論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貿易，實以此為契機。
1965年11月先生應聘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等課程；1975年任新亞書院院長，兩年後從中大退休，轉任中國文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1年。後專任新亞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1983年起接任為所長凡11年。1984年12月當選為中研院第15屆人文組院士。1989年起出任中研院史語所、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1995年9月先生夫婦離港返台，定居新竹。
先生居港30年期間，尤集中於探研明中葉以還，中、西、日、葡、荷的貿易關係及金銀比價諸問題。明中葉以降約四百年間，中國幣制堪稱為銀銅複本位制；先生之研究尤著重於其間的貨幣供給，藉以明了幣制發展，曾發表《明季中國與菲律賓貿易》、《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清代雲南的銅礦工業》及《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等重要論文多篇。
社會評價
先生治學60年來，著作弘富，上自魏晉以迄抗戰前夕，綿長遼闊，經初步統計，凡專著9部、論文115篇、書評10篇、雜著5部；於史料廣徵博引，於分析細針密線。其學術見解及成就，深受學界同道重視推崇。
先生剛進史語所，就遵照傅斯年先生“閉門讀書”之指示，養成習慣，孜孜不息，以擴大史料蒐集範圍、發掘問題，撰寫論著為一生志業與嗜好，並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史研究方法及成果，堪稱以一己之力為中國經濟史研究帶動新風氣，開拓新視野，並提升研究水平，極盡篳路籃縷，拓荒發軔之功。
回顧20世紀此一學術領域之發展，無處不見先生足供後學跟進之耕耘足跡。其研究造詣之深與廣，貢獻之“多而重要”，以及獎掖後進之殷切，惠澤士林，中外仰止。對先生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哈佛大學已故楊聯升教授曾題詩：“妙年唐宋追中古，壯歲明清邁等倫。經濟史壇推祭酒，雄才碩學兩超群。”實在是至言。
先生木訥寡言，兢兢自守，生活簡樸，身體素健。近數年始因年邁，體氣漸衰。2001年9月21日因肺炎入台北萬芳醫院急診，轉加護病房，終以高齡體弱，於11月29日上午10時20分辭世，享年90。
家庭成員
先生的夫人名黃蕙芳，廣東新會人，1938年嫁給先生，鴻案相莊，勤儉持家；生子二：任洪、任重。任洪，科羅拉多大學博士，現為休斯敦United Space Alliance工程師；媳陳慈玉，東京大學博士，現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任重，加州大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媳郭蕙芳，加州大學博士，現執教中原大學數學系。孫三人：若望、明道、明遠；孫女一：心梅；孫媳詹欣玲。若望、欣玲，俱為美國Baylor醫學博士，現在美國業醫。孝子賢孫，皆善紹家風。
綜先生之生平，畢生劬學，奉獻於中國經濟史，學足傳世，年則登耄，今雖棄其後生，而鴻業長在，惟好學慕賢者之景式焉。
治史特點
全漢升治史以貫通古今和融會中外為其特色，治學求博求深，顯示出深厚的功力。他非常注重史學的實證性，認為務實求真，有證據方能有發言權。其研究成果以史料豐贍、論證慎密見長。
重視量化及數據
中國史料的數據記錄，大多零碎而欠明確；土地買賣劵契、租簿、商號帳冊等原始材料，則甚少存留。復因度量衡和幣制的不統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仍難以從時間上或地域間加以比較。全漢升排除萬難，多年來奮力搜求整理，將唐宋期間的物價變動勾劃出一個輪廓。無可諱言，誠如劍橋大學唐史專家Denis C. Twitchett教授所說，這段時期史籍記載的物價數據，主要失之於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編製成物價變動曲線，時有誇大失實之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漢升先後與王業鍵及Richard A. 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語所典藏資料，探究清代物價，並對地區糧價差異與經濟交流詳加考察。他們認為清代糧價陳報制度在經濟繁榮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時最為可靠。全漢升根據這些數據，旁參其他記載，因數據所限，探討範圍只能及於長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時間則集中於18世紀，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區的資料尤為豐富，更是他的切入點。
為了便於統計，在列表圖示前，他和王業鍵等先生就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級、取代表值及時空等技術問題或事項作出界定規範，使數據可相比較；數據選擇方面，凡因災歉造成急劇波動的米價數據，他們都不予採用，藉以避免這些數據存在的重大不規則變數。蓋他們所要解釋的，不是短期的波動，而是長期的趨勢。
全漢升著手這項研究時，在掌握到的資料中，部分雖仍不免有某種程度的推測，但無論就質或量來說，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價史時不可比擬的。他的研究顯示清代“已有一個自由的米糧市場……清政府雖力圖以官運、倉儲及糴賣米來影響米價，但明顯地從不直接干預市價機能的自由運作”。他在這一領域的卓越成就，實非他人所能企及。
近年來，隨著海峽兩岸清代原始檔案的開放，資料遠比全漢升開始研究時豐富，不但擴大了研究的時空範圍及考慮因素（如氣候循環等），學者相應地也可套用較為嚴謹的統計學方法處理資料，很多重要歷史現象因此得以解釋，把清代經濟史研究推展至一個新境界。飲水思源，當拜全漢升開山之功所賜。
全漢升的研究範圍，上至魏晉以迄抗戰前夕，綿長遼闊，據初步統計，凡專著9種，論文115篇，書評10篇及雜著6篇，專精博通兼顧；無論就研究的質量和深度來說，實同輩經濟史家所稀有。論者雲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成績以經濟史等三數領域最為顯著；較早期國人在經濟史方面堪與日本學界相抗衡者，或僅他一人而已。
全漢升木訥寡言，自進史語所後，但知遵照傅所長“閉門讀書”的指示，養成習慣，孜孜不息，以研撰經濟史論著為一生的志業與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務的印象。
據全漢升同事石璋如記載，1935年7月底他抵南京，與那廉君、全漢升、丁聲樹等同住。“丁、那兩先生住在大房子裡，全漢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獨居在大房子旁邊的小房子。”見《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陳存功、陳仲玉、任育德訪問），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14—115頁。
實際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現實意義。他自言貨幣供給與物價變動為畢生最感興趣的課題，實與抗戰時對通貨膨脹的切身經驗與體會分不開。他既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遠離貧困家園，親身體驗美國先進富庶的物質文明，復深受Nef《英國煤礦工業的崛興》一書啟發，遂開始關注中國工業化成績何以遲緩而乏善足陳這一重要歷史課題。
廣徵博引，擴大史料蒐集範圍
全漢升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網羅史料，巨細靡遺。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貨膨脹及其對物價的影響》於《史語所集刊》第十本發表，東北史及遼、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讀後，在日記中謂該文“頗致研幾之功……蓋南宋末年史料極其缺乏……全君於宋人文集搜討至勤，苟有片言隻字亦必具錄，以成此篇，可謂難矣”。其實全漢升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鑑及詩、文集而外，舉凡筆記、政書、類纂，以至敦煌寫本及簡牘，無不窮加疏理。1949年後，全漢升研究重點轉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討之列更擴及中外檔案、書信、年譜、碑刻、礦冶資料及地誌。
1961年，全漢升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兩年期間，得閱1903—1909年間在美國克里夫蘭出版的55巨冊《1493—1898年的菲律賓群島》這一重要史料；日後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貿互動以析論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貿易，實以此為契機。
按，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取代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為了參考西班牙人過去330餘年間的統治經驗，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統地搜羅西班牙公私文獻，迻譯為英文，輯成是書。因中國鄰接菲島，當西班牙人的勢力從美洲墨西哥擴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賓以後，與中國關係日益密切，故書中有關中、菲、美貿易的史料非常豐富。自西班牙占領菲島後，輸往中國的銀貨數究竟有多少，中國史籍記載幾付闕如；全漢升以是書為根據，搜羅詳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補了中國文獻記載的空白，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研明中葉以還中、日、萄、荷的貿易關係及金銀比價諸問題，發為累積效應，取得累累碩果。
治史貢獻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興起，與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革命運動密不可分。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隨著革命運動的勃興，知識分子多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致力於探析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及經濟關係實況，籍以指引革命的進程；學術中最為扣人心弦的現象，當推1927—1937年10年間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論戰不僅強化了當時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論戰中所提出的問題也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成熟。
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內部，特別是經濟層面的複雜性，實非簡單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轉趨窮研史料，撰寫專題式的學術論著，而對於先前社會史論戰參與者所專注思索的理論問題，僅略表關切。同時，新史料如軍機處檔案的發現及系統性整理，更促成學界的研究熱潮；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黃金時代從而開始出現。
全漢升是這一學風轉變中，研究成果最為輝煌的史學工作者，他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貢獻如下：
發掘新問題，開拓新領域
全漢升初期的研究重點集中於唐、宋時期；《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剖析經濟重心南移後，連結經濟重心南方及軍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運河，其或暢或礙與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
他的另一重大貢獻厥為探研唐宋商業發展與杭州、汴梁、揚州和廣州四個性質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著眼於交通運輸與國際貿易對城市發展的可能影響。貨幣經濟與物價變動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語所集刊》第十本所發表的長篇論文《中古自然經濟》，至今仍是闡述魏晉以迄唐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錯綜複雜現象的最重要論著。明代中葉以降約400年間，中國幣制可說是銅銀複本位制。
全漢升的研究特別著重貨幣供給，藉以明了幣制的發展，曾發表《明季中國與菲律賓貿易》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多篇。中國物價的歷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過去幣制與度量衡不統一而不易展開，但全漢升仍作出可觀的成績。對民國以前約千餘年間物價變動有一概略認識，全漢升實厥功至偉。他對清代物價史研究用力尤深，透過他從物價、貨幣及國內外貿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討，方能對清代整個經濟體系的演變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認識。
他另一重大研究課題為中國近代工業建設，或就工業化作廣泛考察，或對一些關鍵企業、地區和問題作深入個案探討。研究成果中有關漢陽鐵廠及漢冶萍公司、江南製造局、甲午戰前中國工業化等論著，俱為力作。他數十年來的研究工作，點出許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課題，留下足供後學跟進的軌跡；最顯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及清代糧價及米糧市場與貿易，近已成為經濟史壇顯學，名家輩出。凡此實以全漢升的著作為嚆矢。
吸收西方經濟史的新觀念、新方法和新成果
全漢升甫進史語所，即勤習英語，目的在於擴張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國歷史學派權威B.Hildebrand的經濟史分期學說啟發，認為“約由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自然經濟在中國社會較占優勢”，撰成《中古自然經濟》一文。文中他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說明商業盛衰對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關係密切。當交換僅在於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費品，對貨幣需求量不大時，交易過程是C（自己所余貨物）—M（貨幣）—C（自己所需貨物）；反之，當交易頻繁、專業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費者從事商貿，貨幣需求因而大增，交易過程便轉變為M（貨幣[自己資本]）—C（貨物）—M（貨幣[含有利潤]）。漢末以後因戰亂的影響，商業衰退蕭條，貨幣使用自亦相應退步。
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長及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所長提拔，全漢升獲派赴美，先後於哈佛、哥倫比亞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學府進修，從游於Abbott P. Usher，Shepherd B. Clough及John U. Nef等經濟史大師，汲取國外經濟史學界的新觀念及新方法，並與西方經濟史家建立聯繫，奠下日後學術交流的基礎。
在研究中國近代工業化時，全漢升受Usher及Nef等論著的影響，運用工業區位理論（Location Theory），從煤的運輸成本出發，說明煤礦資源對工業區位決定關係至巨，藉此追尋中國工業化失敗的癥結所在。
1955年全漢升重訪哈佛大學後，開始探研明清以還東西經濟交流互動，尤著力於美洲白銀流入對中國財政與經濟生活的影響這一課題。他發現17世紀末至18世紀結束百年間，糧價及物價呈現長期上升趨勢，而此實與其時美洲白銀大量進口息息相關。這一項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明顯受芝加哥大學經濟史教授Earl J. Hamilton於193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刊布的論著《1501—1650年美洲白銀與西班牙的物價革命》所啟迪。
全漢升臚列多種史料，參考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Irying Fisher的貨幣數量學說（按全漢升文中沒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細針密線的分析，發現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出，對物價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即使遙遠中國亦被波及。必須指出的是，在上述這些研究中，全漢升實事求是，不先入為主，削足就履，根據先有的模式選擇材料。
全漢升的研究成果，在學界並非全無異議。如針對中古自然經濟，何茲全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史語所集刊》14[1949]）一文中便認為此時期南北兩個區域情形迥異。北方因戰亂迭起，逆退至自然經濟狀況；南方因大量移民遷入開發，反而逐漸繁榮，貨幣經濟遂居主導地位（按全漢升考慮過幾位Hildebrand論說批評者，如Henri Pirenne、J. H. Clapham及Norman Angell等的意見，對Hildebrand的意見有所修正。他認為儘管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不能截然劃分，但同一時期內只能有一種經濟形態占較大比重；南朝的錢幣勢力雖然雄厚，但無法取代自然經濟的地位）。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部分西方經濟史家即對美洲金銀與西班牙物價革命是否相關存疑。他們表示作為歷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貨幣數量學說方程式的用處極微；早在數量可觀的美洲貴金屬運抵西班牙前，當地的物價便已迅速上升；解釋歷史現象方面，貨幣論不及“實質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況改變，來得有說服力。（按，全漢升在《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一文中也提到：“這一世紀內中國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產大大受到邊際收益遞減率的影響，糧食供給趕不上需要的增加……於是米價不斷上升。其次，同樣重要的是白銀的大量進口。”）
王業鍵教授也指出18世紀的百年間中國政治安定，國內外貿易空前發達，生產所得大增，當時物價長期上升的趨勢，並不單純是美洲白銀大量進口的結果；即使從貨幣供應方面考慮，也是白銀、銅錢、私票三種貨幣大量擴充所導致。
又全漢升認為戰前中國工業化不能起飛，資本匱乏為其主因。唯據美國學人Carl Riskin的研究顯示，戰前中國國民生產中可觀的比重耗用於非必要消費上；故問題不在於貧乏，而在於不能將潛在的剩餘轉導入投資的途徑。
物價史研究
關於中國物價史的研究，全漢升更屬開路先鋒。研究20世紀以前的中國物價，非常困難。滿清入關以前的物價變動的趨勢，除前述二篇有關宋、元紙幣通貨膨脹的著述以外，他還著有《唐代物價的變動》、《北宋物價的變動》、《南宋初年的物價大變動》、《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及《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等論文。
關於唐代約三個世紀期間，他發現曾經發生三個物價下落時期和四個物價上漲時期：
（一）開國後十年（618-627）因承隨代幾度對外征伐之後，加以農產失收，物價昂貴。
（二）從貞觀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許（629-666）約共38年間，政府鼓勵生產，改善錢幣，田禾豐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貞觀永徽之治。
（三）高宗後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紀期間，錢幣貶值，水旱間發，物價有騰漲之勢，不過上漲程度並不厲害。
（四）開元、天寶時期（713-755），社會經濟繁榮，百物豐盈，物價廉賤，是歷史上難得的昇平盛世。
（五）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結束了這個千古歌頌的黃金時代。此後三十年間，因受戰爭破壞，凶荒迭見，以致物價空前飛漲。
（六）從德宗貞元間到宣宗大中年間（785-859）的七十餘年，物價有長期下降之勢。這是由於政府實施砍稅法，人民必須以錢納稅；同時，商業發達，對於錢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銅產不足，佛寺及工業用銅又大量增加，市場上錢的供給不能適應需求，演變為錢重物輕的現象。
（七）唐代的最後四、五十年（860-907），戰亂連年，災荒頻仍，物品供應非常缺乏，物價於是又扶搖直上。
同樣地，全漢升也把北宋物價變動勾晝出一個輪廓。他將北宋160多年的物價變動劃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960-1022），物價長期下落，主要是由於農產增加和貨幣緊縮二個因素所造成。
第二個時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戰爭影響，耗費甚鉅，財政收支失去均衡，物價上漲。
第三個時期（1068-1100），物價趨向低落。他認為當時物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實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對於貨幣的需要大增。
第四個時期（1101-1127），物價升騰。此時政府鑄錢貶值，加以私鑄流行，所以幣值大跌，被金人圍攻時，交通阻斷，更加速物價飛躍趨勢。
考察北宋鑄錢數額，在第一時期內每年低至五十萬貫，高不過一百八十萬貫。在第二個時期，每年大都鑄錢百餘萬貫。第三個時期，鑄額突增，每年最少約二百九十萬貫，最高達五百萬貫以上。王安石新法，固然大為增加貨幣需求，同時貨幣供給也大幅擴張，所以物價是否趨向下降，值得商榷。當然，當時物價水準王如對西夏用兵時那樣高漲，是易於了解的。
全漢升對於清代物價研究，用力最勤。他對於這個時期物價史的貢獻，比他在唐宋物價研究上的貢獻還大。他研究清代物價的著作包括後列數種：《清中葉的米糧市場與貿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與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清雍正年間的米價》（與合著）、《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變動趨勢》、《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合著）及《清康熙年間江南及附近地區米價》。他的糧價研究，對於增進清代經濟之了解有很大貢獻。
主要著作
一、專書
中國行會制度史，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影印本，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
唐宋帝國與運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4，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重排版，台北，1995。
台灣之城市與工業，與Arthur F. Raper、陳紹馨等合著，台北：台灣大學，1954。此書以中、英兩種文字刊行，英文書名Urban and Industrial Taiwan Crowded and Resourceful.
漢冶萍公司史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
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影印本，台北：稻鄉出版社，1992；稻禾出版社，1996。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o-authored Richard A. Kraus),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1975.
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上、中、下冊；影印本，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上、下冊。
明清經濟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
二、論文
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貨半月刊》1.1（1934）：23-28。
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食貨半月刊》1.2（1934）：28-33。
中國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食貨半月刊》1.4（1935）：1-7。
中國苦力幫之史的考察，《中國經濟》2.1（1935）：1-4。
宋代女子職業與生計，《食貨半月刊》1.9（1935）：5-10。
南宋杭州的外來食料與食法，《食貨半月刊》2.2（1935）：42-44。
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食貨半月刊》2.3（1935）：31-34。
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4.2（1935）：57-102。
清末西洋醫學傳入時國人所持的態度，《食貨半月刊》3.12（1936）：43-53。
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嶺南學報》5.3/4（1936）：122-166。
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936）：91-119。
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936）：199-254。
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1939）：189-301。
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39）：303-356。
宋代寺院所經營的工商業，《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乙編‧上，昆明，1939，頁16-22。
中古自然經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2）：75-176。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2）：201-230。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2）：403-431。
秦漢以後的社會是停滯不進的嗎？，《文史雜誌》2.5/6（1942）：29-32。（以筆名皮倫發表）
唐代物價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4）：101-148。
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4）：149-176。
北宋物價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4）：337-394。
南宋初年物價的大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4）：395-423。
宋金間的走私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4）：425-447。
元代的紙幣，《史料與史學》上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之2，1944，頁1-57；復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5（1948）：1-48。
宋代南方的虛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947）：265-274。
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上（1948）：189-221。
清末漢陽鐵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48）：63-97；復載《社會科學論叢》1（195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
從工業生產觀察英國在世界經濟中之地位的轉變，《社會科學論叢》2（1951）。
煤、水力、石油在近代機械動力上的地位，《財政經濟月刊》1.1（1950）：48-53。
清季的江南製造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上（1951）：145-159。
世界動力資源與世界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1.2（1951）：55-62。
近代中美工業化運動的比較，《財政經濟月刊》1.3（1951）：39-44。
二次大戰前後的遠東經濟，《財政經濟月刊》1.4（1951）：44-48。
論工業革命，《財政經濟月刊》1.5（1951）：59-63。
二次大戰前後的日本紡織工業，《財政經濟月刊》1.7（1951）：16-20。
論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財政經濟月刊》1.8（1951）：21-24。
二次大戰前後東歐與西歐間的貿易，《財政經濟月刊》1.9（1951）：47-49。
從人口問題談到台灣的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1.11（1951）：8-13。
韓國戰爭與遠東經濟，《財政經濟月刊》1.12（1951）：32-35。
交通建設在落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財政經濟月刊》2.1（1951）：21-25。
二次大戰前後北大西洋兩岸工業生產的變動，《學術季刊》1.1（1952）：146-151。
從東南亞經濟談到台灣經濟，《財政經濟月刊》2.2（1952）：3-7。
從布價狂漲談到台灣棉紡織工業的保護，《財政經濟月刊》2.4（1952）：9-12。
落後地區的外資問題，《財政經濟月刊》2.5（1952）：53-56。
論西歐鋼鐵煤礦工業聯營的許曼計畫，《財政經濟月刊》2.6（1952）：6-9。
美國的鋼鐵工業，《財政經濟月刊》2.7（1952）：5-9。
論台灣的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2.9（1952）：20-23。
美國工業對於外國礦業資源的倚賴，《財政經濟月刊》2.11（1952）：37-40。
二次大戰後世界動力燃料生產的趨勢，《財政經濟月刊》3.1（1952）：38-41。
從貨幣制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論集》1（1953）：117-123。
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社會科學論叢》4，1953。
論台灣工業化與對外貿易的關係，《財政經濟月刊》3.3（1953）：13-16。
清季英國在華勢力範圍與鐵路建設的關係，《社會科學論叢》5（1954）：115-128。
清季鐵路的官督商辦制度，《學術季刊》3.2（1954）：63-66。
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工業化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5（1954）：59-79。
清季西法輸入中國前的煤礦水患問題，《中央研究院院刊》1（1954）：83-89。
清季的貨幣問題及其對於工業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院刊》2下（1955）：51-60。
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大陸雜誌》11.11（1955）：28-32。
山西煤礦資源與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關係，《中央研究院院刊》3（1956）：161-185。
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下（1957）：517-550。
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中的地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下（1958）：461-497。
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清華學報》新1.3（1958）：25-51。
清雍正年間（1723-35）的米價，與王業鍵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1959）：157-185。
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與王業鍵合著，《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1960，頁351-357。
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1，台北：正中書局，1960，頁209-271。
漢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2，台北：正中書局，1960，頁277-385。
清代人口的變動，與王業鍵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2（1961）：139-180。
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王業鍵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上（1962）：265-274。
略論宋代經濟的進步，《大陸雜誌》28.2（1964）：25-32。
從徐潤的房地產經營看光緒九年的經濟恐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5（1964）：283-300。
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台北：清華學報社，1965，頁333-352。
從西班牙物價革命談到中國物價革命，載中國文化學院西班牙研究所編纂，《中國與西班牙文化論集》，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65，頁147-154。
美洲發現對於中國農業的影響，《新亞生活雙周刊》8.19，1966。
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新亞生活雙周刊》9.15，1967。
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8.1（1967）：157-186。
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9（1967）：245-267。
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1968）：27-49。（以下簡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69）：59-80。
清朝中葉蘇州的米糧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下（1969）：71-86。
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新亞學報》9.2（1970）：49-96。
自宋至明政府歲出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3（1971）：391-403。
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2（1971）：345-369。
明中業後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與李龍華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1972）：123-157。
明代中業後澳門的海外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1972）：245-273。
明代中葉後太倉歲出銀兩的研究，與李龍華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0（1973）：169-244。
清代雲南銅礦工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1974）：155-182。
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學報》11上（1974）：61-88。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 in Laurence G. Thompson ed.,Studia Asiatica: Essay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 (CMRASC Occasional Series No. 29,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Inc.,1975），pp. 99-117.
近代早期西班牙人對中菲美貿易的爭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1（1976）：71-85。
清季的商辦鐵路，與何漢威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9.1（1978）：119-172。
“The Economic Crisis in 1883 As Seen in the Failure of Hsu Jun’s Real Estate Business in Shanghai, ”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 eds.,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9），pp. 537-542.
清康熙年間（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區的米價，《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0上（1979）：63-103。
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9，頁164-173。
清代蘇州的踹布業，《新亞學報》13（1980）：409-437。
“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849-854。
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2（1982）：213-225。
明中葉後中日間的絲銀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1984）：635-649。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2（1986）：233-239；又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30-37。
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經濟論文》14.2（1986）：35-42。
明清間中國絲綢的輸出貿易及其影響，《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上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87-88，頁231-237。
從馬禮遜小冊子談到清末漢陽鐵廠，《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707-723。
略論明清之際橫越太平洋的絲綢之路，《歷史月刊》10（1988）：72-80。
略論宋代的紙幣，《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8，頁3-6。
略論大唐帝國與運河，《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1989，頁1-6。
略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1（1989）：123-129。
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83-94。
“The Import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23-27。
從山西煤礦資源談到近代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399-403。
美洲白銀與明清間中國海外貿易的關係，《新亞學報》16上（1991）：1-22。
再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33-66。
略談近代早期中菲美貿易史料：《菲律賓群島》—以美洲白銀與中國絲綢貿易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223-229。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中國海外貿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1-16。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新亞學報》17（1994）：237-255。
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估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679-693。
三、書評
評陶希聖、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誌》4.5/6（1944）：52-56。（以筆名皮倫發表）
“Review of Lien-sheng Yang, 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Ⅶ. 1 （1947）： 98-100.
“Review of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Ⅱ.1（1954）：1-3.
“Review of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Ⅵ. 1（1956）：100-102.
評普利白蘭克（Edwin G. Pulleyblank）：安祿山叛亂之背景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清華學報》新1.2（1957）：265-268。
評費慰愷（Albert Feuerwerker）：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與官督商辦企業（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清華學報》新5.1（1965）：142-146。
評崔維澤（D. C. Twitchett）教授對於唐代財政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下（1966）：427-434。
“Review of W. Allyn Ricket,Kuan-Tzu: A Repository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966）：138-140.
評楊聯升：從經濟方面看中國在統一帝國時代的公共工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69）：246-249。
評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1973）：347-351。
四、其他
「鬼市子」與「黑市」，《食貨半月刊》1.8（1935）：17。
移植美洲的中國理髮師，《食貨月刊》復刊1.3（1971）：176。
全漢升教授來信，《食貨月刊》復刊1.5（1971）：342。
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人會議概述，《中國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5（1973）：257-264。
回首來時路，《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0周年紀念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487-494；又見《古今論衡》1（1998）：8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