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嵌自由主義

“內嵌自由主義”概念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魯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20世紀70年代國際經濟秩序特點的描述。魯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自由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根源於國家和社會之間所達成的一個國內契約，即社會支持自由化的國際經濟政策，國家則通過社會和政治安全網建設，減輕這個政策所帶來的有害的國內經濟效應，其中一個有效的手段就是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計畫，調節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財富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不均衡分配。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機制根植於國內合理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目標，市場有效調節與社會均衡發展達成了妥協。歐盟社會經濟治理規劃就反映了這種“內嵌的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特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內嵌自由主義
• 來源：美國哈佛大學
• 提出者：約翰·魯傑
• 時間：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
• 含義：事物總是在演化中產生變異

內嵌自由主義的產生

事物總是在演化中產生變異，自由主義也不例外。自由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所產生的一種思想，它在人類社會的國際化和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地進行演變，引導人類社會的進步和變遷。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是古典自由主義占據統治地位，強調一种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在這种放任的自由主義的指導下，英、美、法、德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快速完成了工業化，而且也迅速展開了對外殖民運動，以獲取其對原材料和產品銷售等方面的巨大需求。然而，在這种放任的自由主義情況下，市場迅速而瘋狂的擴張，國際國內的社會快速分化，這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埋下了巨大的風險，最終以1929的“大蕭條”的形式爆發出來，這不可避免地對放任的自由主義進行了一次致命地打擊。1936年，凱恩斯主義的誕生，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二戰後，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凱恩斯主義理論為基礎，強調政府干預，這時，放任的自由主義得到了修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強調國際自由化，另一方面積極進行政府干預，採取各種經濟或社會政策來緩解自由化給人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更好地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這兩方面情況的結合所呈現出來的國際經濟機制的特徵，被約翰·拉格(John Gerard Ruggie)稱為“內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其核心思想在於：政府在推進國際自由化進程的同時，基於社會公平和正義，通過某些有效的干預措施和公共支出，來化解開放市場所導致的代價；而民眾對開放政策的支持，則取決於政府能否成功實行上述舉措。可見，如果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的過程中，能有效地為社會提供“公平、正義、安全”等公共產品，民眾則會認可經濟自由主義，反之，則會組織起來抵制自由主義，由此可見，“內嵌”的含義是指，經濟自由主義必須內嵌於社會共同體的意志之中，成為社會共同體的“共同認知”。

內嵌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

內嵌的自由主義包含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自由開放的市場化原則；二是基於公平正義的社會保護原則。前者強調市場的自發作用，後者強調政府干預，整體上強調市場和政府作用的互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在這兩個原則指導下，迎來了20世紀50、60年代的整整二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不過，在這期間，雖然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是，由於沒有把握好政府干預的程度，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政府的干預越陷越深，最後導致政府干預過度，這和市場作用過度一樣，為經濟發展埋下了巨大的風險，最後以20世紀70年代的十年“滯漲”的形式爆發出來，這無疑是對內嵌的自由主義的一次重大打擊。這時，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的另一新變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迅速崛起，它的思想和政策主張是與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前統治英美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一脈相承的，是強調“自由”，反對政府干預，只是沒有古典自由主義那樣“放任”。新自由主義思想最先的政策實踐者是20世紀80年代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國的里根，隨後愈演愈烈，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就像拉格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政治偏好和傾向正像鐘擺一樣越來越劇烈地朝著新的放任自由主義方向盪去”。然而，新自由主義好景也不長，進入21世紀，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並迅速席捲全球，進而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導致了社會各界紛紛對新自由主義展開了批判，“自由主義”今後如何演變，充滿了不確定性！不過，回歸內嵌的自由主義是一種現實的可行選擇，中國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

內嵌自由主義的影響力

1982年，約翰·魯傑在《國際機制、交易與變遷：戰後經濟秩序中內嵌的自由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內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這一概念。在他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秩序體現出如下基本特徵，即在多邊主義得到支持的同時，國內穩定亦成為必須得到滿足的要求，“兩者相伴而生，甚至互為前提”。內嵌的自由主義之精髓，就在於“設計出一種多邊主義的形式，使之與國內穩定的要求相一致”。魯傑撰寫該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對當時盛行的、基於權力來解釋國際經濟機制之形成與變遷的主流觀點提出批評和挑戰。為此，他強調指出：僅僅注重權力分布與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之間的關聯，無助於人們深入理解國際經濟機制及其變遷；事實上，戰後的國際經濟機制“不僅反映了國家權力與利益的格局，更反映了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贊同的主流社會期望、規範與經濟觀念”。

這一分析進路和判斷明顯有別於彼時的正統觀點--霸權穩定論，甫一提出，即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此後三十年間，其所受到的關注有增無減，相關研究議題也始終位列國際關係理論的前沿。用魯傑的話說，內嵌的自由主義成為國際關係、尤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被引用最為頻繁的術語之一”。這一概念和相應的分析視角不僅被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廣為使用，還擴展到包括經濟學、法學在內的更為廣闊的其他領域。就此意義而言，內嵌的自由主義可謂國際關係研究激發鄰近學科取得進展、促成不同學科交流對話的一個典範。

20世紀8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聲勢與日俱增。隨著“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精神的捲土重來”，內嵌的自由主義之主導地位漸受侵蝕、乃至終遭取代。然而，其餘緒不絕。在許多國家、地區，在形形色色的政策領域，內嵌的自由主義仍然保有一定的、甚至相當程度的影響力。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內嵌的自由主義引發的愈加強烈的興趣絕非無因，其備受關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階段的反省，以及對未來更為穩定、更具可持續性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期望。內嵌的自由主義之所以在失去主導地位多年之後仍然被世人銘記在心，正是由於它所蘊含的理念依然深孚眾望。相對於“脫嵌”、失控的自由化而言，將市場體系內嵌於更為廣闊的社會價值觀之中顯然是更為可取的選擇，這一點並無太多異議。

不過，內嵌的自由主義也面臨質疑和挑戰。如果說內嵌的自由主義反映了當時各主要國家共同認可的某些信念或價值觀，並且塑造了這一時期的國際經濟交往，那么它是否同樣適用於眾多開發中國家?本文的主要目標即對此作出明確且嚴謹的回答。事實上，開發中國家從未拒絕內嵌的自由主義。相反，它們對該理念有著相當程度的認同。開發中國家樂於見到一個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但與此同時，它們期望並且要求這種秩序不至於對其國內目標造成過度的負面影響。開發中國家既希望利用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所提供的機遇，又希望在此過程中維持國內社會經濟的穩定和良性發展。為實現這樣的雙重目標，它們清醒地認識到“反求諸己”的重要性，同時也不遺餘力地籲請國際社會給予其便利和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