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歷克塞維奇·克魯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俄語：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英語 ：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國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最高精神領袖和理論家。其父為世襲親王。本人在西伯利亞任軍官時，業餘從事地理考察和動物研究，修正了東亞地圖，豐富了冰河時期亞洲冰河作用的知識。但對於政治的關切改變了這位潛在科學家的道路。因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和從事反沙皇活動而被捕。在越獄逃逸後長期旅居瑞士、法、英。十月革命前回國，認為工農自發組成的蘇維埃可以在沒有國家權力的干預下使人類獲得徹底解放，從此致力於倫理史寫作，把美好理想寄托在對青少年的教育上。一生公正無私，胸懷坦率。深受追求崇高社會理想人們的敬佩。羅曼·羅蘭以著名的格言對他作出評價：“托爾斯泰追求的理想，被他在生活中實踐了。”最主要的著作有《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互助論》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彼得·阿歷克塞維奇·克魯泡特金
• 外文名：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Pjotr Aljeksjejevich Kropotkin
• 國籍：俄國
• 出生日期：1842年12月9日
• 逝世日期：1921年2月8日
• 職業：地理學家
• 代表作品：《田野、工廠和工場》

生平簡介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俄語：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英語 ：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國革命家和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以道德學術聞名於世。因為他父親是俄國世襲親王，他被人稱為是“無政府王子”，但他拋棄了貴族繼承權。他有許多著作，比較著名的有：《田野、工廠和工場》、《互助論：進化的一種因素》、《奪取麵包》。他也曾為1911年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過條目。

克魯泡特金

世襲貴族

克魯泡特金出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公爵是世襲的魯里克親王，是一個有名的軍官，參加過1828年俄土戰爭,鎮壓過1831年波蘭起義，在卡盧加、梁贊和唐波夫諸州有大片領地，是一個保守的舊貴族的典型代表。母親是一位將軍的女兒，他的母親博覽群書，具有自由思想。他在家接受教育，在少年時代就已經感到了封建農奴制度的腐朽和專橫，經常不顧父親的訓斥，對自己家裡的農奴婢僕公開表示同情。 1857年，15歲的克魯泡特金由沙皇本人推薦,進了進入聖彼得堡士官生學校，這個學校是由100多15歲的貴族子弟組成，他們學習5年以後,可以到軍隊里去擔任要職,成績特別優秀者則被派到宮廷中去擔任皇帝或皇室成員的侍從武官。克魯泡特金在侍從學校的那幾年,正是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劇烈動盪的年代。革命形勢不斷發展,農奴制度危機日深,直至最後崩潰。彼得堡是當時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廣泛傳播,即使是侍從學校的高牆深院也無法阻擋。克魯泡特金讀了大量的書，尤其是法國歷史和百科全書，他開始對俄國農民的現狀感興趣，受到自由革命的文學影響很大。他當時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北極星》、《鐘聲》和《同代人》等革命報刊，立志要改革封建農奴制度,以求得“俄羅斯與歐洲諸國並駕齊驅”。1861年2月，廢除農奴制的宣言發布以後，他興高采烈地走上街頭,表示歡呼和擁護。

地理學家

1862年，克魯泡特金在侍從學校畢業。父親希望他在首都的一個近衛軍團當軍官，好飛黃騰達。可是,年輕的公爵想的並不是豪華的宮廷生活和燦爛的宦途前程，而是如何充實自己的知識和怎樣改造社會。因此,他選擇了遙遠的西伯利亞的“黑龍江哥薩克騎兵隊”。

年輕的克魯泡特金

1862年7月，克魯泡特金抱著改革社會的理想到了西伯利亞。開始,他在伊爾庫茨克任職；不久，又隨軍區司令官庫克爾將軍到赤塔，擔任監獄與流放制度改革委員會和城鎮自治設計委員會的秘書。克魯泡特金進行了各種實地的社會調查，翻閱了不少國內外的歷史資料，擬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可是，沙皇政府不僅沒有批准這些方案，反而撤了克魯泡特金的支持者庫克爾的職。於是,克魯泡特金的改革工作不得不中止。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強占了我國黑龍江流域的大片領土。為了蒐集黑龍江地區的各種資料,以便進一步侵略我國,沙皇政府指示東西伯利亞總督於1864年先後派出了兩支遠征隊,進入我國境內。克魯泡特金被任命為遠征隊的顧問，任務是沿途繪製地圖。他懷著十分興奮和好奇的心情參加了這兩次遠征。他的考察一直深入到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1865年,克魯泡特金到西伯利亞高原的西撒陽嶺探險,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火山區。次年,他又發現了連拿金礦地區和赤塔之間的陸上直線交通孔道，並蒐集了該地區的大量地質地理資料，因而獲得了俄國地理學會頒發的金質獎章。

在西伯利亞時期,克魯泡特金最關心的始終是社會問題。1863年的波蘭起義，使他開始感到人民革命的力量。他在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中說：“波蘭起義是極其重大的事件。如果人民奮起，那么即使他們只是以鐮刀武裝起來，也定能幹出一番事業。”在連拿金礦上，他目睹了礦工遭受殘酷剝削的情景，看到了他們在露天礦場裡，頂著風雨，冒著嚴冬酷暑，每天披星戴月地幹著最沉重的體力勞動，而所得卻微乎其微。這時,克魯泡特金想的已不是如何使俄國“與歐洲諸國並駕齊驅”，而是怎樣使俄國避免發展資本主義，走另外一條道路。這可以說是他的民粹主義思想的最早萌芽。在西伯利亞時期,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開始露頭。他讀了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的一些著作，對這位“無政府主義之父”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同時，他在西伯利亞從事改革的失敗也使他感到國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他後來曾這樣寫道：“我可以說，我在西伯利亞完全喪失了對國家紀律的信仰。我已經準備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了。”

1867年，25歲的克魯泡特金辭去了西伯利亞的軍職，進入彼得堡大學數理系學習。在大學期間，他開展了對地理科學的研究。通過對西伯利亞考察中所得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他對亞洲大陸構成的基本特徵，以及山脈和高原分布的規律提出了新的看法。1869年,他被選為俄國地理學會委員，次年被選為該會的自然地理部秘書。他的某些論點雖然後來被證明不盡符合實際，但在當時卻引起了地理學界的廣泛興趣。他還對冰河期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並於1871年去芬蘭和瑞典考察收集冰河期的堆積物，寫出了《關於冰河期的研究》一書，成為一位地理學家。他對地理科學研究的貢獻受到了科學界的重視。1873年他出版了一部著作，指出當時亞洲地圖中山脈走向從北向南是錯誤的，應該是從西南向東北的走向。在他面前展現出一條走向光輝科學事業的大道。不久，學會又提名請他擔任秘書長，但是他沒有同意。並放棄貴族繼承權，他認為他的責任已經再也不是去發現新的科學，而應該是幫助人民實行社會正義。

革命鬥爭

1872年是克魯泡特金一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年2月，他抱著了解西歐革命運動的目的出國旅行。他首先抵達瑞士，在蘇黎世和日內瓦等地訪問了不少俄國留學生(大多是巴枯寧的信徒)，並且與第一國際建立了聯繫。當時的瑞士，是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以米哈伊爾·巴枯寧為精神領袖的汝拉聯合會正在那裡展開積極的活動。這個派別在第一國際中激烈地反對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總委員會的領導，大肆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克魯泡特金和他們一拍即合。他雖然因為未能與巴枯寧直接會晤而抱憾終生，但是與汝拉聯合會的成員們相處的日子卻使他畢生難忘。在這段時間裡，他結識了一些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如吉約姆、馬隆等，閱讀了大量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報刊和小冊子，還深入到汝拉聯合會的普通成員(主要是鐘錶工人)中去進行實際活動。眼見汝拉山區鐘錶工匠自願組成互助的團體，更增加了他自由意志論的信念。所有這一切，不能不對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1872年5月，克魯泡特金從國外旅行歸來。不久，經大學同學德米特里·克列門茨介紹，加入了彼得堡的一個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組織——柴可夫斯基小組。當時，民粹派運動在俄國正方興未艾。民粹派建立了不少革命組織，在農民和工人中展開了宣傳和鼓動。柴可夫斯基小組建於1871年秋，是當時最大的民粹派組織。克魯泡特金加入以後，立即成了它的一名重要的骨幹。由於他在當時已蜚聲於上層社會和知識界，又有公爵的貴族稱號，因而以波羅丁的化名進行地下革命活動。他積極參加各種工人集會，向民眾講述國外工人運動的情況，包括第一國際的活動和巴黎公社的鬥爭，同時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

1873年，克魯泡特金受組織的委託，為柴可夫斯基小組起草了一份綱領，題為《我們是否應該研究未來制度的理想?》這個綱領的主要思想是屬於克魯泡特金的。這個綱領指出：“我們的理想是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它的發展不是建立在人與人鬥爭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人與自然鬥爭的基礎之上”。因此，在未來社會中必須廢除“任何的個人所有制，任何的集股所有制和勞動組合所有制”，“以前各代人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積累起來的全部資本應成為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綱領還指出：“一切政府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剝奪了社會成員決定自己事情的那部分權利，並將其交給了某些個人”，因此任何中央政權和政府都必須堅決反對，而應代之以農業村社和工業勞動組合的聯合。為了實現這種理想，綱領認為必須以社會革命的方式推翻現存制度。從這個綱領大致可以看到克魯泡特金後來所全面論述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的基本雛形。

從1874年起，沙皇政府加強了對革命運動的鎮壓，柴可夫斯基小組首當其衝。在領導人先後被捕，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克魯泡特金還繼續進行活動。可是沒有多久，他也因叛徒的告密而遭逮捕，並被投入彼得保羅要塞。他在這個要塞里被關押了將近兩年，然後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等待審訊。那時他得了病，便又轉到陸軍醫院的監房去就醫。1876年，在獄外朋友們的精心策劃下，克魯泡特金從陸軍醫院中逃了出來。

流亡哲人

克魯泡特金逃亡到了英國，1877年初又到了瑞士。他立即與汝拉聯合會取得聯繫，積極投入了無政府主義國際的活動。這一年的秋天，他以汝拉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先後出席了在比利時召開的無政府主義國際第九次代表大會和國際社會黨大會,遭到了比利時當局的搜捕。

克魯泡特金

1879年,他在日內瓦創辦了一份法文報紙《反抗者》。他在1879至1882年間在該報上發表的文章，後來編成了一個集子,題名為《一個反抗者的話》，於1885年出版。作者在該書的俄譯本序言中說：“這些文章的目的在於——首先基本地闡明無政府主義，並批判現代社會：特別注意無政府主義中對於國家、政治權利、代議政體、中央集權以及一般的權力等等見解”。作者在這些文章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它的國家機器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克魯泡特金在這些文章中還號召進行社會革命。他堅決反對改良主義。這是他和他的先輩蒲魯東的很大不同之處。克魯泡特金所開展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使瑞士當局深感不安。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瑞士政府應俄國要求將克魯泡特金驅逐出境。他不得不轉移到法國的托農，然後移居倫敦，一年後回到托農。次年12月，他被法國政府以“參加國際”的罪名逮捕，在里昂經過特殊法律的審判，判有期徒刑5年；後來由於法國進步輿論的不斷呼籲，於1886年1月提前獲釋。

1888年,克魯泡特金在倫敦創辦了一份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英文報紙《自由》。他除了為該報提供稿件外,還為倫敦的一家自由派雜誌《十九世紀》及其他一些報刊撰文。他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所發表的部分文章,後來被編入《爭取麵包》(1892年)和《田園、工廠、手工場》(1898年)兩本書中。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續篇。這兩本書的內容是“闡明我們的社會生活的理想,和我們的建設性的工作。……這就是說,怎樣來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和平等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克魯泡特金認為,未來社會將是通過自由契約組織起來的城鄉各自由公社的聯合。在這個社會裡,沒有政府,沒有國家,也沒有任何人支配人的權力。這個公社成員都完全平等,他們集體決定一切事務。克魯泡特金的這種公社聯合的思想,主要是承襲了巴枯寧的。但是,在關於未來社會的經濟結構上,克魯泡特金的觀點則與其前人有所不同。

克魯泡特金企圖從生物學上來為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尋找“科學”根據。1890至1894年間，他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然後於1902年將它們匯集成書,題名為《互助，進化的一個要素》。主張雖然達爾文主義認為自然界的法則是“適者生存”，但在動物世界存在另一種重要的法則——合作，動物組成群體更利於生存競爭，在群體中年長的動物更容易生存下來，因此也更能積累經驗，不會互助合作的動物種類，更容易滅亡。這是克魯泡特金的一本重要著作。他通過各種具體材料，力圖證明一個觀點,即互助是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得以保存下來並不斷進化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這一理論是對達爾文生存鬥爭學說的一種補充，為達爾文主義“彌補了一個重大的空白”。克魯泡特金企圖以此理論證明：由於人類具有互助的本能，因而沒有國家和沒有任何權力支配的社會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較之有國家和有權力支配的社會更完善，更理想和更富於生命力。“互助論”是克魯泡特金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重大發揮。因為在階級未消滅以前，他把互助當作人類的本能，而且認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相違背的。

在流亡英國期間，克魯泡特金還寫了不少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一個革命家的筆記》(1899年)，《法國大革命》(1909年)和《現代科學和無政府主義》(1913年)等。此外，他還為《大英百科全書》和其他不少科學雜誌撰寫了大量詞條和論文。他的著述涉及到廣泛的學術領域，在科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893年，他當選為英國科學協會委員。1897和1901年曾兩次訪問北美，並在波士頓主持俄國文學史講座。

俄國1905年革命發生以後，他想回國參加實際鬥爭，但沒有成功,因為沙皇政府揚言要逮捕他。1907年，他作為客人應邀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終老故國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6月克魯泡特金得以回到了離別41年的祖國。75歲高齡的克魯泡特金返回聖彼得堡受到熱烈的歡迎，他拒絕了臨時政府為他提供的教育部長職務，致力於寫作。

他對10月革命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歡迎這次革命，因為它動員了廣大的工農民眾，終於推翻了舊的國家政權。他自認為自由的前景無比光明，士兵和工人自發組成蘇維埃，可以實行沒有國家的社會。另一方面，他對革命以後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卻不共戴天。他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對反革命的鎮壓，反對黨對蘇維埃的領導，要求給蘇維埃更多的“自主權”。他對友人說：“這實際上是埋葬了革命。”他認為，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已經證明革命是不能製造的，即革命不能採取專制手段，而應該採取自由的辦法去實現。他曾多次給列寧寫信，批評一黨專政，儘管健康情況每況愈下，但克魯泡特金仍堅持著述。他勉強寫成了《倫理學》第一卷《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從1920年起，他的心臟病不斷發作。1921年2月8日，克魯泡特金病故於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洛夫城寓所，終年79歲。葬於諾沃德維奇公墓，成千上萬的人打著無政府主義的黑旗為他送葬。這是無政府主義的旗幟最後一次出現在俄國首都。為了紀念他，蘇聯政府將遠東的一座城市命名為克魯泡特金。

克魯泡特金一生符合高尚的道德標準，他是其著作中提到了思想和行動結合的典型，他公正無私，胸懷坦蕩，從不計較權力和物質利益，而無數的革命者卻因未能做到這一點而使形象受損。因之，他不僅受到同志們的景仰，也為許多反對者敬佩。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評價他在生活中實現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追求的理想。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說他是自己見到的僅有兩位真正快樂的人之一。

理論影響

克魯泡特金主張進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競爭，因此人類社會應該發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會，人們不受政治、宗教、軍隊的干預，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主張取消私人財產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張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他認為要實現這種理想，需要從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僅要學習書本知識，還要參加勞動和戶外考察。這一構想，為現代教育理論學者普遍接受，克魯泡特金根據自己監獄生活的經驗，主張對監獄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應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

主要著作

《互助論：進化的一種因素》

《田野、工廠和工場》

《奪取麵包》

《法國大革命》

《在俄國和法國的監獄中》

《革命者回憶錄》

《倫理學史》（未完成）

《冰河時代研究》

《關於歐亞大陸的討論》

《聆聽，無政府主義者！》

《向青少年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