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

《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是劉成群博士研究理學的新成果。作者結合元代徽州實際狀況，首次從“地域社會論”、“長時段”、經學詮釋和儒學南北格局對比等四個視角，對元代理學展開多元視角的系統探討。作者力圖以此揭示：理學不僅僅是一場“思想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運動”，而且獲得了成功，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書名：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
• 作者：劉成群
• ISBN： 9787101112337
• 類別：哲學
• 頁數：354
• 定價：68.00元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時間：2015年11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16

主要內容

《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是劉成群博士研究理學的新成果。作者結合元代徽州實際狀況，首次從“地域社會論”、“長時段”、經學詮釋和儒學南北格局對比等四個視角，對元代理學展開多元視角的系統探討。作者力圖以此揭示：理學不僅僅是一場“思想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運動”，而且獲得了成功，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

序言 李治安

劉成群博士撰《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付梓在即，索序於我。我對理學無甚研究，但對理學給元人的精神世界、士大夫和地域社會等帶來的深重影響頗為關注。所以，不揣淺薄，說幾點體會和感想，就教於方家同好。

一般認為，理學盛行於兩宋和明代，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名家輩出，明代又有王陽明等巨擘。元朝統治時間較短，又缺乏與程朱等匹敵的理學大家，故學界多對元代理學略而不論，徑稱宋明理學。就思想理論建樹而言，元代理學的確難望宋明之項背。然而，元代理學在古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角色與貢獻，似不能小覷。元代理學借官辦儒學和後期恢復的科舉，正式上升為官學；“朱陸和會”或”引陸入朱”，亦為理學自宋代到明代的必要過渡；元代理學北上和向地域社會延伸、發展，進而形成了若干地域性學派。此三者，比起兩宋理學有所前進，也為明代理學的高度成熟及其在朝野的主導支配做了良好的鋪墊。在這個意義上，元代理學承上啟下的作用，顯而易見。因此，探研元代理學也是重要的，只可惜有分量的相關著作相對偏少，對元代理學上述三項建樹的揭示與宣揚，存在嚴重缺憾，亟待一批優秀成果面世。

談到元代理學的地域性學派，最有名的不外金華、四明、新安、江西等四群體。金華、新安、江西三派皆尊崇朱學，四明則主要是陸學的重鎮。多年來，有關江南理學的研究，成果豐富的是新安學派。尤其是趙華富、周曉光等學者對鄭玉、朱升、趙汸等新安理學家的一系列探討，最為熱烈和豐富。但是，對新安學派全面系統的研究，尤其是與地域社會相結合的探討，《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是第一部，它順應了宋元明理學研究的急需，有“雪中送炭”之功效。

綜觀本書各章節內容，大致有三個特點：

其一，多元視角的系統探討。以往多數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著述，多半重在哲學義理的闡釋辨析，或囿於對專人、專書的“平面”探討。一些有識之士，則從事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等多視角的探研，並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者受他們的啟發且結合元代徽州實際狀況，首次從“地域社會論”、“長時段”、經學詮釋和儒學南北格局對比等四個視角，展開多元視角的系統探討。這樣說來容易，做起來就比較困難。因為每增加一種視角，既需通曉這方面的知識和方法，又要對元徽州實際瞭然於胸。一般學者只能著手兩種左右，達到三種的幾乎是鳳毛麟角。作者卻能同時展開上述四個視角的綜合探研，實屬難能可貴。而且，由此增加了對新安理學探研的維度和立體性，增加了取得學術突破的幾率。

其二，勤於獨立思考。由於是“地域社會論”等四個視角的綜合探研，作者大量蒐集了相關史料文獻，也大量徵引和繼承了國內外學者有關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的研究成果。但是，作者沒有人云亦云地重複和照搬，而是把前人成果當作基礎和階梯，繼續作綜合維度的獨立思考，在巨觀、微觀兩方面皆有斬獲。譬如，作者所揭示的南宋中後期徽州朱子學傳播的“五種面相”，元代前期新安理學家部分修正朱熹經說時所把握的“度”，江南儒士與北方儒士代表李孟之間的糾葛及其背後的原因，元代新安理學前期後期所發生的“從《四書》、《易》學到《春秋》學的興趣偏轉”，等等，或闡釋有獨到之處，或挖掘深入，見解新穎，取得若干學術突破。

其三，理學群體與地域社會綜合研究的良好嘗試。朱熹不僅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還巧妙地總結士大夫向地方發展和同姓家庭聯合體的宗族復興等實踐經驗，較系統地從“家禮”、“義學”和“社倉”的層面予以理論提升和規範。又在復興宗族、鄉村教化、賑濟等方面積極呼籲，率先垂範。這無疑為致力於鄉村建設的士紳群體及時提供了精神支撐與理論先導。新安理學既是元代朱子學說地域性的傳承體系之一，也是某一區域朱子門徒踐行朱子“家禮”、“義學”的較好典型。作者從這種實際狀況出發，花費了較多筆墨，做了新安理學群體與地域社會綜合研究的良好嘗試。例如，第二章“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學家群體”的第二節為“家族及地域關係網路的營建”；第六章“新安理學與元代徽州的宗族建構”又專設“從家族經營到宗族建構”、“由《家禮》到始祖崇拜”、“謁祖墓與修族譜——元代前期新安理學家們的堅守”、“墓祠與宗祠——元代後期新安理學家與士紳們的合作”等四節，予以系統闡述。據我所知，趙華富先生曾較早分別研究過元代新安理學家和元代徽州宗族問題。但是，將元代新安理學家與宗族等地域社會緊密結合的系統性研究，本書當屬首次。作者力圖以此揭示：理學不僅僅是一場“思想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運動”，而且獲得了成功，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

近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出版學術著作已非難事。然而，平庸堆砌者不少，有心得新見或有所突破者無多。我覺得本書當屬後者，稱得上元代地域理學派別研究的力作。它的面世，可喜可賀，肯定會有力推動元代理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期待作者能夠不斷收穫新的成果，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

2015年5月於天津金廈里

後記

當是在大學時代，我讀到了?>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甫讀數頁，便覺目醉神飛，當時想要能負笈於葛先生之門該有多好！數年之後，這一想法終於變成了現實，那部《中國思想史》也被我讀得慘不忍睹。葛先生向以嚴格著稱，是以在其門下不敢絲毫懈怠。不過，老師嚴格要求，對學生的成長還是裨益極多的。擔負著一定的精神壓力，我由葛先生的著作拓展至法國的年鑑學派和日本的地域社會論者，眼界漸漸開闊。葛先生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對我悉心指導，對於本項研究，他就常常提醒我“需要把元代學術與元代歷史結合起來”，“需要考慮（一）異族朝代、（二）區域特徵、（三）宋代明代之間的學術脈絡。”現在翻閱書稿，也能發現研究方法並不脫離葛先生最初給設定的軌跡。

我在清華讀博士的期間，葛先生已到復旦籌建文史研究院，當面指導的機會自然少了許多。為此，他還專門讓我們趕到上海聽課並面談。從這些細節當中，也能看到他對待學生認真負責的態度。或許是感覺兩地相隔實在不便吧，兩年之後，葛先生讓我轉到了秦暉先生門下。在當時，我已經細緻讀完了葛先生的絕大部分著作，對他的理念及思路比較熟稔。但對於秦先生的研究，卻所知不多。雖然秦先生也治中國思想史，卻不定於一端，他的研究在不同領域全面開花，總體上還是以經濟史、社會史取勝。那時候我已經沒辦法及時轉型，只得一邊做著思想史層面的研究，一邊一本又一本的讀秦先生的著作，從《田園詩與狂想曲》到《傳統十論》，一直到現在都不曾停歇。在讀書期間，我也有了不少的收穫，現在對新自由主義及新制度經濟學有一知半解也全靠秦先生的引領。單就本項研究而言，起碼第六章《新安理學與元代徽州的宗族建構》就在秦先生那裡獲得了不少啟發，如對傳統鄉村中的“吏民”社會的認識，又如對士紳階層的認識，就是在秦先生的論述中刷新了以往固有的陳舊觀念。

秦先生待人寬緩不苛，每次見我都是笑眯眯地叫著我的名字，讓人感覺十分放鬆。可以說，秦先生與葛先生的風格謂之截然相反亦無不可，但他們對學生的培養卻是殊途同歸。我在他們那裡都得到了極為可貴的理念與方法，如今想來內心都是充滿了感激之情。我以中人之資，卻能得蒙兩位卓有建樹的老師指點，每念及此，也總能生髮出幸福兼之幸運的感受。

年近不惑，越發體驗到生活之艱難與世事之不易。看待世間一切，不自覺地就少了一些狹隘，多了幾分感激。夜裡睡不著的時候，常常會想起諸多給予我恩惠和有緣相遇的人，想起他們對我的各種好處，尤其是這么多年來教過自己的每一位老師。且不說精神的慰藉，單是沒有老師的引導，有志於從事學術的研究者恐怕就難窺治學門徑。所以在這裡，我要鄭重地感謝我所有的老師，謝謝你們的指引與啟迪。尤其是南開大學的李治安先生，李先生以當今元史學界之執牛耳者，卻能對無名後輩予以扶持和提攜。雖然未曾謀面，但每次與先生通電話都有煦如春風般的溫暖。謝謝李先生給我寫下的序言，其中的諄諄教導一定是鞭策我前進的動力。

本項研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的支持，倘無此項基金，本項研究的很多事項將無法開展。在當今學術專著普遍難以出版的大環境下，本項研究成果能夠在享有百年盛譽的中華書局出版，這使我深感榮幸！同時也對中華書局鼓勵青年研究者的行為深感敬佩！尤其是高天編輯，她認真負責，考慮細緻，為本項研究的出版事宜傾注了很多心血。在書稿即將付梓之際，讓我對各方面給予我幫助的單位與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有你們的支持與鼓勵，我才會在元代儒學研究的道路上大踏步行進，勇往直前！

作者簡介

劉成群，1978年生，河北高陽人。2002年在山西大學新聞系獲得文學學士學位，2005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12年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郵電大學民族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副院長；北京郵電大學“青年骨幹教師扶持計畫”扶持教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在大陸、港台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40餘篇，其中多篇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