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
1925年,僧護原名丹尼斯·林伍德(Dennis Lingwood),出生於
倫敦南部。僧護從小喜歡閱讀,對
藝術、文化、
哲學等都很感興趣。16歲時,他閱讀了金剛經而有所體驗,從而開始了佛教的信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僧護應徵入伍前往印度,戰爭結束後,他留在了那裡,並剃度出家。
在印度
僧護放棄了原來的職位、身份,在開始的兩年里,他跟隨同伴在印度(主要是印度南部)參訪,依靠乞食為生,並練習靜坐。在這期間,僧護遇見了許多印度教的著名導師,包括羅摩納大仙,另外,他還跟摩訶菩提會有所聯繫。後來僧護打算尋找一個寺院做正式的僧侶,他們登上到德里的火車,而後來到了鹿野苑(Sarnath),但那裡的僧侶看到他們破落流浪的樣子,沒有答應留下他們。於是他們只好繼續步行,正好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後來他倆終於在拘屍那羅(Kushinara),由緬甸和尚U Chandramani剃度,成為沙門(shramana)。儘管如此,由於語言等各種限制,U Chandramani等人沒法教授僧護他們,所以只好建議僧護等跟波羅奈城(Benares)的Jagdish Kashyap法師聯繫。Kashyap是貝納瑞斯印度大學[1](Benares Hindu University)的巴利語教授,僧護而後跟隨他八個月,學習巴利語、阿毗達摩,以及佛教的因明。而後僧護跟Kashyap前往大吉嶺旅遊,Kashyap當時打算離開學校,後來他將僧護留在了噶倫堡,勸勉他“為佛教的福祉而工作”。在以後的14年裡,一直到60年代返回英國,僧護主要就在噶倫堡生活。
在印度期間,僧護結識了許多著名的精神導師,雖然他在南傳佛教的寺院待過幾個月,但對於不同的佛教派別,總能夠以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僧護還特別受藏傳佛教的法師們影響,他們1950年代後從西藏來到了印度。對僧護影響最大的可能是Dhardo仁波切,這位仁波切與僧護亦師亦友,並給僧護授了菩薩戒。另外陳健民居士對僧護影響也頗大,陳居士給予他禪宗以及金剛乘方面的教授。
返回西方
1960年代中期,僧護受邀前往
英格蘭訪問,以協助解決在漢普斯特佛教精舍(Hampstead Buddhist Vihara)發生的爭論。與南傳
佛教嚴格的風格不同,僧護採取了更加通融的做法,當然他的做法有贊成的人,也有反對者。通過這件事,僧護意識到佛教在英格蘭很有希望,於是他打算以後在英國定居。但當他返回準備告別印度時,卻收到了精舍的來信,被告知他們不歡迎他來漢普斯特精舍。顯然,精舍的管理人員對僧護先前的處理舉措並不滿意,而且據說還聽信了一些流言蜚語。
在徵求印度師友們的意見後,特別是Dhardo任波切,僧護決定重返英格蘭,以開創新的佛教運動。1967年,僧護創立了西方佛教會之友(FWBO)。第二年,隨著新成員的加入,僧護創立了“西方佛教會”(WBO)。
僧護在英國的第一個家園,在一個地下商店,位於倫敦蒙茅斯街(Monmouth Street),在那裡,僧護除了教授禪定,還忙於泡茶、打掃衛生等。
FWBO以及WBO旨在將佛教介紹到西方社會,儘可能地排除門戶之見。如今FWBO已經發展為具有國際影響的團體。
僧護的老師
Jagdish Kashyap法師:僧護隨之學習巴利語以及佛教因明。也正是這位法師,將僧護帶到了噶倫堡,並勉勵他為佛教的福祉而工作。
陳健民(1906年-1987年),這位是佛教著名的瑜伽士,教授僧護禪定。
Dhardo仁波切:西藏來的喇嘛。
Chetul Sangye Dorje
Kachu仁波切
Dudjom仁波切
頂果欽哲仁波切
蔣揚欽哲仁波切
教授特色
僧護在某些方面比較傳統,但又表現出明顯的革新意味。他比較強調佛陀的基本教法,比如緣起、四聖諦,但同時對一些他認為無關緊要的內容,則有所揚棄。僧護雖然在南傳佛教的寺院剃度,但而後又從西藏來的喇嘛那裡學習密宗的教法。
僧護認為佛法的核心是皈依,這也是作為佛弟子,乃至有情眾生的核心旨趣──為了離苦得樂,我們通過各種途徑指望找到歸宿,諸如親友、性、朱古力,乃至各種物質享受,但這些只能給人以暫時的快感,唯有佛法三寶,也就是佛、法、僧,才是真正的依怙。皈依三寶才成其為佛弟子。
通過個人的著作,可以了解其思想軌跡。在《佛教概論》(A Survey of Buddhism)一書中,僧護認為菩提心(Bodhisattva Ideal)是維繫佛教各個宗派的紐帶。但在隨後幾年出版的著作《三寶》(Three Jewels)中,僧護認為皈依才是佛教的核心。在《我的皈依之路》(A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一書中,僧護回顧了他的思想歷程,並且再次強調皈依乃是學佛的初衷。雖然籠統而言都是皈依,僧護認為其中有層次上的區別。如果一個人生於佛教傳統文化中,學佛更多地是由於社會因素,而不一定是出於個人選擇,這樣就屬於由族群(Ethnic)的皈依。而如果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只是為了謀求一點物質利益,則可能就是暫時(Provisionally)皈依。當一個人將皈依作為生命的中心,而且對於佛法身體力行,則可認為是有力的(Effective)皈依。更進一步,當逐漸生起菩提心(Bodhicitta)後,才是如實(Real)的皈依。而與法身(Dharmakaya)相應後,才成其為完全(Absolute)的皈依。
僧護的另一個重要的教授是強調善知識(Kalyana mitrata)的重要性。佛經對善知識、善友多有讚揚,因此僧護鼓勵大家將找尋善友作為一項精神的實踐。以僧護創建的FWBO為例,該會即是由皈依的佛弟子們組成的善友網路。
僧護創建的團體非僧非俗,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招致許多傳統佛教人士的責難。僧護的做法是為了彌合僧俗間的鴻溝,在印度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不少出家眾只是在故作姿態、應付了事,而許多居士則能夠虔誠地依教奉行。大乘佛教在《維摩詰經》(Vimalakirti-nirdesa-sutra)等經典中,亦反對只有出家眾才能修道的觀點,所以從這個意義而言,僧護並非獨樹一幟。但在僧護的團體中,將皈依視作核心,這點倒是非常地罕見。正因為此,FBO成員不要求一定獨身,傳統的出家眾就不知道該如何來看待他們,當然常常將他們視作居士。而大部分WBO的成員,則既不將自己看作完全的居士,因為他們是全職的修行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完全的出家眾,因為他們無須遵守出家眾的毗奈耶(Vinaya)。
僧護另外特彆強調的是佛陀教法中的兩種緣起,或稱有為法的相互生起。第一種緣起比較常見,指出因緣相續,因此我們在生死、苦樂中輪迴。從這個角度而言,要證得涅盤,就必須斷除生死的因。第二種緣起則講待緣而生,但在進行中有所改變,比如因苦生信,由信得樂,等等。從這個角度看,涅盤也是因緣而起。在巴利藏中,在多處有這個觀點,但可能被許多人忽視了。這個教法的重要性在於,如此一來,緣起就將實際形態貫通,囊括了聖義與世俗兩者。
著作
佛教普及
《佛教概論》,A Survey of Buddhism,1957年、2001年
《三寶》,The Three Jewels,1967年、1998年
《佛弟子指南》,A Guide to the Buddhist Path,1990年、1996年
註解
《大般若經:智慧之妙不可言》,Wisdom Beyond Words :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Buddhist prajnaparamita tradition
《維摩詰經:解脫之不可思議》,The Inconceivable Emancipation : themes from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證悟的戲劇:法華經中的寓言、神話與表象》,The Drama of Cosmic Enlightenment : parables, myths, and symbols of the White Lotus Sutra
《了解自己:佛教倫理的心理學尺度》,Know Your Mind :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ethics in Buddhism
《生於覺醒:四念處經指南》,Living with Awareness : a guide to the Satipatthana Sutta
回憶錄
《路有彩虹:從鬧市到噶倫堡》,The Rainbow Road : from Tooting Broadway to Kalimpong
《面對干城章嘉峰》,Facing Mount Kanchenjunga
《金色之輪》,In the Sign of the Golden Wheel
《逆流而上:新佛教徒運行》,Moving Against the Stream : The Birth of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我的皈依之路》,The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
其他
詩歌全集,Complete Poems 1941年-1994年
信仰的藝術,The Religion of Art
《阿姆倍伽爾與佛教》,Ambedkar and Buddhism
《佛陀出家否?》,Was the Buddha a Bhikkhu?
註腳
1 也有譯作“貝拿勒斯印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