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備戰、備荒、為人民
- 時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 提出者：毛澤東
- 出現：舉國備戰、全民皆兵的景象
吃穿用計畫,一切為了人民,舉國備戰,歷史影響,
吃穿用計畫
1963年至1964年期間，在副總理兼計委主任李富春的主持下，國家計委黨組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畫的初步構想》，確定“三五”期間的基本任務是：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繼續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增加產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個構想以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為中心，因此被形象地稱為“吃穿用計畫”。
沒想到，這個初步構想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明確批評了國家計委的工作方法。他說，要改變計畫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後，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這幾年我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訂計畫，先看可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
因為毛澤東的反對和備戰氛圍的日益濃厚，“吃穿用計畫”被擱置。在此期間，毛澤東提議，組建小計委，由余秋里主持小計委工作。余走馬上任後，首要的任務就是編制“三五”計畫。
1965年1月30日，余秋里召集中央指定參加編制長期計畫工作的谷牧、李人俊、賈庭三等人開會。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經初步議定，採取三個步驟工作：1。與中央有關部門議論；2。與六個大區有關省市討論、修改；3。擬定初步方案。得到中央批准後，小計委正式按此思路開展工作。此時“三五”計畫的方針任務，已經由重點解決吃穿用轉向以備戰為中心。從1965年2月6日開始，小計委分別約請國務院各經濟部門談“三五”計畫的安排。為了便於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了解情況，談完一個部就寫一期簡報。毛澤東對小計委在編制計畫過程中報送的簡報，都一一審閱。
在此基礎上，經過綜合平衡，小計委編制了第三個五年計畫的輪廓。5月3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余秋里的匯報。劉少奇提出：由小計委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匯報一次。
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趕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畫的構想。在座的有周恩來、彭真、陳毅、李先念、薄一波等。小計委參加匯報的有李人俊、林乎加、賈庭三。余秋里重點匯報了“三五”計畫的方針任務、建設規模、主要指標和在編制計畫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匯報過程中，毛澤東不時插話，對計畫工作作了很多指示。
毛澤東最後強調說：要留點餘地在老百姓那裡。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這是個原則問題。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畫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比較明晰地提出“民心”“備戰”“備荒”問題，也是余秋里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
一切為了人民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家計委對“三五”計畫的投資項目和主要生產指標進行了調整，余秋里7月21日向國務院作了匯報。這個“三五”計畫實質上是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畫，要從準備應付帝國主義早打、大打出發，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搶時間把三線建設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戰略大後方。
8月23日，余秋里參加國務院第158次全體會議，聽到了周恩來關於毛澤東“三句話”的闡釋和概括。周恩來說：“主席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把它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周恩來闡述了三者的內容和關係。他說，備戰、備荒，落實到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為人民，為人民是最基本觀念，任何事情要想到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一個整體。備戰是階級鬥爭，包括國內國外的。備荒是同自然作鬥爭，使工農業真正過關。一切靠人民、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這是最可靠的。
這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最早提出。從此，“備戰、備荒、為人民”成為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方針。
1966年3月，毛澤東又建議小計委的余秋里、林乎加去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五年、七年、十年方案。在那裡，余秋里看到了毛澤東關於各省發展農業機械化問題寫給劉少奇的信。信中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作了具體解釋。毛澤東說：“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從毛澤東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備戰也好，備荒也好，一切都是為了人民。
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毛主席語錄”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很快廣為流傳，成為了人人皆知的一句話。
舉國備戰
為把“備戰備荒”戰略方針落到實處，還需要具體的行動來實現。毛澤東隨後提出“全黨抓軍事、實行全民皆兵”的號召，指示各級黨委都要認真地抓軍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種“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錢不要槍”的錯誤傾向。
1962年，毛澤東向各級黨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實”，分別是組織落實、政治落實和軍事落實。首先是組織落實，要有基幹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組織，有班、排、連、營、團、師。第二是政治落實，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設政治委員、教導員、指導員；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壞人。第三是軍事落實，要有手榴彈，有輕武器；要搞訓練，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國際形勢瞬息萬變，1968年美蘇兩大軍事集團發生顯著變化。美國被越南戰爭所累，無暇他顧。蘇聯藉機迅速擴大自身軍事力量。在此期間，中蘇兩國邊境摩擦不斷，中蘇關係迅速跌入冰點。另外，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來自與自己接壤並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蘇聯已經接替美國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險。有鑒於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國戰略防禦的重點，逐漸由南向北轉移，轉移到華北、東北、西北地區。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3月2日，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談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的問題。1969年下半年，蘇聯的反華戰爭輿論明顯加強，蘇聯還私下裡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直接、更嚴重地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地方各級革委會統一領導下，吸收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人員，組成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小組下設辦事機構，承辦日常業務工作。報告規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和進行對機關、部隊和人民民眾戰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制對空防禦作戰計畫並組織實施，等等。為保證戰備工作的儘快展開，以適應當時十分嚴峻的戰備形勢，中共中央於1969年8月28日發布命令，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爭動員號令，又是一個措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武鬥、安定形勢的命令。
命令下達後，全國各地立即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開各種會議，宣讀命令，布置、檢查、落實各項戰備工作。
中國的緊張的備戰工作在國際上產生了反響。1969年9月11日，應蘇聯方面的要求，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討論了兩國關係中的緊迫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蘇聯方面表達了緩和邊界形勢的願望。雙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談判。但是，林彪等人，無視事實，仍繼續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做出越來越嚴重的估計，認為大戰在即。10月中上旬，為防止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央負責人及一些老同志陸續疏散離京。10月19日到20日，許多大中城市也進行了緊急疏散或防空演習。10月中下旬，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戰備活動進入高潮。
隨著中蘇邊界談判以後，兩國關係有所緩和，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全國全軍備戰活動逐漸走向緩和。此後，各地戰備工作重點已從臨戰在即的緊張中解放出來，轉移到戰備教育、戰備動員、戰備訓練、戰備組織、物資儲備、人口疏散等方面，具體內容有：首先是戰備動員、教育。按戰時要求組織指揮機關，疏散城市人口、物資。這是當時各地普遍開展的活動之一。北京、上海、廣州、長春、鄭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遷，或被裁併，或以辦五七幹校、試驗農場、分校、進行革命教育實踐等名義，疏散到農村。與此同時，大批中等專業學校被裁併，教師和幹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後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實。這是當時各級革委會普遍重視的一項工作。把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學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組織形式組織起來，實現全民皆兵。
轉年到了1970年，國際形勢趨於緩和，中國領導人在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的認識上發生了一些相應的變化，“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在一些檔案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全國的戰備工作也逐漸趨於平穩發展。
1962年，毛澤東向各級黨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實”，分別是組織落實、政治落實和軍事落實。首先是組織落實，要有基幹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組織，有班、排、連、營、團、師。第二是政治落實，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設政治委員、教導員、指導員；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壞人。第三是軍事落實，要有手榴彈，有輕武器；要搞訓練，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國際形勢瞬息萬變，1968年美蘇兩大軍事集團發生顯著變化。美國被越南戰爭所累，無暇他顧。蘇聯藉機迅速擴大自身軍事力量。在此期間，中蘇兩國邊境摩擦不斷，中蘇關係迅速跌入冰點。另外，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來自與自己接壤並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蘇聯已經接替美國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險。有鑒於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國戰略防禦的重點，逐漸由南向北轉移，轉移到華北、東北、西北地區。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3月2日，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談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的問題。1969年下半年，蘇聯的反華戰爭輿論明顯加強，蘇聯還私下裡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直接、更嚴重地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地方各級革委會統一領導下，吸收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人員，組成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小組下設辦事機構，承辦日常業務工作。報告規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和進行對機關、部隊和人民民眾戰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制對空防禦作戰計畫並組織實施，等等。為保證戰備工作的儘快展開，以適應當時十分嚴峻的戰備形勢，中共中央於1969年8月28日發布命令，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爭動員號令，又是一個措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武鬥、安定形勢的命令。
命令下達後，全國各地立即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開各種會議，宣讀命令，布置、檢查、落實各項戰備工作。
中國的緊張的備戰工作在國際上產生了反響。1969年9月11日，應蘇聯方面的要求，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討論了兩國關係中的緊迫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蘇聯方面表達了緩和邊界形勢的願望。雙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談判。但是，林彪等人，無視事實，仍繼續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做出越來越嚴重的估計，認為大戰在即。10月中上旬，為防止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央負責人及一些老同志陸續疏散離京。10月19日到20日，許多大中城市也進行了緊急疏散或防空演習。10月中下旬，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戰備活動進入高潮。
隨著中蘇邊界談判以後，兩國關係有所緩和，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全國全軍備戰活動逐漸走向緩和。此後，各地戰備工作重點已從臨戰在即的緊張中解放出來，轉移到戰備教育、戰備動員、戰備訓練、戰備組織、物資儲備、人口疏散等方面，具體內容有：首先是戰備動員、教育。按戰時要求組織指揮機關，疏散城市人口、物資。這是當時各地普遍開展的活動之一。北京、上海、廣州、長春、鄭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遷，或被裁併，或以辦五七幹校、試驗農場、分校、進行革命教育實踐等名義，疏散到農村。與此同時，大批中等專業學校被裁併，教師和幹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後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實。這是當時各級革委會普遍重視的一項工作。把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學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組織形式組織起來，實現全民皆兵。
轉年到了1970年，國際形勢趨於緩和，中國領導人在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的認識上發生了一些相應的變化，“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在一些檔案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全國的戰備工作也逐漸趨於平穩發展。
歷史影響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這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戰備，使整個國家建設以“準備打仗”為中心,從六十年代中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由和平時期轉入臨戰狀態開始,直到1985年國防和軍隊建設再次回歸至和平建設軌道結束。期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更使得這次戰備在共和國歷史上顯示出特殊的複雜性。
決策必然有得有失,對歷史的認識,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新中國領導人向來重視戰爭準備，在戰爭年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戰”是最基本的作戰原則。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始終把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並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樹立常備不懈的戰備觀念。開展全國大備戰,是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面臨戰爭威脅、保衛國家安全的必然反應。就全國大備戰決策本身而言,其正確性不容置疑。
總的來說，全國大備戰歷經近二十年風雨，對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在艱難曲折中取得了顯著成績,頂住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軍事威脅,遏止了敵人的大規模入侵,有力地保證了幾次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實現了國防的穩定,創造了相對有利的國際戰略態勢,不僅增強了我國國防實力,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
決策必然有得有失,對歷史的認識,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新中國領導人向來重視戰爭準備，在戰爭年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戰”是最基本的作戰原則。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始終把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並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樹立常備不懈的戰備觀念。開展全國大備戰,是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面臨戰爭威脅、保衛國家安全的必然反應。就全國大備戰決策本身而言,其正確性不容置疑。
總的來說，全國大備戰歷經近二十年風雨，對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在艱難曲折中取得了顯著成績,頂住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軍事威脅,遏止了敵人的大規模入侵,有力地保證了幾次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實現了國防的穩定,創造了相對有利的國際戰略態勢,不僅增強了我國國防實力,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