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最新修訂版)》收錄了韋伯在慕尼黑對大學生的兩個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誠如當代韋伯研究大家沃爾夫岡·施盧赫特所言，這是兩篇哲學演講，講的是治學和從政的倫理。韋伯反對把政治摻進學術，他提出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劃分，至今影響西方政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
- 譯者：王容芬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3378364, 7563378367
- 作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157頁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最新修訂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譯者：王容芬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其主要著作《經濟與社會》奠定了社會學的學科基礎。統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是韋伯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韋伯也是政治活動家，曾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顧問，留下大量與“一戰”有關的演講記錄與時評。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其主要著作《經濟與社會》奠定了社會學的學科基礎。統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是韋伯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韋伯也是政治活動家，曾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顧問，留下大量與“一戰”有關的演講記錄與時評。
圖書目錄
再版譯序
以學術為業
以政治為業
附錄：
聯邦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
韋伯小傳
譯者參考文獻
以學術為業
以政治為業
附錄：
聯邦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
韋伯小傳
譯者參考文獻
文摘
“業”是一個倫理概念
韋伯所說的業很有講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 “路德的'業'概念”里，韋伯做了一個將近3頁長的注釋①，專門講這個業。德語裡的Beruf，現在是職業的通稱；古德語的be-ruof原意是信譽、聲名，作動詞用時則有感召之意。馬丁·路德翻譯《七十子聖經·西拉子智訓》第12章第20和21節時使用了這個詞的動名態Berufung，使希臘原文中的“職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義。從此Beruf成了職位，授予官職叫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職，要由大學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長任命，某人被任命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韋伯的兩篇演講的題目使用的也是Beruf，這個業就有了使命的含義，不是養家餬口的飯碗，而是作為使命的職業，倫理之業，或者叫天職。因此，韋伯的兩篇演講不同於他以往的學術著作，包括早期的法學和國民經濟學著作及成熟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著作，也不同於他在一戰中和戰後的大量政論文及政治演說。因為討論的對象是具有倫理價值的職業，所以它們更像哲學論文。
以學術為業
做《以學術為業》的演講的時候，韋伯是自由人。14年前他辭去海德堡大學的教職；那門受罪的國民經濟學課，毀了他的健康，耗幹了他的激情。開課那幾年，他成了頻頻請病假的老病號，一篇文章也沒寫出來。辭職以後，韋伯完全換了一個人，病好了，學術成果纍纍碩碩：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期刊，完成了《新
沒有哪一位大學教師喜歡回味任命討論，因為這種事很少讓人感到好受。不過，我要說：在我所知道的大量事例中，無一例外都有讓純客觀的理由來作決定這種良好的用心。
還必須進一步弄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如此廣泛地靠“撞大運”，還並不僅僅由於靠形成集體意志來選撥人才之不足，每一位有志於成為學者的年輕人都必須明白：等待他的任務具有雙重性。他不僅要當個夠格的學者，同時也要具備做老師的資格。這兩者並不完全吻合。一個人可能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個蹩腳的老師。我想起了赫爾姆霍茨①和蘭克②這些人上課時的情形，這絕非罕見的例外。現在的情況卻是，我們的大學，尤其是那些規模很小的大學，處於一種十分可笑的招生競爭中。大學城的房東們，在學生人數突破1000大關時，要像過節一樣慶祝一番，超過2000時，還要辦一次火炬遊行。學費收入——應該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受到鄰近學科“吸引”學生的影響。除此之外，聽課的人數成了一項可以用數字表示的鑑定標誌，而學者素質卻是無法稱量的，碰到勇敢的創新者，更是大有爭議（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聽課人數多，成了一種無法估量的幸事與價值，往往一切都處於這種巨大的誘惑之下。說一個編外講師是個糟糕的老師，這對於他來說往往是學術上的死刑判決，儘管他可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他是好老師還是壞老師，這個問題要由學生先生們用來向他表示敬意的聽講人次來回答。但事實上，學生們之所以湧向某位老師，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例如秉性，甚至聲音的抑揚頓挫，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常人難以想像。根據我個人算得上相當豐富的經驗，加上冷靜的思考，我對那些大眾教師深表懷疑，不管他們如何必不可少。民主，存在於適合它的地方。科學訓練，例如我們按照德國大學的傳統推行的科學訓練，是精神貴族的事，這一點，我們無需掩飾。但是，另一方面，對科學問題進行闡釋，使沒有受過訓練、但是有接受能力的頭腦理解它，並使他——這對我們恰恰是至關重要的——能夠獨立思考，大概是教育學裡最艱巨的任務，這也是事實。毫無疑問，這項任務是否完成了，並不能由聽課人數來決定。再回來談本題，這種藝術是一種個人天賦，與一個學者的科學素質完全是兩碼事。與法國相反，咱們沒有一批科學上的“不死之士”①，按照德國的傳統，咱們的大學應當兼顧科研與教學兩種要求。一個人是否兼有這兩種本事，純粹靠機遇。
學術生涯是一場瘋狂的賭博。要是年輕學者為了取得進大學授課的資格來取經，我幾乎負不起勸進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人家當然可以告訴他：Lasciateognisperanza②。但是，對任何別的人，都必須問一問良心：您當真相信，您能忍受年復一年地讓一批又一批的平庸之輩邁過您去，而既不抑鬱，也不沉淪嗎？答案自然每次都是：當然沒問題！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不過，我只看到極少數人能夠忍受這些，而不受精神上的損失。
看來，關於學者職業的外部條件，說這些就夠了。
不過，我想，諸位實際上希望我談一些別的東西，希望聽一聽。
韋伯所說的業很有講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 “路德的'業'概念”里，韋伯做了一個將近3頁長的注釋①，專門講這個業。德語裡的Beruf，現在是職業的通稱；古德語的be-ruof原意是信譽、聲名，作動詞用時則有感召之意。馬丁·路德翻譯《七十子聖經·西拉子智訓》第12章第20和21節時使用了這個詞的動名態Berufung，使希臘原文中的“職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義。從此Beruf成了職位，授予官職叫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職，要由大學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長任命，某人被任命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韋伯的兩篇演講的題目使用的也是Beruf，這個業就有了使命的含義，不是養家餬口的飯碗，而是作為使命的職業，倫理之業，或者叫天職。因此，韋伯的兩篇演講不同於他以往的學術著作，包括早期的法學和國民經濟學著作及成熟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著作，也不同於他在一戰中和戰後的大量政論文及政治演說。因為討論的對象是具有倫理價值的職業，所以它們更像哲學論文。
以學術為業
做《以學術為業》的演講的時候，韋伯是自由人。14年前他辭去海德堡大學的教職；那門受罪的國民經濟學課，毀了他的健康，耗幹了他的激情。開課那幾年，他成了頻頻請病假的老病號，一篇文章也沒寫出來。辭職以後，韋伯完全換了一個人，病好了，學術成果纍纍碩碩：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期刊，完成了《新
沒有哪一位大學教師喜歡回味任命討論，因為這種事很少讓人感到好受。不過，我要說：在我所知道的大量事例中，無一例外都有讓純客觀的理由來作決定這種良好的用心。
還必須進一步弄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如此廣泛地靠“撞大運”，還並不僅僅由於靠形成集體意志來選撥人才之不足，每一位有志於成為學者的年輕人都必須明白：等待他的任務具有雙重性。他不僅要當個夠格的學者，同時也要具備做老師的資格。這兩者並不完全吻合。一個人可能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個蹩腳的老師。我想起了赫爾姆霍茨①和蘭克②這些人上課時的情形，這絕非罕見的例外。現在的情況卻是，我們的大學，尤其是那些規模很小的大學，處於一種十分可笑的招生競爭中。大學城的房東們，在學生人數突破1000大關時，要像過節一樣慶祝一番，超過2000時，還要辦一次火炬遊行。學費收入——應該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受到鄰近學科“吸引”學生的影響。除此之外，聽課的人數成了一項可以用數字表示的鑑定標誌，而學者素質卻是無法稱量的，碰到勇敢的創新者，更是大有爭議（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聽課人數多，成了一種無法估量的幸事與價值，往往一切都處於這種巨大的誘惑之下。說一個編外講師是個糟糕的老師，這對於他來說往往是學術上的死刑判決，儘管他可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他是好老師還是壞老師，這個問題要由學生先生們用來向他表示敬意的聽講人次來回答。但事實上，學生們之所以湧向某位老師，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例如秉性，甚至聲音的抑揚頓挫，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常人難以想像。根據我個人算得上相當豐富的經驗，加上冷靜的思考，我對那些大眾教師深表懷疑，不管他們如何必不可少。民主，存在於適合它的地方。科學訓練，例如我們按照德國大學的傳統推行的科學訓練，是精神貴族的事，這一點，我們無需掩飾。但是，另一方面，對科學問題進行闡釋，使沒有受過訓練、但是有接受能力的頭腦理解它，並使他——這對我們恰恰是至關重要的——能夠獨立思考，大概是教育學裡最艱巨的任務，這也是事實。毫無疑問，這項任務是否完成了，並不能由聽課人數來決定。再回來談本題，這種藝術是一種個人天賦，與一個學者的科學素質完全是兩碼事。與法國相反，咱們沒有一批科學上的“不死之士”①，按照德國的傳統，咱們的大學應當兼顧科研與教學兩種要求。一個人是否兼有這兩種本事，純粹靠機遇。
學術生涯是一場瘋狂的賭博。要是年輕學者為了取得進大學授課的資格來取經，我幾乎負不起勸進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人家當然可以告訴他：Lasciateognisperanza②。但是，對任何別的人，都必須問一問良心：您當真相信，您能忍受年復一年地讓一批又一批的平庸之輩邁過您去，而既不抑鬱，也不沉淪嗎？答案自然每次都是：當然沒問題！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不過，我只看到極少數人能夠忍受這些，而不受精神上的損失。
看來，關於學者職業的外部條件，說這些就夠了。
不過，我想，諸位實際上希望我談一些別的東西，希望聽一聽。
序言
1917年11月7日和1919年1月28日，韋伯應自由學聯巴伐利亞分部邀請，在慕尼黑做了《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演講。這是巴伐利亞自由學聯組織的系列演講中的兩篇，學聯原計畫將所有演講彙編成集，但沒做成。出過韋伯博士論文和教授論文的Duncker & Humblod出版社為兩篇演講出了兩個單行本，付印前作者悉心按照記錄修改過，某些部分甚至改動了原意。1920年4月韋伯故去，遺孀瑪利亞娜為他編輯文集，將這兩篇分別收進《科學理論論文集》和《政治論文集》，兩篇演講得以流傳。本書即由兩部文集收錄的修訂篇譯出。這次中文本再版修訂時參考了1992年出版的《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以學術為業/以政治為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