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余錫渠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澄海縣蓮上鎮永平鄉
- 出生日期：1917年1月23日
- 逝世日期：1968年
- 性別：男
革命,入黨,抗日,變“閒間”為教育陣地,組織全鄉農民聯合守洲,發起“讀書會”團結青年,解放,興修,救人,救糧,清廉,文藝,悲逝,評價,
革命
余錫渠，出生於澄海縣蓮陽上社永平鄉（今蓮上鎮永新村）一個貧農家庭，小時候入私塾讀了幾年書，接受啟蒙教育。大革命時期，他參加該鄉農會領導的童子團，守柵門、管土劣，受到革命的薰陶。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潮。余錫渠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參加第九區民眾抗日自衛團分隊長教導隊的訓練，得到共產黨員陳銳志等的教育和幫助，從此，他“把出路寄托在共產黨身上”。
入黨
1939年2月，余錫渠由余仰韓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入黨不久即擔任了中共永平鄉（現永新村）支部書記。他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巧妙地同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以灰色的面目出現，聯合組織守菁隊，掌握鄉里的武裝。組織民眾興修水利、生產渡荒、互濟互助，使農民得到實惠，同時，也使黨組織得到鞏固和發展。黨在民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革命活動陣地不斷鞏固，使永平鄉黨支部成為潮澄饒平原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轉動點。
抗日
抗日戰爭時期，余錫渠在永平鄉艱難的環境中堅持革命鬥爭，保護民眾的利益，使革命活動陣地不斷鞏固。
變“閒間”為教育陣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余錫渠積極投身抗日救國行列，於1938年秋參加了第九區民眾抗日自衛團分隊長教導隊的訓練。1939年2月擔任中共永平鄉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余錫渠所擔負的工作區域，處在一個敵偽、反動豪紳、特務漢奸以及土匪等各路政治勢力活動猖獗的地方，是一個從國統區向緩衝區、敵占區變化的地區。中共黨組織的活動也經歷了從公開的、半公開的、秘密的，到完全隱蔽的急劇轉變。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余錫渠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巧妙地同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
針對變化無窮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余錫渠帶領永平支部從實際出發，抓住民眾切身需求，處處講究鬥爭策略。在潮汕農村每個村寨，都有老百姓自然形成的農閒時常在一起談天憩息的房子寮舍，人們稱為“閒間”。余錫渠運用組織民間“閒間”——“福德祠”的方式，聯合全鄉17個“閒間”，團結教育廣大民眾，不露鋒芒地進行隱蔽鬥爭。
面對既官又盜，既同情抗日又怕損耗實力、既同國民黨當局勾結又怕實力被吃掉的余福坤土匪武裝，余錫渠進行機智的周旋，設法將軍統特務趕跑，粉碎了他們在永平鄉設特務點活動的陰謀。此外，他還以保衛家鄉為由，從余福坤手裡弄到槍枝，建立農民武裝隊伍，參加抗日游擊活動。
組織全鄉農民聯合守洲
由於戰爭破壞，農業生產出現災荒。澄城淪陷後，蓮陽到處出現搶劫，社會治安十分混亂，農作物尚未成熟便被偷劫，迫使許多農民稻穀只七成熟就搶割，番薯只種了兩個多月就挖，損失嚴重，人心憂忡。1942年，余錫渠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和其他的幾個黨員商量後便提出組織全鄉農民聯合守洲，並徵得鄉長餘澤如的同意和支持。是年冬，永平守洲委員會成立，委員會由全鄉上中下三個股每股推選三個“閒間”派人擔任，主任是余錫渠。守洲經費按田畝平均負擔，田主出錢，佃戶出人，在內洲三個路口搭寮鎮守。自此，農作物再也無人敢偷了。
1943年春，潮汕大旱，赤地千里，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大災年。當時永平鄉的二千多畝稻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龜裂。在這緊急情形下，余錫渠挺身而出，提出聯合全鄉，開展抗旱鬥爭，深挖溝渠，規劃挖渠位置，新開東洲堤外的引水溝，啟用“龍舌涵”，引進韓江水進行灌溉。余錫渠請了幾位有經驗的老農當參謀，自己動手測量水位，指揮全鄉1000多名農民參加這場鬥爭，經過三個回合的深入鬥爭，終於把韓江水引進內澤溝渠，搶救了全鄉旱園作物和部分水稻。
發起“讀書會”團結青年
1943年冬天，日軍占領蘇南，余錫渠以一名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歷盡千辛萬苦，領導著蘇南的武裝小組，採用各種鬥爭藝術，進行生產和生活鬥爭，團結教育了一大批農民民眾和進步青年，使武裝隊伍不斷壯大，成為潮、澄、饒地下武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永平鄉也成為地下武裝活動基地之一。
革命鬥爭中，余錫渠還根據各人不同的情況，分配其不同的任務。1944年冬，在永平鄉由余錫渠吸收參加抗日游擊小組有幾個學生出身的人，他就根據這幾個學生各人的特點、經歷、家庭社會關係等情況分配他們的工作。有的安排做永平鄉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了解敵情社情，作為黨和游擊隊決策的參考，掩護黨和游擊隊的活動；有的則分配去搞團結青少年學生和待業青年的工作，發起組織黑濤讀書會，團結永平鄉的青少年學生，進行了抗日救國的進步活動，配合了黨和游擊隊的革命鬥爭。
解放
1948年8月，余錫渠擔任中共潮澄饒平原縣委副書記。這一時期，他努力恢復發展黨的文教陣地，建立新的革命轉動點，發展地下民兵組織，打通了平原和山區的交通線，積極發動民眾參軍、借槍、募糧，為山地主力部隊輸送兵員、武裝、給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經他的努力爭取，閩粵邊著名海盜烏森舊部楊英勇棄暗投明，投奔革命。汕頭市警察局警察訓練所中隊長卓積基率隊（87人槍）起義，震撼了潮汕全境，敵人十分震驚，一片混亂，民眾則受到很大鼓舞。
1949年5月，余錫渠任中共韓江地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同年7月改任中共潮汕地委潮澄饒分委委員兼組織部長。在南下大軍壓境、潮汕面臨解放前夕，余錫渠受命以邊縱代表的身份出面，同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第一縱隊司令兼第一團團長陳漢英進行談判。經過幾次接洽，終於在10月21日夜談判成功。23日，陳漢英公開登報，宣布率部起義。這次談判成功，為我軍解放澄海減少了阻力。10月24日，澄海縣全境解放，余錫渠率隊入城做好接管工作。10月25日，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潮梅行政委員會命令，成立澄海縣人民政府，余錫渠被任命為澄海縣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縣長。1953年10月任中共澄海縣委副書記兼縣長。
在解放戰爭中，余錫渠同志堅定信仰，對黨忠誠，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革命鬥爭，為發展壯大黨的組織，為澄海乃至潮汕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由於長期在複雜鬥爭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經受了特殊的考驗和鍛鍊，其革命鬥爭藝術和領導才能得到全面提高，為解放後卓有成效的領導工作奠定了基礎。
興修
澄海剛解放，滿目瘡荑，百廢待興。作為第一任縣長，余錫渠秉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始終把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為了消除澄海和潮汕地區的旱澇禍患，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在平整改土、興修水利、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工程上。治水——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生產條件，這是余錫渠給澄海人民，也是給潮汕人民的最大貢獻。
澄海地處韓江下游出海處。韓江分為十七道支流穿過澄海縣境內（解放初期轄區），把澄海縣分為一個個孤立的小洲，其水、旱、風、潮，災害之嚴重，為粵東各縣之冠。正如余錫渠在治水歌中寫道：“暮春苦旱田斷水，枯苗葉上飛螟蛾；初夏長夜風吹雨，荒土洋中浸稻禾；秋潮冬涸鹽滿地，洲中人民災難多”。為了消除水旱災害，他“下鄉訪農叟，懇切問溫寒”；“朝涉蓮峰水，暮登程洋崗”。每逢下雨，他就雨衣一披，騎著腳踏車，從縣城到海濱，從韓江上游到各支流下游，觀察地勢，了解水情。哪裡高，哪裡低，哪裡積水，哪裡可以泄洪，哪裡怕旱，哪裡可以引水灌溉，廣泛蒐集水文資料。他還拜訪經歷豐富的老人，吸取防洪御旱經驗。經年累月，他的足跡遍及全縣各個角落，對全縣的水流、土壤、地勢，作了深入的調查，日間深入農村，夜間鑽研水利書籍，經多方徵求意見，制訂出澄海縣興水利、除水害的藍圖。按著這個藍圖，他帶領澄海人民埋頭苦幹，“南斷牛溪口，北截鯉魚洲，西灘蓬洞河，東移沙壩頭”，以“敢笑大禹無先例”的氣概，把韓江流入縣境的17條支流縮減為6條，興修了許多排澇、灌溉、拒鹹、防潮等工程，對海邊十幾萬畝沙（鹹）田進行了犁冬曬白，引淡洗鹹，加沙改土，水旱輪栽，平整改良，綜合利用，基本改變了澄海農田水利的落後面貌，一躍成為汕頭地區水利先進縣，確保旱澇保收。加上執行一系列的農業增產措施，1955年大旱之年，農業生產卻獲得了大豐收，澄海成為全國第一批雙季水稻千斤縣，1957年糧食單產甲全國。余錫渠在擔任澄海縣長期間，為改變澄海“春旱、夏澇、秋潮、冬涸”自然災害頻繁的落後面貌，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確實嘔心瀝血。他的功績有口皆碑，永遠銘刻在人民的心中。
余錫渠於1954年6月以後，調任粵東行署農業處副處長、汕頭專署副專員，1961年冬擔任中共汕頭地委書記處書記。他到地區機關工作，地位變了，但仍保持和發揚在基層工作時的優良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他分工主管農、林、水方面工作，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他堅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親臨生產第一線，認真蹲點，以點帶面。為了充分利用土地，發展農業生產，解決潮汕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1958年春他帶領專署工作組到澄海冠山蹲點，發動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平整改土，綜合治理耕地。冠山平整改土的經驗轟動全國，前來參觀學習的有22個省、市代表團，中央一些領導同志也來到冠山視察。1959年冬和1960年冬又先後在冠山搞作物間套種18種形式和擴大冬種作物的樣榜。此外，還在外砂、蘇南等地搞耕地園林化、種植區域化，進行現場示範推廣，對發展全專區農業起著推動作用。
1958年至1959年冬春，為了徹底解決灌溉和交通問題，余錫渠帶領澄海人民投入興建“三橋”的大型建設工程。首仗建設外砂大橋（閘），他憑著多年治水改土積累的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土辦法，在沙質河床上用沙把基礎平整之後，用貝灰沙土夯實聯合橋基，將澄海的舊城牆拆來砌橋墩；港澳同胞和華僑聽說要建外砂大橋，捐贈了大量的水泥；當時鋼筋奇缺，只能利用“抗旱”存下的大小長短不一的鋼材，由鐵匠鍛打接成橋面鋼筋。大家群策群力，這座長620米、106孔的橋閘，經過奮戰三十個晝夜就奇蹟般地建成起來。緊接著，又按照建設外砂橋閘的經驗，相繼建成了蓮陽大橋（閘）和東里大橋（閘）。“一年飛架三長虹”，“從此江水遂人願，不向東去向西朝”，使澄海提早實現水利排灌自流化，同時也改變了汕樟公路的交通狀況。
救人
余錫渠一貫堅持求真務實，勤奮實幹的作風，堅持不懈地帶領民眾艱苦創業，紮實工作，真正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領導農業生產、同各種自然災害和困難作鬥爭中，他總是身先士卒，親臨現場指揮，果斷解決問題。1955年3月乾旱的時候，他到澄海縣外砂領導封鎖韓江工作。快要合龍的時候，已是下半夜，合龍口的一艘木船翻了，木船上有十二個人。余錫渠看到這個情景，說了一聲“下水救人”，連衣服都沒有脫，就帶頭跳入江中，把落水的農民一個個救上岸來。1956年夏天，韓江水暴漲。潮安庵埠的小長橋涵閘出險，眼看韓江東面澄海縣的大片田地就要受淹。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他親自跳進韓江的激流中，摸清出險的所在，對症下藥，採取了搶險措施，使涵閘轉危為安。這一天，他一直堅守在現場，從上午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點，連飯都沒有吃上一口。1960年5月，揭陽縣龍頸水庫遭到七百多毫米暴雨的襲擊，上壩的涵管口出險，附近的內坡一股勁的往下塌，有些地方下塌了十多米，大壩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余錫渠仍然堅守在大壩上，七天七夜不下火線，更沒有好好地睡上一覺。涵管頭出險時，他還親自上前視察險情，研究對策。當地的幹部和民工一再要把他拉回來，但都被他拒絕了。事後大家都批評他：“你是指揮員，不應該到那么危險的地方去。”他說；“指揮員不能光靠一把嘴，哪裡最危險，就要到哪裡去。光靠嘴巴喊沖啊，搶險啊，誰聽你的！”
1961年秋刮11級以上強颱風，席捲海潮，澄海全縣海堤一百三十多處決口，十一萬多畝水稻受淹。鴻溝大隊受災最重，海堤75處決口，一萬多畝糧食作物僅30%有收成的希望。正當民眾出現悲觀消極情緒的時候，余錫渠趕到那裡，幫助民眾開展生產自救，帶領幹部和民眾修復海堤，引淡洗鹹，建議種上耐鹹耐旱的地瓜；並提出用抗災的幹勁、繡花的功夫種好管好作物。余錫渠的意見切實可行，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生產很快得到恢復。結果，鴻溝大隊受災沒荒情，而且還有大批地瓜出售，成為全專區生產自救的一面旗幟。
1963年春，全區發生大旱，很多地方秧苗插不下，春種難完成。余錫渠帶領工作組到一些旱情最嚴重的社隊去，親臨現場，同當地幹部民眾共商克服困難和解決抗旱爭水矛盾的辦法，因地制宜地幫助解決問題，既保證春種作物能適時種好管好，又促進民眾內部的團結。
救糧
“大躍進”那年，余錫渠對瞎指揮進行了積極而又巧妙的抵制。當時各地推廣了“並禾”、“滿天星”、“雙龍出海”等“高產”措施，放高產衛星。省里組織到某縣參觀。該縣自報水稻畝產平均達到3000斤，還放了一顆畝產六萬斤的“高產衛星”。當然，現場免不了做些手腳，矇騙了不少人，但明眼人是可以看出來的。省里一位負責同志問余錫渠：“你看畝產3000斤沒有問題吧？”余錫渠默思良久，回答說：“我看畝產3000斤以下。”這妙語一出，引起了在場的人會心的微笑。會後，余錫渠對澄海的幹部說：“全省學潮汕的經驗，潮汕大面積種植每造才五、六百斤，高產田也不過八、九百斤。這些‘衛星’田，畝產不會超過四、五百斤。明知是假，還去學他？”他為了讓民眾了解“滿天星”和“並禾”的做法不行，那年秋，搞了個很有意思的現場“示範”：一小片是“並禾”現場，幾天后稻葉變質，還發出了霉臭味；一片是高密度植扶苗，同樣幾天后出現一些苗死了，一些苗葉子抽得很長，跟“並禾”同樣糟糕。這一“示範”使各級領導的頭腦清醒了，從而避免了不應有的損失。
清廉
余錫渠擔任領導職務以來，始終做到清正廉明，永葆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時刻關心民眾疾苦。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人生的信條，真正做到關心民眾比關心自己更重。
余錫渠常說：“一個幹部職位的高低，不能說明一個幹部的優劣。重要的標準是看你能否領導民眾過好日子。”因此，他常用這個標準衡量自己，對民眾生活、民眾疾苦，總是關懷備至。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深入基層，為解決民眾的生活困難問題日夜操勞。他把自己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贊助給民眾的公共福利事業，自己因營養不足發生水腫，也顧不得醫治。地委領導送他住院治療，他卻偷偷跑到農村，同民眾共艱苦，創造出很多生產渡荒的辦法，幫助民眾闖過難關。1961年12月，余錫渠回到家裡，大隊幹部看見他身體又病又弱，弄來兩條魚給他吃，被他婉言謝絕。他說：“現在正是大災之後，民眾生活很困難，我不能鬧特殊呵！”那年春節後，余錫渠在溪南蹲點，一個寒冷的夜晚，管水員在海頭放水網魚，意外地捕到一條28斤重的大鰻魚。大家高興地準備改善一下生活，告訴余錫渠：“中午一起吃，嘗一嘗烏耳鰻。”余錫渠聽了十分高興地說：“烏耳鰻煮蒜，好！”接著又補充說：“把它切成五十七塊。”大家聽了納悶。他才說：“前幾天不是查出有水腫病人57人嗎？讓公社幹部挨家挨戶送去，我們就不要留了。”大家領會他的意思，一一照辦。
余錫渠調到行署以後，仍然保持當“赤腳縣長”時那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他到行署任農業處副處長時，身上一條水布，腳下一雙水陸兩用拖鞋。當上行署副專員、地委書記處書記時，還是儉樸過日子。住的房子不大，陳設非常簡單，一張睡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書櫥、一個皮箱。睡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張草蓆、一領薄薄的被子，一頂土改發的單人蚊帳。有一次，地委的負責同志到他的住房看望他，發現他蓋的被子太薄，床上又沒有東西墊，要給他拿一張棉被來，可是他堅持不肯要。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在家裡住得太舒服了，就會不想下鄉了。”他下鄉短途常常蹬腳踏車，穿是布衣，吃是淡飯。他自己艱苦樸素，不搞特殊，要求家屬也這樣做。解放以來，雖然他工作在城市，可是他一直讓自己的妻子兒女留在農村，參加勞動。余錫渠在長期的地下鬥爭和游擊戰爭中，積勞成疾，患了腎臟炎、胃潰瘍等慢性病。有的同志建議他把家屬接到城裡來住，這樣可以在生活上對他有所照顧。可是余錫渠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己的妻子兒女留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能為國家創造財富，要是在城市閒住，就變成一個消費者，增加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他家人口多勞動力少，他就讓國小還沒畢業的大兒子，回家參加農業生產了。他每次回家，總要幫助家裡計畫一下開支，絕不讓生產隊給他家庭有任何特殊照顧。他經常囑咐妻子兒女：“你們是幹部家屬，社員和隊幹部很容易另眼看待，所以要更加謹慎。隊里有困難，我們要走在前頭，分東西卻要退在後頭。”他自己處處為他們樹立這樣的榜樣。1957年初，村里辦高級社缺乏資金，他將三百多元積蓄交給妻子投到社裡。大隊發電站發電時，先為一百多戶社員裝電燈，要給他家裝兩盞。他知道了，卻對大隊幹部說：“我們村裡有一千五百多戶，等大家都有電燈了，再為我們家安吧。我們幹部的生活不能超過一般民眾啊！”在他的影響下，他的一家不僅以勤儉持家聞名，而且個個熱愛勞動，熱愛集體。他的妻子被評為“五好”社員，大兒子每月出全勤，從不拈輕怕重；女兒從學校回來，也參加輔助勞動，幹活總是踏踏實實，後來大哥參軍了，她就拿起哥哥的鋤頭，參加農業勞動。
文藝
余錫渠雖出身農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從小就喜愛《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今小說，常跟鄉親談古論今。他喜愛文藝，富有藝術天賦，善於結合現實生活，運用文化藝術形式，開展宣傳教育活動。早在民主革命期間，他就運用文藝這個武器去揭露敵人，教育人民，創作出了《鰲魚詞》、《賣炭歌》等好多民歌，在民間廣為流傳。又通過組織燈謎會猜、擺“神前彩景”、游鰲魚舞等娛樂活動來達到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目的。解放後，他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關心和扶掖文藝人才，為澄海的文化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創作了《阿姆半夜想前情》、《治水歌》等一批詩歌、小演唱，很受民眾的喜愛和好評，他創作的“專員戲”更貼近生活、貼近民眾，成為當時一道絢麗的文藝風景線。
1960年，正當我國遇到經濟困難時期，余錫渠帶領地委工作組到冠山蹲點，幫助民眾渡荒。為了鼓舞鬥志，堅定信心，開展社會主義教育，余錫渠親自創作了潮劇《龍舌涵》，到澄海各地演出，受到觀眾的好評，取得明顯的教育效果。接著，他又創作了《韓江水》和《濱海風潮》，均獲得巨大成功。《濱海風潮》赴廣州演出後得到廣泛好評，《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先後發表了一批評論文章。該劇本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國家文化部又將其發給全國各劇種，有潮劇、漢劇、山歌劇、花劇、越劇等10多個劇團進行改編演出，影響甚廣。他先後創作的大型現代潮劇劇本共有8部，其中7個被專業劇團搬上舞台。他的戲劇作品取材於農村生活，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色彩，具有生動的藝術語言，豐富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時代特點，使人看了深受教益，起著良好的作用，被民眾譽為“專員戲”。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劇本，不是脫產寫作，而是他在工作繁忙之餘，利用公餘休息時間寫出來的。
為了總結和介紹農業生產的成就和經驗，普及農業科學知識，余錫渠創作了一大批農業科普詩歌，有的還配了畫，刊於《南方日報》、《作品》、《汕頭日報》等報刊。1962年，又組織舉辦了一場獨具特色、頗具規模的《田間文藝》展覽。展覽會把科學與文藝巧妙地結合起來，採用了詩、書、畫、文以及抽紗、嵌瓷、紗丁、彩燈、剪紙、香末塑、盆景等多種藝術手法，既形象地突出了展覽效果，又弘揚了優秀傳統文化，參觀展覽會達數萬人，觀眾不僅來自廣東各地，福建等地也專門組織農業、宣傳文化部門人員前來參觀。有“農藝文藝，並蒂花開”之稱譽。
余錫渠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得到了中央、省、地區各級黨組織的充分肯定。1963年春，中共廣東省委樹立余錫渠同志為模範黨員，並向全省黨組織發出通知，號召全省黨員和幹部向余錫渠同志學習。《南方日報》也在同年3月31日頭版上作了報導。《紅旗》雜誌、《汕頭日報》也先後刊登了余錫渠模範事跡的文章。1963年余錫渠當選為廣東省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4年又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悲逝
1965年，余錫渠調任廣東省農業廳副廳長。正當他年富力強，能更好發揮才能為黨為人民辦更多事情的時候，面臨著“文化大革命”風暴的到來。他在“文革”這場浩劫中，受到誣陷和摧殘，於1968年6月16日，被迫害含冤逝世，終年51歲。
評價
余錫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艱苦奮鬥的一生，無私奉獻的一生。他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為人民謀利益鞠躬盡瘁。他對自己和家屬要求嚴格，對民眾疾苦關懷備至。他始終保持勞動人民和人民公僕的本色，同人民民眾血肉相連。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模範地遵紀守法，不謀個人私利，嘔心瀝血為公為民。他的崇高風範，永遠值得我們懷念；他的高尚品德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