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人公何遂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傳奇人物，近現代史上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但由於種種原因，他並不為人所熟悉和了解。本書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傳記，也不是簡單的文集。書稿內容豐富，包括了何遂先生的遺作集萃，他的朋友、親人撰寫的紀念性文章、回憶，何氏家族的老照片等三個主要內容，既可以折射出那個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更通過許多細節和小“旁支”讓我們了解到更多在這一百多年間不容迴避、留下身影的人物。編排精心，裝幀設計精美，是一本值得保存的圖書。
基本介紹
- 書名：何遂遺蹤:從辛亥走進新中國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頁數：376頁
- 開本：16
- 作者：何達 王苗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英語
- ISBN：7010113661, 978701011366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何遂遺蹤:從辛亥走進新中國》的主人公何遂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傳奇人物，近現代史上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但由於種種原因，他並不為人所熟悉和了解。《何遂遺蹤:從辛亥走進新中國》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傳記，也不是簡單的文集。
作者簡介
何遂（1888-1968），字敘甫，福建閩侯人。
近代著名軍人孫岳稱之為“狂士丘八”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為他的甲骨文專著題詞並謄寫全文，中國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說他“詩詞書畫無不精”，國民黨大特務貶他是“在近代中國政治上最喜歡興風作浪的搗亂分子”……
何遂16歲從軍反清，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8歲奉派赴歐美參觀世界大戰，36歲任國民軍第三軍參謀長、國民軍空軍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長，授銜空軍中將。北伐中，他奉蔣介石之命，策反了吳佩孚的主力；此後擔任過黃埔軍校“代校務”，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一生以國家民族大義為己任，從力主抗日，發展到反蔣，抗戰初即與中共高層建立了聯繫。他的三子一女二媳均在抗戰初或解放戰爭中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他為人民解放事業做出過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先後擔任華東軍一行一政委員會委員、法務部長，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近代著名軍人孫岳稱之為“狂士丘八”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為他的甲骨文專著題詞並謄寫全文，中國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說他“詩詞書畫無不精”，國民黨大特務貶他是“在近代中國政治上最喜歡興風作浪的搗亂分子”……
何遂16歲從軍反清，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8歲奉派赴歐美參觀世界大戰，36歲任國民軍第三軍參謀長、國民軍空軍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長，授銜空軍中將。北伐中，他奉蔣介石之命，策反了吳佩孚的主力；此後擔任過黃埔軍校“代校務”，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一生以國家民族大義為己任，從力主抗日，發展到反蔣，抗戰初即與中共高層建立了聯繫。他的三子一女二媳均在抗戰初或解放戰爭中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他為人民解放事業做出過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先後擔任華東軍一行一政委員會委員、法務部長，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圖書目錄
代序：傳奇人 赤子心
代生平簡介：悼念我的父親何遂
遺作集萃
辛亥革命親曆紀實
辛亥革命時期的廣西新軍
反袁回憶錄
參觀歐洲大戰記（選載）
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
叢台集序
黃埔軍校中山先生紀念碑碑文
黃埔東江陣亡將士紀念碑碑文
濟深公園記
軍校學生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碑文
繪園藏瓦（選載）
繪園古鑒（選載）
兵要地理
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考
何敘甫藏甲骨文（選載）
敘圃甲骨釋略（選載）
校經圖序
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幾點建議
敘圃詞
敘圃詩
敘圃書畫
尋蹤文摭
過瞿塘少年抒豪情
一張照片引起的回憶
何遂主持黃埔軍校校務前後
抗戰初何遂與中共高層的交往
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
虎畫軼事
籌運花馬池鹽的往事
解放戰爭時期的何遂
從大陸戰鬥到台灣——緬懷吳石伯伯
父親與文物考古
我心中的爺爺
印證歷史的蹤跡——緬懷敬愛的爺爺
最後的微笑
何三叔逸事
最早向新上海捐獻文物的何遂將軍
擷影留真
老照片（以時間為序）
附錄
何遂年譜簡編（1888～1968年）
何遂家系簡表
代後記：這本書的故事
代生平簡介：悼念我的父親何遂
遺作集萃
辛亥革命親曆紀實
辛亥革命時期的廣西新軍
反袁回憶錄
參觀歐洲大戰記（選載）
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
叢台集序
黃埔軍校中山先生紀念碑碑文
黃埔東江陣亡將士紀念碑碑文
濟深公園記
軍校學生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碑文
繪園藏瓦（選載）
繪園古鑒（選載）
兵要地理
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考
何敘甫藏甲骨文（選載）
敘圃甲骨釋略（選載）
校經圖序
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幾點建議
敘圃詞
敘圃詩
敘圃書畫
尋蹤文摭
過瞿塘少年抒豪情
一張照片引起的回憶
何遂主持黃埔軍校校務前後
抗戰初何遂與中共高層的交往
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
虎畫軼事
籌運花馬池鹽的往事
解放戰爭時期的何遂
從大陸戰鬥到台灣——緬懷吳石伯伯
父親與文物考古
我心中的爺爺
印證歷史的蹤跡——緬懷敬愛的爺爺
最後的微笑
何三叔逸事
最早向新上海捐獻文物的何遂將軍
擷影留真
老照片（以時間為序）
附錄
何遂年譜簡編（1888～1968年）
何遂家系簡表
代後記：這本書的故事
後記
這本書的故事
何達
眼下有句時尚的話：“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本書成書的過程，其實是一段漫長的，交織著夢想與破滅、快樂與辛酸的故事。
1954年夏，父親大病初癒，被安排到太湖大幾山華東幹部療養院休養，我正休學在家，父親把我帶去，住在療養院附設的招待所里。應我的要求，父親為我詳細地講述了他生平的經歷。父親的講述坦白、形象，極富感情。對已，絕無隱惡揚善的矯飾，即便最難啟齒的隱私也直言不諱。對人、對事，直抒己見，詞鋒如刃。父親非常投入，他圓睜雙目的怒吼聲，曾驚得護士闖進門來。我被感動了，陶醉了，也增加了不少歷史知識。當仲秋的涼風催我們回家，父子站在寬寬的陽台上，隔湖面對的是美麗的黿頭渚，遠處據傳是范蠡載西施泛五湖的地方。江山如畫，我透著幾分自負對父親許諾，一定要把他一生的傳奇經歷寫出來，父親像孩子般開心地笑了。
1957年，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農村，經過近4年“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從這年起，我依據記錄協助父親陸續撰寫並發表了三篇自述文章，即《辛亥革命親曆紀實》、《反袁回憶》和《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保護老父親的安全，那份幾經補充但過於直白且涉人甚廣的原始記錄被燒掉了。兩代人不同的“夢”化作縷縷青煙，消失在暗夜裡了。
“文化大革命”後，機會多起來，但年逾不惑的我不得不為適應新的職業和養家餬口奔忙，僅在1985年寫過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該文經三哥何康托習仲勛副委員長轉呈鄧穎超主席閱後，在當年2月24目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這是父親去世17年後對社會的一個告白。
2001年，我以父親《辛亥革命親曆紀實》一文為基礎，經過實地考察，參照相關史料，費了老大力氣，寫完長篇紀實作品《辛亥血》。結果市場反應極其冷淡，該文僅在美國《僑報》全文連載，內地只有武漢的《長江日報》選載了一部分。我意識到父親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已經失去鮮活的第一手資料，走紀實文學的路是不行的。
我的大哥何世庸是個寬厚而富有遠見的人。他生於1914年，是父親最看重的長子，了解父親中年以後的事情最多，個人的經歷也很豐富。他很想把父親的事跡以至第二代的經歷寫出來，傳之於世，認為這反映了大時代的脈動與變遷，是有意義的。他給我寫過許多長信，鼓勵我並以豐富的想像出謀劃策。他把多年積累的圖書文字資料全部交給了我，其中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期間以交代歷史為名撰寫的長篇回憶資料。作為廣東省黃埔同學會的會長，他以八十餘歲高齡帶著姐姐何嘉、我和趙志勤夫婦參觀了長洲島黃埔軍校舊址，逐一瞻仰了父親留下的那些碑刻原跡。他又和大嫂李智勤約同三哥與三嫂郁雋民住到他們家裡，用了半個月時間，共同追憶了何家兩代人的往事，三嫂將全部錄音交給了我。二嫂韓蘊也把二哥何世平生前所寫全部個人、家庭資料交給了我。這些資料不僅成為撰寫《何遂年譜簡編》的依據，而且使我認識到，通過哥哥姐姐的敘述，可以基本上勾勒出父親中年以後的主要事跡。從2002年起，我與大哥合作開始了這方面的實踐。於是，《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籌運花馬池鹽的往事》等文，相繼在《百年潮》雜誌上發表。
我的妹妹何敏、妹夫杜清泉曾兩次向我建議編輯出版一本紀念父親的文集，並提出父親的遺作《叢台集序》和《敘圃詞》等均有出版價值。有些社會人士，譬如保定軍校親屬聯誼會中的故舊，原國民軍第三軍將領的後人，都曾表示過類似的意願。總之，親友們的願望和支持，促使我著手謀劃編輯出版一本紀念父親的綜合性文集。
但是，囿於我個人的視野、能力和精力，這件事情的進展是緩慢的，我也深感力不從心。 2006年春，我到香港旅遊，見到何迪和王苗。談到我正為父親編一本紀念文集，何迪說他也正想為爺爺出一本書，自然有了共同的話題。何迪是三哥何康的長子，好學而敏銳，在金融界已頗有成就。他的少年和進入青年的時期，都在爺爺身邊度過，對晚年的爺爺有所了解並懷有很深的感情。王苗是靠勤奮與靈性從不幸中闖出來的著名攝影家，又是出版業的行家裡手。他們夫婦帶著嶄新的思路和運作方式傾情投入，迅速組成了本書的編委會，安排了多次“尋蹤之旅”，成功地調動起何家兩代人的積極性，也大大激發了我的潛能。把原本少數人分散孤立的行為轉化為整個家族集中協調一致的實踐，是何迪和王苗的，鼠晴之筆，也是他們組織才能的體現。從此，本書的編輯程式進入了快車道。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有一段時期，每一次編委會的聚議，都會看到令人驚喜的進展，無論在父親遺作的蒐集或主要事跡的挖掘方面，都在快速地推進。
根據何代寧從網際網路上獲得的線索，我順利地從國家圖書館查到了父親作於1932年的《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考》（保存本書庫），出版於1937年的《敘圃甲骨釋略》（普通古籍書庫），作於1943年的《校經圖序》（敦煌專題書庫）。繼而，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熱情幫助下，又查到了《繪園畫冊》、《繪園藏瓦》、《繪園古鑒》、《叢台集序》、《兵要地理》（手稿）等遺作。這個過程使我深切感受到圖書館事業對傳承人類文明有多么重要，而國家圖書館計算機管理系統的投入運行，又給讀者帶來了多么大的方便。本書編委會第二次會議到的人特別多，大家看見這么多“老人家”遺作的複印件，都高興得歡呼起來。父親生前講過他和陳獨秀的交往和在文化方面的合作，現在從石印出版的《敘圃甲骨釋略》上看到陳獨秀不僅為該書題詞，而且親自謄寫了全文。面對當年兩位文化跋涉者的友誼結晶，大家都肅然起敬。所有的親人都知道，父親曾把大量收藏的古文物捐贈給多個地方的博物館，但不理解他為何不給子孫留下一件文物。這次讀了他被列為“百年敦煌文獻”的《校經圖序》，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們真誠地向國家圖書館致敬，致謝！
父親有兩本遺作，是這次經過一番曲折才找到的。一本是《何敘甫藏甲骨文》，我們知道這個書目。1935年父親將收藏的甲骨文拓片整理成《何敘甫藏甲骨文》，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製成粘裝拓本。但我們在大陸多個圖書館均未找到複製本。王苗為此向她在台灣的朋友莊靈先生求助，終於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找到了。該研究所慨贈三頁，其一鈐有朱印，本書得以刊載。這也是兩岸民間文化的一次自然交流。另一本是《歐洲觀戰記》。有些名人詞典在何遂條目中提及過此書，但家人從未見過。2007年夏，經何仲山、劉友於聯絡，耄耋高齡的三哥三嫂帶領我們遠赴重慶尋蹤。在潘國平博士幫助下，居然於搬遷中的重慶圖書館查到此書書目。後經潘博士多方努力，終於獲得這本1921年由重慶軍事日刊社出版的《參觀歐洲大戰記》。該書記錄了1916年12月至1918年7月何遂奉命赴歐觀戰，歷經日、美、法、英、意、比、瑞士諸國，考察戰場、戰事之見聞記錄與心得。貫穿全書的力主向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習，引進外國人才，培養國內人才的議論和建議，應該說是較早提倡打開國門，學習西方的聲音。我們謹向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重慶市圖書館致敬，致謝！衷心感謝莊靈先生、潘國平博士的幫助。
杜清泉、何代寧從網際網路上下載了二百餘頁有關父親的資料，其中孫中山1924年11月7日致包括父親在內的參加北京政變的主要將領的具名復電，有關廣州長洲島黃埔軍校舊址的資料，以及多幅流傳於社會的父親書畫真跡等，均在核實後充實了本書的內容。
父親熱愛傳統的詩詞書畫，畢生創作，樂此不疲。經眾親友共同努力蒐集，使本書在這幾方面都能有所選載。1947年出版的《敘圃詞》是父親留下的最完整的一束舊體詞作，寫作年代貫穿整個抗戰時期。其中不乏飽含愛國激情的豪放之篇，也確有不少懊饢柔憷之音。父親深受柳永、周邦彥、吳文英的影響，又是多情種子，實不足為怪。這裡原汁原味地刊出，並做了必要的校注。
我們力求在本書中較完整地概括父親一生的主要事跡。父親生前留下四篇自述性文章，對早年經歷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辛亥革命是他一生的起點，也是他一生最輝煌的篇章。他的《辛亥革命親曆紀實》一文，已被眾多史論文章或著作直接引用。《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以他自身的視角，摭記了北京政變的背景和過程，留下了國民軍第三軍若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何世庸口述的《抗戰初何遂與中共高層的交往》，生動具體地描述了“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真實狀況。《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一文，則觸及黃河決堤以水代兵那場巨大的民族災難。顯然這個事件絕非三五人的建議所能釀成，該文只是一個當事者後輩的回憶。值得注意的是，何世庸親聆了當年葉劍英對此事的評價。戰爭是無情的，贏弱的中華民族為戰勝暴虐的強敵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千秋功罪，任後人評說吧。
吳石將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國家統一大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並為此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幸福。但他的事跡長期偃然無聞，坊間裡下（特另0在境外）對吳石本人以至吳石與父親的關係誤傳、誤解甚多，本書刊載了何康口述的《從大陸戰鬥到台灣——緬懷吳石伯伯》一文。何康、何嘉兩位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當事人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吳石長子吳韶成世兄多次給予指導並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使這篇沉甸甸的文章對歷史、對公眾都做出了必要的交代。
父親一生非常熱衷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特別是文物考古事業。弟弟何仲山撰寫的《父親與文物考古》一文，以學者的嚴謹，經過多方調查、考證，對父親參與的文化活動進行了可貴的發掘與彰顯，對父親留下的幾篇考古著述，也做了有益的闡釋。
父親在新中國生活了18年。這個飽經滄桑、極富個性的老人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如何渡過運動接著運動的18個春秋？何迪以第三代的視角，深情地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並不吝“觸及自己的靈魂”。《我心中的爺爺》一文，堪稱以個人事件見證大時代的佳作。何代寧緬懷爺爺的文章，則生動地再現了老人家晚年休養、文化生活中的一些趣聞。 2008年是父親誕辰的12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40周年。老人家人緣好，全家親人都熱望能在這年出版文集來紀念他。到年底已經匯集了父親的遺作19篇（部），還有一批書畫作品和舊照片，同時匯集了14篇有針對性的紀念文章，撰寫了《年譜簡編》。這個成果，遠遠超出我原本的構想。如果沒有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組織策動，沒有何家兩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實現的。
令大家欣喜的是，此時年屆九五與先父有過交誼的老藝術家黃苗子先生為本書題寫了書名。他慨然說“義不容辭”，我們衷心地感謝他的盛情。
我寫文章馬馬虎虎，編書卻不在行。王苗富有編輯出版的實踐經驗，由她承擔了這方面的工作，從文章的排列分部、語言的風格、圖片的選擇安插到版式、裝幀的設計，處處滲透了她的美學理念和心血。本書追求“親切自然、真實客觀、多元諧和、貼近生活”的整體風格，這主要是王苗的貢獻。
2008年12月，《何遂遺蹤》在香港由中國書局出版了。
捧讀之餘，我再次領悟：一件美好事物的背後，總是會聚著許多人的心血和智慧。這裡我們還要感謝朱建輝先生，他為本書翻拍了數百張照片，辛辛苦苦為許多舊照片修版。我們感謝雷蓉女士熱心地多方支持效力，感謝王蕖女士做了大量後勤工作，她們的努力使編書的運作更為順暢。我本人還要特別感謝數十年與我憂患與共的愛妻趙志勤，她勤勞低調，總是默默地承擔起各種家事，使我能精力充沛地去做想做的事情。
《何遂遺蹤》在港出版後，內地也有一些讀者。不敢說好評如潮，但確實聽到不少讚揚的聲音——“真實”、“坦誠”、“美”、“看上去很舒服”，等等。我們也萌生出將此書在內地出版的念頭。
兩年多過去了，因為考慮諸如“市場前景”之類的問題，《何遂遺蹤》被內地一些出版機構拒之門外。終於，人民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幾乎被社會遺忘的人物，該社的領導辛廣偉和編輯們決定出版這本書，並且充分肯定香港版的優點，同意基本保持原書整體風格，並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改進意見，責任編輯孫涵女士及校對、美編為本書付出的智慧與辛勤勞動，令我們敬重難忘。
這次內地出版，增加了兩篇文章，即《何遂主持黃埔軍校校務前後》與《解放戰爭時期的何遂》，這樣就把父親一生的歷史表達得更加清晰完整了。
我們感謝人民出版社。我們衷心祈望，本書的出版，能把一位一生愛國，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進步的已故辛亥老人的拳拳之心留駐於人世間。
2012年4月
何達
眼下有句時尚的話：“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本書成書的過程，其實是一段漫長的，交織著夢想與破滅、快樂與辛酸的故事。
1954年夏，父親大病初癒，被安排到太湖大幾山華東幹部療養院休養，我正休學在家，父親把我帶去，住在療養院附設的招待所里。應我的要求，父親為我詳細地講述了他生平的經歷。父親的講述坦白、形象，極富感情。對已，絕無隱惡揚善的矯飾，即便最難啟齒的隱私也直言不諱。對人、對事，直抒己見，詞鋒如刃。父親非常投入，他圓睜雙目的怒吼聲，曾驚得護士闖進門來。我被感動了，陶醉了，也增加了不少歷史知識。當仲秋的涼風催我們回家，父子站在寬寬的陽台上，隔湖面對的是美麗的黿頭渚，遠處據傳是范蠡載西施泛五湖的地方。江山如畫，我透著幾分自負對父親許諾，一定要把他一生的傳奇經歷寫出來，父親像孩子般開心地笑了。
1957年，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農村，經過近4年“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從這年起，我依據記錄協助父親陸續撰寫並發表了三篇自述文章，即《辛亥革命親曆紀實》、《反袁回憶》和《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保護老父親的安全，那份幾經補充但過於直白且涉人甚廣的原始記錄被燒掉了。兩代人不同的“夢”化作縷縷青煙，消失在暗夜裡了。
“文化大革命”後，機會多起來，但年逾不惑的我不得不為適應新的職業和養家餬口奔忙，僅在1985年寫過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該文經三哥何康托習仲勛副委員長轉呈鄧穎超主席閱後，在當年2月24目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這是父親去世17年後對社會的一個告白。
2001年，我以父親《辛亥革命親曆紀實》一文為基礎，經過實地考察，參照相關史料，費了老大力氣，寫完長篇紀實作品《辛亥血》。結果市場反應極其冷淡，該文僅在美國《僑報》全文連載，內地只有武漢的《長江日報》選載了一部分。我意識到父親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已經失去鮮活的第一手資料，走紀實文學的路是不行的。
我的大哥何世庸是個寬厚而富有遠見的人。他生於1914年，是父親最看重的長子，了解父親中年以後的事情最多，個人的經歷也很豐富。他很想把父親的事跡以至第二代的經歷寫出來，傳之於世，認為這反映了大時代的脈動與變遷，是有意義的。他給我寫過許多長信，鼓勵我並以豐富的想像出謀劃策。他把多年積累的圖書文字資料全部交給了我，其中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期間以交代歷史為名撰寫的長篇回憶資料。作為廣東省黃埔同學會的會長，他以八十餘歲高齡帶著姐姐何嘉、我和趙志勤夫婦參觀了長洲島黃埔軍校舊址，逐一瞻仰了父親留下的那些碑刻原跡。他又和大嫂李智勤約同三哥與三嫂郁雋民住到他們家裡，用了半個月時間，共同追憶了何家兩代人的往事，三嫂將全部錄音交給了我。二嫂韓蘊也把二哥何世平生前所寫全部個人、家庭資料交給了我。這些資料不僅成為撰寫《何遂年譜簡編》的依據，而且使我認識到，通過哥哥姐姐的敘述，可以基本上勾勒出父親中年以後的主要事跡。從2002年起，我與大哥合作開始了這方面的實踐。於是，《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籌運花馬池鹽的往事》等文，相繼在《百年潮》雜誌上發表。
我的妹妹何敏、妹夫杜清泉曾兩次向我建議編輯出版一本紀念父親的文集，並提出父親的遺作《叢台集序》和《敘圃詞》等均有出版價值。有些社會人士，譬如保定軍校親屬聯誼會中的故舊，原國民軍第三軍將領的後人，都曾表示過類似的意願。總之，親友們的願望和支持，促使我著手謀劃編輯出版一本紀念父親的綜合性文集。
但是，囿於我個人的視野、能力和精力，這件事情的進展是緩慢的，我也深感力不從心。 2006年春，我到香港旅遊，見到何迪和王苗。談到我正為父親編一本紀念文集，何迪說他也正想為爺爺出一本書，自然有了共同的話題。何迪是三哥何康的長子，好學而敏銳，在金融界已頗有成就。他的少年和進入青年的時期，都在爺爺身邊度過，對晚年的爺爺有所了解並懷有很深的感情。王苗是靠勤奮與靈性從不幸中闖出來的著名攝影家，又是出版業的行家裡手。他們夫婦帶著嶄新的思路和運作方式傾情投入，迅速組成了本書的編委會，安排了多次“尋蹤之旅”，成功地調動起何家兩代人的積極性，也大大激發了我的潛能。把原本少數人分散孤立的行為轉化為整個家族集中協調一致的實踐，是何迪和王苗的，鼠晴之筆，也是他們組織才能的體現。從此，本書的編輯程式進入了快車道。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有一段時期，每一次編委會的聚議，都會看到令人驚喜的進展，無論在父親遺作的蒐集或主要事跡的挖掘方面，都在快速地推進。
根據何代寧從網際網路上獲得的線索，我順利地從國家圖書館查到了父親作於1932年的《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考》（保存本書庫），出版於1937年的《敘圃甲骨釋略》（普通古籍書庫），作於1943年的《校經圖序》（敦煌專題書庫）。繼而，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熱情幫助下，又查到了《繪園畫冊》、《繪園藏瓦》、《繪園古鑒》、《叢台集序》、《兵要地理》（手稿）等遺作。這個過程使我深切感受到圖書館事業對傳承人類文明有多么重要，而國家圖書館計算機管理系統的投入運行，又給讀者帶來了多么大的方便。本書編委會第二次會議到的人特別多，大家看見這么多“老人家”遺作的複印件，都高興得歡呼起來。父親生前講過他和陳獨秀的交往和在文化方面的合作，現在從石印出版的《敘圃甲骨釋略》上看到陳獨秀不僅為該書題詞，而且親自謄寫了全文。面對當年兩位文化跋涉者的友誼結晶，大家都肅然起敬。所有的親人都知道，父親曾把大量收藏的古文物捐贈給多個地方的博物館，但不理解他為何不給子孫留下一件文物。這次讀了他被列為“百年敦煌文獻”的《校經圖序》，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們真誠地向國家圖書館致敬，致謝！
父親有兩本遺作，是這次經過一番曲折才找到的。一本是《何敘甫藏甲骨文》，我們知道這個書目。1935年父親將收藏的甲骨文拓片整理成《何敘甫藏甲骨文》，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製成粘裝拓本。但我們在大陸多個圖書館均未找到複製本。王苗為此向她在台灣的朋友莊靈先生求助，終於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找到了。該研究所慨贈三頁，其一鈐有朱印，本書得以刊載。這也是兩岸民間文化的一次自然交流。另一本是《歐洲觀戰記》。有些名人詞典在何遂條目中提及過此書，但家人從未見過。2007年夏，經何仲山、劉友於聯絡，耄耋高齡的三哥三嫂帶領我們遠赴重慶尋蹤。在潘國平博士幫助下，居然於搬遷中的重慶圖書館查到此書書目。後經潘博士多方努力，終於獲得這本1921年由重慶軍事日刊社出版的《參觀歐洲大戰記》。該書記錄了1916年12月至1918年7月何遂奉命赴歐觀戰，歷經日、美、法、英、意、比、瑞士諸國，考察戰場、戰事之見聞記錄與心得。貫穿全書的力主向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習，引進外國人才，培養國內人才的議論和建議，應該說是較早提倡打開國門，學習西方的聲音。我們謹向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重慶市圖書館致敬，致謝！衷心感謝莊靈先生、潘國平博士的幫助。
杜清泉、何代寧從網際網路上下載了二百餘頁有關父親的資料，其中孫中山1924年11月7日致包括父親在內的參加北京政變的主要將領的具名復電，有關廣州長洲島黃埔軍校舊址的資料，以及多幅流傳於社會的父親書畫真跡等，均在核實後充實了本書的內容。
父親熱愛傳統的詩詞書畫，畢生創作，樂此不疲。經眾親友共同努力蒐集，使本書在這幾方面都能有所選載。1947年出版的《敘圃詞》是父親留下的最完整的一束舊體詞作，寫作年代貫穿整個抗戰時期。其中不乏飽含愛國激情的豪放之篇，也確有不少懊饢柔憷之音。父親深受柳永、周邦彥、吳文英的影響，又是多情種子，實不足為怪。這裡原汁原味地刊出，並做了必要的校注。
我們力求在本書中較完整地概括父親一生的主要事跡。父親生前留下四篇自述性文章，對早年經歷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辛亥革命是他一生的起點，也是他一生最輝煌的篇章。他的《辛亥革命親曆紀實》一文，已被眾多史論文章或著作直接引用。《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以他自身的視角，摭記了北京政變的背景和過程，留下了國民軍第三軍若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何世庸口述的《抗戰初何遂與中共高層的交往》，生動具體地描述了“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真實狀況。《花園口決堤見聞與思考》一文，則觸及黃河決堤以水代兵那場巨大的民族災難。顯然這個事件絕非三五人的建議所能釀成，該文只是一個當事者後輩的回憶。值得注意的是，何世庸親聆了當年葉劍英對此事的評價。戰爭是無情的，贏弱的中華民族為戰勝暴虐的強敵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千秋功罪，任後人評說吧。
吳石將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國家統一大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並為此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幸福。但他的事跡長期偃然無聞，坊間裡下（特另0在境外）對吳石本人以至吳石與父親的關係誤傳、誤解甚多，本書刊載了何康口述的《從大陸戰鬥到台灣——緬懷吳石伯伯》一文。何康、何嘉兩位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當事人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吳石長子吳韶成世兄多次給予指導並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使這篇沉甸甸的文章對歷史、對公眾都做出了必要的交代。
父親一生非常熱衷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特別是文物考古事業。弟弟何仲山撰寫的《父親與文物考古》一文，以學者的嚴謹，經過多方調查、考證，對父親參與的文化活動進行了可貴的發掘與彰顯，對父親留下的幾篇考古著述，也做了有益的闡釋。
父親在新中國生活了18年。這個飽經滄桑、極富個性的老人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如何渡過運動接著運動的18個春秋？何迪以第三代的視角，深情地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並不吝“觸及自己的靈魂”。《我心中的爺爺》一文，堪稱以個人事件見證大時代的佳作。何代寧緬懷爺爺的文章，則生動地再現了老人家晚年休養、文化生活中的一些趣聞。 2008年是父親誕辰的12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40周年。老人家人緣好，全家親人都熱望能在這年出版文集來紀念他。到年底已經匯集了父親的遺作19篇（部），還有一批書畫作品和舊照片，同時匯集了14篇有針對性的紀念文章，撰寫了《年譜簡編》。這個成果，遠遠超出我原本的構想。如果沒有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組織策動，沒有何家兩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實現的。
令大家欣喜的是，此時年屆九五與先父有過交誼的老藝術家黃苗子先生為本書題寫了書名。他慨然說“義不容辭”，我們衷心地感謝他的盛情。
我寫文章馬馬虎虎，編書卻不在行。王苗富有編輯出版的實踐經驗，由她承擔了這方面的工作，從文章的排列分部、語言的風格、圖片的選擇安插到版式、裝幀的設計，處處滲透了她的美學理念和心血。本書追求“親切自然、真實客觀、多元諧和、貼近生活”的整體風格，這主要是王苗的貢獻。
2008年12月，《何遂遺蹤》在香港由中國書局出版了。
捧讀之餘，我再次領悟：一件美好事物的背後，總是會聚著許多人的心血和智慧。這裡我們還要感謝朱建輝先生，他為本書翻拍了數百張照片，辛辛苦苦為許多舊照片修版。我們感謝雷蓉女士熱心地多方支持效力，感謝王蕖女士做了大量後勤工作，她們的努力使編書的運作更為順暢。我本人還要特別感謝數十年與我憂患與共的愛妻趙志勤，她勤勞低調，總是默默地承擔起各種家事，使我能精力充沛地去做想做的事情。
《何遂遺蹤》在港出版後，內地也有一些讀者。不敢說好評如潮，但確實聽到不少讚揚的聲音——“真實”、“坦誠”、“美”、“看上去很舒服”，等等。我們也萌生出將此書在內地出版的念頭。
兩年多過去了，因為考慮諸如“市場前景”之類的問題，《何遂遺蹤》被內地一些出版機構拒之門外。終於，人民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幾乎被社會遺忘的人物，該社的領導辛廣偉和編輯們決定出版這本書，並且充分肯定香港版的優點，同意基本保持原書整體風格，並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改進意見，責任編輯孫涵女士及校對、美編為本書付出的智慧與辛勤勞動，令我們敬重難忘。
這次內地出版，增加了兩篇文章，即《何遂主持黃埔軍校校務前後》與《解放戰爭時期的何遂》，這樣就把父親一生的歷史表達得更加清晰完整了。
我們感謝人民出版社。我們衷心祈望，本書的出版，能把一位一生愛國，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進步的已故辛亥老人的拳拳之心留駐於人世間。
2012年4月
序言
傳奇人 赤子心
何嘉
父親辭世40年了，我很想念他。
父親一生愛國，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豪爽、熱情、俠義，可以說是一個生於亂世滿懷赤子之心的傳奇人物。
父親一生在政治上是敏銳而清醒的。從參加辛亥革命到抗日，從不滿到反對蔣介石，從同情、支持共產黨到直接為黨工作，父親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他是一個富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他畢生的信念就是振興中國。
父親出生的1888年，正是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清末。他16歲從軍反清，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1歲畢業於保定陸大第二期，是廣西同盟會創建人之一。他滿腔熱血忘我地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中，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分子，翻開那段歷史，許多親歷者的回憶中都寫到他。
在武夫當國的軍閥混戰時期，父親參與了護國、護法鬥爭。抱著“以軍閥制軍閥”的模糊思想，他投身直系，參與了1924年馮玉祥、孫岳、胡景翼發動的“北京政變”。在他36歲時，當上了國民軍空軍司令、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岳）參謀長兼第四師師長；也被北京政府任命為航空署署長，授銜空軍中將。按說算得上風光一時，但他對此並不在意，一心幻想著把國民軍第三軍帶到甘肅、新疆去割據，實現他的改良夢。結果和他義結金蘭的摯友孫岳鬧僵，獨自離開了國民軍。
中國歷史走進以蔣介石集團為主導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伐戰爭中，父親遵照蔣介石的指令，到河南去策動吳佩孚的主力倒戈回響北伐。應該說，蔣介石對交遊廣闊以“當代魯仲連”自命的父親是不錯的，先後任命他為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代校務”（代校長、副校長主持校務）、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高官。父親對蔣的不滿，主要起於抗日。父親是個民族意識極強的人，對日本的侵略痛心疾首，不共戴天。“九一八”事變後，他與朱慶瀾共同組建“遼、吉、黑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自己毀家紓難，變賣古董字畫充作抗日軍餉，還代表“後援會”和孫科到熱河去敦促湯玉麟整軍抗日，自己又請纓殺敵當了55軍軍長，險些被進攻熱河的日寇打死。蔣介石對日本入侵的一再妥協使他很反感，正是在抗日這面民族大旗下，西安事變後，他開始靠攏中國共產黨。
1937年5、6月間，當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時，經張沖安排，他和周恩來等有了接觸。“七七”事變後，葉劍英、博古、李克農等共產黨人與父親交往漸多；1937年9月，父親還專程陪同周恩來從第一戰區到山西去，協調閻錫山與八路軍的關係。父親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很真誠的。國共剛開始合作抗日，在南京，他聽葉劍英對他說，中共代表駐地警衛缺少槍枝，他立即將家中所存四支步槍兩支駁殼槍連同子彈全部相贈；皖南事變後，他得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經濟困難，立即送去一筆現款。也許有人覺得這不算什麼，可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種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難能可貴啊！
我和父親接觸最多的時候是1949年。這一年，黨組織兩次讓我伴隨父親，協助他工作。一次是在寒冷的1月，我隨父親從香港到漢口，按照黨的要求，父親三次會見白崇禧。他們在白的臥室談話，我就坐在外間客廳等。完成任務後，返程路過南京，父親又主動地去見“代總統”李宗仁（父親與李宗仁、白崇禧有師生之誼），勸他真誠地和共產黨和談息兵，避免繼續生靈塗炭。另一次是4月隨父親從上海赴廣州，後轉台灣工作。8月在台北，父親和吳石伯伯接觸密切。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和避免祖國的分裂，吳石甘冒斧鉞，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我們並在香港協助吳石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這段生活很特殊，由於工作關係和環境險惡，我和父親的關係有了不尋常的變化，我們既是父女，又是為完成一個共同任務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戰友。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組合。父親一生很多事情讓我感動，他的音容笑貌，愛國情懷，待人的真誠俠義，永遠銘刻在我心間。
父親的記憶力極強，可以成篇地背誦《左傳》和《戰國策》。他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詩詞書畫在他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畫畫送人是他的樂趣，動輒有詩，出口成章。我一直認為，父親的文才遠勝於他從政之資。父親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開始文物收藏和考古。他收集的秦漢瓦當逾千，親自拓片匯成三十餘冊；他的《何敘甫藏甲骨文》有郭沫若作序；他的《敘圃甲骨釋略》有商承祚、陳獨秀題詞。他收藏的大量文物都先後捐獻給了幾個地方的博物館。僅1950年捐獻給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文物就達6895件。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一件文物。他在1943年作的《校經圖序》（見《百年敦煌文庫·文獻卷》）中，對文物國有，文物的保護、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極有見地的見解。他自己就是一個忠實的實踐者。
最難得的是，父親歷經滄桑卻始終保持一顆透明的赤子之心。他的言行有時像個孩子。1957年“反右”熱潮中，我二哥何世平（在全國人大辦公廳工作）接到同事的電話，說當天部分人大代表批判右派分子黃紹茲的會議上，正群情激憤，父親突然離席，到小賣部買了一盒冰激凌，在眾目睽睽下送到被批得滿頭大汗的黃紹茲面前。二哥立即約同我的愛人鄧裕民趕到父親家，對老先生進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他們兩人當年被家人戲稱為“救火隊長”。
在家庭里，父親事母至孝，關愛弟兄；對子女則是一位真正的慈父，民主平等，慈愛有加。他心中早知自己的兒女是共產黨，但並不說破，只是默默從旁協助、掩護。有一次，我三哥何康在客廳讀《聯共（布）黨史教程》，隨手將書扔在沙發上。父親拾到後，提筆在書的封面上寫下“他山之石”四字，並簽上自己的名字，仍置於客廳。我想，父親在家中所以這樣，是他既深受傳統道德的薰陶，早年又遍游歐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影響的結果。這也是兒女和孫輩特別愛戴他的一個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法務部部長，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每年人大都要組織代表到各地參觀考察，父親看到祖國欣欣向榮的建設非常高興，創作了大量讚美新中國的詩畫。但對一次次過“左”的政治運動很不理解。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當了一回諍友，講了一些逆耳諍言。從他晚年的一些詩作中，也可以窺見他內心的困惑。1968年1月，他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我的弟弟何達，1954年詳細記錄了父親口述的生平經歷。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後生活相當坎坷，但仍陸續寫了一些關於父親的文字。近兩年，在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策劃組織下，全家親人同心協作，這本《何遂遺蹤》終於出版了。我們要說，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只是為了留下一些有益的作品和史料。
朋友，請讀讀這本書，在這裡，可以看到近現代歷史的若干側影，也可以感受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何嘉
父親辭世40年了，我很想念他。
父親一生愛國，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豪爽、熱情、俠義，可以說是一個生於亂世滿懷赤子之心的傳奇人物。
父親一生在政治上是敏銳而清醒的。從參加辛亥革命到抗日，從不滿到反對蔣介石，從同情、支持共產黨到直接為黨工作，父親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他是一個富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他畢生的信念就是振興中國。
父親出生的1888年，正是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清末。他16歲從軍反清，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1歲畢業於保定陸大第二期，是廣西同盟會創建人之一。他滿腔熱血忘我地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中，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分子，翻開那段歷史，許多親歷者的回憶中都寫到他。
在武夫當國的軍閥混戰時期，父親參與了護國、護法鬥爭。抱著“以軍閥制軍閥”的模糊思想，他投身直系，參與了1924年馮玉祥、孫岳、胡景翼發動的“北京政變”。在他36歲時，當上了國民軍空軍司令、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岳）參謀長兼第四師師長；也被北京政府任命為航空署署長，授銜空軍中將。按說算得上風光一時，但他對此並不在意，一心幻想著把國民軍第三軍帶到甘肅、新疆去割據，實現他的改良夢。結果和他義結金蘭的摯友孫岳鬧僵，獨自離開了國民軍。
中國歷史走進以蔣介石集團為主導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伐戰爭中，父親遵照蔣介石的指令，到河南去策動吳佩孚的主力倒戈回響北伐。應該說，蔣介石對交遊廣闊以“當代魯仲連”自命的父親是不錯的，先後任命他為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代校務”（代校長、副校長主持校務）、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高官。父親對蔣的不滿，主要起於抗日。父親是個民族意識極強的人，對日本的侵略痛心疾首，不共戴天。“九一八”事變後，他與朱慶瀾共同組建“遼、吉、黑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自己毀家紓難，變賣古董字畫充作抗日軍餉，還代表“後援會”和孫科到熱河去敦促湯玉麟整軍抗日，自己又請纓殺敵當了55軍軍長，險些被進攻熱河的日寇打死。蔣介石對日本入侵的一再妥協使他很反感，正是在抗日這面民族大旗下，西安事變後，他開始靠攏中國共產黨。
1937年5、6月間，當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時，經張沖安排，他和周恩來等有了接觸。“七七”事變後，葉劍英、博古、李克農等共產黨人與父親交往漸多；1937年9月，父親還專程陪同周恩來從第一戰區到山西去，協調閻錫山與八路軍的關係。父親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很真誠的。國共剛開始合作抗日，在南京，他聽葉劍英對他說，中共代表駐地警衛缺少槍枝，他立即將家中所存四支步槍兩支駁殼槍連同子彈全部相贈；皖南事變後，他得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經濟困難，立即送去一筆現款。也許有人覺得這不算什麼，可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種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難能可貴啊！
我和父親接觸最多的時候是1949年。這一年，黨組織兩次讓我伴隨父親，協助他工作。一次是在寒冷的1月，我隨父親從香港到漢口，按照黨的要求，父親三次會見白崇禧。他們在白的臥室談話，我就坐在外間客廳等。完成任務後，返程路過南京，父親又主動地去見“代總統”李宗仁（父親與李宗仁、白崇禧有師生之誼），勸他真誠地和共產黨和談息兵，避免繼續生靈塗炭。另一次是4月隨父親從上海赴廣州，後轉台灣工作。8月在台北，父親和吳石伯伯接觸密切。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和避免祖國的分裂，吳石甘冒斧鉞，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我們並在香港協助吳石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這段生活很特殊，由於工作關係和環境險惡，我和父親的關係有了不尋常的變化，我們既是父女，又是為完成一個共同任務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戰友。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組合。父親一生很多事情讓我感動，他的音容笑貌，愛國情懷，待人的真誠俠義，永遠銘刻在我心間。
父親的記憶力極強，可以成篇地背誦《左傳》和《戰國策》。他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詩詞書畫在他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畫畫送人是他的樂趣，動輒有詩，出口成章。我一直認為，父親的文才遠勝於他從政之資。父親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開始文物收藏和考古。他收集的秦漢瓦當逾千，親自拓片匯成三十餘冊；他的《何敘甫藏甲骨文》有郭沫若作序；他的《敘圃甲骨釋略》有商承祚、陳獨秀題詞。他收藏的大量文物都先後捐獻給了幾個地方的博物館。僅1950年捐獻給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文物就達6895件。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一件文物。他在1943年作的《校經圖序》（見《百年敦煌文庫·文獻卷》）中，對文物國有，文物的保護、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極有見地的見解。他自己就是一個忠實的實踐者。
最難得的是，父親歷經滄桑卻始終保持一顆透明的赤子之心。他的言行有時像個孩子。1957年“反右”熱潮中，我二哥何世平（在全國人大辦公廳工作）接到同事的電話，說當天部分人大代表批判右派分子黃紹茲的會議上，正群情激憤，父親突然離席，到小賣部買了一盒冰激凌，在眾目睽睽下送到被批得滿頭大汗的黃紹茲面前。二哥立即約同我的愛人鄧裕民趕到父親家，對老先生進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他們兩人當年被家人戲稱為“救火隊長”。
在家庭里，父親事母至孝，關愛弟兄；對子女則是一位真正的慈父，民主平等，慈愛有加。他心中早知自己的兒女是共產黨，但並不說破，只是默默從旁協助、掩護。有一次，我三哥何康在客廳讀《聯共（布）黨史教程》，隨手將書扔在沙發上。父親拾到後，提筆在書的封面上寫下“他山之石”四字，並簽上自己的名字，仍置於客廳。我想，父親在家中所以這樣，是他既深受傳統道德的薰陶，早年又遍游歐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影響的結果。這也是兒女和孫輩特別愛戴他的一個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法務部部長，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每年人大都要組織代表到各地參觀考察，父親看到祖國欣欣向榮的建設非常高興，創作了大量讚美新中國的詩畫。但對一次次過“左”的政治運動很不理解。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當了一回諍友，講了一些逆耳諍言。從他晚年的一些詩作中，也可以窺見他內心的困惑。1968年1月，他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我的弟弟何達，1954年詳細記錄了父親口述的生平經歷。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後生活相當坎坷，但仍陸續寫了一些關於父親的文字。近兩年，在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策劃組織下，全家親人同心協作，這本《何遂遺蹤》終於出版了。我們要說，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只是為了留下一些有益的作品和史料。
朋友，請讀讀這本書，在這裡，可以看到近現代歷史的若干側影，也可以感受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