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伍豪事件
- 第一條：文革風波
- 第二條：特務偽造
- 第三條：違背事實
事件起因,特務偽造,違背事實,暫告段落,全文,後續,事件真相,名字來由,成員名單,男成員,女成員,評價,
事件起因
1967年夏天，實在過得令人鬱悶。誰也沒有想到，剛進5月，中央文革那幾員黑干將又把挑釁的目光盯在了周總理身上。
大概是那年的5月初吧，天津南開大學的一些紅衛兵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舊報紙里翻到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他們那時正在到處抓叛徒、特務和走資派，對這樣一則啟事當然很注意，所以就把報紙送到中央文革，這張報紙自然落到了江青手裡。
這則訊息里提到的伍豪正是周總理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就以抓閹的形式取了些代號互相稱呼，當然國民黨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
特務偽造
事實上，所謂“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國民黨特務一手炮製偽造的。當時，他們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聞》和《申報》上分別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就是企圖達到污衊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目的，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陰謀。國民黨炮製的這個啟事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因為在刊登啟事的前兩個月，周恩來已經按照黨中央的決定離開了上海，經過福建進入了中央蘇區，此時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關於“伍豪事件”的真相黨組織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風時，周總理曾把他當時的活動原原本本講過一遍，反擊了國民黨的分裂陰謀；解放後，有一個被捕的國民黨特務黃凱也交待過，說那份“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根本就是他們布置和偽造的。因為年代久遠，當時黨內知道這件事的人比較少，只有當時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負責人了解事情真相，為此，陳雲同志和一些老同志還寫過說明。但這件事的真相紅衛兵並不知道，因此他們才把這張報紙送到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手中。
違背事實
周總理接到信後知道江青又想鬧事，他回到西花廳把這事告訴了鄧穎超，他和鄧穎超都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那天，鄧穎超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鄧穎超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
報紙太多了，堆在一起有兩個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訊息挺困難。但大家沒有灰心，還是堅持一張一張地翻。終於，那則啟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報》上找著了，鄧穎超派人馬上送到周總理那裡。周總理很認真地閱讀了這則啟事，然後說“再查，還有一條訊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於是大家回來又查，但查遍了其它報紙都沒有看到那條反駁的訊息，大家很奇怪。當時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報》。有的同志開始懷疑有沒有這條訊息，因為當年周總理和鄧穎超也沒見到過。可周總理肯定地說：“會有的，陳雲同志在延安的時候說過，是登了報的，不會錯。”周總理這么一說，大家又接著查，結果真在2月22日的《申報》廣告欄里查到了。那則只有45個字的訊息是這樣寫的：“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見到這條訊息，周總理坦然地說：“這就清楚了。”確實，周總理不解釋所有人也明白，同一張報紙在三天之內就同一事件刊出兩條不同的訊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兩條訊息都找到後，周總理讓人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傑，把那些舊報紙一一拍照。隨信他還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事件編成大事記送給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學生又寫信反映“伍豪事件”，這封信讓毛主席看到了，他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衊。”
暫告段落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後才算暫時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開的批林批孔整風匯報會上，毛主席要周總理講一講“伍豪事件”，周總理就作了一個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錄音記錄，然後根據錄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記錄。根據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這個報告記錄要由周總理簽字後把錄音、文字記錄稿和所有的相關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以防將來有人再舊事重提。但當時不知為什麼，周總理看過錄音記錄稿後卻一直沒有簽字，這份記錄稿就一直放在總理辦公室保存起來了。
全文
這則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的如下：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後續
當時，周恩來已離滬去江西蘇區，用伍豪名義登的脫離啟事，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張沖)偽造出來反蘇反共的，這必須想個辦法加以澄清。經過大家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師陳志皋，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的啟事。但陳說他雖然在巡捕房工作，總是中國人，出面不方便。國民黨要是找到他，他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我們找一個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個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四十一號六樓五號
這樣，這個啟事就於1932年3月4日在《申報》登載出來了。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在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
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一百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因為周恩來已離開上海，他不會知道我們做了這些事情。以後也沒人向他提過這件事。
事件真相
雖然江青利用“伍豪事件”整周總理的陰謀沒能得逞，但她對周總理卻是越來越不滿意了。可江青畢竟不敢在周恩來面前公開施威，就屢屢把氣出在他的工作人員身上，這樣先是出現了曾經給周總理當過多年秘書的許明同志自殺事件，後來又出了讓趙茂峰給江青的女兒李訥寫檢查一事。關於許明同志被逼自殺之事，有同志在回憶文章中講過，我就不談了，而趙茂峰給李訥寫檢查卻是讓人看出江青的用心。
原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經常出去開會或者接見“紅衛兵”，開始每次都是由茂峰整理好檔案跟著去。那時候，江青正在處心積慮地找周總理的碴，有一次，周家鼎同志就“支左”工作向周總理寫了一個匯報條，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後江青的秘書打來電話問這條子還給不給江青看？當時周總理說：“已經過時了，不看也罷。”事情就算過去了。沒想到後來江青因為此事怪罪下來，對著周總理直抱怨，這讓家鼎感到很內疚。這時周總理很平和地說：“這不是你的錯。讓不讓她看檔案是我的事，你一個秘書能決定嗎？”周總理實事求是的兩句話，既擺脫了家鼎的尷尬，也讓江青一下子無話可說。
不久以後，“中央文革”小組要開碰頭會，周總理告訴茂峰時間、地點讓他寫個通知，通過中辦發下去。通知依慣例發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手中，沒有發給文革小組辦公室。但是此時的辦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兒李訥，於是江青藉此事又鬧了一氣。“你不放手你的秘書也不放手，通知為什麼不發給文革小組辦公室？”面對江青的無理取鬧，周總理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他說：“那好哇，讓趙茂峰給李訥寫個檢討，說他發通知有疏漏……”聽周恩來這樣一說，江青又鬧不起來了。
回到西花廳，周總理很誠懇地對趙茂峰說：“這件事是我讓你辦的，還讓你寫檢討，真是對不起。”
“寫檢討沒關係，這個我能理解。”茂峰迴答。
看到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總理緊鎖的眉頭舒展開。後來，他親自審閱了茂峰的檢討，還把裡面兩個錯別字改過來。
名字來由
周總理和一些熱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他們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鬮的形式取了些代號互相稱呼，
國民黨很多人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的筆名。
成員名單
男成員
10名，他們分別是：
9號趙光宸，後化名“奈因”；
11號薛撼岳，後化名“石逸”；
18號關錫斌，後化名“石霸”；
19號潘世綸，後化名“石久”；
20號胡維憲，後化名“念豪”；("念"音同“廿” 就是20 )
28號李震瀛，後化名“念八”；("念"音同“廿” 就是20 )
29號馬駿，後化名“念久”；("念"音同“廿” 就是20 )
41號諶小岑，後化名“施以”；
女成員
10名，她們分別是：
1號鄧穎超，後化名“逸豪”；
3號周之廉，後化名“珊”；
13號郭隆真，後化名“石珊”；
25號劉清揚，後化名“念吾”；("念"音同“廿” 就是20 )
26號吳瑞燕，後化名“念六”；("念"音同“廿” 就是20 )
31號李錫錦，後化名“衫逸”；
34號鄭季清，後化名“衫峙”；
36號張若名，後化名“衫陸”；
37號張嗣婧，後化名“衫棄”；
文革對周恩來的影響
1967年5月，隨著《五一六通知》的公開發表，社會上出現公開反對和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誣陷周恩來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等材料出現在江青的案頭(伍豪是周恩來早年用過的筆名——筆者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名節，周恩來即於5月19日夜致信毛澤東：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志也於昨日轉來各件，它是先在《新聞報》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面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偽造的啟事，二十二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可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十六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兇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只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瞭然了。
同時，送上報導最詳的上海《時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訂本一冊，《申報》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件及報送的各件材料作了“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的批示。完全清楚所謂“伍豪脫黨啟事”真相的康生，在讀到毛澤東這樣的一個批示後，遂不置一辭（60年代初，康生曾兩次寫下證明文字，證明“這完全是造謠誣衊，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
這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學生又以《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致信毛澤東。這一回毛澤東明確表態，於次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
周恩來臨終念念不忘
有了毛澤東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塵埃落定。令人深長思之的是，1972年6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在以三個晚上的時間，作關於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六次路線鬥爭的報告，並作了過分的自我批評之後，又在會議結束時作《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處事周密深細的周恩來顯然認為此事尚未“定奪”。周恩來在作這個專題報告的同時，向300多位與會者宣布：根據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見，要把報告的錄音記錄稿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作為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保存一份。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後的整整三年間卻未付諸實施。1975年8月中旬，毛澤東發表評論《水滸》的談話。姚文元迅速作出反應，促成以中央檔案的形式將毛的談話下達，並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公之於世，從而掀起一場“評《水滸》，批投降派”的運動。江青在9月初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極其露骨地攻擊重病中的周恩來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宋江架空晁蓋。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來做最後一次大手術。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後果難測，進手術室前，特意要來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看了一遍，並用顫抖的手在記錄稿第一頁上寫下“周恩來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9.20”的字樣。在推車進入手術室的一刻，周恩來用盡全身力氣，當著前來守候的諸多中央領導人和醫護人員的面，以少有的激憤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見狀，當即要汪東興向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僅僅相隔110天，滿腹痛楚和殷憂的周恩來與世長辭
評價
覺悟社團結進步青年，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引導社會的先鋒”和“作戰的大本營”，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組織之一。覺悟社有正式社員20人，所知社友9人。但是對於其他成員的經歷很多人並不清楚。對覺悟社全體成員的經歷作一系統介紹，進而勾勒出20世紀國中國最早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迥異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