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年～1922年），本名敘，字文爵，又名伍才，號秩庸，後改名廷芳。漢族，廣東新會西墩人，清末民初傑出的外交家、法學家，出生於新加坡，3歲隨父回廣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聖保羅書院，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學院攻讀法學，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後回香港任律師，成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
洋務運動開始後，1882年進入李鴻章幕府，出任法律顧問，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簽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
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主持南北議和，達成迫清室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1917年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因驚憤成疾，逝世於廣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伍廷芳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新加坡
- 出生日期：1842年
- 逝世日期：1922年
簡介,生平介紹,個人作品,伍廷芳：弱國無外交但有外交家,
簡介
伍廷芳(1842～1922)，本名敘，字文爵，號秩庸，後改名廷芳。漢族，廣東新會西墩人，清末民初傑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伍廷芳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新加坡，3歲隨父回廣州芳村定居，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學院攻讀法學，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後回香港任律師，成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
洋務運動開始後，1882年進入李鴻章幕府出任法律顧問，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簽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主持修訂法律，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等一系列先進主張。
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主持南北議和，達成迫清室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1917年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陳炯明叛變時，因驚憤成疾，逝世於廣州。廣州越秀山上有伍廷芳墓園。
洋務運動開始後，1882年進入李鴻章幕府出任法律顧問，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簽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主持修訂法律，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等一系列先進主張。
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主持南北議和，達成迫清室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1917年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陳炯明叛變時，因驚憤成疾，逝世於廣州。廣州越秀山上有伍廷芳墓園。
生平介紹
1842年7月30日生於新加坡，後隨父回國居廣州。 13歲時曾被綁票，逃脫後隻身赴香港聖保羅學院求學，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5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
在求學期間，與黃勝—起創辦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又協助陳藹亭創辦《香港華字報》。
1862年擔任香港高等法院譯員。
1864年，與何進善牧師的長女、何啟之姐妙齡女士結婚。
1870年由高等法院調任巡理廳首席譯員。
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學院攻讀法學，斯滿後取得大律師資格。
1877年2月返港，是獲準在英國殖民地開業的第一位華人律師，同時又被港府選任為考試委員。 洋務運動開始後，李鴻章深感到對外交涉人才的短缺，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關道黎兆棠將伍廷芳引薦給李鴻章，經過虛衷詢訪，李鴻章發現伍廷芳正是“物色數年”而未得的人才，當即決定將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難案件，俾與洋人辯論。凡折以中國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謂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港督軒尼詩對其服務精神極為讚許。
1878年12月16日，正式委派其為掌法紳士(後譯太平紳士)，開華人任太平紳士之先河。
1879年律政司因事返英，港督委其署理。
1880年裁判司返英度假，伍亦奉委署職。同年2月19日，由於港督軒尼詩和香港華人領袖的推薦，伍廷芳成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位立法局華人議員。此後，積極支持軒尼詩的開明政策，反對歧視華人，廢除公開笞刑，遏制販賣女童等。其對香港的商業發展，城市建設及社會福利諸方面亦貢獻良多。1880年他與富商梁安等聯名上書，請求成立華人商會。
1881年，他提議創建電車計畫，並建議其妻弟何啟進行九龍灣填海工程，他還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業。
1882年正式進入李鴻章幕府，其後主持辦理了因北洋水師軍艦停泊日本發生的“崎案”。
1896年被清政府命為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
1897年2月25日返港省親，受到港督羅便臣、駐港陸、海軍司令、立法局全體議員及士紳們的熱烈歡迎。 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簽訂《中墨通商條約》。
1902年應召回國，授四品候補京堂銜，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擬訂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禁止刑訊、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改良獄政等等一系列先進的主張，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1906年伍夫人何妙齡捐巨款建成何妙齡醫院。伍廷芳居港20餘年。
1907年再次出任駐美、墨國西哥、秘魯、古巴公使，兩年後回國。 辛亥革命爆發後，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贊成共和，致函清廷，勸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復後，與陳其美、張騫等組織“共和統一會”，又被光復各省推為臨時外交代表，與各國交涉。旋任南方民軍全權代表，與袁世凱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紹儀舉行南北議和談判，達成袁世凱迫清室退位，贊成共和，即選袁為大總統的妥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臨時政府北遷，退居上海，先後被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推為首領，並被共和黨列為理事，未就職。伍廷芳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極力加以反對。
1916年出任段祺瑞內閣外交總長，次年代總理，旋因拒絕副署解散國會令解職出京。
1917年追隨孫中山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
1921年任廣州軍政府外長兼財政總長。北伐戰爭時，曾代行總統職權。
1922年四月孫中山撤陳炯明廣東省長職，由伍廷芳兼任廣東省長。陳炯明叛變時，伍廷芳堅持與孫中山合作，於17日與魏邦平登上永豐艦，與孫會晤。孫對伍廷芳說：“今日我必須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孫中山指示他通告各國駐廣州領事，要各國嚴守中立，勿助叛軍。伍忠實執行孫的指示，各國領事都接到伍廷芳發出的通告。其時，伍的年事已高，在叛軍槍聲大作、火燒觀音山時，伍廷芳正住在總統府。火警和槍聲，使得驚悸過度，住入醫院。6月23日，不幸逝世。遺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牘》。 在民國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宣傳方面，伍廷芳起到重要作用。
1902年伍廷芳被清政府委任為修訂法律大臣，與沈家本一起，主持晚清修律活動。在修律過程中，他竭力主張全面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張得到擅長於中國傳統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辛亥革命後，伍廷芳繼續致力於中國法律的修改，並得到孫中山的支持。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伍廷芳被任命為司法總長。伍廷芳一方面主張仿效西方，建立全面新的法律體系，包括建立律師制度。另一方面利用司法總長的身份，在具體的審判活動中率先推動律師辯護制度的實施。
1912年初，為對前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案的審理，在有關律師的立法尚未出台，民國律師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況下，伍廷芳就堅持改變傳統的的審判方法，包括司法獨立、陪審制，並要求律師到庭辯護。對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孫中山也給予大力支持。
在求學期間，與黃勝—起創辦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又協助陳藹亭創辦《香港華字報》。
1862年擔任香港高等法院譯員。
1864年，與何進善牧師的長女、何啟之姐妙齡女士結婚。
1870年由高等法院調任巡理廳首席譯員。
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學院攻讀法學，斯滿後取得大律師資格。
1877年2月返港，是獲準在英國殖民地開業的第一位華人律師，同時又被港府選任為考試委員。 洋務運動開始後，李鴻章深感到對外交涉人才的短缺，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關道黎兆棠將伍廷芳引薦給李鴻章，經過虛衷詢訪，李鴻章發現伍廷芳正是“物色數年”而未得的人才，當即決定將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難案件，俾與洋人辯論。凡折以中國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謂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港督軒尼詩對其服務精神極為讚許。
1878年12月16日，正式委派其為掌法紳士(後譯太平紳士)，開華人任太平紳士之先河。
1879年律政司因事返英，港督委其署理。
1880年裁判司返英度假，伍亦奉委署職。同年2月19日，由於港督軒尼詩和香港華人領袖的推薦，伍廷芳成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位立法局華人議員。此後，積極支持軒尼詩的開明政策，反對歧視華人，廢除公開笞刑，遏制販賣女童等。其對香港的商業發展，城市建設及社會福利諸方面亦貢獻良多。1880年他與富商梁安等聯名上書，請求成立華人商會。
1881年，他提議創建電車計畫，並建議其妻弟何啟進行九龍灣填海工程，他還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業。
1882年正式進入李鴻章幕府，其後主持辦理了因北洋水師軍艦停泊日本發生的“崎案”。
1896年被清政府命為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
1897年2月25日返港省親，受到港督羅便臣、駐港陸、海軍司令、立法局全體議員及士紳們的熱烈歡迎。 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簽訂《中墨通商條約》。
1902年應召回國，授四品候補京堂銜，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擬訂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禁止刑訊、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改良獄政等等一系列先進的主張，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1906年伍夫人何妙齡捐巨款建成何妙齡醫院。伍廷芳居港20餘年。
1907年再次出任駐美、墨國西哥、秘魯、古巴公使，兩年後回國。 辛亥革命爆發後，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贊成共和，致函清廷，勸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復後，與陳其美、張騫等組織“共和統一會”，又被光復各省推為臨時外交代表，與各國交涉。旋任南方民軍全權代表，與袁世凱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紹儀舉行南北議和談判，達成袁世凱迫清室退位，贊成共和，即選袁為大總統的妥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臨時政府北遷，退居上海，先後被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推為首領，並被共和黨列為理事，未就職。伍廷芳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極力加以反對。
1916年出任段祺瑞內閣外交總長，次年代總理，旋因拒絕副署解散國會令解職出京。
1917年追隨孫中山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
1921年任廣州軍政府外長兼財政總長。北伐戰爭時，曾代行總統職權。
1922年四月孫中山撤陳炯明廣東省長職，由伍廷芳兼任廣東省長。陳炯明叛變時，伍廷芳堅持與孫中山合作，於17日與魏邦平登上永豐艦，與孫會晤。孫對伍廷芳說：“今日我必須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孫中山指示他通告各國駐廣州領事，要各國嚴守中立，勿助叛軍。伍忠實執行孫的指示，各國領事都接到伍廷芳發出的通告。其時，伍的年事已高，在叛軍槍聲大作、火燒觀音山時，伍廷芳正住在總統府。火警和槍聲，使得驚悸過度，住入醫院。6月23日，不幸逝世。遺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牘》。 在民國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宣傳方面，伍廷芳起到重要作用。
1902年伍廷芳被清政府委任為修訂法律大臣，與沈家本一起，主持晚清修律活動。在修律過程中，他竭力主張全面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張得到擅長於中國傳統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辛亥革命後，伍廷芳繼續致力於中國法律的修改，並得到孫中山的支持。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伍廷芳被任命為司法總長。伍廷芳一方面主張仿效西方，建立全面新的法律體系，包括建立律師制度。另一方面利用司法總長的身份，在具體的審判活動中率先推動律師辯護制度的實施。
1912年初，為對前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案的審理，在有關律師的立法尚未出台，民國律師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況下，伍廷芳就堅持改變傳統的的審判方法，包括司法獨立、陪審制，並要求律師到庭辯護。對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孫中山也給予大力支持。
個人作品
著作有《伍延芳集》、《中華民國圖治芻議》、《美國視察記》、《伍秩庸先生公牘》等。
伍廷芳：弱國無外交但有外交家
在我的記憶中，伍廷芳的名字只在中學歷史課本中出現過一次，也就是作為南方代表參與主持1911年的南北和談。以這樣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歷史事件中，並且對共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固然是伍廷芳生命中最耀眼的一次亮相，但細細想來，當時的伍廷芳其實已經是年近70歲的老人，此前他是晚清重臣，在中國的政治、外交舞台上活躍了30年之久，這之後，他周旋在各派勢力之中，並最終選擇與孫中山堅定地站在一起，也是當時政壇上的關鍵人物，由此看來，這次亮相就僅是歷史的選擇性記憶了。
一直以來，“弱國無外交”的想法將伍廷芳多姿多彩的內政外交生涯淡化了，事實上，正因為清末中國在國際外交中的弱勢地位，才彰顯出伍廷芳的個人作用。儘管是服務於封建王朝，但伍在外交中維護國家尊嚴和華僑地位、通過開辦鐵路等實業增強國力，通過修訂法律、設立學堂奠定近代法律基礎，功不可投。
而70歲之後的伍廷芳更是為資產階級共和執著追求，尤其是1920年孫中山第二次舉起***大旗後，伍跟隨左右，除了歷任***軍政府的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廣東省長外，還在孫中山北伐時代攝非常大總統，可見地位之重。
伍廷勞的照片，頭戴瓜皮帽，身穿長馬褂，至少從外表上，看不出西學的痕跡，但他卻是中國自費留學第一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大律師。伍年輕時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做過報人和律師，這使他有一種職業精神。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的與時俱進更多地體現在制度層面，在政治觀念、法制觀念的層面，始終比較領先，這也使他的一生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過程相當契合。
如果以“革命者”的標準來評價伍廷芳，他曾經退縮或徘徊過，但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卻始終恪盡職守。1922年陳炯明叛亂，炮轟總統府，逃出火海的80歲的伍堅持登上楚豫艦，對孫中山說：“恐怕我沒有替你出力的時間了。”幾日後，伍在陳炯明的炮火聲中因驚憤成疾，彌留之際“無一語及家事”，在職業精神之外，更體現了個人的信念和操守。
在求學的經歷中，伍廷芳從東方到西方，並且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而在文化的認同中，伍廷芳則是從西方到東方，始終希望能夠在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實現自己西方政治的理想。
在東西方文化碰撞的風口浪尖上，在新舊政治交替的歷史時期，伍廷芳表現得相當從容。從東方到西方，又從西方到東方，和一樣出生於華僑家庭並留學海外的辜鴻銘相比，伍有更為寬容的心態和沉穩的個性；和同是廣東人的留學生容閎相比，伍有更完整的知識結構和更好的機遇。——無論是作為政治家、外交家還是作為知識分子，伍在歷史上都獨具一格。(張丹萍)
南下·北上
南方為接觸西方文明的前沿，北方則為政治權力的中心，與近代文化史上諸多人物一樣，伍廷芳一生的“南下”與“北上”軌跡，有著政治地理學的意味。
廣東人下南洋有悠久的歷史，1845年，伍廷芳的父親伍社常在遠赴南洋謀生多年後，攜家眷返回廣州定居。先南下，再北上，究其原因，除了有葉落歸根之意外，對剛剛3歲的伍廷芳寄予厚望，希望他接受傳統教育並有所成就當是主要目的。
伍在少年時也有為科舉讀書的經歷，而當時中國在對外戰爭中的屢敗，已經打擊了“天朝上國”的尊嚴，尤其是當時的廣州，口岸經濟得到發展，百姓富庶，西方文化不斷滲透，中央***的影響微乎其微，科舉似乎已經不是惟一進入社會核心階層的道路。少年時代異常聰明的伍廷芳喜讀“子書、史鑑、小說”，對科舉“興趣索然”，1856年，伍到香港求學，放棄了科舉，重走南下之路。
伍在香港聖保羅書院接受的是全新的近代教育，1874年，對英國政治感興趣的伍廷芳又赴英國留學，在林肯法律學院攻讀法學，畢業後回香港做律師。他受到香港第八任總督軒尼詩的賞識，於1880年任香港定例局非官方議員，成為第一個華人議員，在港為華人利益奔走，“儼然為華人之代言人”。在進入清政府做幕僚之前，伍已經在西方的政治體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從廣州到香港，從為科舉讀書到選擇西學，伍廷芳的求學之路和嚴復、孫中山、康有為、梁啓超等近代粵人相似，伍在香港實現了部分理想，但對於伍來說，香港仍舊不是一個好的政治舞台，中國積弱，令香港華人更有抑鬱之感，伍選擇再次北上，經上海到達天津，向清政府的政治核心步步靠攏。
六千金·正二品
從未參加科舉的伍廷芳能夠官至“正二品”，除了有1905年科舉廢除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無人能及的外交、法律能力，使他成為處於中西方劇烈碰撞中的清政府最需要的人物，也使他在近代史上獨放異彩。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稱伍雖“熟習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風”，並根據伍在香港做大律師的收人水準，為他向朝廷申請“六千金”的高額年薪。除了李的知人善任，也可見出泱泱大國，在外交法律方面人才之匱乏。
伍從此開始了仕清之路，與江蘇人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福建人羅豐祿被今天的研究者戲稱為“李鴻章幕府中三個重要的‘海歸派’”。在做李鴻章幕僚的14年間，他代表清政府參與了馬關談判等重要談判，簽訂了一系列重要條約，並先後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古巴，幾乎所有中國的內政外交活動都有伍廷芳的身影。在法律上，他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擬訂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禁止刑訊、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改良獄政等等一系列先進的主張，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蓄髮·剪髮
研究晚清的歷史，自然了解頭髮與政治的關係。接受西學的伍正值壯年之時，以蓄髮仕清，而歷經30年重臣生涯，又以70高齡剪髮“革命”。從蓄髮到剪髮，從仕清到反清，不單是伍個人思想的變化歷程。
1877年，中國近代首位駐外公使郭嵩燾到達倫敦，當時正在林肯法學院留學的36歲的伍廷芳登門拜訪，郭有意留用不得，多次向朝廷舉薦，使伍名噪一時。伍延芳踏入政壇，出任李鴻章幕僚，皆從此次拜訪開始。
與郭的第一次會面，伍延芳將英國政體歸納為“君主之，實民主之”，並詳加解釋，這一點深得對英國政治相當推崇的郭的賞識，郭對這次會面作了記錄，尤其提到伍氏蓄髮的細節：“其人尚文雅，為西洋裝，而蓄髮約長丈許，云為回家後尚可結辮也。”當時的伍延芳“發約長丈許”，又著西裝，“易服”是留學生身份使然，蓄髮則代表了伍想回國效力的想法。除了頭髮的政治意義，伍的蓄髮也表現出他性格中傳統的一面，並沒有因為西學而改變自己沉穩、節制的個性。
1910年，第二次出使美洲回來的伍稱病請辭，“浩然歸去”，寓居上海，當年向清廷上書《奏請剪髮不易服折》，清廷當然不會準奏，但伍我行我素，在上海開剪髮大會，“以身為率”，剪去辮子。
出世·入世
時人在伍廷芳去世後評價他“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這句話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中最為積極的一面，而身處權力核心的伍能得此評價，可能更為不易。
官至二品的伍堅定地退出清政府的政治圈，選擇出世的生活方式，閒居上海，主要原因還是對清政府的失望，此時的伍雖然休閒度日，但“身***湖，心懸廓廟”。
武昌起義之後，歷史再次選擇了伍廷芳。肩負11省人民重託，伍出任南北和談代表。從晚清的重臣到代表資產階級的“談判代表”，70歲的伍廷芳似乎並沒有經歷過多的思想轉變，畢竟，即使是在仕清的30年中，伍思想的核心仍舊是與封建社會不相融合的法制、平等觀念，從這個角度看，這位老人的思想還是走在歷史前面的。
和談的意義在於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封建帝制的終結，奠定了共和的基礎。伍也就此開始了與資產階級革命黨的合作期，出任***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參與民國初年的司法建設。
造成伍與革命黨人關係疏遠的直接事件是“姚案”與“宋案”，伍認為革命黨人不能滿足自己的法制理想，遂退居滬上，並寫成《延壽新法》，探求延年益壽的秘訣，大有“退而獨善其身”的態勢。對於一個有30年任職經歷的職業外交家來說，這可能只是一種姿態，但對於沉醉於靈學研究的伍來說，倒沒有太多矯情的成分。
寓居上海5年之後，伍先後加盟黎元洪當政時期的北洋軍閥政府，繼而加入以“***”相號召的西南軍閥政府。張勛復辟期間，伍拒絕簽署解散國會令，攜外交總長印信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採取拒不合作態度。1920年，在各路軍閥垂涎伍為***軍政府收取來的“關稅餘款”收入之時，作為財政部長的伍堅守職責，攜關餘180萬元出走香港，拒以“國民之錢而資民賊”。
兩次出走，一次攜印，一次攜款，伍都保證了自己的“合法性”，除了有對法律的精通之外，伍光明磊落的行事風格使他堅信“自有人格，自有名譽”，軍閥不能夠損自已名譽分毫。1920年11月，伍隨孫中山重回廣州，將關稅餘款用於***事業。
從19l1年“出山”參加南北和談開始，耄囊之年的伍就不斷周旋在革命黨人、北洋軍閥、西南軍閥之間，並最終選擇和孫中山並肩戰鬥，建立司法獨立的現代法制國家的願望，應是促使伍入世的最大動力。
一直以來，“弱國無外交”的想法將伍廷芳多姿多彩的內政外交生涯淡化了，事實上，正因為清末中國在國際外交中的弱勢地位，才彰顯出伍廷芳的個人作用。儘管是服務於封建王朝，但伍在外交中維護國家尊嚴和華僑地位、通過開辦鐵路等實業增強國力，通過修訂法律、設立學堂奠定近代法律基礎，功不可投。
而70歲之後的伍廷芳更是為資產階級共和執著追求，尤其是1920年孫中山第二次舉起***大旗後，伍跟隨左右，除了歷任***軍政府的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廣東省長外，還在孫中山北伐時代攝非常大總統，可見地位之重。
伍廷勞的照片，頭戴瓜皮帽，身穿長馬褂，至少從外表上，看不出西學的痕跡，但他卻是中國自費留學第一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大律師。伍年輕時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做過報人和律師，這使他有一種職業精神。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的與時俱進更多地體現在制度層面，在政治觀念、法制觀念的層面，始終比較領先，這也使他的一生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過程相當契合。
如果以“革命者”的標準來評價伍廷芳，他曾經退縮或徘徊過，但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卻始終恪盡職守。1922年陳炯明叛亂，炮轟總統府，逃出火海的80歲的伍堅持登上楚豫艦，對孫中山說：“恐怕我沒有替你出力的時間了。”幾日後，伍在陳炯明的炮火聲中因驚憤成疾，彌留之際“無一語及家事”，在職業精神之外，更體現了個人的信念和操守。
在求學的經歷中，伍廷芳從東方到西方，並且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而在文化的認同中，伍廷芳則是從西方到東方，始終希望能夠在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實現自己西方政治的理想。
在東西方文化碰撞的風口浪尖上，在新舊政治交替的歷史時期，伍廷芳表現得相當從容。從東方到西方，又從西方到東方，和一樣出生於華僑家庭並留學海外的辜鴻銘相比，伍有更為寬容的心態和沉穩的個性；和同是廣東人的留學生容閎相比，伍有更完整的知識結構和更好的機遇。——無論是作為政治家、外交家還是作為知識分子，伍在歷史上都獨具一格。(張丹萍)
南下·北上
南方為接觸西方文明的前沿，北方則為政治權力的中心，與近代文化史上諸多人物一樣，伍廷芳一生的“南下”與“北上”軌跡，有著政治地理學的意味。
廣東人下南洋有悠久的歷史，1845年，伍廷芳的父親伍社常在遠赴南洋謀生多年後，攜家眷返回廣州定居。先南下，再北上，究其原因，除了有葉落歸根之意外，對剛剛3歲的伍廷芳寄予厚望，希望他接受傳統教育並有所成就當是主要目的。
伍在少年時也有為科舉讀書的經歷，而當時中國在對外戰爭中的屢敗，已經打擊了“天朝上國”的尊嚴，尤其是當時的廣州，口岸經濟得到發展，百姓富庶，西方文化不斷滲透，中央***的影響微乎其微，科舉似乎已經不是惟一進入社會核心階層的道路。少年時代異常聰明的伍廷芳喜讀“子書、史鑑、小說”，對科舉“興趣索然”，1856年，伍到香港求學，放棄了科舉，重走南下之路。
伍在香港聖保羅書院接受的是全新的近代教育，1874年，對英國政治感興趣的伍廷芳又赴英國留學，在林肯法律學院攻讀法學，畢業後回香港做律師。他受到香港第八任總督軒尼詩的賞識，於1880年任香港定例局非官方議員，成為第一個華人議員，在港為華人利益奔走，“儼然為華人之代言人”。在進入清政府做幕僚之前，伍已經在西方的政治體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從廣州到香港，從為科舉讀書到選擇西學，伍廷芳的求學之路和嚴復、孫中山、康有為、梁啓超等近代粵人相似，伍在香港實現了部分理想，但對於伍來說，香港仍舊不是一個好的政治舞台，中國積弱，令香港華人更有抑鬱之感，伍選擇再次北上，經上海到達天津，向清政府的政治核心步步靠攏。
六千金·正二品
從未參加科舉的伍廷芳能夠官至“正二品”，除了有1905年科舉廢除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無人能及的外交、法律能力，使他成為處於中西方劇烈碰撞中的清政府最需要的人物，也使他在近代史上獨放異彩。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稱伍雖“熟習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風”，並根據伍在香港做大律師的收人水準，為他向朝廷申請“六千金”的高額年薪。除了李的知人善任，也可見出泱泱大國，在外交法律方面人才之匱乏。
伍從此開始了仕清之路，與江蘇人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福建人羅豐祿被今天的研究者戲稱為“李鴻章幕府中三個重要的‘海歸派’”。在做李鴻章幕僚的14年間，他代表清政府參與了馬關談判等重要談判，簽訂了一系列重要條約，並先後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古巴，幾乎所有中國的內政外交活動都有伍廷芳的身影。在法律上，他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擬訂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刪除酷刑、禁止刑訊、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改良獄政等等一系列先進的主張，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蓄髮·剪髮
研究晚清的歷史，自然了解頭髮與政治的關係。接受西學的伍正值壯年之時，以蓄髮仕清，而歷經30年重臣生涯，又以70高齡剪髮“革命”。從蓄髮到剪髮，從仕清到反清，不單是伍個人思想的變化歷程。
1877年，中國近代首位駐外公使郭嵩燾到達倫敦，當時正在林肯法學院留學的36歲的伍廷芳登門拜訪，郭有意留用不得，多次向朝廷舉薦，使伍名噪一時。伍延芳踏入政壇，出任李鴻章幕僚，皆從此次拜訪開始。
與郭的第一次會面，伍延芳將英國政體歸納為“君主之，實民主之”，並詳加解釋，這一點深得對英國政治相當推崇的郭的賞識，郭對這次會面作了記錄，尤其提到伍氏蓄髮的細節：“其人尚文雅，為西洋裝，而蓄髮約長丈許，云為回家後尚可結辮也。”當時的伍延芳“發約長丈許”，又著西裝，“易服”是留學生身份使然，蓄髮則代表了伍想回國效力的想法。除了頭髮的政治意義，伍的蓄髮也表現出他性格中傳統的一面，並沒有因為西學而改變自己沉穩、節制的個性。
1910年，第二次出使美洲回來的伍稱病請辭，“浩然歸去”，寓居上海，當年向清廷上書《奏請剪髮不易服折》，清廷當然不會準奏，但伍我行我素，在上海開剪髮大會，“以身為率”，剪去辮子。
出世·入世
時人在伍廷芳去世後評價他“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這句話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中最為積極的一面，而身處權力核心的伍能得此評價，可能更為不易。
官至二品的伍堅定地退出清政府的政治圈，選擇出世的生活方式，閒居上海，主要原因還是對清政府的失望，此時的伍雖然休閒度日，但“身***湖，心懸廓廟”。
武昌起義之後，歷史再次選擇了伍廷芳。肩負11省人民重託，伍出任南北和談代表。從晚清的重臣到代表資產階級的“談判代表”，70歲的伍廷芳似乎並沒有經歷過多的思想轉變，畢竟，即使是在仕清的30年中，伍思想的核心仍舊是與封建社會不相融合的法制、平等觀念，從這個角度看，這位老人的思想還是走在歷史前面的。
和談的意義在於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封建帝制的終結，奠定了共和的基礎。伍也就此開始了與資產階級革命黨的合作期，出任***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參與民國初年的司法建設。
造成伍與革命黨人關係疏遠的直接事件是“姚案”與“宋案”，伍認為革命黨人不能滿足自己的法制理想，遂退居滬上，並寫成《延壽新法》，探求延年益壽的秘訣，大有“退而獨善其身”的態勢。對於一個有30年任職經歷的職業外交家來說，這可能只是一種姿態，但對於沉醉於靈學研究的伍來說，倒沒有太多矯情的成分。
寓居上海5年之後，伍先後加盟黎元洪當政時期的北洋軍閥政府，繼而加入以“***”相號召的西南軍閥政府。張勛復辟期間，伍拒絕簽署解散國會令，攜外交總長印信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採取拒不合作態度。1920年，在各路軍閥垂涎伍為***軍政府收取來的“關稅餘款”收入之時，作為財政部長的伍堅守職責，攜關餘180萬元出走香港，拒以“國民之錢而資民賊”。
兩次出走，一次攜印，一次攜款，伍都保證了自己的“合法性”，除了有對法律的精通之外，伍光明磊落的行事風格使他堅信“自有人格，自有名譽”，軍閥不能夠損自已名譽分毫。1920年11月，伍隨孫中山重回廣州，將關稅餘款用於***事業。
從19l1年“出山”參加南北和談開始，耄囊之年的伍就不斷周旋在革命黨人、北洋軍閥、西南軍閥之間，並最終選擇和孫中山並肩戰鬥，建立司法獨立的現代法制國家的願望，應是促使伍入世的最大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