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學

儒家經學中的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西漢中期儒家思想獨尊，其典籍上升為“經”，而“經”有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文本和以後發現的用籀文書寫的文本。前者稱之為今文經，後者為古文經。儒生講經所據的文本不同，因而有今古文學之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今古文學
• 定義：儒家經學中的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

今文學派

西漢初年所傳儒家經典都是今文經，因為經過秦代的“焚坑”之後，儒家經典只能靠儒生們口耳相傳，然後用漢代隸書寫成文本。由於傳經的師承家系不同，所傳的雖同屬一經，也有各“家”的區別。漢代所立“五經博士”有14家之多。即《周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4家；《書》有歐陽生、大小夏侯3家；《詩》有齊、魯、韓3家；《禮》有戴德、戴聖兩家；《春秋》當時立《公羊春秋經傳》有顏、嚴兩家。立於學官的經學博士亦即朝廷認定的經學流派，通一家經學，即可入仕為官，成為儒生走進統治階層的“正途”。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大一統的政治結構趨於穩定的時代，形成於這樣政治背景下的儒家今文經學以服務於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大一統帝國為其旨歸，因而在儒家經典中以“微言大義”為政治提供理論根據的《公羊春秋》最受今文經學家的青睞。最有影響的漢代儒者董仲舒和何休都是以治《公羊春秋傳》聞名的。今文經學由於其屈從政治需要而流於附會，進而與讖緯迷信結合而流於妄誕，加之拘於師承家法而愈益繁瑣，因而在古文經興起後逐漸趨於衰落式微。而其因時而變通對儒經的解釋、隨時代需要而賦於舊說以新義的學風則是對恪守訓詁輕視義理的“古文經學”的補充，對後世儒家經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古文學派

西漢立於學官的經學開始都是今文經學。而據說是從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儒經則是用“古文”（籀文、篆文）書寫的文本。其實是些“不知時變”的儒生在民間習用的與用隸書寫成“今文”有別的儒經。今古文之別不僅是書寫文字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官學”與“私學”之別。

西漢末，外戚王莽篡漢改國號為“新”，但卻刻意復古從舊，仿效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以古文經的《周禮》為據改革漢代的典章制度，因而大力提倡古文經，並憑藉政治權力將古文《周禮》、《春秋左氏傳》、《毛詩》、《古文尚書》立為學官。古文經為當世所罕見，與常見的今文經學發生激烈衝突。王莽謀士劉歆作《移太常博士書》就是站在古文立場上攻擊今文。今文講讖緯，而王莽好符瑞，因而雖提倡古文，卻不廢今文。

今古文之爭

東漢今古文並行。今文與讖緯結合，獲朝廷支持。古文經學一旦立於學官，習古文的儒生亦可入仕做官。加上古文經學的內容豐富，民間習古文經學的儒生為數不少，當時名儒授徒，從學者動輒以百千計。最著名的是賈逵、馬融、鄭玄。當時的今文經學大師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均佚）反對以賈逵為代表的古文學派。而鄭玄也作《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均佚）以示反駁。由於鄭玄博通今、古文，在注經中雖以古文為主，卻綜合兩家之長，把今文經學的一些方法融入古文，從而使今古文之爭逐漸趨於平息。隨著魏晉玄學的興起，漢代經學日益式微。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立蔡邕所書《六經》於太學標誌著今古文之爭告一段落。

兩種學風

今古文學既是兩個流派，也是兩種學風。古文經學遵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精神，講求字義名物訓詁，也遵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精神，不去附會讖緯，但卻忽視義理蘊含的闡發，不能通時達變，適應當時朝廷的政治要求。在整個漢代，除西漢末和新莽時期外，古文經學基本上處於“民間”狀態。而今文經學則通時達變，投人主之所好，附會經義，雜以讖緯，以致流入浮誇妄誕，曲解經義，但卻富於“創新”，敢於合乎時宜地闡發新義，不斷對經義做出再解釋。如《春秋公羊傳》開始講：“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裡本就曆法而言，而董仲舒講：“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同“義”）也。”（《漢書·董仲舒傳》）這就完全變成了政治概念。

東漢士人做官主要通過“徵辟”之途，不必習經，而習經者要恪守“師法”，愈益繁瑣，形成“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漢書·藝文志》）的局面，在失去政權的強力推崇支持後，今文經學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影響

漢代的今古文學之爭對後世的經學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取代經學，在內容上援道入儒，把玄遠哲理注入儒學。王弼注《易》，盡掃漢代孟喜、京房之象數。何晏注《論語》、杜預注《左傳》、范寧注《穀梁》，均辭意簡略，括其要旨，一反兩漢繁瑣之風。南朝經學本“江左玄風”之精神，重在義理，兼顧訓詁，融會今古文之長，因而使漢代經師注經之作除少數留存（《毛詩》、鄭注《三禮》、杜注《左傳》、范注《榖梁》、何注《公羊》）外，大都佚亡。其中只有何休所注《公羊》為今文外，其餘全為古文，這個局面延續到隋唐統一之後，成為公認的正統。由唐太宗、高宗“欽定”，由孔穎達所作的《五經正義》更進一步肯定了這個局面。《五經正義》持“疏不破注”的原則，保留了南朝經學之風，也統一了南北經學。此後經學的發展進人新階段，今古文之爭演變為學風上重訓詁與重義理的不同側重之爭，以及在方法態度上的“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之爭。

儒學發展到宋代，在思想內容、理論結構和學風旨趣上都發生了迥異於漢代經學的重大變化。宋學與漢學的不同的趨向在深層次上與歷史上的今古文之爭有著某種歷史淵源。宋學重義理，敢於疑古，敢於創新。如歐陽修作《易童子問》，懷疑十翼非孔子所作；張載有“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的理論勇氣；朱熹敢以己意作《補〈大學》格物致知傳：h陸九淵有吾心即是宇宙之論。這些都是汲取佛、老哲理精義後理論思維水平的飛躍，是摒除了今文經學的讖緯迷信等非理性主義糟粕，而又發揚了其因時宜而賦予儒經以新義的精神，加之破除了漢代經學拘於“師法”的僵化保守，使哲理性的氣、道、理、心等範疇成了最高的理論依據，是“聖人”所傳的真精神。把經學哲理化是宋學的一大貢獻。宋學中的程、朱理學一派還比較重儒經原義，注經時還講求一下訓詁，而陸九淵（以及明代的王守仁）的心學一派則認為“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理學一派雖強調“理”的外在客觀，但卻也“師心自用”。如朱熹既懷疑古文《尚書》之真，又認為《皋陶謨》中“人心惟危……”等四句為聖人“心傳”。在一定意義上說，宋學的學風是今文經學重義理重開拓學風在新時代的升華再現。而清代出現的乾嘉樸學是漢學中古文經學重名物訓詁傳統的復歸（故乾嘉樸學亦稱新漢學）。乾嘉樸學在學風上雖棄宋復漢，重考據不重義理，但卻繼承了宋學的勇於疑古之風。清中葉後，在社會矛盾尖銳化的促使下，儒生中一些有識之士又到今文經學中尋求變革現狀的理論武器。孔廣森著《春秋公羊通義》首倡今文經學，劉逢祿、宋翔鳳繼之，劉作《春秋公羊傳何氏注釋例》，發揮張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存三統（夏、商、周）思想。此後，龔自珍、魏源亦以今文經學立場主張通經致用。而清末的康有為作《大同書》時亦以公羊三世說為依據，又作《新學偽經考》，把古文經學斥為新莽時劉歆之偽造，又作《孔子改制考》，宣傳“托古改制”。如果說康有為是今文經學的最後“殿軍”，那么曾是近代民主革命宣傳家的章炳鱗則成為古文經學的最後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