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人子》是巴拉圭作家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主要作品之一。小說以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之間的格蘭查科戰爭為背景，描述了巴拉圭人民為這場戰爭做出的巨大犧牲。
基本介紹
- 書名：人子
- 作者：阿·羅亞·巴斯托斯
- 譯者：呂晨
- 類別：小說
- 頁數：358頁
- 定價：0.96元
- 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84年
- 裝幀：平裝
- 開本：1/32
內容簡介,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第一章 人子
以“我”回憶的形式主要介紹獨裁者弗朗西亞的一個奴隸的兒子——馬卡里奧老人的故事。接著，通過老人的講述，描繪了伊塔佩村的發展史。馬卡里奧的父親本是獨裁者弗朗西亞的僕役，只是由於馬卡里奧拿了元首的一枚金幣而被趕回伊塔佩村。隨後，在“我”和幾個村童的一再要求下，馬卡里奧講起他的外甥加斯帕爾·莫拉的故事：加斯帕爾是個會製做吉他的琴師，“人們從很遠的地方到這裡買他的樂器，而且從不跟他討價還價。因為他不是吝嗇鬼，他留夠買材料和工具的錢之後，把剩餘的錢全部分給那些比他更窮的人。他替那些被大火、冰雹和蝗蟲毀掉莊稼的農夫償還債務，他為那些孤兒寡婦購買衣服和食物。孩子們擠在他的作坊里看他幹活。他教那些有興趣的孩子作木工和唱歌。他建造了學校……”總之，加斯帕爾·莫拉是個為民造福、受人愛戴的好青年。但是，他不幸得了麻風病，為了不把疾病傳染給村民，他悄悄躲進山里去了。他的失蹤引起人們的震動，紛紛進山求他回家。他婉言謝絕了大家的好意，不久便死在一條小溪旁了。為了紀念他，村民們把他生前雕刻的基督像搬回村中的教堂里，但遭到神父的反對。於是，大家決定把聖像豎在村旁的山頂上。第一章以馬卡里奧之死而告結束。
第二章木頭和肉體
主要講述阿列克賽·杜布洛夫斯基的故事。薩普開村來了一個外國人，村民們對此議論紛紛：“他不是一個一般的流浪漢。我看他是從某個歐洲國家逃出來的大官。”“這是個特殊的人……”“這是個神秘的人……。”但最了解情況的人是鎮長阿塔納西奧·加爾萬，此人從前是個發報員，1912年3月1日，當農民起義軍準備從薩普開出發去攻打首都的獨裁政權時，發報員阿塔納西奧·加爾萬把行動計畫秘密地通知了政府控制的兵營。事後，他被提升為鎮長。他經過調查，知道阿列克賽·杜布洛夫斯基是個俄國僑民，據此，神父推測，這個俄國人是因為“逃避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才來到巴拉圭的。有一天，掘墓人的女兒馬麗亞·雷加拉達得了急病，多虧了阿列克賽及時給她做了手術，她才得救。此事迅速傳開來；村民們開始改變對阿列克賽的看法：“懷疑、嘲弄和流言蜚語漸漸變成了尊敬和敬仰。誰也不再說他的壞話了。”但是，幾個月之後，馬麗亞·雷加拉達發現阿列克賽砍壞了基督雕像，甚至粗暴地姦污了她，她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那一切。她當時不知道，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
第三章車站
講述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新鞋去首都上學的故事。登上火車以後，通過“我”和乘客的閒談，介紹了鐵路沿線的風光和一些趣聞逸事，比如：列車上的乞丐和小偷、新婚夫妻、莊園主等等，特別是乘客不得不在薩普開鎮過夜時對當年農民起義的回憶。
第四章遷徙
主要介紹馬黛茶園主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僱工們實在難以忍受那非人的待遇，便千方百計地逃走。可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逃得掉。”“連孩子也逃不過子彈、砍刀和繩索的懲罰。”這一章著重描述了新婚不久的卡西亞諾和納蒂夫婦如何被招工潮捲入茶園，後來又如何不堪壓榨與侮辱而逃亡的。
第五章家
介紹卡西亞諾和納蒂僥倖逃出茶園後在一輛破車廂安家的故事，並且通過這輛車廂再次回顧了1912年農民起義失敗的經過。
第六章聯歡
講述了政府騎兵隊對一名政治流亡者的追捕，村民們巧妙地掩護了他，尤其是馬麗亞·雷加拉達給流亡者幫了大忙。
第七章流放者
“我”由於支持游擊隊而被判刑，他在集中營里目睹了反動政權對政治犯的迫害。在服刑期間，玻利維亞對巴拉圭發動了入侵。囚徒們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表示抗敵的要求。面臨玻利維亞侵略者的威脅，巴拉圭軍事當局只好答應了犯人們的要求。於是，“我”被編入正規軍，開赴前線作戰。
第八章使命
通過士兵克里斯托瓦爾·哈拉駕駛卡車往前線送水、食物和藥品的經歷，揭露了巴拉圭軍隊內部的黑暗與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第九章從前的戰士
講述了戈伊布魯兄弟從前方回到家鄉後懲罰惡霸鎮長梅利頓·伊薩西的故事，從而說明戰爭教育了人民，廣大民眾開始懂得“必須為這種可怕的人吃人的不合理現象找到一條出路”。
作品鑑賞
作者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在格蘭查科戰爭期間是一名新聞記者，參加了這場戰爭，耳聞目睹，親身體驗，從而積累了大量的感性認識；在這場戰爭前後，作者對人民民眾的悲慘處境有著深刻的了解，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創作《人子》的基本素材。該書的結構就是為表現這兩個方面服務的，因此作品中沒有一個主人公是貫徹始終的，也沒有一個中心事件統率全書。它的布局是散亂的，即由多個人物故事組成，而每組故事之間是相對獨立的。從表面上看，這種謀篇的辦法似乎有些散亂，容易使讀者感到頭緒難覓。但是，僅就每一章而言，無論人物還是故事是十分完整的。
待讀完全書，讀者眼前便出現了一幅完整的畫面，每個人物和故事在全局中的地位也就分明了。這種散文抒情詩式的寫法還有一大特點，即：作者把敘事、寫景、議論和心理描寫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比如：“我”乘火車去首都時，書中是這樣寫的：“小山飛速地向後面跑著。我想，那是由於基督在縱馬飛奔。它終於消失在隨著列車的賓士而轉動的綠色植物背後，這些植物像一個笨重的大陀螺，在鐵軌的抽打下轉動著。這時我才注意到坐在對面座位上打盹的一個人。我好不容易辨認出他是人。因為陽光和著大量灰塵從車窗灌進來，只有從塵土的另一面才能看得清楚，那是一個消瘦的外國人。他既不像波蘭僑民，也不像戰前來這裡建工廠、戰爭開始後返回祖國的德國人。但是，很明顯，他是一個外國人。由於兩條腿無法伸直，他只好蜷曲在硬邦邦的木椅上。他的膝蓋幾乎觸到了對面的座位，因此達米亞娜無法靠近車窗。從氈帽下面露出他一縷縷像玉米棒上吐出的纓子一樣的淡黃色頭髮。衣服和靴子都很舊。他的粗呢外套放在腿上。口袋裡裝著一本磨破了邊角的藍皮書，封面上有幾個金字，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襯衣緊貼著身子，突出的肋骨顯得格外清楚，當他在座位上更換姿勢時，天藍色的眼珠在由於睏倦而腫脹的眼瞼下閃閃發光。陽光照得他難受，於是他抬手關上滿是泥土的百葉窗，又局促不安地蜷縮在布滿陰影的角落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羅亞·巴斯托斯在文學語言方面的創新。巴拉圭的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但是下層百姓大多講瓜拉尼印第安上語，為了使作品更生動、逼真，富於印第安民族的鄉土氣息，羅亞·巴斯托斯巧妙地將方言土語糅進了西班牙語之中。對此，烏拉圭著名文學批評家安赫爾·拉馬指出：“直到現在這個時代，在語言方面，在使用自發的民間口語方面才出現一次巨大的飛躍，那就是作家深入到作品人物的語言中去。……最能向我們表達這種變化的是這樣一些小說家，他們已從當地語言中‘走’了出來，而‘進’入了西班牙語。具體他說，羅亞·巴斯托斯的情況便是如此，為了找到一種相應的西班牙語來表達講瓜拉尼語的人物的經歷，他曾遇到過不少難題。但在他的長篇小說《人子》中，終於找到了一種辦法：‘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交替使用，在西班牙語行文中間插入瓜拉尼語詞句，努力使兩種語言在敘述過程中融合起來。’”
此外，從不同角度描寫同一事件也是羅亞·巴斯托斯的常用手法，比如，1912年農民暴動這一事件就多次出現在前五章之中，但描寫的角度是不同的，在第一章里，這次暴動是這樣被提及的：“最後一支游擊隊在塞羅科拉打了敗仗，馬卡里奧是從那場大屠殺中復活的拉撒路。”這裡描寫的重點是馬卡里奧，但讀者會從此處提出問題。第二章一開始便提起這次暴動：“村裡的男人已經不多了，因為那些沒有被炸死或者沒有在隨之而來的砍頭和槍殺中喪生的人，都已飄零於異鄉。磚瓦場已杳無人跡。誰也沒有留下來，因為所有的工人都參加了那次暴動。”但是，這是為俄國人阿列克賽的出場做鋪墊的。讀者則從這個角度了解了農民暴動。第三章里，作者再次提起這次暴動：“他正在講述那次暴動的故事。滿載革命者的列車要完成一次突然襲擊的任務。政府軍從帕拉瓜里開出一輛裝著彈藥的機車，在這個車站把革命軍的列車炸毀了。”這一次是由一個莊園主的口中說出的，從而反映了不同階級的人對暴動的不同看法，第四章里，從茶園工人的角度提起暴動：“1912年農民起義被鎮壓之後不久，工業公司的代理人利用起義者逃亡和居民遷徙的機會，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僱工。”這種多角度描寫的手法，由於在不同章節的多次重複，因而可以給讀者留下強烈印象，其藝術效果是十分明顯的。綜觀《人子》全書，它的特點可以歸納成這樣一句話：思想鮮明，形式簡練，語言生動。
作者簡介
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1917-2005），巴拉圭當代作家。他的文學道路是從詩歌創作開始的。1942年，詩集《歌唱黎明的夜鶯》問世，受到讀者與評論界的好評。曾任巴拉圭《祖國》雜誌的編輯和記者。1947年，因反對軍事獨裁政權被流放，只好長期僑居在阿根廷。他的文學成就，在小說方面尤為突出。1960年，長篇小說《人子》問世，該作以其鮮明的思想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而享譽拉美文壇。此後，又先後創作了《閒漢》（1966）、《水上行》（1967）、《莫利恩西婭》（1969）三部小說。1974年，一部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篇小說問世了，它的名字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我，至高無上者》。這部作品描寫了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即統治巴拉圭二十六年的獨裁者弗朗西亞。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弗朗西亞寫的或口授給秘書帕蒂尼奧的記錄，在書中被稱作“歷史文獻”。其中，還穿插著弗朗西亞和秘書的談話摘要。此外，書中還有一位無所不知的敘述者，由他做些必要的解釋和補充。正文之外，還有一位“編纂者”，對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加以注釋和說明。這樣，整個作品的結構就變得錯綜複雜了。小說是這樣開始的：一張匿名傳單貼在大教堂的牆壁上，寫著：“我，共和國的最高獨裁者，命令：在我死後，我的屍體必須身首異處，將頭顱插在長矛之上，必須在共和國廣場上暴曬三日，屆時要用鐘聲召集百姓前往觀看。我手下的全體軍政官員一律要受絞刑。他們的屍體要埋葬在郊外牧場，不得安置任何紀念性質的十字架和標誌。三日之後，我的遺體必須火化，其骨灰拋入大河之中……”作品立刻把被壓迫民眾的憤怒情緒表現了出來。接著，作者運用意識流、內心獨白等手法集中刻畫這個獨裁者的憂心忡忡、殘酷暴戾、武斷專橫的心理狀態。尤其是在他從馬背上摔下來之後，由於腦震盪，神志恍惚，出現了復視現象。作者巧妙地利用了這一病態，使他的人格雙重化：一個是“我”；另一個是“至高無上者”，二者互相衝突。“我”表現了獨裁者的色厲內荏和對人民的恐懼心理；“至高無上者”則描寫弗朗西亞的剛愎自用和武斷專橫，這樣，雙重人格集於一身，使得人物性格複雜並豐滿起來。鑒於《我，至高無上者》鮮明的思想傾向與高超的藝術技巧相結合，拉美文學評論界認為，它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拉美文學中反軍事獨裁統治的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同時，它也被看作是羅亞·巴斯托斯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