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是指在京城為官的官僚群體，他們以不同的官階分隸中央政府的各個衙門，清人有曰：“以天下官人之額數而計之，京省大小之職不啻二萬有奇。”[1] 所以，京官至少當有其半。在這一龐大的官僚群體中，除去為數不多的一二品大員外，占絕大多數的是中下級官員和七品以下的小京官。作為個人，他們大都沒有突出的業績，自然也不被載於史書，但是作為一個相當數量的官僚群體，他們的地位與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而本文擬從他們的官場狀態談起，即由京官群體的資歷、能力以及俸祿入手，探討清代官場中與制度並行、且優先於制度，起著平衡與調節作用的特例和各項潛規則，以期了解官僚政治及其制度中的矛盾狀態，以及自我解決與完善的方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京官俸祿
- 性質：財政名
- 類別：官員的薪資待遇
- 時代：清代
涵義,引申,
涵義
財政名。俸祿即官員的薪資待遇。清制，文武京官俸祿，均按品級發放：正從一品歲支俸銀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每斛為五斗，下同）；正從二品歲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米一百五十五斛；正從三品歲俸銀一百三十兩、米一百三十斛；正從四品歲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正從五品歲俸銀八十兩、米八十斛；正從六品歲俸銀六十兩、米六十斛；正從七品歲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正從八品歲俸銀四十兩、米四十斛；正九品歲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五升七合，從九品歲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米三十一斛三斗六升；未入流俸銀祿米與從九品同。宗人府宗室筆帖式、各部院七品筆帖式歲支俸銀三十三兩、米三十三斛，八品筆帖式歲支俸銀二十八兩、米二十八斛，九品筆帖式二十一兩一錢一分四厘、米二十一斛五升七合。雍正六年（1728） 諭令將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歲俸銀、米加倍給予（包括大學士，因大學士當時均兼各部尚書銜）。乾隆元年（1736）諭禮部堂官也照五部堂官例給予雙俸。同年又諭將在京大小文官俸銀自乾隆二年始一律加一倍賞給，稱為恩俸（在京武官另有養廉銀）。除俸銀祿米及恩俸外，京官還有公費、飯食及養廉補貼等物質待遇。參見“京官月費”及“京官養廉”等條。京官是指在京城為官的官僚群體。
引申
官僚機制的運行是以其自身制度為保障的，官僚制度不僅是封建國家的行政大法，也是對作為管理者的官員進行管理的法律依據。而官員的仕途，除去個人的因素外也都被規範在制度設定的流程里。從清代頒布的各部院則例，到匯集而成的《會典》、《會典事例》等，我們不難看到編織縝密的法律條文對官員的約束力。但是，在這些制度運行的層面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不被制度約束到的行為方式，並且習以為常地成為官場中的潛規則。在這裡，我們將首先討論那些影響到清代京官仕途的一些特例與潛規則，及其與銓選制度的交相運用。
資歷無疑是官員升遷的重要依據，他代表一個人的經驗、取得功名的先後，但與能力無關。然而，在清代的京官中最看重的就是“資歷”，且尤以翰林院、都察院、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等清要衙門為甚。據光緒年間曾作過內閣中書的朱彭壽說：“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內閣中書、軍機章京、吏部禮部司員，對於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為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分，登堂拜見，執禮惟謹。至其他各署，則但以同輩相稱矣。” [2] 與之同時任職部院的何剛德也說過：“從前京官專講資格，原以抑幸進也。自仕途擁擠，而懷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賢之說，以聳動當途，而自為脫穎計。”[3]
可見，這種循資而進的狀況在清末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卻流行於清代二百餘年之間，在客觀上營造了官員仕進的公平環境。何剛德談到他做京官時的感受說：“從前京曹循資按格，毫無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雖清苦，而心實太平也。”[4] 為官在同治光緒年間的陳康祺也有同感，他說：“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台豸斧，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5] 陳康祺所言，並非無據可循。據記載，乾隆年間“有京官不願外遷觀察，而老於京卿貧病而死者”，紀昀曾書輓聯戲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6]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重資歷的衙門中，其官員的升遷也較其他衙門迅速。例如“內閣中書”，官階七品，卻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官職。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人王友亮於是科會試列明通榜後授內閣中書，有友人稱賀書啟云：“舍人昔在中書，與學士對稱兩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處之清嚴，爭謂此途為華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頭銜埒於新翰林，體統超乎散進士。何其下第，反得升階。”[7] 除了道賀之外，也有人嘲諷內閣中書，其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8] 這裡，不僅說到內閣中書職卑位尊的現狀，且說明其升遷迅速，不僅可外放同知，還可官軍機處這一重要衙門。其原因在於， 他們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權力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係得到推薦拔擢。還可以通過參加乾隆朝的重大文獻編纂工程，即四庫全書的修撰，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而“軍機章京則由中書部曹考取”[9] 的通例，也可證明詩中的“溜到軍機處”並非誇大之詞。這首詩雖然不長，卻將官場中的人跡關係及官員的心態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六年俸滿放同知”，即由七品晉升為五品，仕進之超速一目了然。
再有，翰林官及六部司員，也同樣在官場中被視為“尊位”，所謂“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為榮選，次亦望為六部曹郎，以升途較外吏捷耳。”[10] 陳康祺舉例說：雍乾時期“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怡賢親王請為記室，尋奏補刑部郎中。陳文恭宏謀，由編修升吏部郎中；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選補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舉。”[11] 郎中、御史分別為正從五品官，翰林院編修則為七品官，升遷亦不可謂不速。甚或，翰林官還有外遷四品道員、知府的特例。所謂“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間（1844-1845年），召對詞臣，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恆、惲光宸、劉源浚、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日婾，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於此也。”[12] 也就是說，這屬於特例。
然僅就制度而言，不同的衙門的確會有不同的升遷際遇。例如，按照銓選規則，吏禮二部的漢司員，除進士授主事、拔貢生授小京官者外，其由舉貢生監捐納入官者，吏部掣籤時，例不得分此二部，故與戶兵刑工四部不同。 [13] 而其餘四部雖不及吏禮二部，但也屬京官之佼佼者。“京官任事，莫要於六部。凡主事員外郎中，並由本司升轉，升至郎中，果才守兼優，亦加以京堂銜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升轉，則人習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務可得而理矣。”[14]
而且，對於那些沒有進士出身的官員，還可以憑藉置身這些衙門的經歷，在科舉考試中嶄露頭角，取得進士功名，躋身於更高的地位。
清人陸以湉曾說到：“京朝官惟內閣中書舍人進身之途最多”，除了以進士出身者外，還有“以舉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試取列優等而得者，有由舉貢捐輸而得者。”[15] 此外，貢生等有選拔出任各部的機會。所以，小京官中有相當一些人為非進士出身。而為了在仕途上走得更高遠，他們在取得京官的職位後，接下來還會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以取得進士的光環。也恰恰是這些人中，不僅中進士的比例高，且列一等者不乏其人。朱彭壽有此議論，並談到其中的原因。他說：“本朝自乾嘉以來，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內閣中書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論者謂此二官於登第為最利，此不揣其本之說也。中書除進士授職及舉貢捐納者外，余則為舉人考取，或召試特用人員（召用人員，惟乾嘉時有之）。各部小京官，系由各省拔貢朝考一等，始用此職（自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始）。膺是選者，大都工於書法，或當時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風氣之先。而殿試讀卷諸大臣，或為舊時座師，或為本署長官，或為同鄉老輩，賞識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16] 隨後，他列舉出自雍正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年（1733-1904）這一百七十餘年間，五十七次會試中由中書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總計六十八人。而朱彭壽亦是在光緒十六年（1890）由舉人入為內閣中書，以勞績賞加四品銜，參加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會試，只因殿試時適逢回籍省親，補下科殿試，其甲第，則為二甲第十一名。按例，凡補應殿試者，於卷面蓋一補字紅戳，例不入進呈之前十名卷內。故當時輿論，頗有以不獲鼎甲為朱彭壽惋惜之說。言外之意，就是朱彭壽如果不是誤於省親，也定會進入前十名，甚或鼎甲列名。
當然，京官升遷壅滯的現象不無存在，但多集中在一些並非顯要的官缺上。如國子監、上書房甚或詹事府等。據記載：“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尚書聯奎擢此官，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洗馬是古代的官名，職在陪同太子讀書。其職司在清代歸詹事府之司經局，從五品官。作者陳康祺系同治、光緒年間為官京城，稱其初入京，尚聞有“一洗萬古”之謔，“殆嘉慶以前舊語”，說明任此官升遷遲滯。陳康祺又作按語曰：“京官諺語，‘一洗萬古’與‘大業千秋’並稱，蓋謂司業升階，與洗馬同一濡滯，故詞臣均視為畏途。”[17] 也就是說，國子監和詹事府中的某些官職同樣是一個升遷緩滯的衙門。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學侍從的優勢地位也發生了轉變。所謂“今新列詞垣者，幾視部郎為噲等，蓋由事例既開，六部司員皆可入貲行走，而柏台芸館必由科目進身，郎部黯然，職是之故。其實郎中非屢考不能得，編檢則冗雜無定員，同一進士出身，內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詞臣為美官耶？”[18] 可見，翰林等官不再居於官場上的寵位，一方面是由於六部司員皆可由捐納取得，已非先時之清雅，另一方面翰林官本身也變得“冗雜”無常制了。它客觀上揭示了傳統的官僚體制在運行到一定的階段後，已處於無可調解的矛盾狀態之中。而清要衙門與循資升轉的改變，則意味著傳統政治在清末已從其官僚制度上開始了顛覆的步伐
資歷無疑是官員升遷的重要依據，他代表一個人的經驗、取得功名的先後，但與能力無關。然而，在清代的京官中最看重的就是“資歷”，且尤以翰林院、都察院、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等清要衙門為甚。據光緒年間曾作過內閣中書的朱彭壽說：“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內閣中書、軍機章京、吏部禮部司員，對於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為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分，登堂拜見，執禮惟謹。至其他各署，則但以同輩相稱矣。” [2] 與之同時任職部院的何剛德也說過：“從前京官專講資格，原以抑幸進也。自仕途擁擠，而懷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賢之說，以聳動當途，而自為脫穎計。”[3]
可見，這種循資而進的狀況在清末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卻流行於清代二百餘年之間，在客觀上營造了官員仕進的公平環境。何剛德談到他做京官時的感受說：“從前京曹循資按格，毫無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雖清苦，而心實太平也。”[4] 為官在同治光緒年間的陳康祺也有同感，他說：“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台豸斧，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5] 陳康祺所言，並非無據可循。據記載，乾隆年間“有京官不願外遷觀察，而老於京卿貧病而死者”，紀昀曾書輓聯戲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6]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重資歷的衙門中，其官員的升遷也較其他衙門迅速。例如“內閣中書”，官階七品，卻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官職。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人王友亮於是科會試列明通榜後授內閣中書，有友人稱賀書啟云：“舍人昔在中書，與學士對稱兩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處之清嚴，爭謂此途為華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頭銜埒於新翰林，體統超乎散進士。何其下第，反得升階。”[7] 除了道賀之外，也有人嘲諷內閣中書，其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8] 這裡，不僅說到內閣中書職卑位尊的現狀，且說明其升遷迅速，不僅可外放同知，還可官軍機處這一重要衙門。其原因在於， 他們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權力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係得到推薦拔擢。還可以通過參加乾隆朝的重大文獻編纂工程，即四庫全書的修撰，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而“軍機章京則由中書部曹考取”[9] 的通例，也可證明詩中的“溜到軍機處”並非誇大之詞。這首詩雖然不長，卻將官場中的人跡關係及官員的心態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六年俸滿放同知”，即由七品晉升為五品，仕進之超速一目了然。
再有，翰林官及六部司員，也同樣在官場中被視為“尊位”，所謂“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為榮選，次亦望為六部曹郎，以升途較外吏捷耳。”[10] 陳康祺舉例說：雍乾時期“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怡賢親王請為記室，尋奏補刑部郎中。陳文恭宏謀，由編修升吏部郎中；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選補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舉。”[11] 郎中、御史分別為正從五品官，翰林院編修則為七品官，升遷亦不可謂不速。甚或，翰林官還有外遷四品道員、知府的特例。所謂“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間（1844-1845年），召對詞臣，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恆、惲光宸、劉源浚、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日婾，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於此也。”[12] 也就是說，這屬於特例。
然僅就制度而言，不同的衙門的確會有不同的升遷際遇。例如，按照銓選規則，吏禮二部的漢司員，除進士授主事、拔貢生授小京官者外，其由舉貢生監捐納入官者，吏部掣籤時，例不得分此二部，故與戶兵刑工四部不同。 [13] 而其餘四部雖不及吏禮二部，但也屬京官之佼佼者。“京官任事，莫要於六部。凡主事員外郎中，並由本司升轉，升至郎中，果才守兼優，亦加以京堂銜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升轉，則人習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務可得而理矣。”[14]
而且，對於那些沒有進士出身的官員，還可以憑藉置身這些衙門的經歷，在科舉考試中嶄露頭角，取得進士功名，躋身於更高的地位。
清人陸以湉曾說到：“京朝官惟內閣中書舍人進身之途最多”，除了以進士出身者外，還有“以舉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試取列優等而得者，有由舉貢捐輸而得者。”[15] 此外，貢生等有選拔出任各部的機會。所以，小京官中有相當一些人為非進士出身。而為了在仕途上走得更高遠，他們在取得京官的職位後，接下來還會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以取得進士的光環。也恰恰是這些人中，不僅中進士的比例高，且列一等者不乏其人。朱彭壽有此議論，並談到其中的原因。他說：“本朝自乾嘉以來，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內閣中書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論者謂此二官於登第為最利，此不揣其本之說也。中書除進士授職及舉貢捐納者外，余則為舉人考取，或召試特用人員（召用人員，惟乾嘉時有之）。各部小京官，系由各省拔貢朝考一等，始用此職（自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始）。膺是選者，大都工於書法，或當時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風氣之先。而殿試讀卷諸大臣，或為舊時座師，或為本署長官，或為同鄉老輩，賞識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16] 隨後，他列舉出自雍正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年（1733-1904）這一百七十餘年間，五十七次會試中由中書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總計六十八人。而朱彭壽亦是在光緒十六年（1890）由舉人入為內閣中書，以勞績賞加四品銜，參加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會試，只因殿試時適逢回籍省親，補下科殿試，其甲第，則為二甲第十一名。按例，凡補應殿試者，於卷面蓋一補字紅戳，例不入進呈之前十名卷內。故當時輿論，頗有以不獲鼎甲為朱彭壽惋惜之說。言外之意，就是朱彭壽如果不是誤於省親，也定會進入前十名，甚或鼎甲列名。
當然，京官升遷壅滯的現象不無存在，但多集中在一些並非顯要的官缺上。如國子監、上書房甚或詹事府等。據記載：“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尚書聯奎擢此官，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洗馬是古代的官名，職在陪同太子讀書。其職司在清代歸詹事府之司經局，從五品官。作者陳康祺系同治、光緒年間為官京城，稱其初入京，尚聞有“一洗萬古”之謔，“殆嘉慶以前舊語”，說明任此官升遷遲滯。陳康祺又作按語曰：“京官諺語，‘一洗萬古’與‘大業千秋’並稱，蓋謂司業升階，與洗馬同一濡滯，故詞臣均視為畏途。”[17] 也就是說，國子監和詹事府中的某些官職同樣是一個升遷緩滯的衙門。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學侍從的優勢地位也發生了轉變。所謂“今新列詞垣者，幾視部郎為噲等，蓋由事例既開，六部司員皆可入貲行走，而柏台芸館必由科目進身，郎部黯然，職是之故。其實郎中非屢考不能得，編檢則冗雜無定員，同一進士出身，內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詞臣為美官耶？”[18] 可見，翰林等官不再居於官場上的寵位，一方面是由於六部司員皆可由捐納取得，已非先時之清雅，另一方面翰林官本身也變得“冗雜”無常制了。它客觀上揭示了傳統的官僚體制在運行到一定的階段後，已處於無可調解的矛盾狀態之中。而清要衙門與循資升轉的改變，則意味著傳統政治在清末已從其官僚制度上開始了顛覆的步伐
